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王寿梦之子剑铭的补充意见和推测

（首发）

董珊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

《文物》2005年第2期刊登曹锦炎先生《吴王寿梦之子剑铭文考释》，此文发表并深入研究了1997年在绍兴出土的一柄有40字铭文的“吴王寿梦之子”剑。此剑铭对研究春秋吴国史很重要，但因锈蚀利害，有些关键性的字很不清晰，这里有点补充意见和一些推测，写出来聊供大家参考。

先据我的看法写出该剑铭文：

攻（敔-吴）王姑□（壽）夢之子、之弟未，初命伐□（？（鄛）？），[又（有）]隻（获）。（荆）伐（徐），余（寴-親）逆攻之，败三军，隻（获）□□，攴（缚）七邦君。

“姑□寿梦”即寿梦，《世本》称“孰姑”，《春秋》称“乘”。

“”，曹文隶定为“”，今按：同人所作之剑，见于《考古》2000年第4期陈千万先生《湖北谷城县出土“攻王此” 剑》所发表的一柄“攻王此 自乍元用鐱”，“”应即一代吴王“此 ”。两剑铭中分别被隶定为“”、“”的两字字形相同，左半从余从车，当隶定为“”。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冬，齐庆封奔鲁，“既而齐人来让，奔吴，吴句馀予之朱方”。曹文、陈文都已据此指出：“”或“此 ”，即《左传》“句馀” 。但句馀是谁，注疏家有服虔的“余祭说”，杜预“馀眜说”这两种说法。陈文从杜注，曹文从服注。究竟哪种说法是对的，仍需我们再次清理有关的文献记载。

《史记·吴太伯世家》倒错馀祭与餘眜二王在位之年，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閽戕戴吴”，戴吴即馀祭，可以纠正这个倒错。庆封奔吴事，《左传》记在襄公二十八年，当馀祭三年，翌年馀祭死，馀眜立。司马贞《史记索隐》及清梁玉绳《史记志疑》已有详辨，定论为馀祭在位4年，餘眜17年，可以为据。因此赐庆封朱方的吴君句馀，理应是当时的吴王馀祭。而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维护杜注，因庆封岁末始奔鲁，从而怀疑奔吴或不在当年，进而又疑赐邑之事也不在当年，其理由无当，不足为据。

据上所说，“”（或“此”）即句馀，句馀乃是馀祭。曹先生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壽夢有四子：诸樊（谒、遏）、馀祭（句馀、戴吴）、餘眜（夷末）、季札，前三子先后为吴王。以上異名详见《史记集解》与《正义》。那么绍兴新出的这件寿梦之子剑的器主是谁？

先来看曹先生的看法。

曹錦炎先生在文章開頭說：“從銘文可知，器主吳王壽夢之子，即後來即位為吳王的餘祭”（67頁），在后文認爲“”即器主（73頁），且論證了“”即餘祭（68-70頁），但在論證之后卻說：“該劍器主為餘昩[1]一經確認，鑄器年代便大致可以確定。”（71頁）。其説法与前文矛盾；但在文章最后又说：“馀祭将这次战争铸铭于剑上”云云（73页），可知曹先生的观点原本是認爲器主為餘祭，所謂“器主為餘昩”是筆誤。

我认为器主很可能正是曹先生笔误所写出的馀眜。下面从两个方面试作推论。

1、之弟

“”之下三字，曹先生隷定并括注為“之義（䣡）□”，并认为《说文》 “䣡，临淮徐地”的解说与下文“荊伐徐”有关系，因此曹先生认为“之”训为“往 ”，“義（䣡）□”当为徐地地名。

按所谓“义”字，原字形虽有些似“義”，但左下半缺乏“義”字“我”旁左半的笔划。此字看起来更像是“弟”字，这可以参看攻吴王姑发聂反之弟子子剑（施谢捷书043号）之“弟”字写法：

（齐侯鎛）（應公鼎）《金文编》0904号

如果该字释“弟”不误，那么“弟”下之字就应为该剑剑主之名。此字仅余上部残划：

残划有些像是“未”字上半。设此不误，“末”、“未”音近可通假（古字通假会典610-611页），则剑主非馀祭之弟馀眜（夷末）莫属。

2、吴因徐攻楚之事，史载在馀眜之世

铭文记载的两次战事“初命伐□”与吴因徐攻楚，曹先生认为意思是：“当初接受命令伐某国，有所俘获，正好遇到楚国来伐徐国，于是亲自迎敌，进攻他们。”

《左传》成公七年记载晋人教吴，“与之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陈，教之叛楚。……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亦见《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蔡声子论“楚材晋用”时引述。春秋巢与徐都是吴楚之间的小国，吴楚之间的战争，常常是争夺巢、徐，并以这两个小国作为战场。

与巢国有关的战争，一次是《左传》成公十八年（吴寿梦十三年）舒庸因楚鄢陵之战败，导吴人围巢、伐驾、围厘、虺。另一次是《史记》“十三年，王诸樊卒”，《正义》引《春秋》及《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此事“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门于巢，卒”。

剑铭所谓“初命伐□”之“□”字，从字形看，左侧似为“操”字（类似写法见《南越王墓》出土张义戈），若该字从操从邑，可以通假为“鄛（巢）”。古巢国地又称“居巢（鄛） ”，鄂君启车节铭：“就居鄵（巢）”。（《集成》12110-12112），字亦从喿声。

 王四年相邦张义戈[2] 王八年内史操戈[3]

所谓“初命”，似指剑主最初受命用事。

春秋时徐国先是楚的属国，但春秋晚期吴国强大以后，徐又亲近于吴。因为徐国的缘故，吴、楚两国时有交战。从文献看，剑铭“ 荆伐徐”而吴败楚军之战，也有两次可能有关的战事。

一次战事起因于《左传》昭公四年：“徐子，吴出也，以为贰焉，故执诸申。”在楚人已然不相信徐国的情况下，《左传》昭公六年：“徐义楚聘于楚，楚子执之，逃归，惧其叛也，使薳泄伐徐，吴人救之。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而次于乾溪。吴人败其于房钟，获宫厩尹弃疾。子荡归罪于薳泄而杀之。”此年相当于馀眜八年。

楚、吴这次战事，又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馀祭十二年“十二年，楚复来伐，次于乾溪，楚师败走。”《史记》之馀祭十二年，当餘眜之9年（鲁昭公七年），与《左传》昭公六年有一年之差。

另一次战事，在吴馀眜十四年，即鲁昭公之十二年。该年《左传》记载：“楚子伐徐”，这次仍以乾溪、豫章为战场，因翌年楚公子比杀楚灵王于乾溪，昭公十三年“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获其五帅。”

剑铭“荆伐徐，余亲逆攻之，败三军，获□□，缚七邦君”，应即上述两次战事之一，都发生在吴王馀眜之时。

跟上述“之弟未”的推测相结合，我倾向性地认为，剑铭“荆伐徐”更有可能是《左传》昭公十二年至十三年的那一次。这次战争，楚灵王亲自出征，吴国方面也该有国君馀眜亲自出战，势力才好彼此相当。若再次设此不误，则该剑应制造于馀眜十五年至十七年之间。前文已述，馀眜在位共十七年。

剑铭“攴（缚）七邦君”，“攴”似可读为“缚”，春秋齐鲍氏钟：“卑鸣攴好”（集成142），“攴” 当读为“且”，与“缚”同部。“邦君”应泛指有封域之楚封君贵族。

综合上述，本文将新出这件寿梦之子剑与湖北麻城出土吴王剑相比较，指出铭文“”或“此”即句馀，句馀即馀祭，肯定了曹先生的有关说法。又试将铭文与《左传》等文献对读，推测器主为吴王馀眜，并推测铭文所记吴、楚战事发生在鲁昭公十二年至十三年。当然，由于铭文锈蚀不清，这些看法仅仅是可能性的意见，并没有太多的证据。其究竟有多少合理成分，还有待大家批评指教，更有待新材料的验证或否定。

2005-12-31（农历十二月初一）於周公庙

[附记]2006年春，宋华强先生给我看了李家浩先生的《攻敔王姑義劍銘文及其所反映的歷史 》（此文现在应已发表，不详其处）一文。我这篇文章跟李先生的看法有同有异，不同之处，我也没什么把握，所以本来不打算发表这篇已经没啥价值的拙文。今不做修改，借复旦大学中国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寄存拙文，聊供学者参考。2008-1-19记於长春

本文收稿日期为2008年1月19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08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