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将赋》辨^[[1]^]

(首发)

严宇乐

复旦大学中文系

《秦将赋》未见于传世文献，而三见于敦煌遗书，最完整的钞本见于伯2488；另有残篇见于伯5037，张锡厚先生指出其“残损严重，且有错简之嫌”，“为《秦将赋》之末段内容。”^[[2]^]此外，斯0173卷中存有该赋残句两句。伏俊琏先生《敦煌赋校注》和张锡厚先生《敦煌赋汇》皆已对其文本进行过校勘整理。

《秦将赋》取材自战国时代秦赵的长平之战，当时秦将白起率兵大破赵括的赵军，赵军降秦，白起因忧虑赵卒暂服而终叛，故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其事极为惨酷。赋文前半篇写昔日秦军坑杀赵卒的场面，后半篇则写眼前的山谷即秦坑赵卒的旧地，描绘其荒凉阴森、怨气犹在的光景。伏俊琏先生指其直写惨事，与唐代敦煌的战争和佛教背景有关，本文拟对此加以辨析。

该赋为杂言句式的赋，但以七言为主。其语言风格、词汇与中晚唐边塞诗有相通之处; 而立意亦与唐代一些咏史的赋作近似，下文将一一说明。

一

《秦将赋》大力铺写赵军降卒被坑杀的场面，写赵军困境如“欲入地兮无处窜，欲仰天兮无处逃”；写兵刃如“陌刀下兮声劈劈，人声枉兮沸嘈嘈……血流涧下如江湖。十队五队莲花剑，百般千般金辘轳”（莲花、辘轳皆指剑上装饰）；写屠杀如“肉复热，刀复腥，草头浑赤，不见山青。父子一时从此没，不知何处认尸灵”；写活埋如“一半死，一半在，旋斩旋填深坑底。兄以（与）弟，父以（与）子，两两相看被煞死”；写坑卒后的惨状如“人已死，刀复缺，毒蛇猛兽争相噄。三年五载肉仍残，千岩万壑皆流血。”作者处理这些惨烈场面，毫不隐讳，并用详明具体、多面描写的浓重笔触加以渲染，这种写法引起较多注意，如伏俊琏先生就认为这是“在中国古代同类文学作品中极为罕见”的“极端主义的描写手法”^[[3]^]。张锡厚先生也表彰“作者大胆撷取这段极为残酷的史实，以浑厚深沉、铿锵有力的语言，详细描述‘秦将昔时坑赵军’的悲惨壮烈场面。” ^[[4]^]

《秦将赋》中何以出现这种大幅的血腥描写？伏俊琏先生认为与佛教有关。他相信 “佛教文化中，极端的仁慈与极端的残忍常常处在一种双向逆反的运动之中”，而《秦将赋》对屠杀的血腥描写，就包含了源自佛教的“极端残忍的因子”:佛教经典和变文有对地狱阴森可怖场景的描述，佛教神话亦记载诸天如迦楼罗、阿修罗、鬼子母神的凶残行为，都启导了《秦将赋》的写法。^[[5]^] 伏先生与王思远又指出佛教讲经耸动人心，但“‘语无常’、‘语地狱’如不残酷异常，岂能有如此的效果”？^[[6]^] 据此，他认为：“ 佛教典籍对地狱世界残酷的描写，也启发影响了《秦将赋》一类极端描写的作品。”^[[7]^]　

伏先生指出佛教文化里同时包含慈悲与残酷的元素，自有见地。然而，佛教文化即使含有“残酷因子”，但其是否就与《秦将赋》紧密相关，是令人存疑的。先从作品形式的角度看，《秦将赋》既不像变文、讲经文等借助了佛教唱经的形式，也没有袭用佛经常见的词汇。即使该赋与佛教文献同样有残酷场面描写，也只适合作平行比较，而未能遽然判定其因果承传的关系。

况且，《秦将赋》与佛教文献虽然同样有残酷的场景描写，两者却是貌同而神异。佛教的惨酷描写，有其宗教目的：以地狱酷刑以及果报不爽之说唬吓民众，使其崇信佛教。如《十王经》就强调冥王对亡魂的道德审判，亡魂在地狱中遭受酷刑，各有前因。然而《秦将赋》把惨剧归因于“ 将军白起用兵权”，目的是控诉现世滥杀降卒的军官的残酷，而非彰显冥间果报的严厉，则佛教地狱描写与《秦将赋》实非同调。而且，相对于佛家文献中的残酷面，其中同时有佛家慈悲的一面，使民众知所趋避，令信众寻求通过念佛、忏悔、修行而避免堕入地狱。或如《大目干连冥间救母变文》，所写“ 地狱之中，锋剑相向，涓涓血流”的种种惨状，固然令人“魂惊胆落”，作用实为反衬目连救母孝心之坚、孝行之笃，而抄写者亦借此发愿：“誓受佛教，不舍苍生，兴运慈悲”。^[[8]^] 然而，《秦将赋》通篇笼罩悲惨色彩，到最后亦以“薄暮鬼哭”的想象作结。相对坑杀的惨烈，我们看不到作者指向任何宽慰人心的事物, 更谈不上佛家的悲悯。

佛教文献往往明确地以议论文字宣扬宗教学说，这也不见于《秦将赋》。正如伏先生也曾一再引用的佛教文献《高僧传》唱导篇论所述：“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9]^] 佛教典籍描写死亡、地狱时往往论述世事无常的“空”及因果报应等教义，但《秦将赋》完全不论述这些观念，而只是纯粹以场面描写表达秦军屠杀活埋赵卒之惨，最后托出“至今犹怨白将军”，从感性上否定个别将领的冷血，而没有直陈论点，使主题提升到崇尚和平、反对战争的高度，更别说揭示佛教的世界观。《秦将赋》只集中于直观的场面和激动的感情，理念的宣扬极少，与内含哲理的佛教文献是大异其趣的。

关于《秦将赋》与佛教的关系，笔者以为充其量只能说：因为惨酷场面描写较早见于佛教文献，在盛行佛教的敦煌地区，读者对《秦将赋》中的血腥、惨烈描写时会有相当的心理准备，也对此较能接受。

二

对于《秦将赋》何以大幅描写血腥残酷的杀降场面，伏俊琏先生还有另一说法：敦煌自古就是迭经战伐的重地，而到唐代吐蕃更曾占领敦煌，为当地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10]^]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比“佛教影响说”有更强的理据。如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人们对历史的观照，往往由当代的视角出发，带着当代的关注。唐代人对战国时代秦军坑杀四十万赵卒的惨事有感，因而写下这篇赋作，难免带有对当代战役惨酷的感叹。

伏俊琏先生认为这反映了敦煌陷蕃时期，人们在外族统治下痛苦的心声。伏先生据伯2488原卷题记“辛卯年正月八日吴狗奴自手书记之耳”、斯0137题记“乙亥年六月八日三界寺学士郎张英俊书记之也”以及法国汉学家戴密微对伯5037的考证，认为“该赋创作的上限是宝应元年(762), 其下限大约是十世纪初”。 ^[[11]^] 伏先生认为这与敦煌陷蕃时期(781-848)接近，而且《秦将赋》内容与当时的敦煌陷蕃诗与曲子词相似。

然而，虽然伏先生强调《秦将赋》“在敦煌地区流行数百年， 且独赖敦煌遗书保存至今”，但也承认“我们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说《秦将赋》是敦煌人的作品”。^[[12]] 而且，伏先生列出海内外学者对几个卷子的年份的考证固然详密，但我们不应忘记考证出来的只是传钞年份，而非创作年份，很难断定该赋必然可以与敦煌政　局扯上关系。而且细看伯2488卷子，除《秦将赋》，还抄录了《贰师泉赋》、《渔父歌沧浪赋》、《酒赋》，四赋与“辛亥年”题记笔迹一致，可见同出一手。而《贰师泉赋》写李广利刺山为部众取得泉水的故事，《渔父歌沧浪赋》表达闲适退隐之情，《酒赋》写纵酒而乐，三篇既与《秦将赋》的悲情不类，亦似无涉于吐蕃占领敦煌时事。然则，该卷子是主题、格调不一的赋作范本, 各篇当非一人一时之作。而张锡厚先生亦以伯2819、伯2621、伯2653等卷子皆连续抄写数篇赋，断言：“敦煌遗书内确有专门抄写赋集的写本。” ^[[13]^] 则《秦将赋》由撰写到流传，以至获得认同为佳作而收入赋集，应有一段较长时间，而撰写年份也当与传钞年份相距较远。如《秦将赋》在敦煌卷子中并非一篇孤立的作品，而是一个赋体总集的一部分，其来源是敦煌或西北地区，抑或来自中原，实难断定。张锡厚先生指出因为敦煌战事迭起，人民痛恨滥杀无辜的暴行，“《秦将赋》的流传，也是很自然的。”^[[14]^]言“流传”而不言“撰作”，可见张先生也认识到，以现有的证据只能说敦煌的历史背景影响了《秦将赋》的接受，至于《秦将赋》的作意与陷蕃时期有没有关系，是值得斟酌的。

此外，伏先生所引陷蕃诗词，如“哀哉存殁苦难量,共恨沦流处异乡。可叹生涯光景促,旋嗟死路夜何长。空令肝胆摧林竹,每使心魂痛渭阳” ,“戎庭缧绁向穷秋,寒暑更迁岁欲周。斑斑泪下皆成血,片片云来尽带愁。朝朝心逐东溪水,夜夜魂随西月流。数度凄惶犹未了,一生荣乐可能休”等，那些伤流寓、怀故国、叹羁囚、哀逝时的主题，实与《秦将赋》所写战役之惨并不类似。各篇所写的血、泪、死、魂，亦偏于抽象概括，与《秦将赋》工笔的具象描述不同。其实《秦将赋》多写战场今昔细节，而少历史背景叙述，亦无明显借古讽今的暗示，其中提及人名如“白将军”、地名如“太行山”皆按当年史实直写，我们实在难以对号入座，确指《秦将赋》的写作动机与唐代哪些战役有关，而大概只可笼统说作者是因中晚唐时期的连年战事而感叹。

《秦将赋》不一定与敦煌某些特定时代的情况相关，却显然可与唐代更宏阔的时空里一些观念和事件互相印证，由此有助我们推测作品的写作背景与主题思想。唐人对杀降颇以为非，《唐律疏议》律有明文：“若寇贼对阵，舍仗投军及弃贼来降而辄杀者：斩。” ^[[15] ^] 可见唐人不同意将领擅杀降卒的行为。《秦将赋》为“ 赵卒降秦死不还”鸣冤，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军事伦理观。

而唐玄宗亦对赵国降秦而被坑的士卒，深表同情，特别把他们埋骨的故地“杀谷”易名为“省冤谷”，其事见于《太平寰宇记》河东道高平县记述的“省寃谷”：“ 在县西北二十五里，秦垒西面一百步，即括被杀，馀众四十万降白起之处。起惧赵变，尽坑之。露骸千步，积血三尺，地名煞谷。唐开元十年正月，元宗行幸亲祭，改名为省寃谷。”^[[16]^]《新唐书．地理志》河东道高平县亦记载云：“有省冤谷，本杀谷，玄宗幸潞州，过之，因更名。北有长平关。”《秦将赋》很留意描写赵卒埋骨之所的地形，如云：“秦将昔时坑赵卒，入深谷”；“谷深涧远，山峻天高”；“满谷只闻刀剑鸣”；“山有谷，人有毒”；“谷中草，山头木”等等，显然处处呼应“省冤谷”的典故。而长平之战，赵卒埋骨之地在山谷中这件事，本未见于先唐典籍。《史记》的赵世家和白起列传均只述坑卒其事，未言坑杀赵卒处所的地势。而唐代地志《元和郡县志》卷十九记泽州高平县的长平之战遗迹，亦只有“头颅山 ”和“长平故城”。《太平寰宇记》、《新唐书》皆出于宋代，《秦将赋》作者大概是中晚唐人，灵感来源当非两书，而是当代见闻。 这显示了作者写作动机不只是读史有感，而是很可能由 “杀谷”更名为“省冤谷”的事件、当地父老的地方传闻，甚至是亲身游历当地，登临怀古所触发。

该赋描写赵军被坑的惨剧中，同时遇害的包括家庭多个成员，如“父子一时从此没”，“兄以（与）弟，父以（与）子，两两相看被煞死”，致使赵国多少户家破人亡，这当然是强调屠戮之惨，但有关秦赵长平之战，很少看到父子兄弟一同上阵的记载。这也许是当代时局的投射，反映了中唐以后战事频繁，兵员不足，唐人举家被征募从军的情况。杜甫《石壕吏》记载的一家三男戍邺，二死一存，而村吏仍要从同一家庭捉人从军，连老翁也要逾墙避走，其情况可作旁证。

三

《秦将赋》也是唐代文学史长河的一点一滴，写法也可能受当时文坛的风尚、趋势、体式影响。

《秦将赋》的笔调可能与中晚唐广泛的文学风格相通。台湾学者何寄澎先生的研究指出中晚唐边塞诗与初盛唐的常用词汇迥然不同，兹撮录 何先生就唐代边塞诗所作的字汇统计表： ^[[17] ^]

《秦将赋》一篇之中“哭”字五见，“怨”字四见，“鬼”字五见（另有一“魂” 字、一“灵”字），“骨”、“骷髅”各一见，“死”字五见，“血”字三见。何寄澎先生认为：“‘ 恨’与‘怨’在中晚唐边塞诗中屡见，也代表了温柔敦厚的馀韵渐渐消失…… ‘鬼’‘魂’‘骨’‘死’‘血’等字，则充分表现中晚唐边塞诗的凄厉情调。” ^[[18]^] 何先生又指中晚唐边塞诗常用“惨云”一词，而《秦将赋》亦有“山头一片不飞云，应是长城赵卒魂”之句，意象相似。然则《秦将赋》的笔调惨酷，与中晚唐的边塞诗很接近，反映了相同的时代风调。

《秦将赋》的命题也与前代的赋有所不同。由汉代起，赋题所指就是作品的描写对象，如大赋《两京赋》专写两个都城的风物，极力刻划；江淹《恨赋》、《别赋》也专写“恨”、“别 ”这些抽象事物，多方铺写。然而《秦将赋》一文对秦将白起本身描写极少，只有“秦将昔时坑赵卒” 、“将军白起用兵权”两句，而结句“至今犹怨白将军”重点却不在白起，只是赵卒亡魂的怨恨。而篇中没有人物对话，情节推进不多，主要是场面描写，又不像敦煌俗赋中的“故事赋”，可谓体制较特别的赋作。考其来源，也许是唐代出现的借史事为发挥的赋作，姑且称为“咏史赋”。在《文苑英华》卷六十六“军旅”类中，高郢《曹刿请从鲁公一战赋》、佚名《纵火牛攻围赋》、王起《昆明池习水战赋》、韦充《汉武帝勒兵登单于台 赋》、谢观《汉以木女解平城围赋》等都取材自历史故事，而侧重故事中某些场面的铺张刻划，由以往铺写静态物象到铺写动态事象，可说是赋体在唐代的一个演进方向。《秦将赋》大概与上述诸赋同流，可能本题作《秦将坑赵卒赋》，后简化为《秦将赋》。限于篇幅，其间源流正变，未能细述，暂俟日后再论。

以往对《秦将赋》的研究，多着眼于文本与敦煌特定时空的文化、历史背景的关系，但该赋是否陷蕃敦煌人所作尚难断言；如以之与宏阔的唐代文史传统相联繋，也许能提供新的研究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