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說“雟”字及相關問題

（首發）

 

程少軒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殷周金文集成》[1]收錄的商代铜器铭文中有如下一些字形：

父丁豆（《集成》10.4658） 及父辛尊（《集成》10.5802）

串[2]△父丁卣（《集成》10.5068） 舌臣鼎（《集成》04.1959）

 其卣（《集成》10.5012） 其斝（《集成》15.9226）

前兩字《金文編》收錄在附錄上第228號[3]。《四版<金文編>校補》將後五字補在附錄上同一字條[4]。

《殷周金文集成》還收錄了一件戈，銘文如下：

《集成》17.10861

《四版<金文編>校補》將此字收入附錄第678號，與上揭諸字分開。其實該器銘中的與以上諸字當為一字。

此外，金文中還有一個字形：

登串父丁觶（《集成》12.6443）

《金文編》將此字收於附錄上第229號。李孝定先生已經指出該字與前舉諸字實為一字[5]。《殷周金文集成引得》[6]（後文簡稱《引得》）從之。修訂增補本《殷周金文集成》仍襲《引得》釋文，亦從之。我們認為李說是對的。首先，該字與前舉諸字相比較，辭例一致。其次，此字與前舉諸字的構件是有對應關係的——這些字無疑是表示一種鳥，前舉諸字鳥頭上有喙、冠，鳥身有點狀紋飾，側面畫有鳥翼和腳爪，尾部作剪狀。登串父丁觶中此字亦有鳥頭、鳥喙、鳥冠、鳥身紋飾、鳥翼、剪狀尾，只是字形有所簡化，鳥爪被省略，鳥冠原先繁瑣的筆畫簡為一筆，鳥尾的剪形簡化為分叉的兩筆。[7]

一般認為，這些字在很多銘文中是一個族名。為方便討論，我們把以上列舉的這些字形統一以△表示。

對△及相關器物舊有的釋讀和定名存在一些錯誤。《引得》給出的其中四件器物的釋文及《集成》所定的器名如下：

A、《集成》10.4658：串△父丁（父丁豆）

B、《集成》10.5068：串△父丁（串△父丁卣）

C、《集成》12.6443：△登串父丁（登串父丁觶）

D、《集成》17.10861：△串（△串戈）

把這四件器物的拓片放在一起我們很容易發現，“串△”是一個固定的複合氏名。由A和B這兩件豎行書寫的銘文我們可以確定這個複合氏名是“串△”而不是“△串”。所以C器的釋文和器名都弄錯了，其釋文應作“串△登父丁”，器名可以定為“登父丁觶”。D器銘文應作“串△”，器名應作“串△戈”，不應如《集成》那樣定名，也不應該如《四版金文編校補》那樣作為合文。

A B C D

 

我們再來比較一下下面三件器物的釋文、定名和拓片（亦如前文依據《集成》和《引得》）：

A、《集成》04.1959：舌臣△（舌臣鼎）

B、《集成》10.5012：其△（其卣）

C、《集成》15.9226：其△（其斝）

拓片：A B C蓋 C器

 

我們發現原來所謂的“舌臣鼎”和兩件“其”器其實是同銘的。它們的銘文都是“△”。何景成先生已經指出這是同一個複合氏名。[8]其中“”這一部分，其上半又見於史簋：

《集成》07.4030 《集成》07.4031

而其下半，是商代記名金文中常見的“其”字。所以這些器物均應定名為“其△”器。

△字，舊釋為“雞”。方濬益首倡此說，李孝定從之[9]。陳漢平《金文編訂補》從“雞”之說，但在“雞”後加“？”號，以示存疑[10]。《引得》亦釋為“雞”。修訂增補版《集成》仍從《引得》說。我們認為這種釋讀是錯誤的。甲骨文中有確定的“雞”作、等形，又有形聲字作、等形。[11]△與以上諸字形並不相似。而且，也沒有文例證據支持該字確是“雞”字。釋為“雞”，僅僅是認為該字是“雞”之象形，這缺乏文字學上的依據。

需要順帶指出的是，《近出殷周金文集錄》[12]收錄兩件分別定名為雞卣、雞尊的器物（原載《考古與文物》1990年5期26-43頁，拓片據《近出殷周金文集錄》602、635轉引），其中釋為“雞”的字作（卣蓋）、（卣器）、（尊）等形。其實此字並不是“雞”，而應隸定為“”。

1974年遼寧喀左山灣子窖藏出土了一批青銅器，其中有一件卣，其蓋銘文拓本如下：

（載《文物》1977年12期圖版壹，收入《集成》10.5069）

 

我們認為其中的與△當為一字之異體，應該是△的簡化形式。其一，“串△”為金文中一個固定的複合氏名。除了上面舉到的“串△”外，我們沒有見到“串”與其它記名金文組合的例子。其二，從字形上看，前面提到的△字形與這個字形是有聯繫的。先前舉到的△的一系列字形，共同的特徵是：一、有彎曲的喙形；二、有明顯的鳥冠；三、鳥身兩側有翼；四、下半有鳥爪；五、有大而分叉的尾部。而喀左山灣子窖藏青銅卣上的這個字，各個部分與前舉字形對應很明顯：一、對應△彎曲的鳥喙；二、是簡化的鳥冠形；三、鳥的翼翅已經變形，與原來的鳥身連在一起構成一個整體但仍保持原先構圖的正視角度；四、鳥爪簡化為一個，且方向變為側視，這種上正視下側視兩種視角相糅合的構圖，與金文“戹”的情況類似；五、鳥的尾巴與身體割裂開來，但形狀沒有變，只是由原來的空心變成實心。這樣的字形表示動物的尾巴，在金文中也是有例子的。金文中“繇”字的類似部分就源於鼬鼠的尾部，如、（师簋）、（懋史鼎）及（彔伯簋）等。[13]

何景成先生的《商周青銅器族氏銘文研究》附錄“族氏銘文資料彙編”的“複合氏名”部分已經將“串”歸入“串△”一類[14]，這應該是正確的。但其文又將“串”單列出來，在B457條重出，我們認為這是不妥的。“串”應當就是“串△”之異體，沒有必要再在他處重出。

舊隸作“雋”（如《引得》）或“”（如《四版<金文編>校補》）。這些隸定也是不對的。因為如果上半隸定為“隹”，則鳥的冠與喙就沒有著落了。我們認為，以上一系列字均當釋作“雟”。

從西周金文到小篆，“雟”的字形演變序列是完整的。金文中有個已經得到確釋的“雟”，見於達盨蓋。其字作如下形：

達盨蓋[15]

戰國文字中沒有獨立的“雟”，但楚地出土竹簡中多有從“雟”之字，如：

酅，包山171 （摹本），天星觀163

小篆中也有“雟”字。《說文解字》“雟”字條：

，周燕也。从隹，屮象其冠也，㕯聲。一曰：蜀王望帝婬其相妻，慙亡去，爲子雟鳥，故蜀人聞子雟鳴，皆起云望帝。[16]

從達盨蓋到戰國簡及《說文》小篆的字形，基本一致，變化不太大。我們認為△正是西周金文之前的更早的“雟”的字形。

最早將△釋為“雟”的是高田忠周。高田先生在考釋“及父辛尊”銘文時說：

此篆（少軒按：即字）上作，即毛角，與屮同意，而首、身、翼、足備具，此為全形，後世從隹。又下形作為尾，而與內字稍近，改為字，又移其置于下，遂以為㕯字，即象形變為形聲，古今文字之變易往往有此例也。銘義或假借為攜，曰扶曰攜，義似相涉，不然亦銘末記掌作器者名之例，未可遽定矣。[17]

我們認為他對字形的分析大體是可信的，但也有不妥之處。下面來具體分析。

首先是鳥冠。高田先生認為“”是毛角，與屮同意，這完全正確。中是簡化的鳥冠形，這一字形與《說文》“屮象其冠也”是密合的。

其次是鳥身。早期文字中比較複雜的特殊字形簡化為較簡單的一般字形，在古文字中例子是很多的。如“雞”，甲骨文中有繁複像雞之形的、等，在添加了聲符“奚”後，該字形化簡為“鳥”或“隹”，作、等形。又如“鳳”，本作很複雜的鳳凰形“”，後來其表示鳳凰圖案的部分也簡化為普通的“鳥”形。[18]鳥身由簡化為，再簡化為隹，是沒有問題的。

第三是鳥尾。高田忠周認為“㕯”是由變來，大體是可信的。但他認為“㕯”中的“口”是“”變來，卻是完全錯誤的。“”這樣的字形，在△的其它形體中，或作，或作，或作，這些均應是表示鳥胸前的斑紋的。這種表示鳥身花紋的字形不應該會移到鳥尾處。而且，從這樣的字形看，較早的“雟”，下面並沒有“口”。曾侯乙墓竹簡中常見的從雟的“”，既有含“口”的（曾侯乙5）（曾侯乙8），又有不含“口”的（曾侯乙2）（曾侯乙26）。我們認為，後來“雟”下有口，是古文字中普遍存在的無義加繁。金文中、這樣的字形演變為㕯、冏等形，從文字演變角度看是很符合規律的。如金文中表示柲尾端的鐏形常作、等形。而在後來的字形，如“矞”字中，該形體已經變成了“㕯”。又如“裔”，在古璽中有形作（輯存206），在戰國文字中也有作（十鐘）、（陳逆簋）諸形的[19]。《說文》認為“雟”從“㕯”得聲，不妥。“㕯”為物部字，而“雟”為歌部字（也有古音學家歸入支部）。物部與歌支二部還是有差距的。

保利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商代的青銅鼎，其銘文拓本發表在《保利藏金（續）》[20]中，如下：

保利藝術博物館藏商鼎拓本

 

此器銘中亦有我們討論的“串△”。書中又載李零、董珊兩位先生合作的《束雟皿作父丁鼎》一文，是對這件青銅鼎的考釋意見。文中提到：

此字（少軒按：即△）像有冠及枝尾的鳥形，前面我們揭示此字的異體（少軒按：即）隸定下來就是說文中的“雟”字……據此看來，高田忠周的隸定是可信的。

該文發表於2001年，但似乎未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因此修訂增補本《集成》依舊將△釋為“雞”。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肯定，高田忠周及李零、董珊諸位先生將△釋為“雟”是完全正確的。

李零和董珊先生對於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青銅鼎的釋讀，我們基本同意。有兩點補充意見需要提一下。

第一，李、董文中認為，見於《集成》3315並編入《金文編》附錄上227號的，與△為同一字。其實，△所畫是鳥形，而並不像鳥，而像有四個腳爪的蟲。《集成》3315號銅器銘文是“冉父丁”，而同時期的金文中屢見“冉父丁”。所具有的枝狀尾及前腳爪與似有相像之處。我們覺得也有可能與相關，因此與△是否為一字應當存疑。

第二，李、董文中將鼎銘中的（原拓不清，我們自作摹本為）釋為“皿”，並聯繫《集成》中的串雟登父丁觶，認為“皿”或“登”是作器者的私名。我們認為這種釋讀不妥。兩件器銘中的“”和“登”應該都是祭祀名。沈培先生曾經撰文指出，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中的一些“”字應當讀為“登”，“表示雙手捧物的動作的詞可以不寫出雙手，而以所捧之物表示對它實施的行動所代表的詞”[21]。這裏的就是省去雙手的，也應該讀作“登”。兩處“登”都是作為祭祀名，即對祖先舉行進獻食品的祭祀，這與古書中的登、烝、蒸等字是對應的。

《甲骨文編》“雞”字條有個（引自《殷契佚存》740），與△上半字形一致，但該字沒有剪狀尾。《殷契佚存》740版已收入《合集》。查《合集》5270拓片，我們發現原來該字下端殘失了（如下圖），因此也是誤釋為“雞”的△。

《合集》5270

 

《合集》中含有△的卜辭一共有四條，如下：

……貞……惠吉，用。（《合集》5268）

……惠吉，用。（《合集》5269）

……吉，用。五月。（《合集》5270）

……王賓………………。（《合集》5271）

這些卜辭都殘缺不全，我們無法確知△在這裏的具體意義。

前文已經提到，西周達盨蓋中的是得到確釋的“雟”。這一類字形亦見於商代銅器。《集成》7.3940是一件簋，銘文中有一字，舊隸定為“”。其實細審圖版，鳥下方的“”形仍略可見。李學勤先生在《商末金文中的職官“攜”》[22]一文中將此字改隸定為“雟”，這無疑是正確的。李文還舉了見於宋人著錄的另兩件器中的“雟”字，我們摘錄字形如下：

父丁彝：，字形據呂大臨《考古圖》[23]卷四。

商兄癸卣：（蓋） （器），字形據王黼《博古圖》[24]卷九。

雖然宋人摹刻頗有走形，但這幾個字與為一字仍是顯而易見的。

三件器物中的“雟”、“雟”、“雟”是指三個人。李學勤先生認為，“雟”在這裏均應讀為“攜”，是職官名，即《立政》篇“左右攜僕”的“攜”，“雟”後面跟的是私名。我們覺得“雟”未必就是職官名，也有可能是氏名。西周的達盨蓋中還有“雟”，也是個人名[25]。如果這些“雟”不是職官名而是氏名的話，則氏名很有可能來源於“雟”族。

何琳儀先生對“雟”也有過相關的分析：

雟，甲骨文作（類纂一七六五）。從隹，頭上有屮形冠，借體象形。金文作（井叔盨）（少軒按：此處井叔盨即為達盨蓋），下加丙旁像鳥之剪尾，戰國文字又於丙下加口為飾，遂與㕯旁相混（參見繇字所從之㕯旁）。[26]

何琳儀先生認為“下加丙旁像鳥之剪尾，戰國文字又於丙下加口為飾”，完全正確。何先生所舉甲骨文頗可參，但在原書中摹寫的字形較失真。該字《類纂》摹本原圖為，原拓實作（《合集》9758）。該字是“隹”形上加“屮”狀冠，在尾部有分叉形，頗與宋人著錄中的字形的上半類似。原卜辭作：

庚子卜，受年。

這裏是個地名，我們認為也應讀為“雟”。這樣的字形，應該是來源於。這樣的字形可以直接演變為。而的上半從原字形中割裂出來，也可以單獨表示“雟”，因為“雟”突出的特徵是頭上的屮狀冠和尾部的剪狀尾，這兩種特徵僅保留一種，仍然可以起到區別意義的作用。

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還有一個字（摹本作），很可能也是“”的異體。原卜辭作：

戊申卜：叀（惠）疾弓用射。用。（《花東》37.19）

這裏的“”，很可能就是指“雟”這種鳥。

魏宜輝先生《說裔》一文還提到了見於伯井姬羊尊的字：

伯井姬羊尊銘文為：伯作井姬用盂。其中的“”字，《金文編》認為是“鑊”字。張亞初先生編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將釋作“鏙”。而陳漢平先生指出此字右旁即巂字所從，當釋“鑴”。達盨蓋銘文中的“雟”字寫作“”。結合我們上面討論的類化方式來看，陳氏之說無疑是正確的。《說文》以為“雟”字從“㕯”聲，其實“㕯”旁應是由巂這種鳥的腳爪演變來的。

我們認為魏宜輝先生的說法基本正確。的左邊應該是來自甲骨這種字形。字形的腳爪部分稍稍移動，就成為左邊的樣子。但說“‘㕯’旁應是由巂這種鳥的腳爪演變來的”則不妥。如我們前面所論，“㕯”來源於鳥的剪狀尾部。左邊的字形，是捨去尾部的“雟”的一種異體。該字在器銘中有可能是記名文字[27]。達盨蓋出自井叔家族墓地，與井氏家族關係密切。伯井姬羊尊中的“鑴”如果確是記名文字，則與達盨蓋中的“雟”當指同一個氏名。

甲骨文中還有個字（《刻辭類纂》摹本作，《甲骨文編》摹本作，細審拓本，當以《甲骨文編》所摹更為近似）。我們認為這也是“雟”。其上部作“”形，應該與△的一形的冠部類似。其鳥身與尾部割裂開來的字形，又來源於一類。這種字形發展下去，就是戰國文字中、等所從的“雟”。原卜辭為：

其皆用臣貝，吉。（合集29694）

在這裏也是個地名。這與前舉很可能是同一個地名。

甲骨中另有一個（摹本作）字，原辭為：

魚…………（《合集》26842）

《甲骨文編》第179頁將此字與上舉視為同一個字（隹部字條）[28]。該字一般隸定為“”。

金文中還有一些字，一般也都隸定為“”。這些字形如下：

夨令方尊《集成》11.6016 觶《集成》12.6508

癸爵《集成》15.8069 令盤《集成》17.10065

父癸爵 14.8968 父乙爵《集成》14.8399

父乙爵《集成》14.8413 作冊大方鼎《集成》05.2769等數件

父乙卣《集成》10.4928 父丁觚《集成》12.7119

斝《集成》15.9136 子君妻鼎《集成》04.1910 [29]

其實這些字中，等後四個字應該被剔除出去。它們下面不是“丙”而是“冉”形，可隸定作“”或“”。它們與下兩形為同一字：

父己觶12.6288 弓形器《集成》17.11869[30]

剩下的字形，有兩種形態：

A類：    

B類：  

A類和B類字常與“冊”組成複合氏名，當是一字之異體。甲骨文中的與它們也應是一字。為方便討論，後文徑以▲表示甲骨中的以及金文中A、B兩類的字。

對於▲，我們還沒有成熟的意見。這裏提出一點想法，向大家請教。

第一種可能，▲與△是一字之簡繁體。有學者支持此種觀點，如嚴志斌認為▲與為同一字[31]。甲骨文中確實有一類字，如果其下部特徵明顯時，上部的細節特徵可以省略。如“舊”字，一般寫作，但也可以省寫作。又如用作王亥專名的，上部的鳥冠也可以省去，徑直作。這樣看來，▲作為“雟”的省體是有可能的。如果此說成立，則B類字形當與聯繫緊密。字形下方的直接對應下的，而“丙”字形上方的則對應中的鳥爪形。但是，▲沒有與“串”構成複合氏名的例子，△也沒有與“冊”組成複合氏名的例子，我們沒有將▲與△認同的辭例支持。

第二種可能，▲是“雞”的異體。《甲骨文編》“雞”字條收錄一字作如下形：

摹本，《甲骨文編》引《殷契粹編》1562 拓本，《合集》18342

該字從“奚”得聲，是“雞”無疑。其形旁作，與▲字形較為接近。特別是鳥腿部作“”形，有一飾筆，這與B類字形尤為接近。所以從甲骨到金文諸字，還有可能與“雞”字相關。

附帶說一下，秦簡中有個（《日書》甲56四例，《日書》甲53三例），馬王堆遣冊中亦有此字，作或形，皆可隸定為“”。這個字與“雟”的異體“”相比多了“吅”。秦簡原辭為“此”，即文獻所見的星宿名“觜雟（或作嶲）”。在秦漢文字中，“雈”、“雚”常常互作。“雈”有寫作“雚”的，如“獲”寫作（《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699引《老甲》395），“護”寫作（《居延漢簡》158.2）。“雚”也有寫作“雈”的，如“權”寫作（《馬王堆簡帛文字編》244），“觀”寫作（《金文續編》213引銅華鏡），“驩”寫作（《金文續編》232引與天無極鏡）等[32]。可見這種“雈”、“雚”的混淆是當時文字的習慣寫法。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者認為是雟的誤字[33]，劉樂賢先生認為“雟”從“崔”是從“萑”之訛誤[34]，都是不妥的。

如果以上字形分析成立，我們可以畫出“雟”的字形演變圖：

 “雟”這一氏族名，可能與之有關係的地名是“酅”（一作嶲）。見於文獻記載並且在今山東省境內的古地名“酅”有兩處：

一是春秋紀國城邑。《左傳·莊公三年》：“秋，紀季以酅入于齊。”杜預注：“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該地在今山東臨淄境內。杨伯峻《春秋左傳注》指出“在今山東省臨淄鎮東(少軒按：今在淄博市境內)，與壽光縣相近。”

二是春秋齊國地名。《左傳·僖公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杜預注：“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該地在今山東東阿附近。《公羊傳·僖公二十六年》“酅”作“嶲”。

李零、董珊兩位先生的文章認為，“春秋‘酅’邑是否就是商代晚期銅器銘文中的‘雟’族所居，目前還不能肯定”。我們覺得李、董文中提出的這一問題頗值細究。《文物》1977年12期發表的遼寧喀左山灣子窖藏銅器，有記名金文八種。除“”外，還有、、、（原拓不清，實為）、、、等七種。這批銅器的整理者認為：“山灣子銅器群無論從形制、紋飾、銘文、器類、年代和鑄造工藝上，都可看出它們不是成套的組合，而是一個匯合體……我們設想，它們或者是周初將戰爭中掠奪來的殷器分給下屬的奴隸主貴族，因而形成這種現象。”[35]整理者的意見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這批銅器也有可能是周人滅商後，逃亡的商貴族埋藏的。我們認為，無論喀左窖藏銅器屬周人劫掠還是商人埋藏，這批銅器中的一部分都很有可能源於今山東地區。以上族名中，有幾種與山東地區關係密切。魚族的青銅觚曾在青州市發現（徵集品，《考古》1999年12期，第53頁）；史族銅器在泗水縣出土過（徵集品，《考古》1986年第12期）。類銘文又出於滕縣（徵集品，，《集成》3.1111）。（舟）族銅器又出土於長山縣[36]（徵集品，《集成》14.9012、9013，舟父戊爵）。通過地圖（如下所示），我們發現這一系列地名是有聯繫的。青州、長山、淄博處在山東北部的同一區域；滕縣、泗水、東阿處在山東西南的同一區域。這一串地名又貼著山東中部的泰山山脈，沿著山脈的輪廓，在山區周圍的平坦地帶排開。見於喀左窖藏青銅卣的蓋，而卣身銘文是“舟”。前面提到的《集成》7.3940的器銘，除了含有人名“雟”，還含有複合氏名“亞舟”[37]。在以上地名中，距離故紀國酅邑最近的就是發現“舟”族銅器的長山縣。而紀國距離傳說中以鳥為官的少昊氏的後裔所封國莒國，也是很接近的。由此可見，“酅”地名，特別是在今淄博境內的“酅”地，的確很有可能與“雟”族的活動有關。

 

08年2月17日初稿

08年3月18日寫定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劉釗、施謝捷、郭永秉、周言、魏宜輝諸位老師及梁春勝師兄的指點和幫助。陳劍師審閱了全稿並指出初稿中許多疏漏。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