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与汉语历史音韵研究”高端论坛综述

杨建忠

2018年3月30日至4月1日，“古文字与汉语历史音韵研究”高端论坛在浙江财经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由浙江财经大学杨建忠教授发起，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与华盛顿大学、上海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宁夏大学、杭州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浙江理工大学等近30位学者应邀与会。本次论坛以古文字与汉语历史音韵的结合研究为主旨，共同探讨两个学科的互动与繁荣。

本次论坛共提交论文15篇，现分述之。

刘刚先生《试释战国文字中的“觯”》，战国文字里有个多见于遣册、过去隶定为“”的字，读为“卮”，刘先生认为此字即战国文字中的“觯”。并对上博四、上博六相关之字进行了释读。

张富海先生《上古汉语kl、kr-类声母的舌齿音演变》，上古汉语kl-、kr-类复辅音声母到中古演变为单辅音声母，且大部分仍然保持舌根音声母，-l-消失，而-r-变为二等韵和重纽三等韵的软腭介音，即Kl->K-，Kr->K?-；但有少数的kl-、kr-类声母到中古演变为舌齿音即端知章组声母（理论上应包含端t-透th-定d-泥n-、知?-彻?h-澄?-娘?-、章t?-昌?h-禅d?-日?-），其中kl-类变为端章组（一四等韵为端组，三等韵为章组），kr-类变为知组。从上古音來看，实即Kl->T-，Kr->Tr-，这种音变是很常见的。张先生认为发生此音变的时间在上古音阶段，不晚于战国时期。Kl-、Kr-音变为T-、Tr-以后，与原来的T-、Tr-合流，一同变成中古的端知章组。张先生举“甚湛斟”、“出拙茁黜”、“咸箴鍼”、“????”、“区枢?”、“贵颓尵隤”共22例加以证明。

邬可晶先生《说古文字里旧释“陶”之字》认为，学界把镈、鲍子鼎、鲍氏钟之“”，读为“鲍”，金文之“”亦释为“陶”，均非。因为在字音方面，与匋、陶谐声通假的字，在中古无唇音字夹杂其间；在用字方面，战国楚简已有明确用为“陶”的字形，从土从??，??亦声。且楚文字用“缶”声记录的“鞄/鲍”、“包”等读b-或p-声之词，用“??（匋）”声字记录“陶”或音近之词彼此畛域分明。在其他各系文字中亦如此。在字形方面，“陶”本即从“勹”而非从“宀”讹变。“”字的演变计有二途：一是通过简化和增加声符“缶”，变出后来的“”字；一是通过增加义符“土”变为“”，又经简化而变出帅鼎的“”字。并推测“”、“”是“覆”的初文，金文用为“宝”、“庖”等的“”和用为“鞄（鲍）”的“”所从之“陶”，都是“”、“”的异体，它们跟“匋”、“陶”实不相干。

谢明文先生《说冢》认为，关于“冢”字所从动物形，古文字研究者或认为是“豖”，或认为是“豕”，或认为是“豭”。据西周金文资料，“冢”字所从动物形应是“彖”。并结合《铭图续》）0449著录的左右簋铭文，进一步认为“冢”字所从之“彖”很可能是声符，即便不是声符也当兼有表音作用。壶（《集成》09734）“或得贤佐司马贾，而冢任之邦”之“冢”，旧一般读作“重”，研究者或改读为“属”。没有必要破读。

王月婷先生《也谈古汉语动名之间介词“于/於”的使用》指出，古汉语中动词后跟非受事成分，主要有“于/於”、变读去声两种标记。但“于/於”的使用不是随意的，它反映了V跟NP间的低及物关系。而V跟NP间及物性的高低，受制于以下因素：动词的语义特征；名词性成分的可别度；动词对名词性成分的影响度；句子的时体特征；主语对事件的控制度等。当非受事成分与不及物动词、单及物动词具有高及物关系时，往往通过变读去声将非受事前置于受事的常规位置（近宾），即“间接格”占据“中心格”的位置，是为“升格”。

马坤先生《论声转说在传统古声纽研究中的地位》，联系戴震、钱大昕、章太炎、黄侃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勾勒出该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脉络。认为，声转说有其独特的关涉对象和研究方法，它与“古声纽考证”和“古本纽假说”既相互独立又存在一定联系，在清人“因声求义”的训诂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李建强先生《关于音变构词与上古音研究的一点感想》指出，学界对传统语音别义材料有形态变化与词义变化两种观点。与梵语语法相比，藏语的语法范畴所对应的语法形式较复杂，但绝大部分有语音规律制约，而这些规则，与上古汉语的语言现象之间，有较大差距。因此，李先生提出，音变构词现象应该从语义角度探索规律，研究汉语的特点。早期汉字的一字多音，有很大的一部分是音变构词的结构。而判断是音变构词还是假借或其他现象，词义引申规律或可作为重要参考。

黄仁瑄先生《两种慧苑音义音切之比较》比较了高丽大藏经收録本和慧琳《一切经音义》转録本的音切，发现其间颇多参差，存在读音有别、读音相同两类情形，因而各有其存在、流播的价值。中华大藏经收録赵城金藏本和丽藏本两种慧苑音义，其处理方式要比大正藏高明许多。

叶玉英先生《论“戠”及相关诸字的上古声母》认为，从古文字资料来看，中古章母字“戠”的上古声母为*kl-，与之关系密切的“之”“止”“周”在中古的章母读音亦來自*kl-，“戴”的端母读音同样来自*kl-；“待”“臺”的定母读音来自流音*l-；“熾”的昌母读音来自*l?-；“式”和“識”的书母读音来自*l?^h-。“戠”“之”“止”“周”等并没有一步就颚化为章组字，而是先塞化为端组。这种塞化先发生在战国楚方言，雅言的塞化則是在汉代中期以后。

赵彤先生《汉语史上几个词汇扩散的例子》，讨论了三项音变：（一）近代iai韵母演变为i?和ai；（二）中古庄组三等演变为二等；（三）上古甲类韵部长入声演变为去声。认为这三个音变应该是词汇扩散式的。词汇扩散理论主张音变在语音上是突变，在词汇上是渐变。这种音变方式已经被证实确实存在，但并非是音变的唯一方式。在汉语史研究上，新语法学派的方法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范围，因此，不同的理论和方法需要配合起来使用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

王弘治先生《上古汉语声调发生中的韵律影响》指出，汉语声调的产生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汉语的因声别义现象是有可能基于轻重一类的韵律特征而产生的。汉语声调的来源是多元的，韵尾是声调产生的重要来源之一，韵律因素在上古汉语阶段的作用也不能完全排除，值得做进一步深入地研究。

边田钢先生《上古清鼻音声元音位化构拟的一个尝试》，广泛吸收有关清鼻音构拟的各类证据，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界新成果，重新审视清鼻音系统构拟问题。在全面统计《广韵》同一“谐声层级”声符与被谐声字关系可能涉及清鼻音问题的全部例证、分析所涉各声母分布的语音条件限制、结合通假异文古文字构形等上古文献证据、进一步分析检验各声母分布的语音条件性问题的基础上，对上古清鼻音声母系统进行了音位化构拟。认为上古汉语音系只需要构拟一套清鼻音声母*m?-、*n?-、*??-，通过后接韵母条件差异，即可解释各清鼻音声母在上、中古音系间的分化路径。

施瑞峰先生《作为同时证据的谐声假借对上古汉语音系构拟的重要性——一项准备性的研究》认为，利用谐声与假借对上古汉语进行内部构拟时，必须承认谐声、假借材料的“同时性”。但在实际研究中，这种“同时性”往往被破坏。作者从“不当的破读造成词汇的虚假对应”、“异时证据对后世语音分布的破坏”论证了“同时性”的破坏。施先生认为，无论是就古文字所记录词汇的辨识问题，还是就根据古文字资料进行的古音构拟而言，材料的同时性问题是需要加以重视的。因此，在上古音构拟时，以下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异时证据对于谐声类型的破坏，会导致错误的词汇辨识；二是对于一些牵连的材料较为驳杂、难以找到清晰的线索的古音拟测，“同时性”层面的问题应当是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杨建忠先生《利用谐声字研究上古的几个问题》指出，在利用谐声字研究上古音时，除了以前已经注意到的谐声字的时代与地域性问题外，还需要注意谐声字本身的类型、谐声字与声符的异读对应关系等问题。作者首次提出“始见声符/首见声符”的概念，因“始见声符”可以对谐声字、谐声系列进行切实的定位定性，所以在谐声字研究、特别是利用谐声字研究上古音中，至关重要。

郑妞先生《埶－势、御－卸》认为，“埶”的读音在战国时期已经分化，读疑母时表示“艺”字，种植之义；读书母时表示“势”字，权势之义。白一平拟中古读为书母的“势”上古来自*??-，从音变构词角度考虑，是没有必要的。“卸”非从“午”声，其与“御”在意义上的关系可能与音变构词相关。白－沙Old Chinese:a new reconstruction一书对“卸”的上古音构拟不准确。

本次论坛邀请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与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黄笑山教授全程进行了指导与点评。

本次论坛还编辑有《谐声字与上古音研究目录》、《通假假借字与上古音研究目录》等资料，一并附于论文集中。

对参加本论坛的所有学者表示衷心感谢！

对全程指导与点评的刘钊先生、黄笑山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对本次论坛论文的概述，由于笔者理解问题，可能会有概括不准确或曲解、误解论文作者原意之处，敬请论文作者谅解。若有引用，请以作者发表为准。

若有需要论文集电子版者，请来邮索取（yangjianzhong197@163.com）。

浙江财经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  杨建忠

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

感谢浙江财经大学杨建忠先生提供会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