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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文:漢碑文字演變考七則
在 2008/4/19 16:20:26 发布

汉碑文字演变考七则

(首发)

 

吴文文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本文利用清代顾蔼吉所编《隶辨》中的汉碑文字材料,对一些汉字由隶到楷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且探讨了引起这些演变的原因。

关键词:汉碑文字;演变;豈;作;急;寳

中图分类号:H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清人顾蔼吉所编《隶辨》八卷[1] 是作者究心隶学、遍见古碑所作,其中所录汉碑文字“出自手摹、谛审无差 ”[2] ,是研究汉字发展的重要材料。随着隶变这一由古文字到今文字演变的重大过程,汉碑中大量的异体字、俗字不断涌现,各个文字的异体字字形多寡不一,有的三四个,有的多达十几个。“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隶书之后的文字属于今文字,隶书的不同写法对于探讨今汉字的每一个具体字形的来历,提供了线索。某个字其具体演变过程,往往可通过不同异写得到印证。”[3] 对汉碑中这些貌似杂乱的字形进行分析和比较,往往能够为我们了解一些汉字的字形演变过程提供很好的启发。

“对于今文字的具体字形演变轨迹的探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有规律可寻的。跟古文字相比,今文字的字形演变探求显得比较薄弱。”[4] 本文以顾蔼吉《隶辨》中的汉碑文字为材料,力求探寻几个汉字或汉字构件由隶到楷的演变过程:

 

一  豈

《说文》小篆中的“”以及 等字中的“”上部类化为构件“山”,下部类化为构件“豆”,“山” 形和“豆”形之间在类化彻底完成之前是有连接点的,这个连接点最初的位置在“豆”上一横的右端,《韩勑碑阴》中有一“”字,其连接点已经向中间移动,最后,在“山”形和“豆”形各自类化力量的作用下,促使这个连接点断裂、消失,并最终演变成楷书中的 “豈”。观察下面几个汉碑文字中的构件“豈”,就可以演示这一过程:

《说文》小篆→ 武梁祠画像→禮器碑→ 韩勑碑阴→ 豈今楷

二  徽

《说文》小篆中“”字中间的构件应该也经历了类似的演变。先是上下各自类化为“山”和“糸”形,然后这种类化的力量促使它们的连接点断裂、消失。从汉碑中的“徽”字也能看出这种演变的趋势来。《魏受禅表》作“”。已类化出构件“山”字,但依然和下面保持相连,类化过程还没有彻底完成;《刘宽碑》作“”,构件“山”已由歪斜变为端正,并且和下面的构件“糸”没有任何粘连。

三  微

《說文》小篆作“”,顾按:《说文》微从从人从攵从豈省声,诸碑微皆变体,无从人者。[5] 《老子铭》作“”,已类化出构件“山”字,但依然和下面保持相连,类化过程还没有彻底完成;《武荣碑》作“”,《北海相景君铭》作“”,已类化出构件“山”字,“山”字下面也分别类化出构件“月”和“耳”。

四  端

说文小篆端字作“”,右边的“”在汉碑文字中各自类化为“山”和“而”,同样,这种类化的力量促使它们的连接点消失,最终演变成楷书中的“端”字。《谒者景君墓表》作“”,《华山亭碑》作“”,《石经论语残碑》作“”。

以上这几个字的演变,都是类化的力量在起作用。类化作用完成后,原先在文字构形系统中构字能力弱的构件一分为二,成为两个常用构件。赵诚先生在《古文字发展过程中的内部调整》一文中,提出了古文字演变过程中的“类化”现象。[6]刘钊先生给类化下的定义为:“类化又称‘同化’,是指文字在发展演变中,受所处的具体语言环境和受同一类文字系统内部其他文字的影响,同时也受自身形体的影响,在构形和形体上相应地有所改变的现象。这种现象反映了文字 ‘趋同性’的规律,是文字规范化的表现。”[7]刘钊先生把类化分为两类,一是文字形体自身的“类化”。[8]二是受同一系统内其他文字影响而发生的类化。这一类是指同一系统文字中相近形体之间的“趋同”现象。[9] 上述凱、愷、徽、微、端等几个字内构件的类化当属于第二种。

五  作

《说文》小篆作“”,《孔宙碑》作“”。和《魏受禅表》中的““,《孔宙碑》中的“”一样,右边构件“乍”上面的一点都处在横上中点的位置。在以下汉碑中的“作”字,可以看到这一点的位置渐渐靠左。《史晨前碑》作“”, 《禮器碑》作“”。《议郎元宾碑》作“”。综合小篆和汉碑材料,我们可以看到以上汉碑文字恰好演示了“作”字由隶到楷的清晰演变路径。这个演变过程就是“”字右边构件“乍”上的一点从中间向左边移动,并最终演变成楷书中的一撇:

  《说文》小篆→孔宙碑→史晨前碑→禮器碑→议郎元宾碑→作今楷

六  急

“及”字《说文》小篆作“”。“急”字《说文》作“”,其上部构件与《说文》小篆“”完全相同。“及”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常见。甲骨文和金文中均不见“急”字,其产生的时间应晚于“及”字。《说文》:“,褊也,从心及声。”《诗魏风》:“ 维是褊心。”《释名》:“急,及也。”纵观“及”和“急”的渊源关系,它们可被视为一对古今字。《说文》:“及,逮也,从又从人。”在上古时代,被人抓获意味着成为其他部落的奴隶或俘虏,“急 ”的本义应是被人逮住或是即将被人逮住时的心理之“急”。此字《唐公房碑》作“”。“”形已讹变,但和后来的楷书相比,仍可以看出手形。此汉碑文字,亦可视为“急”字由篆到楷演变的中间阶段:

《说文》小篆→唐公房碑→曹全碑 →急今楷

七  寳

《说文》小篆作“”,《校官碑》作“”,与小篆同。《礼器碑》作“”,《夏承碑》作“”,《周憬铭》作“”,与《校官碑》相比,《礼器碑》、《夏承碑》、《周憬铭》中“宝”字的构件“珤”讹变为可以表义的构件“珎(珍)”。其演变过程可推定为:

《说文》小篆→ 校官碑→礼器碑(夏承碑)→寳今楷

汉碑中“寳”字义化讹变的原因可能和古汉语语音的演变有关。上古声母不分重唇轻唇,“宝”和“缶” 在上古是同音字(同属帮纽幽部上声)。作为“宝”字的一个部件,“缶”字具有很好的表音功能。但 “寳”和“缶”在语音的发展中走在不同的演变路径上。“寳”在中古为帮母字,而随着语音的演变,重唇分出轻唇,“缶”变成非母字;“寳”为效摄开口一等皓韵,“缶”为流摄开口三等有韵,二者的声母和韵母变得都不相同了。到了东汉末年,原来作为声符的“缶”字可能已经失去了表音功能。

作为一个丧失了原有存在价值的构件,其地位开始动摇,并很容易成为讹变的目标。在《景北海碑阴》和《夏承碑》中,“缶”字稍作讹变,并且和他左边的“王 ”字联合起来组成能表义的“珎(珍)”字,从而完成了其义化讹变的过程。

裘锡圭先生在谈及《说文》小篆时说:“包括许慎在内的文字学者,对小篆的字形结构免不了有些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理解有时也导致对篆形的篡改。”[10] 同《说文》小篆中的讹误一样,汉碑文字中的这一类讹变是由于文字使用者对形义之间的关系掺入了个人的理解而导致的。相对与正体字而言,这样一种讹误事实上是一种错误写法,但由于义化讹变之后,该字的字形和字义之间有易于被人所认识到的联系,这样一种讹变后的文字也具有一定的理据性,因此,义化讹变可以看成是汉字字义和字形之间关系的一种自我调整。

 

 

Seven examples about the change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ablets in Han Dynasty

 

Abstract: With the materials of Chinese Characters on Tablets in Han Dynasty collected by Gu ai-ji(顾蔼吉)in Li-bian(《隶辨》), this article analysis 7 Chinese Characterssuch as Kai(豈)、Zuo(作)、Ji(急)、Bao(寳)etc.

And how these characters changed from Li-script(隶体)to Kai-script(楷体). It also argued about the reason of these change.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on Tablets in Han Dynasty;change; Kai(豈);Zuo(作);Ji(急);Bao(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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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5汉碑文字演变考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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