历史与评述：文献史学关于春秋史的分期和断代研究

——考古学和文献史学“二重证据”视角下的春秋史分期断代研究（一）

路国权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过渡时期，夏商西周以来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十分剧烈的变化。为了了解变化的具体过程，学者们对春秋进行分期断代研究，提出了数十种不同的观点，造成目前一种混乱的局面。本文对文献史学界关于春秋史分期研究的成果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分类和归纳以了解研究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总结文献史料反映的春秋史分期和特征，提出将春秋史分为初期（前770—前680）、早期（前680—前597）、中期（前597—前530）、晚期（前530—前453），并概括了各期的特点。

关键词：东周；春秋；分期；断代

春秋前承商代和西周，后启战国和秦汉，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过渡时期。自商和西周以来传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在这一时期都发生剧烈变化，使中国发生脱胎换骨的转变，影响至深至远。因而春秋史在中国历史研究中居于重要地位，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成果背后也存在一些重要问题悬而未决。“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界”、“春秋时期的分期和各期的分界年代”就是比较突出的两个问题。关于春秋和战国的分界，史学界有公元前481、前479、前476、前473、前469、前453、前403年等七种不同观点；关于春秋时期的分期，有二期分、三期分、四期分、五期分、七期分等五种不同观点。由于史学界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同样说春秋中期（别的期也一样），各人心目中的起讫年代却并不相同，甚至可能相差数十年到近百年之久。这对于问题的讨论无疑是不便的。在考古学界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考古界在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中通常用春秋某期表示相对年代，但是由于没有统一的界说，所谓春秋某期的年代互有差异，给比较研究带来不便和麻烦，亟需确立一个统一的分期标准[[1]]。

分期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基础问题之一。历史是以时间作为主轴记录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断裂性与延续性，分期本身便是对历史时空的判断，只有做出合理有效的历史分期框架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廓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本研究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整合文献史料与考古学物质文化材料，从“二重证据”视野对春秋时期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期研究，力图提出一部资料详实、结论可靠的春秋时期历史和考古学物质文化分期标尺。本研究欲解决的几个核心问题是：文献史料反映的春秋史分期和特征、青铜器·陶器等物质材料反映的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分期和特征、文献史料和考古物质材料分期的整合研究（春秋史综合分期）、春秋时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和特点与各国青铜文化的形成过程及其交流互动关系。从学术发展的客观历程来看，春秋的分期断代首先是一个文献史学问题。因此本文首先对文献史学关于春秋分期研究的成果和相关文献资料进行系统梳理、分类和归纳，以了解研究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总结文献史料反映的春秋分期和特征。

一、春秋史二分的观点

    主张将春秋史分为前、后两期的主要有范文澜、王玉哲、陈致平等三位学者。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2]]以前770—前403年为东周时期、以前722—前481为春秋时期，以前546年为界将“东周时期”分为前后两期：“前五四六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东周时期划分为前后两期的一年。这一年，向来争夺霸权的晋楚两大国在宋国召开了弭（息）兵大会。大会以前，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兼并，其次是大夫兼并；大会以后，形势变为主要是大夫兼并，其次是诸侯兼并。这就是说，弭兵大会是东周时期诸侯兼并转变为大夫兼并的关键。”^{（P175-176）}此外范文澜还使用了“东周初期”^{（P166、P186）}、“东周末年”^{（P172、173、180、187、216、223）}、“春秋中叶”^（P186）、“春秋晚期”^（P186）、“春秋末年”^（P189）等五种分期术语，但没有说明它们的始迄年代。以上内容可表列如下：

表一

2.王玉哲《中国上古史纲》[[3]]以前403年作为春秋迄年、战国始年，“把上自平王东迁（前七七〇年）下到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前四〇三年）的一段时期，称为‘春秋’。”（P160）但他又指出：“直到勾践卒（笔者按：前467年），霸业始衰。同时春秋时代也告终结。”（P177）前后似不一致。关于春秋时期的分期，该书援引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的观点，以前546年弭兵之会为界划分为前后两期，即春秋前期为前770—前546年，积225年；春秋后期为前546—前403年，积144年。此外该书使用了（1）“春秋初年”（P164、189、203）、“春秋初期”（P182、184）、“春秋初叶”（P204）、“春秋初”（P174）、“春秋早期”（P170）；（2）“春秋中叶”（P198、202、204、239、264、276）、“春秋中期”（P169、183、184）；（3）“春秋末年”（P181、184、199、236、252、256、257）、“春秋末期”（P170、176、205）、“春秋末叶”（P189、201、239）、“春秋末”（P185、222）、“春秋晚期”（P182、186、187、188）等三组12种分期术语，虽然没有明确说明它们的年代，但从文中叙述可以推知：（1）“春秋中叶”的始年为前600年。书中在介绍两周时期天文历法的进步时指出：“至迟在春秋中叶，也就是公元前六百年，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用十九年七闰月的方法。”^（P276）因此“春秋中叶”应在前600—前546年；（2）书中将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定在“春秋初叶”^（P204），将晋献公（前676—前651年）定在“春秋初期”^（P182），第一组的年代很可能为前770—前600年，第（1）组和第（2）组合起来相当于“春秋前期”（前770—前546年）；（3）第（3）组即“春秋后期”（前546—前403年）。以上内容可以表列如下：

表二

3.陈致平《中国通史·先秦史》[[4]]以前770—前403年为春秋时期、前403—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将春秋时期分为前、后两期：“从东周初到秦穆公的霸西戎，包括齐桓、晋文的霸业，这一百几十年为前期。从楚庄王观兵周疆，到吴越之战的一百几十年，是春秋的后期。”^（P271）以上内容可表列如下：

表三

关于春秋时期的分期，除了“春秋前期”和“春秋后期”外，该书还使用了“春秋初叶”^（P276）、“春秋中叶”^{（P366、372}）、“春秋晚叶”^{（P294、295、301、316、356）}、“春秋末叶”^{（P300、420）}、“春秋之末”^（P366）等5种分期术语。

二、春秋史三分的观点

    主张将春秋史分为三期的主要有章嶔、钱穆、黎东方、张其昀、詹子庆、刘宝才、齐涛、杨东晨等九位学者。

1.章嶔《中华通史》[[5]]以前770—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前475—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将春秋时期分为三期六段，可表列如下：

表四

2.钱穆《国史大纲》[[6]]以《左传》终年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划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他在《春秋年历及分期》中指出：“春秋时期可以说是东周史之第一段落。此段落约占三百年。《春秋》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左传》记载史事较《春秋》为明备，又下续至哀公二十七年终，凡二百五十五年。若自周平王东迁一并计入，共三年零三年。此三百年的历史，可以称为‘霸政时期’的历史，仍可本此分三段落：一、霸前时期  迄鲁庄公八年（翌年齐桓公立），凡八十五年（笔者按：公元前770-前686年）。二、霸政时期  自鲁庄公九年（齐桓公元年），迄鲁襄公十五年（晋悼公卒），凡一百二十八年（笔者按：公元前685-前558）。三、霸政衰微时期（即大夫执政期），凡九十年（笔者按：公元前557-前468年）。”^（P52）在《战国年历及分期》中将战国时期分为前、后两期：“第一期是周代宗法封建国家之衰灭”（笔者按:公元前468—前379年），“第二期是新军国成立以后之相互斗争时期”（笔者按：公元前379—前221年）；在战国前期即第一期中又划分出前、后两段，颇堪回味：“此一时期中，春秋城郭联盟之旧国际形势已破坏，以后军国斗争之新形势未完成，在中间成为一个过渡时期。即是春秋末以迄于魏武侯卒年，凡共九十年。前一段亦可说是越国的称霸期（春秋末乃至战国初之吴、越称霸，即是‘霸政时期’之尾声，‘军国时期’之先兆，而为其间之过渡也）；后一段则是三晋分立，魏国渐盛期。”^{（P73—80）}。战国前期前一段“越国的称霸期”和后一段“三晋分立，魏国渐盛期”的划分似是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灭智氏三家分晋为界，前一段既然仍被认为是称霸期（“‘霸政时期’之尾声”），还是归为“霸政时期”更为妥帖。以上内容似可表解如下：

表五

3.黎东方《部定大学用书中国历史通论（春秋战国篇）》[[7]]专门讨论“春秋战国之分期与再分期”并以表格清晰列出：

表六

在附录的《东周大事年表》中，作者提供了另一份分期框架表：

表七

此外该书还使用了以下三组5种分期术语：

（1）“春秋初期”^{（P146“秦在春秋初期已经把邽、冀二地与杜、郑二地化为郡县（公元前六八八年与六八七）。”）}，相当于分期表中的“春秋前期”和“霸前时期”。

（2）“春秋初年”^{（P165、166、177“管仲是春秋初年帮助齐桓公称霸的人。”）}，管仲卒于前645年，似相当于分期表中的“春秋中期”和“霸政时期”与“霸中时期”。

（3）“春秋末年”^{（P160、165、181）}、“春秋时代末期”^{（P146、161）}、“春秋之末”^（P177），相当于分期表中的“春秋后期”和“霸后时期”。

4.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第三册·春秋史（前编）》[[8]]以周平王至周元王（前770年—前469年）为春秋时期、周贞王至周赧王（前468—前256年）为战国时期^（P1），将春秋时代分为初、中、晚三期^（P5）：

表八

5.上海重型机械制造公司工人历史研究小组撰写的《中国古代史讲座》第三讲《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春秋、战国》[[9]]将春秋和战国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从周平王东迁到鲁国‘三分公室’为春秋前期和中期，这时奴隶制日趋崩溃，封建制逐步完成，体现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新兴地主阶级开始崛起；从鲁国‘三分公室’到商鞅第二次变法为春秋战国交替时期，这时壮大起来的新兴地主阶级，利用奴隶的革命斗争，先后夺取政权并运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变法，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从商鞅第二次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为战国中期和后期，这时地主阶级继续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同奴隶主残余势力展开激烈的反复辟斗争，使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P133）按，鲁国三分公室在前562年，商鞅第二次变法在前350年。关于春秋时期，该文使用的分期术语有“春秋前期”^（P133）、“春秋中期”^（P133）、“春秋后期”^{（P134、135）}、“春秋末期”^（P139）等4种；关于战国时期，该文使用的分期术语有“战国初期”^{（P136、137）}、“战国中期”^{（P133、138、139、140）}、“战国后期”^{（P133、138、140）}等3种。关于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界年代，从下面所引文字来看，很可能是以前453年为界：“公元前四五三年，三家联合瓜分了公室的土地和奴隶，将奴隶制的晋国变成了封建制的魏、赵、韩三国。至此，中原地区的主要国家都实现了封建制。‘三家分晋’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P136）准此，该文的分期框架可表列如下：

表九

6.詹子庆《先秦史》[[10]]将春秋时期定为前770—前476年（P184），但是在讲述春秋时期历史时仍讲到前473年越灭吴和前453年三家分晋^（P221），将帮助勾践灭吴后退隐经商三致千金的范蠡作为“春秋后期”大商人的代表。该书将春秋时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682年，即从平王东迁到齐桓公称霸以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王室逐渐衰微，诸侯日益强大，又有狄人南下和楚人北来，还出现过郑庄公小霸以及鲁郑匹敌的形势。第二阶段，从公元前681年到公元前547年，即从齐桓公召集诸侯在北杏会盟到宋向戌约诸侯弭兵订立盟约前。这一阶段（一百三十四年）的特点是中原各国互相征伐，霸主迭出，互争雄长，先是齐桓公首霸中原，后是晋楚之间断断续续长达八十多年的争霸战争。第三阶段，从公元前546年到公元前403年，即从弭兵之会到三家分晋，此时已进入战国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原各国诸侯的权利日趋衰弱，各国卿大夫的权利日趋强大，政权逐渐下移。同时，在长江下游兴起了吴越两个国家，它们经济、文化虽然比较落后，但武力比较强大，先后北上与中原各国争霸。”^{（P184—185）}该书使用了（1）“春秋初年”^{（P189、190、194、196、200、204、228、241）}、“春秋初期”^（P238）、“春秋初”^（P192）；（2）“春秋前期”^（P209）、“春秋早期”^（P243）；（3）“春秋中期”^{（P212、221、226）}、“春秋中叶”^{（P212、239）}；（4）“春秋后期”^{（P187、193、221、233、238、241、242、245、247、256、286）}、“春秋晚期”^（P229）、“春秋末期”^（P224）、“春秋末年”^（P243）等四组11种分期术语；其中（1）、（3）、（4）组分别相当于他所划分的第一、二、三阶段，第（2）组的“春秋前期”^{（P209“秦穆公在春秋前期历史上对秦的发展和西部古代的民族融合都做出了一定贡献”，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相当于第二阶段；“春秋早期”^{（P243“1956年发掘的河南陕县虢国墓，其中有一座虢国太子墓约属春秋早期”，陕县虢国墓地年代为前770—前655年）}相当于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该书将战国时期（前475—前221年）分为五段^（P257）。以上所论，可表列如下：

表一〇

7.刘宝才等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11]]以前770—前476年为春秋时期，但在讲述春秋时期历史时仍讲到前472年越灭吴及其后勾践北上会诸侯于徐州被命为“侯伯”^{（P149-150）}，该书将越灭吴后范蠡辞官经商的历史也作为春秋时期史事叙事^{（P234-235）}，这些显然都已经超出该书所定的春秋时期的下限前476年。该书明确地将春秋时期“分为三个阶段：从平王元年（前770年）至齐桓公即位前一年（前686年），是霸政形成以前的混乱阶段。从齐桓公元年（前685年）至‘弭兵’会议前一年（前547年），是霸主迭兴阶段。‘弭兵’会议（前546年）至周元王即位前一年（前476年），是吴越争霸和大夫执政阶段。”^（P143）这一分期框架与黎东方《东周大事年表》的分期框架一致。该书使用了：（1）“春秋早期”^{（P167、189、191、201、223）}、“春秋前期”^{（P166、167、190）}、“春秋初”^{（P143、145）}、“春秋初年”^{（P145、201）}；（2）“春秋中期”^{（P148、164、165、167、189、190、191、201、207、212、222、225）}、“春秋中叶”^{（P189、190）}；（3）“春秋晚期”^{（P178、191、193、194、197、198、201、212、222）}、“春秋后期”^{（P150、190、205、211、222）}、“春秋末年”^{（P183、190、217、225）}、“春秋末期”^（P183）、“春秋末”^{（P152、202）}等三组11种分期术语，与春秋的三阶段相应。可表列如下：

表一一

8.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 [[12]]以前476年为界将前770—前476年定为春秋时期、前475—前221年为战国时期，但是书中仍将前473年越灭吴及其后勾践北上徐州称霸、范蠡弃官经商作为春秋时期的史事叙述，前后相矛盾。该书将春秋时期分为“三个历史阶段：自平王东迁至齐桓公称霸前为第一阶段，王室势力不断衰落，诸侯势力逐渐增强，狄、楚等周边部族内扰；齐桓公北杏会盟到向戌弭兵前为第二阶段，中原各国相互征讨，大国争霸称雄。自弭兵条约签订起至春秋结束为第三阶段，中原各国卿大夫势力增大，诸侯权力旁落，东南地区吴、越兴起，先后北上争霸，这已是争霸战争的尾声。”^（P39-40）将战国时期也分为三个阶段：“自战国之初至魏齐‘徐州相王’（前334年）是魏国强盛的时期，魏自文侯时开始强盛，惠王时到达顶峰，后与齐两战失利，乃走向衰落。自‘徐州相王’后至‘长平之战’是东西对峙的时期，秦齐对峙，合纵连横，后齐、赵势力衰落，秦国势力转强。‘长平之战’后至秦灭齐是秦统一六国的阶段，秦的势力大举向东发展，次第灭亡山东六国，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P108-109）}可表列如下：

表一二

关于春秋时期，该书使用了（1）“春秋初年”^（P74、83）、“春期初期”^{（P74、116）}、“春秋早期”^（P82）；（2）“春秋中期”^{（P79、82、91）}；（3）“春秋晚期”^{（P80、82、85）}、“春秋后期”^{（P84、90、91）}、“春秋末期”^{（P89、97、98）}等三组7种外加“春秋前期”^{（P84、90）}共8种分期术语，前三组似和划分的春秋时期的三个阶段相对应，但是书中将前621年秦穆公派兵袭郑定为“春秋前期”，与此不和。

9.杨东晨《周兴亡史》[[13]]以前770—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前475—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将周平王至周桓王定为春秋初期（前770—前696年）、周庄王至周襄王为春秋中期（前696—前619年）、周顷王至周敬王为春秋晚期（前618—前476年）。

此外，在一些通史或专门史著作中使用了多种分期术语（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14]]、丘陶常《中国上古史讲义》[[15]]、吴晗主编《中国历史常识》[[16]]、刘泽华等编《中国上古史》[[17]]、王明阁《先秦史》[[18]]、安作璋主编《中国史简编》[[19]]、杨檀等编《中国古代史》[[20]]、许兆昌《夏商周简史》[[21]]、刘泽华主编《中国通史教程·先秦两汉时期》[[22]]、沈长云《先秦史》[[23]]、赵毅等编《中国古代史》[[24]]、胡凡主编《简明中国通史》[[25]]、王美凤等《春秋史与春秋文明》[[26]]等），将春秋时期分为三期，但没有说明各期的分界年代。

三、春秋史四分的观点

    主张将春秋史分为四期的学者共有十九位。他们的观点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小类，其中一小部分学者主张将公元前770—前723年单列出来不纳入“春秋时期”（A）；另外大部分学者则将前770—前723年一并称为春秋时期进行分期（B）。

A

    主张将前770—前723年单列出来不纳入“春秋时期”的主要有梁启超、顾颉刚、张荫麟、白寿彝等四位学者。

1.梁启超《春秋载记·春秋年表》[[27]]以《春秋》纪事的前722—前481为春秋时期，并分为三期：“孔子因鲁史作《春秋》，年自兹始可得而纪，故年表讬始焉。春秋变迁，略分三期：隐桓庄闵王迹喘延，霸政初起。郑齐为中枢，鲁卫宋萦拂之，晋楚始大。盖自鲁隐即位迄齐桓之卒年，可划为第一期（笔者按：其所编第一表迄于前638年而非齐桓公卒年前643年）。僖文宣成襄霸政全盛。晋楚中分天下，而晋势常优，齐秦听命，楚亦精进不已，诸国各有所宗，而郑常为争的。盖自晋文返国以迄晋悼之卒，可划为第二期。昭定哀之世盟宋弭兵，晋霸日衰，中原诸国皆政在大夫，吴越骤兴骤衰，秦浸大。盖自湨梁之会讫于获麟，可划为第三期。”^（P7475）在其《战国载记·战国年表》中，对战国的起始年兼采《史记·六国年表》和《资治通鉴》的作法，以前480—前404为战国前，以前403—前221为战国时期：“《史记》六国起周元王元年，实获麟后五年也。《资治通鉴》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实获麟后七十七年也。《通鉴》於战国势成讬始，《史记》於春秋运绝讬始焉。今两采之，为前纪、本纪二表。前纪史阙有间，故不著国别，如春秋表例；本纪至秦始皇称帝终焉。”^（P7569）至于平王东迁至《春秋》纪年前的前770—前723年，则不属于春秋时代。梁启超云：“自周室东迁迄齐桓定霸，命之曰霸政前纪。”^（P7441）指前770—前680年，与《春秋年表》“第一期”有重叠。可表解如下：

表一三

在《春秋载记》正文的叙述中，作者似又隐含了两种不同的分期：

其一，在《春秋载记》正文的叙述中，梁启超比较频繁地使用了以下三组6种分期术语：

（1）“春秋之初”^{（P7428、7430、7434、7437、7438、7445）}、“春秋初”^{（P7438、7442）}、“春秋初叶”^（P7440）、“初期”^（P7442）；

（2）“春秋中叶”^{（P7430、7432、7434、7435、7436、7440）}；

（3）“春秋末叶”^（P7433）。

这三组分期术语将春秋分为三期，但与《春秋年表》的三期不能完全对应。例如：“入春秋之初，（楚）有若敖、蚡冒二君”^（P7430），若敖前787—前761年在位，蚡冒前756—前740年在位，按《春秋年表》的分期，若敖、蚡冒都不属于春秋时期。

2.顾颉刚先生在讲述“春秋时代历史重心之分期”[[28]]时将春秋时代分为三期：

“春秋第一期（齐始称霸、晋国定霸）

  1.召陵之师（僖四年）（笔者按：公元前656年）

  2.泓之战（僖二十二年）（笔者按：公元前638年）

  3.城濮之战（僖二十八年）（笔者按：公元前632年）

  4.殽之战（僖三十二年）（笔者按：公元前628年）

第二期（晋、楚相持）

  1.邲之战（宣十二年）（笔者按：公元前597年）

  2.鄢陵之战（成十六年）（笔者按：公元前575年）

  3.向戍弭兵（襄二十七年）（笔者按：公元前546年）

第三期（吴、越突起）

  1.吴入郢（定四年）（笔者按：公元前506年）

2.於越灭吴（哀二十二年）（笔者按：公元前473年）”。

3.张荫麟《中国史纲》[[29]]以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为春秋时代、以公元前403年作为战国时期的开始。他认为：“史家称东迁以前的周朝为西周，以后的周朝为东周(现存鲁公史记《春秋》包括东周第四十九年以下的二百四十二年，史家称这时代为春秋时代)”^（P21）、“前403年，周威烈王竟把三家的大夫升格为侯。通常以这一年为战国时代的开场。……战国的历史可以分为三期：从三晋建侯（前403）至秦始变法（前359）凡四十四年。是为初期，从秦始变法至秦齐相帝（前288）凡七十一年，是为中期；从秦齐相帝至六国尽灭（前221）凡六十七年，是为末期。”^{（P95、123）}至于前779至前722年，可能被他定为“东周的初期”^（P52）；前481至前403年可能被定为“春秋战国之交”^{（P94、P104）}或又称“春秋战国之际”^（P106）。关于春秋时期的分期使用的分期术语有以下三组5种：（1）“春秋初年”^（P50）；（2）“春秋中叶”^（P50）；（3）“春秋末叶”^{（P39、55、103、104）}、“春秋末年”^{（P106、115、116）}、“春秋晚年”^（P104）。其中只有“春秋末叶（约前562至前482）”^（P39）说明了始迄年代，其余均不详。以上内容可表解如下：

表一四

4.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和《中国简明通史》[[30]]以前770—前723年为东周初年、以前722—前481为春秋时期、以前403—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之间的七十六年附在春秋时期之内^（P59）关于春秋时期的分期该书没有明确说明分界点，可以从以下内容推测出来：书中指出：前632年城濮之战“以后八十多年间，晋楚间的斗争成为争霸的主要内容。斗争中，双方互有胜负。”^（P60）随后有前579年和前546年两次弭兵会盟，“晋楚平分了霸权，黄河流域的霸权争夺基本上告一段落。弭兵大会后，春秋的历史进入了晚期。这一时期的特点，一是晋、齐等国的显族加紧了对公室（国君）的斗争，又一是长江下游兴起的吴、越，向黄河流域争夺霸权。”^（P61）可见前632年和前546年是春秋时期分期的两个分界点。关于战国时期的分期该书则明确地说明以前359、前278年为界划分为战国初期、中期、晚期^（P63）。以上内容可以表列如下：

表一五

B

    主张将前770—前723年一并称为春秋时期进行分期的主要有梁启超、雷海宗、徐喜辰、郭沫若、朱绍侯、傅乐成、金景芳、赵德贵、晁福林、吴荣曾、顾德融·朱顺龙、吉本道雅、钱宗范·朱文涛、马彪、王家范等十五位学者。

1.梁启超《春秋载记》[[31]]的篇章结构和正文叙述中隐含着春秋史四期分框架：（1）“霸政前纪章第三”：前770—前680年^{（P7441“自周室东迁迄齐桓定霸，命之曰霸政前纪。”）}；（2）“纪齐桓晋文霸业章第四”：前679—前628年；（3）“纪晋霸消长章第五”：前628—前558年^{（P7454“此七十年实可称晋楚争盟时代”）}；（4）“霸政余纪章第六”：前546—前481年^{（P7461“自宋盟以后，迄于获麟为霸政余纪。其间大事，则晋楚之中衰，一也；吴越之忽兴忽亡，二也；各国大夫之专政，三也；小国之乱亡，四也。”）}此种分期中前558—前546年无所隶属，似可从上归入“晋霸消长章”。在“霸政余纪章第六”中纪事的下限不止于前481年获麟，已经到越灭吴越王勾践“号称霸王”。以上内容可表列如下：

表一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关于春秋和战国的分界，在《春秋年表》中是以前481年获麟绝笔为界，在《春秋载记》中是以前453年三家分晋^{（P7435“及晋裂为三，春秋终焉。”）}或前473年越灭吴^{（P7432“既而越灭吴，而不能正江淮以北，楚因东侵，广地至泗上，至是春秋终焉。”）}为界。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正如其所说，是“两采之”的缘故^（P7569）。

2.雷海宗1934年执教清华大学“中国通史”课程的讲义[[32]]以公元前473年越灭吴为界划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将春秋时期划分为“春秋列国之形成（公元前770-前670年）、霸政时期（公元前685-前612年）、晋楚争盟（公元前620-前505年）、吴越之争（公元前505-前473年）等四个阶段。可表解如下：

表一七

3.徐喜辰《先秦史》[[33]]以前403年为界划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春秋时代，始于公元前七七〇年，终于公元前四〇三年”^（P136）。该书使用了：（1）“春秋初年”^{（P136、137、139、140、141、149、157、158、163、169）}、“春秋初期”^{（P148、154、163、166）}、“春秋最初期”^（P139）；（2）“春秋前期”^{（P158、165、167）}；（3）“春秋中叶”^{（P151、154、157、158、163、165、167、169、170）}、“春秋中期”^（P171）；（4）“春秋后期”^{（P158、165、168、169）}、“春秋末期”^{（P151、154、163、171）}、“春秋末年”^{（P157、167、176）}、“春秋晚期”^（P170）等四组10种分期术语，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但没有说明年代；从该书叙述可以蠡测：（1）“春秋前期”为前685—前597年：书中指出“诸侯在春秋前期，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齐、晋、秦、楚先后称霸中原。其他诸侯在本国内也拥有绝对权力。终于形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P158）齐、晋、秦、楚先后称霸中原约始于前685年齐桓公即位至前597年楚在邲之战中战胜晋国。（2）“春秋中期”约在前597—前546年：书中指出“在晋、楚争霸开始衰微的春秋中期以后，继起称霸的是吴、越。”^（P171）晋、楚争霸开始衰微即两次弭兵时期。（3）“春秋初期”始于前770年，终年即“春秋前期”的始年前685年，这与书中记在“春秋初年，齐襄公时，荒淫奢侈，并有内乱，国势较弱。”^（P141）、郑庄公末年“几乎成为春秋最初期的霸主”相吻合。（4）“春秋后期”始于“春秋中期”的终年前546年，迄于前403年，此时“由于战争的频繁，各国大夫‘掌国事，食采邑，称公子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以王父之字为氏，世世不绝’，最终各国形成了‘政自大夫出’的局面。”^（P158）可表列如下：

表一八

4.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34]]以前770—前476年为春秋时期。该书指出：“春秋时代取名于鲁史《春秋》，本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这里为了叙事方便，改为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即周平王元年（东周开始）——周元王元年（战国开始）。”^（P153）但是在讲述春秋历史时仍然讲到了前473年越灭吴及勾践北上争霸^（P161）、范蠡辞官经商^（P169），甚至讲到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兼并和争霸的结果，最后只剩下了齐、楚、秦、燕、韩、赵、魏七个大国和十几个小国。这就进入了历史上所谓的战国时代”^（P161），这些都与以前476年作为春秋时期的迄年相违背。该书使用了：（1）“春秋初年”^{（P156、163、164、179、181、183）}；（2）“春秋前期”^（P157）；（3）“春秋中叶”^{（P159、161、164、178、181、182）}；（4）“春秋末年”^{（P163、164、165、176）}、“春秋后期”^{（P183、186）}等四组5种分期术语，将春秋分为四期，但是也没有说明年代。从书中叙述可蠡测：（1）“春秋初年”和“春秋前期”以前685年分界：书中记“春秋初年，齐灭纪、郕，多次与郑联盟制服其他国家。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国力更加强盛。”齐灭纪、灭郕分别在前690、前686年，应前685年为界划分“春秋初期”和“春秋前期”。（2）“春秋中叶”指前597—前546年：书中介绍前597年邲之战后指出：“春秋中叶以后，晋楚双方势均力敌，不分胜负；楚联秦，晋联齐，也是旗鼓相当；加之，争霸战争加速了本国阶级矛盾和新旧势力之间斗争的发展，各国逐渐无力外顾，于是出现了结束大国争霸的‘弭兵’局面。”^（P159）因知春秋中叶始于前597年，迄于前546年第二次弭兵大会。以上内容可表列如下：

表一九

5.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35]]将春秋时期定为前770—前476年^（P132），但在讲述春秋时期历史时仍然讲到前473年越灭吴、勾践北上大会诸侯于徐州，讲述战国时期历史时还是从魏文侯李悝变法讲起。该书使用了：（1）“春秋初年”^{（P132、133、143、154、165）}、“春秋初叶”^（P153）；（2）“春秋前期”^（P162）；（3）“春秋中期”^（P145）、“春秋中叶”^{（P154、167）}；（4）“春秋后期”^{（P144、155）}、“春秋晚期”^{（P157、177）}、“春秋末叶”^{（P146、186）}、“春秋末期”^{（P149、164、169）}、“春秋末年”^{（P170、172）}等四组10种分期术语，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可表列如下：

表二〇

    讲述“春秋初年的政治形势”起于前770年平王东迁，迄于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前，可见“春秋初年”是指前770—前685年。但该书讲讲到“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惧祸奔齐，被任命为工正。”^（P165）但是陈完奔齐在公元前672年，已经入“春秋前期”。可见该书的分期和行文稍欠严谨。

6.傅乐成《中国通史》[[36]]中将春秋时代定为前770—前481年，但是讲述春秋时代历史时又将前473年越灭吴勾践称霸、前453年三家分晋等事件包括进来。傅乐成赞同雷海宗对前473年越灭吴之战作为“战国式战争”性质的观点，认为“前473年，吴灭于越，是东周以来大国被灭亡的第一个，也是战国式战争的首次出现。……越灭吴是一场划时代的战争，因为一举而灭亡一个头等大国，在春秋时代是没有的。”^{（P46、59）}这是他将前481年作为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分界年的原因。关于春秋时代的分期，傅乐成使用了：（1）“春秋初期”^{（P47、59、75）}、“春秋初年”^（P49、95）、“东周初”^（P45）；（2）“春秋中期”^{（P59、85）}；（3）“春秋中叶”^（P56）；（4）“春秋末年”^{（P46、68、75、86）}、“春秋末期”^{（P58、75）}、“春秋末”^（P58）等四组8种分期术语，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但没有说明它们的年代，从叙述中可以推求如下：（1）“春秋初期”和“春秋中期”以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为界：关于“春秋初期”的形势作者指出：“在周室东迁后最初的一百多年，列国之间还没有所谓‘霸主’出现”^（P47），这种形势迄于齐桓公即位。（2）“春秋中期”和“春秋中叶”以前600年为界：书中指出“《诗》是民间歌谣和贵族庙堂诗歌的荟集，它的时代大致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的五百年（前1100_~前600年）。”^（P85），因知“春秋中期”迄于前600年，“春秋中叶”始于前600年，这与书中所说吴国历史“直到春秋中叶泰伯的十九世孙寿梦（前585—前561）时，才有确切的年代可寻”相吻合^（P56）。（3）“春秋中叶”和“春秋末期”以前530年为界：书中记前546年“弭兵之盟后，晋国内部问题日趋严重，主权从公室移到几个氏室，它们对内争的兴趣远过于国际上的争霸，因此晋乃自争霸战中退却。这自然给楚一个极好机会，十余年后便撕毁盟约。前534年，楚灭陈，三年后又灭蔡，后来楚虽又使它们复国，但晋对这两件事始终不加闻问。论理楚在中原可以横冲直撞了，但此后不久，它的东邻，又崛起一个强敌，给予它莫大的牵制和打击，那便是吴国。”^（P56）可表列如下：

表二一

7.金景芳主张“应以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即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应从周平王东迁开始（前七七〇年），至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终结（前四五三年）”[[37]]。在《中国奴隶社会史》[[38]]中将春秋时期分为四个阶段：

表二二

8.赵德贵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39]]以前770—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前475—前221年为战国时期^（P39），但是在讲述春秋时期历史时仍然讲到前473年越灭吴^（P41）和前453年三家分晋^（P47）。该书使用了：（1）“春秋初年”^（P39）；（2）“春秋前期”^（P41）、“春秋早期”^（P42）；（3）“春秋中叶”^{（P40、46、50）}、“春秋中期”^{（P42、43、45）}；（4）“春秋末年”^{（P41、57、60、65、71、77）}、“春秋晚期”^（P42）等四组7种分期术语，但是没有说明它们的年代。从书中内容来看，“春秋初年”讲齐桓公即位争霸前的形势，年代应在前770—前685年；“春秋前期”讲齐桓公、管仲时期^（P41），“春秋中叶”讲前579、前546年两次弭兵之会^（P40），“春秋中期”讲前581—前554年齐灵公时期^（P42），据此可以推测“春秋前期”应在前685—前597年，“春秋中叶”又可称为“春秋中期”，应在前597—前546年，进而可知“春秋末年”应在前546—前476年，正是吴越继起争霸的时期^（P41）。可表列如下：

表二三

9.晁福林《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40]]以公元前453年为界划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他指出：“‘春秋’时代因鲁国史书《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共计240余年的列国史事。相传孔子曾对《春秋》加以整理和删订。后人所说的‘春秋’时代概念和《春秋》这部书的起讫年代并不相同，一般是把周平王东迁的公元前770年作为开始，将三家分晋的公元前453年作为结束的。”^（P3）他指出：“赵、魏、韩三家虽然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才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但在此50年以前三家灭掉知氏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基本格局，并且在周承认之前三家早已是实际上的诸侯。在周代的历史上，如果说‘平王东迁’是一个分水岭的话，那么‘三家分晋’就是另一个分水岭。‘平王东迁’是西周与东周的界标；‘三家分晋’则是春秋与战国的界标。”^（P289）该书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并指出各期的特点：（1）春秋初期：“诸侯争霸的酝酿和准备时期，东周王朝和列国力量的对比发生了不少变化……周王朝尚有一定实力……晋、楚等国尚未勃兴……周王朝在这种形势下尚能保持较大影响”^{（P43—48）}；（2）春秋前期：“齐桓公称霸可谓霸权的第一个巅峰，演出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辉煌一幕”^（P12）；（3）春秋中期：“晋、楚两大强国长期占据了争霸的历史舞台，晋文公和楚庄王都以其显赫霸业而彪炳史册”^（P12）；（4）春秋后期：“从东南地区崛起的吴、越两国犹如直刺青天的两柄利剑，造成了霸权迭兴历史的最后一个高潮。”^（P12）可表解如下：

表二四

书中有几处与上表相冲突，例如：将晋献公（前676—前651）定在“春秋初期”^（P11），将秦穆公（前660—前621）定在“春秋中期”^（P11），不合于上表。此外，使用的分期术语“春秋初年”^（P43等）和“春秋末期”^（P286）、“春秋末年”^(P276)等似分别相当于上表中“春秋初期”的偏早阶段和“春秋后期”的偏晚阶段。

10.吴荣曾《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春秋》[[41]]将春秋时期定为前770—前476年，但在讲述春秋时期历史时又讲到前473年越灭吴之后勾践北上争霸和“春秋末年，智氏最强，赵联合韩、魏而消灭智氏。晋长期的卿大夫兼并斗争到此告一段落，晋国也被这势均力敌的三家所瓜分。到战国初年，三家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晋国乃分成赵、魏、韩三国。”^（P78）其时已在前453年，超出他所定的春秋时期。至于春秋时期的分期，吴荣曾使用了：（1）“春秋初”^（P76）、“春秋初年”^（P76）；（2）“春秋早期”^{（P75、76、78）}、“春秋前期”^（P77）；（3）“春秋中期”^（P78）；（4）“春秋晚期”^{（P75、76、77、78）}、“春秋末”^{（P74、75、76、77、78、79）}、“春秋末年”^（P75）等四组8种分期术语，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但没有说明分界年代。从文中叙述推测来看：

（1）“春秋初”大约相当于前770—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之前，其时郑国“在春秋初中原的小国中，堪称佼佼者。特别到庄公时，郑的武力较强”、“齐内乱迭起，无暇对外。”^（P76）

（2）“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大约以前550年为界，“春秋晚期”大约相当于前550—前453年：因为书中讲到晋国在“春秋中期以后，卿大夫之间兼并激烈。从厉公时起，郤氏、胥氏、栾氏被剪除，到春秋晚期只剩下最强的赵、魏、韩、范、中行氏。后来赵又灭范、中行氏。春秋末年，智氏最强，赵联合韩、魏而消灭智氏。”前550年栾氏被灭，才只剩下六卿专政。三家分晋在前453年，为春秋末年。可表列如下：

表二五

11.顾德融和朱顺龙《春秋史》[[42]]取金景芳的观点以前453年作为春秋、战国分界，将春秋时代定为前770—前453年^（P3）。该书使用了：（1）“春秋初”^{（P44、45、51、65、68、69、71、171、204、207、229、239、296、313、324、341、377）}、“春秋初期”^{（P45、53、69、166、244、260、263、264、265、266、277、294、366、493）}、“春秋初年”^{（P73、273、298）}、“东周初期”^{（P42、43）}；（2）“春秋早期”^{（P21、166、174、187、201、264、293、304、321、323、325、326、408、417、424、430、433）}、“春秋前期”^{（P22、236、270、271、295、296、351、492）}；（3）“春秋中期”^{（P21、23、166、187、201、236、239、254、262、264、265、267、270、272、273、275、277、293、304、308、313、314、320、321、323、325、329、351、367、368、369、417、424、492、493、502）}、“春秋中叶”^{（P256、280、304、439）}；（4）“春秋后期”^{（P19、21、22、24、25、71、163、188、198、236、253、254、269、270、273、275、277、280、281、283、290、293、295、298、300、304、312、317、319、327、329、337、338、341、343、348、351、352、353、367、370、387、438、440、471、492、502、506）}、“春秋晚期”^{（P21、23、167、178、188、203、241、242、259、266、273、313、315、321、322、323、324、326、409、410、415、417、419、424、430、495）}、“春秋末年”^{（P259、264、265、268、294、297、298、312、314、325、326、329、331、374、379、398、408、410、420）}、“春秋末期”^{（P262、331、367、378、435）}、“春秋末”^{（P313、420）}等四组13种分期术语，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但没有说明各期的始迄年代，从书中叙述可以推求如下：

(1)“春秋初期”和“春秋早期”以前685年齐桓公即位为界：书中讲到“春秋初期，周平王东迁之后有一个阶段没有一个诸侯国对王室构成威慑力量，各国势力大体处在相对平衡的状态，致使东周王朝的统治能苟安下去”^（P45），“在春秋前期，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口号称霸”^（P22）；

（2）春秋早期和春秋中期以前621年晋襄公、秦穆公之卒年为界：书中记前621年晋灵公卒后，“晋国君幼小，大夫掌权，内乱不断，霸业已中衰”^（P107），“早在春秋中期三良为秦穆公殉葬”^（P502），秦穆公之卒亦在前621年；

（3）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以前548年为界：“至春秋后期（公元前548年），设右相、左相，掌握国政”^（P295）。可表列如下：

表二六

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有两条关于“春秋初期”的记载不合于上表：其一，“春秋初期，晋献公建都于绛（今山西翼城），开始了对外兼并的战争”^（P260），晋献公前676—前651年在位，按上表应属于“春秋早期”；其二，“楚在春秋初晋楚城濮之战时只有三军”^（P313），城濮之战在前632年，按上表也应属于 “春秋早期”。可见该书的分期和行文也不够严谨。

12.吉本道雅将前453年作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界，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43]]：

表二七

13.钱宗范和朱文涛《先秦史十二讲》[[44]]以前770—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前475—前221年为战国时期^（P92），但是仍将前473年越灭吴后越王勾践称霸作为春秋霸业的尾声^（P116）。该书使用了：（1）“东周初年”^{（P92、93）}、“东周初”^（P93）；（2）“春秋前期”^{（P67、101、104、105、107、124、135、187、230）}；（3）“春秋中期”^{（P105、124、127、132、135、237、238）}；（4）“春秋后期”^{（P108、111、124、127、182、216、230、233）}、“春秋晚期”^{（P132、138、241）}、“春秋末年”^{（P128、232）}、“春秋末”^（P233）等四组8种分期术语，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其中：（1）第一组（期）与第二组（期）以前707年^{（P95“郑国军队偷割周的庄稼，周郑交质，郑军射伤周王，表明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已彻底衰微，大的诸侯已不把周王放在眼里，历史已进入诸侯争霸时期。”）}或前685年^{（P96“春秋时首先称霸，在历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大国霸主是齐桓公。”）}为界；（2）第二组（期）与第三组（期）以前632年城濮之战为界^{（P105“城濮之战的胜利，是晋文公登位后改革内政，加强军队建设，上下团结，使用正确战略战术的必然结果。从此晋文公完成了霸业，也开始了春秋中期晋楚长期争霸的局面。”）}（3）第三组（期）与第四组（期）以前546年为界^{（P111“向戌弭兵的结果是晋、楚平分霸权……吴越争霸成为春秋后期诸侯国间政治军事活动的中心。”、P124“除了南方后期的吴、越等以外，可以公元前546年向戌弭兵为界，在此以前的列国形势主要是诸侯称霸和兼并小国；在此以后的列国形势主要是卿、大夫在各国的擅政、夺权和大夫之间的兼并；有的国家也出现了‘陪臣（卿大夫封邑内的士身份的家臣）执国命’的现象。这标志着周代宗法统治秩序的进一步瓦解，标志着旧制度的崩溃和新势力的崛起。所以从卿、大夫的专政、夺权和相互兼并，到战国七雄（秦、楚、齐、魏、赵、韩、燕）的形成，是春秋后期、战国早期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可表列如下：

表二八

14.马彪《中国古代史》[[45]]第三章第一节指出：“鲁史《春秋》的记载起自公元前722年，但为了便于记忆，史学界一般把春秋时代的上限，定在周平王迁都到洛邑（今河南洛阳）那一年，即公元前770年。又由于人们通常把战国的上限定在《史记·六国年表》的起始年份，即公元前476年，因而春秋时代的下限，也就从鲁史《春秋》记载的终结年份即公元前481年，延长到前477年……于是，春秋时期即指从公元前770年至前477年的近300年，战国时期则指从公元前476年至前221年间约250年。……若以公元前546年，列国召开‘弭兵盟会’为界，可把春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220余年的历史，是以统一王权日益衰微、诸侯分裂争霸为主要特征的。在这一个阶段初期，从周平王东迁至齐桓公称霸的90年间，可说是强国争霸的准备时期，这是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向‘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过渡的90年。从齐桓公召集北杏会盟（前681年）而初步奠定霸主地位，直至诸侯订立弭兵盟约（约546年）的130余年间，中原各国相互征伐，霸主迭出。先是齐桓公首霸中原，后有晋楚之间80多年断断续续的争霸战争。从列国‘弭兵盟会’开始，春秋时期进入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的70年间，中原各国诸侯权力逐渐衰弱，各国卿大夫权力日趋强大，政权继续下移。出现从‘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向‘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陪臣执国命’的局面。同时，在长江下游兴起的吴、越两国，迅速壮大并先后北上与中原各国争霸。”^（P105）在此马彪先生以公元前546年为界，将春秋时期分为两大阶段，并在前一阶段中区分出前770—前681作为初期——“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自此至齐桓公称霸的90年间，为列强争霸的准备时期。王室式微与霸局奠基，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P110）。在第二节《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演变》中，又有“春秋前期”^{（P114“晋国本是汾水下游一个小国，至春秋前期晋献公（笔者按：前676—前651）兼并周围小国和戎狄，才逐渐强大”）}、“春秋中期”^{（P115叙述前597年邲之战后言“春秋中期以后，晋、楚之间势均力敌，疲于攻战，进入二强相持阶段”）}、“春秋晚期”^{（P116“弭兵会盟之后，春秋的历史进入晚期。这一时期东南吴、越之间”的争斗构成了春秋争霸的尾声”}）等分期术语。两相对照，可表解如下：

表二九

15.王家范等编著《大学中国史》[[46]]没有说明春秋和战国的分界年代。该书中使用了：（1）“春秋初期”^{（P94、97）}、“春秋初年”^（P101）、“春秋初”^（P96）；（2）“春秋早期”^{（P94、100）}、“春秋前期”^{（P95、97、98）}；（3）“春秋中期”^{（P95、100、101）}；（4）“春秋晚期”^{（P94、100、101、105）}、“春秋后期”^{（P97、103）}、“春秋末”^（P96）等四组9种分期术语，将春秋时期分为四期，但是没有说明各期的年代，只能大致蠡测该书以前546年弭兵盟会作为“春秋中期”和“春秋晚期”的分界，因为书中讲到：“到春秋中期，晋、楚争霸进入到相持阶段……弭兵盟会是春秋政局的一个转折点，前此的北方大国争霸的战争暂告结束，而诸侯国的内争日趋激烈。”^（P95）

四、春秋史五分的观点

顾颉刚和童书业《春秋史》[[47]]使用了：（1）“东周之初”^（P92）、“东周初年”^（P137）；（2）“春秋初年”^{（P91、93、97、103、104、105、106、110、127、138、139、141、156、158、178、243、247、264、279）}、“春秋最初期”^{（P139、145、147、155）}、“春秋初期”^{（P155、178）}、“春秋初期的后半期”^（P179）、“春秋之初”^{（P126、138、139）}；（3）“春秋前期”^{（P66、188、230）}；（4）“春秋中期”^{（P67、127、179、230、237、243、245）}、“春秋中年”^{（P106、110、129、243、246、247、250、278）}、“春秋中世”^（P164）；（5）“春秋晚期”^{（P91、97、101、105、106、113、238、248、249、250、、254、256、279）}、“春秋晚年”^{（P105、255）}、“春秋末年”^{（P103、105、106、127、245、249、262、263、265、276、278）}、“春秋末期”^（P267）、“春秋之末”^{（P92、278、279）}、“春秋后半期”^（P240）、“春秋下半期”^（P244）等五组18种分期术语，将春秋分为五期：

表三〇

五、春秋史七分的观点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48]]以鲁隐公元年至孔子卒年（前722—前479年）为春秋时期^（P72）、前478—前222年为战国时期，将春秋时期分为七个阶段^（P82）：

表三一

    从上表可以看出，该书对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分界年代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前475年以后已经超出该书所定的春秋时期的年代下限，进入战国时期。书中将越王勾践灭吴及北上徐州大会诸侯称霸的史事作为春秋时期的历史事件，也超出了该书所定的春秋时期的年代下限。1941年吕思勉将春秋和战国的分界年代改订为周敬王十四年（前481年）[[49]]。

此外，还有很多著作（陈恭禄《中国史（第一册）》[[50]]、尚钺主编《中国历史纲要》[[51]]、萧璠《先秦史》[[52]]、张传玺《中国通史讲稿》和《中国古代史纲》[[53]]、徐连达等主编《中国通史》[[54]]、王有录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55]]、郑宝琦主编《中国古代通史》[[56]]、雷依群等主编《中国古代史》[[57]]、范毓周等著《新编中国通史（第一册）》[[58]]、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第5版）[[59]]）等没有明确说明分期观点。

综上所述，以往学者们提出和使用的分期术语更是复杂多样，没有统一的参照和规定，对于同一个分期术语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年代定义，如果不特别注明所依据的分期体系，其他学者几乎无法准确理解所用分期术语指代的年代。因此很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统一、能够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的分期断代体系。

六、春秋史的始迄年代

    春秋史和春秋时期是因鲁国史书《春秋》得名，《春秋》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但是史学界一般约定俗成将春秋史的上限定在公元前770年，与西周史的下限相衔接。

春秋史的迄年（即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则是一个聚讼已久的问题，先后提出了公元前481年（或前482年）、前479年、前476年（或前477年）、前473年、前468年（或前469年）、前453年、前403年等七种不同观点：

表三二

上述观点中：1.前481（或前482）年不合适。春秋史和春秋时期因鲁国史书《春秋》得名，《春秋》记事止于公元前481年，因此不少学者将前481年作为春秋史和春秋时期的下限。这种做法并不妥当。有学者曾指出：“‘春秋’之所以成为时代的名称，是因为孔子《春秋》记事年代与这个时期大体一致，《春秋》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我们今天既然公认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为春秋时代的开端，为什么它的下限却非要拘执于获麟绝笔？”[[60]]我们若完全为一本书所限未免太过于迂腐[[61]]。

2.前479年也不合适。公元前479年是孔子的卒年。孔子虽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但在当世孔子及其学说的影响还很有限，对列国局势甚至鲁国政局的影响都十分有限，他的辞世还不足以作为划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标志。

3.前476（或前477）年也不合适。公元前475年是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记事之始，后来被不少学者作为战国时期的起始之年，因而将前476年作为春秋时期的迄止之年。但是对于选择将前476（或前477）年作为春秋史迄年的学者来说，在他们的著作和文章中都存在两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其一，他们一般都将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及越王勾践北上徐州大会诸侯等事作为春秋时期的史事叙述；其二，他们一般都将前473年范蠡帮助勾践灭吴后弃官经商、三致千金的事迹作为春秋时期商业发达的例证、将范蠡作为春秋时期大商人的代表；这两点都与他们将前476年作为春秋时期的迄年、将前475年作为战国时期的始年自相矛盾。这两个自相矛盾同样也存在于选择前481（或前482）、或前479年作为春秋史迄年的学者的著作中。吴越争霸是由于晋国扶植吴国以牵制楚、楚国扶植越国以牵制吴所起，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吴越争霸是晋楚争霸的继续，也是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尾声。” [[62]]^（P69）因此春秋时期的下限必须将吴越争霸的历史包括进来[[63]]，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早于公元前473年的年代都不宜作为春秋史的迄年。

4.前473年也不合适。公元前473年是越灭吴之年，雷海宗先生将它作为划分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的界限，理由是他认为“春秋时代的战争是维持均势的战争，大国之间并不想互相吞并。吴越的战争，性质不同。吴仍有春秋时代的精神，虽有机会，又有伍子胥的怂恿，但并未极力利用机会去灭越。然而越国一旦得手，就不再客气，直截了当地把第一等大国的吴一股吞并。这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战国的战争都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战争。所以春秋末期的变化虽多，吴越的苦战可说是最大的变化，是末次的春秋战争，也是初次的战国战争。越灭吴之年是最适当的划分年代的一年。”[[64]]这里雷海宗先生对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战争性质的认识并不十分准确，春秋时期齐国兼并十国、晋国灭二十三国、楚国灭四十余国，不少战争都是以消灭对方国家为目的；反而是越灭吴后，勾践大会诸侯、致贡周王、受周王赐胙、被命为侯伯、归诸侯侵地等举动[[65]]，与齐桓公、晋文公的称霸活动无异，是标准的霸主行为。《荀子》、《墨子》将他列为春秋五霸之一显然是当之无愧。前473年勾践灭吴后大会诸侯于徐州号称霸王，霸业向后延续了一段时间，因此应将春秋史的年代向后顺延一段时间，将前473年作为春秋史和战国史的分界年代并不合适。

5.前468（或前469）年也不合适。公元前468年是《左传》记事的下限。如果我们不必拘泥于《春秋》记事的上限，自然也不必拘泥于《左传》记事的下限。

6.前403年也不合适。公元前403年是韩、赵、魏被周威烈王正式册命为诸侯之年。司马光《资治通鉴》记事始于这一年，但是文中记事已经追溯到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在绝大多数学者的著作中，包括选择将前403年作为战国时期开始的学者，在讲述战国时期历史时一般都是从魏文侯即位任用李悝变法图强魏国率先崛起开始。魏文侯于公元前442年即位，前395年卒，如果将前403年作为春秋史的迄止年代和战国史的开始年代，那么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图强的运动将属于春秋史的范畴，这显然不符合绝大多数学者的认知。因此前403年不适合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年代。

7.前453年比较合适。公元前453年是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形成三家分晋之势的一年。陈恭禄先生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史（第一册）》一书中指出：“战国时代起于何年，古人意见不同。著者曾以前453年为战国之起始。其年，晋四卿相攻，而余韩赵魏三家，三国雏形于是成立。陈氏在齐，握有政权，篡位仅为时间问题。秦、楚、燕为故国，七国形势具成于斯年也。”[[66]]^（P66）韩席筹《左传分国集注》指出：“知亡而晋分，七国之形成，而春秋之局终矣。”^[[67]^]金景芳也认为“应以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即公元前453年。因为古书如《左传》、《国语》的下限和《战国策》的上限都划在这里。即便是《史记·六国年表》虽然起周元王，但在序文里，也说‘三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司马光《资治通鉴》虽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作为该书上限，也是从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叙起。可见这是历史实际，是不以人们的意识和意志为转移的。只有以此划界，然后才有七雄的战国和五霸的春秋。据《荀子·五霸》说，五霸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那么如以周元王元年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则五霸缺一，七雄少三，怎能和客观上的历史阶段性相一致呢？必须指出，《史记·六国年表》起周元王在于‘踵《春秋》之后’（见《六国年表序》），《资治通鉴》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在于‘谨名分’，都是标榜自己是孔丘的信徒，而与历史实际无关。我们今天自没有必要重视这套东西。”^[[68]^]将公元前453年作为春秋史的迄年和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的分界年代既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依据，又不会产生自相矛盾的问题，在诸说之中是最合适的选择，因此198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选择它作为春秋史的迄年。公元前453年是最适当的划分年代的一年，其余诸说都面临无法回避的自相矛盾。

七、春秋史四期分成为主流

从春秋史分期研究的历史来看，二分法、五分法和七分法没有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现在已经基本不再使用；三分法使用人数较多，影响也较大；但是相比而言，四分法出现时间最早并且使用人数最多，尤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被新的学者所接受，已经远远超过其它几种分法。至于春秋史四期分中各期的界限，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表三三

表三四

八、春秋史四分各期的界限和特点

一般学者都同意春秋史的分期必需充分考虑两个因素的变化：一是列国争霸形势即国际局势的变化；一是考虑列国国内局势的变化（即春秋时期政治权力的中心不断下移的过程）。前者是列国争霸斗争的阶段性，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霸政前的序幕→②北方的齐桓公创霸·晋文公继霸战胜南方的楚国→③晋楚争霸相持阶段→④吴越争霸；后者大体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①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②自诸侯出→③自大夫出→④陪臣执国命。这两个因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从这两个因素来看：

1.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分界年代宜定在公元前680年。公元前680年也是春秋时期历史变革和分期的一个重要节点。《史记·周本纪》云：“（周）釐王三年，齐桓公始霸。”《齐太公世家》云：“（齐桓公）七年，诸侯会桓公于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晋世家》：“晋侯（缗）二十八年，齐桓公始霸。”《郑世家》云：“（郑）厉公突后元年，齐桓公始霸。”《管蔡世家》云：“（曹）庄公二十三年，齐桓公始霸。”《秦本纪》云：“（秦武公）十九年，晋曲沃始为诸侯。齐桓公伯于鄄。”《楚世家》云：“（楚文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秦武公十九年、楚文王十一年、郑厉公后元年、曹庄公二十三年为公元前680年，周釐王三年、齐桓公七年为公元前679年，晋侯缗二十八年为公元前678年[[69]]，可见大约从公元前680年开始历史进入“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70]]、“礼乐征伐自诸侯出”[[71]]的新局面，由周王主政的“王政时代”进入到霸主主政的“霸政时期”[[72]]。以往不少学者认为平王东迁后周王室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形成诸侯立政的局面，似乎周王室甫一东迁就马上虚弱不堪。其实不然。晁福林指出：“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朝总体趋于衰落固然无疑，但这是一个过程，并非甫一东迁就是如此。清儒顾栋高对于春秋初年周王朝的认识比较客观，他说：‘东迁以后，政教号令不行于天下。然当春秋初年，声灵犹未尽泯也。郑伯、虢公为王左右卿士，郑据虎牢之险，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俨然三辅雄封。其时赋车万乘，诸侯犹得假王号令以征伐与国，故郑以王师伐邾，秦偕王师伐魏，二邾本附庸也，进爵而为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为子伯。列国之卿犹请命于天子，诸侯之妾犹不敢僭同于夫人。虎牢兼并于郑，仍夺之还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兴师而致讨。’他所说的春秋初年周王朝余威尚存的情况多为周桓王时事（笔者按：周桓王，前719—前697年），此时之余威与在位长达66年的周平王奠定的基础当不无关系。周平王在位时期，天下粗定，战祸消弭，诸侯霸主尚未崛起。”[[73]]诸侯立政的局面在公元前680年齐桓公始霸才开始成立，因此很有必要将公元前770—前680年的历史作为单独的一个历史时期分立出来，这一时期的突出特征就是王政衰微，但霸政始萌未兴。这一阶段又可以以公元前720年为界分为偏早和偏晚两个阶段，公元前720年发生两件大事，一是周郑交质，一是周平王卒，周郑交质“既是信任危机，也是上下之礼紊乱的标志，有识者以为这就是春秋之乱的起始。”[[74]]而周平王的辞世和周桓公的即位也导致周郑交恶并于前707年爆发繻葛之战，周王室的权威彻底崩溃，诸侯霸政破土萌芽。因此这两个阶段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偏早阶段是王政式微，偏晚阶段是王政衰颓·霸政萌芽。

2.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分界年代宜定在公元前597年。上表中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分界年代曾被定在公元前643年齐桓公卒年、或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之年、或前628年晋文公卒年、或前621年晋襄公卒年、或前597年晋楚邲之战之年。我们认为前597年最合适：其一，国际形势方面，就列国争霸斗争的形势来看，如果将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分界年代定在前643年，那么第二期前680—前643年作为一期不足四十年，未免太短；而且齐桓公和晋文公作为中原北方国家前后相继的两位霸主成就的霸业都是率领诸夏国家对抗南方的楚国和北方戎狄的侵扰，本质上是一致和前后相继的。因此我们认为齐桓、晋文的霸业可以纳为同一时期的偏早和偏晚两个阶段，早段齐国主霸，晚段晋国主霸，北方都保持对南方的优势，直到前597年晋在邲之战中败于楚国，南北（齐晋·楚）争霸才进入新的相持阶段。前632、前628和前621年都不是晋国霸业的终点，“晋文公死后的20余年间，晋一直保持着中原的霸权。”[[75]]“晋国在文公以后，襄公（笔者注：前628—前621），灵公（笔者注：前620—前607），成公（笔者注：前607—前600年），继续掌握中原的霸权。楚庄王之取得短期霸权，是由于公元前五九七（鲁宣公十二年）的邲之战。”[[76]]其二，主要国家政治权力中心下移的过程来看，公元前680年政权中心由周天子转移到诸侯，但在前620—前607年晋灵公时期赵盾把持晋政，晋灵公被杀后成公即位（前607—前600年），赵盾为削弱公室扶植卿族，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以卿族之子充任公族，从制度上排除了公室宗族参与军政事务的可能性，是卿族削弱公室的重大步骤；鲁国三桓专权始于鲁宣公时期（前608—前591年），出现了“公室卑，三桓强的局面”。可见在公元前597年前后不久政权中心开始由诸侯向卿大夫转移。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分界年代宜定在公元前597年。

3.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分界年代宜定在公元前530年。上表中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分界年代多被定在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会议宋之盟之年。宋之盟确实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事件，标志着晋楚争霸进入均势状态，“‘弭兵’之后的数十年间，这种均势一直保持着，战争确实大大减少了。”[[77]]这种均势到公元前534、前531年楚先后兴兵灭陈、蔡，开始被打破；对晋国来说，“盟宋之时，晋霸形未坠也，其后尚数合诸侯”，至前529年“平邱会后，晋已不复能宗诸侯，楚新挫于吴，无复北向之志”[[78]]。因此从国际形势即列国争霸斗争的形势来看，前546年只具有名义上的标志意义，前530年则更具有实质意义。另外，从主要国家政治权力中心下移的过程来看，公元前537年，鲁国三桓“舍中军，卑公室也”，又“四分公室，季氏择二，二子各一，皆尽征之，而贡于公”（《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2年齐国田氏与鲍氏联合灭掉专权的栾氏和高氏，将流亡在外的公子公孙招回抚慰以取得公族的支持，田氏因此获得公室奖赏的高唐之邑，“陈氏始大”（《左传》昭公十年）。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第三期和第四期的分界年代宜定在公元前530年。

上述第一、二、三、四期，可以分别称为春秋初期、早期、中期、晚期。各期的年代和特征可概括为下表：

表三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