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侯夨簋学案综理

（首發）

王一凡

河北师范大学考古学系

宜侯夨簋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出土的一件具有115字可辨认释读铭文的重要的西周青铜器。近七十年来，它深深地影响着，甚至左右着学界对于吴国历史的认识与解读。基于本文第一至三章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谱系与格局研究，该簋的意义显得更加重大，作为“吴国第一器”[1]，为了使学界跳脱出“经书史籍”对吴文化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青铜文化认识与研究的束缚，此器亟待学界重新认识。为了客观的厘清宜侯夨簋能够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的信息，我们在此以时间为线索，对其进行充分的梳理，以作申论。

一、“层累”的信息

1954年

6月，据说一名叫聂长保的村民的儿子丹徒县龙泉乡烟墩山南麓掘出12件青铜器，其中鼎1，鬲1，簋2，大盘1，小盘1，盉1对，牺觥1对，角状器1对（其中便有宜侯夨簋）[2]。

1955年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文物参考资料》第5期上刊登了《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一文，代发掘清理简报。该文文字一页，图版四页，整体较为简洁，文中说明“古铜器为聂长保的儿子在翻地时陆续掘出，古铜器出土地点在朝南的山坡上，山上有一‘烽火台’”，根据地方呈交的报告推断：这处遗存应为一个大墓与两个陪葬坑。[3]图版刊登了宜侯夨簋的照片，铭文照片、拓片，青铜牺觥1件，青铜盉1件，青铜角状器1件，青铜鬲1件，青铜鼎1件，青铜簋1件，青铜大盘1件，青铜小盘1件，“陪葬坑”小铜鼎2件，共计12张图片。

在清理简报之后，刊登了陈梦家先生与陈邦福先生对宜侯夨簋铭文的考释与对该器的初步研究。陈梦家先生提出：“该簋铭文记述了四月丁未这一天祭祀武王，之后成王征伐商奄之鄙的到东国之鄙，遂即在宜地举行祭祀，齐侯助祭。成王令夨侯于宜，并赏赐给他玉器、弓矢、土地、牛、人鬲，认为宜地在东国之鄙，作器者为名“夨”，原为虔侯，这次被封为宜侯，其父为虔侯父丁。将此器定位成王时期，并基于虔公父丁，将该簋中的夨认为即是西周金文中的作册夨。”[4]

陈邦福先生：“将铭文开头释读为‘四月辰在丁子’，而非‘丁未’，释第三行‘王入于俎’，‘俎’为一地名，在雒邑边鄙几百里之间，并进一步得出文中的五个‘俎’字都是地名，之后记载成王册命并赏赐‘俎侯夨’，土地、器物、人民[5]。陈邦福之文并未对‘夨’，‘宜侯’，‘虔公父丁’为何人进行探讨。

1956年

年初，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第1期《文物参考资料》上，刊登了烟墩山西周墓及附葬坑的补充材料[6]。该文只有两页，文字甚少，由15张图片组成，认为此次发掘的西周墓由“大坑”，“附葬坑一”，“附葬坑二”组成，其中补充的大坑出土物有铜马饰115件，铜鐏1件，铜箭镞4件；附葬坑一补充了小铜鼎1件，石研磨器1件；附葬坑二补充了小铜鼎3件，铜鐏1件，青釉陶簋1件，青釉陶豆2件。

在《考古学报》1956年第1期上，郭沫若先生发表《夨簋铭考释》一文，在器铭左侧中部一小破片被修复移正后，对簋铭进行了释读。与陈梦家、陈邦福二位先生不同，郭沫若认为：“铭文中两个‘图’字均为图绘之图，再联系古代庙堂中有笔画，认为‘图’在此处指绘有武、成二代伐商、巡省东国史事的图画。第一次将铭文中‘’字释为‘宜’字，并推定其地望在今丹徒附近。”铭中相关受土、赏赐内容，郭与二陈无较大出入，文末郭结合夨令簋与夨令彝，认为：“在夨令簋与夨令彝中，夨之父为父丁，与宜侯夨或虔侯夨所祭之父虔公父丁应为同一人，故宜侯夨（或虔侯夨）与‘夨令’亦应为同一人。”并将此器定在成王世，认为成王为生号而非死谥[7]。

以上三家考释，还未开始将“虔公”、“虔侯”、“宜侯”与“吴”相联系。

而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上，唐兰先生与前人释“”为“虔”不同，第一次将“”释读为“虞”，认为“”字从虍从夨，是虞字的早期写法。将第三行释为：“虞侯夨曰： □候于宜。赐豈”。之后赐玉、赐弓矢、赐土、赐牛、赐人鬲的解释与前人相差无大。唐兰先生对此器的王世也提出了新的见解，根据武王、成王连称，形制，花纹，簋铭文体，第一次将此器定在康王世。对于虞侯、虞公为何人，唐兰先生论到：“西周初年存在三个虞，一个妫姓[8]，封在陈。另两个为姬姓，一个为武王克殷后，封于周之北故夏虚的周章之弟虞仲；另一个为地处南方的，后因方言缘故，称为‘攻吴’的‘吴’。‘吴’与‘虞’是一样的。”由此进一步论证，虞侯夨（后改封为宜侯）必是姬姓之虞，且铭文中出现“东或”、“南”，故不是北虞。又根据“夨”与“周章”声母接近，推测宜侯夨就是周章。至于铭文末尾的虞公父丁，唐兰先生认为，虞公不是仲雍，而是仲雍的后世，周章的父亲——叔达[9]。这是第一次将宜侯夨簋与吴国早期历史相联系的讨论。

岑仲勉先生在其著作《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一书的附录中，也对宜侯夨簋铭进行了释读尝试。将“”解释为“胙俎”之意，认为是周公旦后裔的胙国，夨是胙侯。分封胙国的目的是遏制商族，故周天子分封一亲王子孙到此地，并赐给其“王人”。岑先生并未言明该簋的王世，只是定在了成王后某一王[10]。

谭戒甫先生将此器定在康王世，在“”的隶定上，赞同二陈，认为作“鄙”意，解释为边鄙。对于“”字则隶定为“柤”，是占有彭城东北，淮夷西北一带地方的国家；将虔地地望定在今山东东阿县西南。谭戒甫还佐以乖伯簋铭中“九年九月甲寅”是康王九年为已知，遂推测到：甲寅是三十日，则下面二月当到了康王十年，己未是初五。四月若是乙卯朔，丁巳就是初三，戊午就是初四，那么九年是康王九年为妥，继而确定了宜侯夨簋的纪年铭文是“惟四月辰才丁巳”，即“康王九年四月丁巳。”[11]

白川静先生在《金文通释》中对此簋铭的释读大体采取国内诸家说，然在“”的释读上与前人不同，第一次将“”释为“虎”，认为夨是由“虎后”徙封为“宜侯”的[12]。

1957年

陈直先生发表《考古论丛》一文，文中第三部分讨论镇江新出的夨簋。认为夨簋与《贞松堂集古遗文》著录的令敦、令彝、令尊作器者为同一人，夨是管理殷顽民的人，并考证：作册大是夨的父亲，虔公为其封爵，夨本人官职为作册，承袭虔公，后改封侯[13]。

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热烈的讨论之后，宜侯夨簋突然淡出了学界切磋的舞台。直至1981年重新见于专题论文的这近30年间，仅有1957年《商周金文录遗》[14]，1958年《陕西江苏热河安徽陕西五省出土重要文物展览图录》[15]，1963年《江苏出土文物选集》[16]三书以图片形式收录了该器。

1981年

宜侯夨簋重新出现在青铜器、古文字学的论著里。郭宝钧先生在《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一书里，简要提及此器，认为颇为重要，定其在康王世[17]。

1982年

胡顺利先生发表了《对<宜侯夨簋考释>一文的看法》一文，直截了当的表明自己对宜侯夨簋国别、时代、器主的看法，虽然胡文与唐文的在王世上的看法一致，均认为是康王器，并将宜侯夨所居之地，定在簋的出土地点丹徒烟墩山附近，认为此地即是“宜”，是西周经略东南的据点。不过胡先生提出：“宜侯夨簋不是吴文化的遗存，只是一件表明西周王朝政治势力能够到达东南地区的实证。”[18]

刘启益先生发表了《西周夨国铜器的新发现与有关历史地理问题》一文，文中释“”为“虞”，而非“虔”或“虎”。释“”为“宜”。由此提出，宜侯夨在没有被徙封于宜之前，是姬姓的虞侯，康王时，虞侯夨被封至宜地，其子孙在此定居，建立了后世的句吴。而太伯所奔之吴则在岐山以西，“虞”同“吴”。夨则是句吴在江苏地区的第一世，他本人可能是仲雍后裔的一支，因徙封而到了今江苏一带。至于夨至寿梦称王之间的历史，则因为时间久远、断发文身而缺失，而后人将太伯所建立之吴附会到江苏，就造成了这段历史虽有本可依，但略有失真[19]。

李伯谦先生在肯定唐兰先生看法的同时，从形制、花纹、铭文字体等方面将此簋的年代定在了昭王之世，夨是郭沫若先生考证的夨令；并认为周章若是夨，历经武、成、康、昭四世九十余年以超过一百岁，故宜侯夨为周章是不可靠的[20]。

1983年

黄盛璋先生发表《铜器铭文宜、 虞、 夨的地望及其与吴国的关系》一文，在释“”字时，采用了郭沫若先生的说法，认为指伐商、东国的地图。而宜地不在吴国境内，亦不在丹徒，在周人前往东方（东国）的通道上，宜地与郑相临，与虞不远，即后来的河南省宜阳县，地处洛阳西往沿洛水的通道中。虞地则在从晋至虢的通道上，以今山西平陆张店古城附近为最有可能的地区。由此将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与史书中记载的太伯、仲雍之吴完全分离，夨国不是虞国或吴国。并认为此簋与丹徒烟墩山1954年出土的其余青铜器极有可能是后来带到此地的[21]。这是学界第一次用与宜侯夨簋同出的器物为证据，提出宜侯夨簋并非吴器，而是后世带来的之观点。

在河北省历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沈长云先生提交了《谈铜器铭文中的“夭王”及相关历史问题》一文，文中对于“”字的释读与诸家不一，沈先生认为“”应为“夭”字，非“夨”，但推测西周“夭国”与“吴国”实际是一回事。提出太伯、仲雍所奔之地为汧陇地区，而所谓仲雍后人改封至东南地区的“吴地”仍值得商榷[22]。

1985年

李学勤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宜侯夨簋与吴国》的标志性文章，第一次将宜侯夨簋与吴国在文章标题中鲜明的联系在一起。[23]释“”为“图”；释“”为“虞”；释“”为“宜”；释“”为“瓒”。将簋铭大意通释为：“周王（康王）在四月丁未这天阅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又看了东国图，（康王）在赐命前进行占卜，后命虞侯夨徙封于宜，康王赏赐夨豈鬯一卣，璋瓒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又赏赐山川土地，人鬲。宜侯夨感念王的恩德，做了纪念虞公父丁的宝器。”[24]认为宜地在东南，太伯、仲雍时称“吴”也即是“虞”，到了东周，为了区分南吴和北虞才“吴”、“虞”相分，不再混同，按照惯例“虞侯迁宜，可称宜侯，也可以继续称虞(吴)。”[25]故由此推定簋铭末尾的“虞（吴）公”即可能是吴国事实上的始封之君“周章”，而“夨”的辈分相当于熊遂。李文最后附带赞同了唐兰先生的看法：“宜侯夨与作册夨不是同一人。”此文，可以说是宜侯夨簋与吴文化相关联研究的重大突破，它依稀掀开了笼盖在吴国早期历史上的神秘面纱，不过也引起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及东南地区的考古、历史学者，对吴文化的跃进式研究。

1986年

唐兰先生在其集大成之作《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中，录“俎侯夨簋”。在说明中重申了这件器的作者是虞公父丁之子，虞侯夨是周章，迁虞侯作俎侯是康王世的史事，而俎国即后来的吴国[26]。

1987年

杨向奎先生发表《“宜侯夨簋”释文商榷》一文，在文中，杨先生总结到：“前人的立论基础均为主张宜在今丹徒一带，丹徒属勾吴境内，故产生了一系列推论。”[27]杨先生大体上同意唐兰先生的隶定，并认为唐兰先生定虞侯夨为南吴，刘启益先生定虞侯夨为北虞（今陇县），后改封至宜才建立南吴，二说均可商量。分歧之源头，则在于《史记》中关于太伯、虞仲等人物间关系的记载不清：《史记·周本纪》载太伯弟为虞仲[28]，《史记·吴太伯世家》谓太伯弟为仲雍[29]。后世注家中《索隐》、《正义》[30]认为仲雍、虞仲为一人，而《史记会注考证》引顾炎武之说，认为虞仲为仲雍曾孙[31]，唐兰先生即以此为本。最后杨先生也同意“宜”在吴地即丹徒一带，《周本纪》与《吴太伯世家》所载太伯奔吴之事可信。

董楚平先生专题考释了“虞”、“宜”二字，认为簋铭中的“虞”指在今山西平陆县，即北虞[32]。

1988年

镇江博物馆刘建国先生在先前赞同唐兰、李学勤先生观点的基础上，开始怀疑宜侯夨簋吴器说,作《宜侯夨簋与吴国关系新探》一文。刘先生首先根据丹徒及附近并未发现大规模属于周文化的遗址对簋铭中所载的“数量众多在宜王人”提出了质疑。随后从这一地区西周时期墓葬形制、陪葬品等方面与周礼的不符，开始怀疑生活在此地人群的族属，并认为宜侯夨簋的铭文记述的宜国形势、特征与丹徒一带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是相差巨大的，故说明宜的地望并不在今丹徒一带，杨先生更赞同宜在中原东部地区的说法。至于掘出此簋之墓的主人，从葬制与随葬品文化因素上看，皆应是这一地区的土著首领或方国君主（朱方族群最有可能），与宗周人群无关，此簋朱方国语宜国战争后，俘获的宜国重器。而朱方族在此地创造的句国，在吴国对外扩张中被兼并[33]。这篇文章，是对宜侯夨簋归属问题及其能否反映吴国早期史事的首次反思。不过，此文并未对吴国主要人群的归属进行探讨，使得吴国好似在西周中后期突然出现在了东南地区一样。

陆九皋先生在1986年纪年苏州建城二千五百年吴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从夨簋铭文谈太伯仲雍奔吴》一文（论文集1988年出版，故列与此条）。重申了夨簋与太伯仲雍的联系，认为该器铭文是吴国历史最早的文献资料。赞同唐兰先生之说：夨是仲雍第四代孙周章所作；“宜”，“虞”，“吴”三字是一样的。并强调，太伯奔吴之史事是可信的[34]。

1989年

《考古与文物》第6期，正式刊登了沈长云《谈铜器铭文中的“夭王”及相关历史问题》一文，与1983年相比，未作较大改动[35]。

1990年

对于宜侯夨簋的研究首次跳脱出文字隶定与宜、虞、夨关系的讨论，将研究重点放置于铭文所见西周初期的地图上——《武王、成王伐商图》、《东国图》，王克陵先生发表《“宜侯矢簋”铭文记<武王、成王伐商图>、<东国图>及西周地图综析》一文，提出：《武王、成王伐商图》为军事形势图，《东国图》为政治疆域图，并讨论了西周的地图管理与“图室”的相关历史[36]。全文虽未有直接讨论铭文之处，不过也可以见得作者对于铭文释读的倾向，其立论依据是释“”为“图”。

而曹锦炎先生则在这一年提出了与学界主流观点大不相同的看法，定宜侯夨簋绝不是吴器，释“”为“虎”，宜侯夨是由“虎”地改封“宜”地的，铭文中的夨与周章没有关系，而虎侯的身份，文中更倾向是武王灭商后分封在“虎”地的同姓诸侯。虽然曹先生基本上承认吴国早期历史及太伯奔吴的史事，但他认为宜侯夨簋与1982年在附近所出的母子墩铜器仅能代表有一支周人势力南下，其与吴的关系，仍需通过深入开展考古工作来探明[37]。

夏含夷先生在Western Zhou Civilization：A Review Articl一文中考证，宜侯夨簋纪念的分封史实中，宜地位于洛阳以南的宜水之上[38]。

1992年

董楚平先生在其著作《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中用较大篇幅在此书首篇讨论了宜侯夨簋，从节标题看，董先生将此器作为重要的吴国礼乐器。从文字看，释“”为“宜”，赞同唐兰先生的观点，释“”为“虞”。认为仲雍始封北虞之君，故称虞仲，簋铭中的虞公、虞侯夨父子原为北虞君臣，以虞为氏，周王封虞侯夨到南方为宜国君主，故簋铭中又自称宜侯夨。江南地区的南吴是从北虞中，由此次分封产生的。而虞公是季简，其子为叔达。季简相当于武、成之世，叔达相当于康王之世，恰与此簋时代相当，故夨是叔达，叔达是字，夨是名[39]。此说其实是将奔吴的太伯、仲雍与后世的季简、叔达在世系血缘上进行了分离，由此提出了虞公、虞侯夨父子原为北虞君臣后分封建立南吴的观点。

顾孟武先生通过簋铭分析了周初吴国的战略地位，认为北虞之后的虞侯夨被徙封到江南宜地，是周初对东方问题考虑的结果。对于虞公身份的考察，顾先生不同意其是君吴的周章，而更有可能是周章之弟，封于北故夏虚的虞仲，夨则是其子。那么“宜”与“吴”是东西配合的位于东南方的两个封国，扼制着东方西周的疆土[40]。

1993年

谢元震先生深入考释了“宜”字，认为“宜”地的地望可能在仪征附近，“仪”与“宜”有线索可推，同意宜侯夨簋的夨与夨令簋、夨令方彝、夨令尊的夨令是同一人的看法[41]。但并未将虞、宜、夨与吴国和吴国君系相联系。

沈长云先生在《<俎侯夭簋>铭文与相关历史问题的重新考察》中重申作器者是虞侯“夭”或俎侯“夭”，而非“夨”的看法，对1985年李学勤先生将“俎侯夭”定为周章之子，康王时期的熊遂的看法表示赞同[42]。其余说法与沈先生在1983年的观点无异。

1994年

李学勤先生出版《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书中《宜侯夨簋的人与地》一篇讨论的重点在于宜侯夨簋背后反映的人与地，开篇声明“虞”字从“吴”省，继而更正了自己在1985年提出的作器者是熊遂的观点，采用“虞公父丁”是两代人之说，虞公是吴国的始封之君周章，父丁是熊遂，作器者是熊遂之子柯相。至于宜国所封的范围，李先生认为应该包括苏南地区[43]。

1995年

彭裕商先生在解释字词的工作外，讨论了东国图与伐商图的关系，认为东国图是伐商图中东方的一块区域，伐商图较大，是全图，东国图是其一部分[44]。

1998年

梁晓景，马三鸿先生提出虞、弓鱼、吴相通，虞侯即弓鱼侯，也即吴侯。此说为学界首见。他们论道：弓鱼国与夨国是在陕西宝鸡渭水河畔的诸侯国，商末太伯出奔，并非到了今江苏一带，而是到了今陕西陇县、千阳一带的“吴山”，即目前弓鱼国、夨国贵族墓地所在地区，而弓鱼国与夨国，就是太伯、仲雍出奔后所建的两个方国。宜侯夨簋的铭文则解释了后世的“吴”出现在今江苏一带的原因——是在康昭之世，徙封虞侯夨到了“宜”地[45]。

1999年

世纪之交前夕，王永波先生首次作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宜侯夨簋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首次综合梳理。对宜侯夨簋铭文的释读及其器的年代；周武王伐、封东国的史事；王姜、作册夨令的身份及王世；作册夨令与作册大的关系四个问题进行了厘清，可以看出，作者对夨簋所持有的态度是：虞侯夨是仲雍之后——虞仲，与周王室同宗，其祖先东奔吴越后用夷人天干为号的习惯，虞公称为父丁，武王克殷后，寻得周章之弟，也就是虞仲（即簋铭中的夨），封夨于虞（夏虚），故称虞侯夨，其父便可称虞公父丁。成王时，夨为王室的作册之官，成王东征后，为加强对东南的控制，徙封虞侯夨于东南的宜，协助其兄已经称吴王的周章治理东南，遂改称宜侯夨。故夨与周章同时仲雍之后，但宜、吴有别[46]。

2000年

袁志洪先生首次将宜侯夨簋与班簋相比较，提出虞国可能在今河南省东部的虞城，即东虞。而班簋中的“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47]的“吴伯”就是宜侯夨簋中的虞侯夨。但此文存在一个无法圆满解决的问题：袁先生虽然称夨与吴国王世的关系，但未言明夨为吴国的第几代王或是与吴国王世有何亲缘关系，这便留下了若康王封建宜国，则宜、吴虽分，然吴国何人君之的问题[48]。

张敏先生利用重返烟墩山发掘的机会，更订了宜侯夨簋的发现人是福贵和尚；烟墩山西周墓原报告里的三座墓应该实为一座大墓，墓主的身份应该是“侯”[49]。

王晖先生在首先考虑了宜侯夨簋出土的地理环境后，纠正到：烟墩山之西周墓其实是一个窖藏坑，宜侯夨簋出土在丹徒，实则与丹徒无关，此簋是被外来人群带到此地。继而释“”为“俎”，以为徙封虞侯夨的“俎”地在沭水与沂水之间的柤地，即今江苏邳县的加口。俎侯姬姓，是徙封在俎的吴太伯之后，而柤地自封夨与俎至吴王夫差之世均为吴所有。康王至西周晚期吴国以俎为都；春秋初期吴国灭邗而都邗，故有“邗王”之称；诸樊至阖闾之时，都吴县（今无锡西南闾江乡一带）；阖闾时，方才都姑苏（今苏州）[50]。不过此文未交待清“虞”的地望，亦未言明第一世虞国君主为何人，我们仅可通过行文逻辑推测，作者言下的第一世虞国君主应是史书中奔吴的太伯。

2001年

对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宜侯夨簋”的论争进行了梳理，此文主要是详细列述各家观点，然并未明确表达作者本人所持有的态度与倾向，仅可从文章标题中看出，作者采用释“”为“俎”；释“”为“夭”的隶定[51]。

2003年

胡进驻先生发文，对“太伯仲雍奔吴”之说持较为明确的怀疑态度，认为虞国是武王克殷后在原舜后居地上分封的周王子弟国家。夨虽为姬姓，但不是周人所封，铭文中的宜国在今安徽阜阳左近，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还曾与吴发生战争，宜国可能被吴国灭国，故宜侯夨簋这类的青铜重器被吴人掠取，而吴国之姬姓为附会得来，吴人的族属是越人虎方的一支[52]。

曹定云先生从古文字的角度，讨论了夏夨、宜侯夨、与乍（作）册夨的关系，认为是同一人。通过簋铭中“虞公父丁”与“虞侯夨”的称呼，可说明夨早年是在其父丁的封国内就封的，爵位与其父“公”不同，是“侯”。在“宜”的地望上，采黄盛璋先生之说，认为在河南宜阳左近。对于该簋的属性，文中认为不能确定为吴器，出土此簋的烟墩山墓葬，年代应是春秋，墓主族属可能是“朱方”，而簋的来历应是战争掠取[53]。

2004年

任伟先生在其专著《西周封国考疑》中专题讨论“太伯奔吴”问题，从封国的角度对宜侯夨簋进行了补充解释：“虞侯夨”不等同于“夨侯虞”，故将夨与夨国牵扯起来是不恰当的。夨只是虞侯的私名。“宜”的地望，作者结合簋铭中对于所赐土地“川”多，认为“宜”地是水道纵横的南土，应在丹徒一带。同时“虞”“吴”是互称的，宜侯夨簋是吴国青铜器便存在可能，从而推定太伯所奔之吴即是宁镇、皖南一带[54]。

王健先生使用宜侯夨簋作为材料，讨论了西周王土的诸侯国化进程，认为在成康时期，一些边远地区，原本是由周王朝直接控制的，但后来为了统治的稳定，逐步该由分封诸侯国进行直接统治。在铭文方面，作者直接采用唐兰先生的说法道：虞侯即宜侯夨，也即吴侯夨，即吴国君主周章。“宜”的地望，作者认识是东南一个广阔的地区，并非河南宜阳[55]。

2008年

王冰先生基于对铭文“入社南乡”中“南乡（向）”的新考，认为其意并非指地望，而是指南面为尊。同时释“”为“虎”，认为是“虎侯夨”而非“虞侯夨”，这一点与之前白川静、曹锦炎先生的观点相同，但并非主流。释“”为“宜”，亦同“俎”，即“柤邑”，定其地望在今江苏徐州市邳县北之加口。徙夨于宜的目的是为了防守徐淮夷的反叛。至于宜侯夨簋出现在吴地的原因，王冰解释为之后直接结盟求助互相赠与之器，从而直接否定了宜侯夨是周章的结论[56]。

2009年

许征先生《宜侯夨簋铭文补释》一文仅补释单个文字，未涉及相关史事，我们在此不述[57]。

2010年

李秀亮，张秋芳先生对“易在俎王人□又七”进行了重新考释，释“”为“生”，而非“里”，从而反映了数个在俎地的生活的血缘宗族集团[58]。

刘凡超，李世宇先生通过作器者身份（俎侯夭为太伯、仲雍之后，姬姓；作册夭铜器有“冊”族徽，是殷遗民）、族徽的使用、铭文反映的地域（俎侯夭在俎地（丹徒附近）去世，而作册夭在成周任职）三方面研究，论证了“俎侯夭”与“作册夭”非同一人[59]。此文基本上划清了宜侯夨（或俎侯夭）与作册夨令（或作册夭）的界限。

2013年

于薇先生就宜侯夨簋讨论西周封国的徙封现象，将虞侯始封之地定在山西上阳与绛县之间，将“宜”的地望定在今丹徒附近，从时机上，提出了虞侯夨在康王时徙封宜地的可能性[60]。

2014年

张广志先生在“叩问三代文明：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对宜侯夨簋与吴的关系从年代，宜的地望，作器者夨的身份三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得出了以下结论：1、定此簋年代为康王世；2、宜地并非丹徒一带，且目前难以考证；3、作器者夨不是仲雍之后，或者说不是周章；4、宜与吴，目前来看只能作为两个并列的国家含糊处理[61]。这篇文章看似没有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看法，其实将有关宜侯夨簋历史问题的真实情况呈现给读者，是功不可没的。

2015年

在苏州博物馆入藏吴王余昧剑的学术研讨会上，钱公麟先生宣读了《重温吴文化》一文，对近八十年来的吴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将宜侯夨簋这段公案重锤般提出，将吴文化研究，特别是吴国早期历史研究的阻塞原因，寻根于宜侯夨簋的解释上。号召学界“重新认识宜侯夨簋”[62]，并在次年发表文章，讨论这一问题。

2016年

钱公麟，许洁先生发文，从考古学遗存性质的视角，对“一器定乾坤”的断代方式进行了批判，认为不应该将宜侯夨簋作为区域青铜器系统研究的西周早期标准器。对苏南一带的烟墩山遗存，大港母子墩遗存，丹阳北山顶春秋墓，吴县五峰山烽燧墩遗存进行了类比观察，初步认定出土宜侯夨簋的遗存是一处窖藏而非墓葬[63]。

王文轩先生梳理了有关宜侯夨簋研究的诸家言论，此文收集资料较全，且截止日期较近，主要从宜侯夨簋的时代；簋铭的考释；宜侯夨的身份；宜侯夨与作册夨的关系；宜地的地望；宜国与吴国的关系六方面进行了归纳整理。可以看出作者在整理前人讨论之后，所持的观点是：1、宜侯夨簋为康王世器；2、簋铭考释以唐兰先生、李学勤先生的争论较少；3、宜侯夨是虞仲，而非周章；4、宜侯夨与作册夨无关；5、宜地在今丹徒一带；6、宜与吴非同一国，而是两个同处东南的封国，关系密切[64]。然而此文在对于宜侯夨与吴君亲属关系的确定上，似有前后矛盾之处。

2018年

许洁，钱公麟先生又发表了《从宜侯夨簋再谈宁镇地区周代青铜遗存》一文，从程桥东周二号墓、三号墓，磨子顶大墓，粮山二号墓，丹徒王家山春秋墓入手，提出：若这些墓的墓主是各代吴王，相差各异的墓葬形制则无法认定为同一族属，由此继续强调了所谓烟墩山西周墓葬是一处东周窖藏的考古学证据[65]。

二、祛魅观真

梳理这六十五年的研究历程，围绕着宜侯夨簋，产生了诸多问题。学界前辈或是作出自己的解答，或是总结前人的观点，总之，都是有所裨益的。从大体上可分为十一个方面：

1、对1954年此簋出土的遗迹单位是墓葬还是窖藏的讨论。若是遗迹，是一座大墓还是一座墓带有两个附葬坑。

2、对此簋所属王世的讨论，目前主流观点有成王说，康王说，昭王说。

3、对于“”字的释读，释为“圖”者解释为武王、成王伐商的地图；释为“啚”者解释为国家或地区的边鄙。

4、对于“”字的释读，有“虔”，“虞”，“虎”三种隶定。

5、对于“虞”地地望的考察，有岐山陇县说；山西平陆说；武王封周章之吴说；夏虚说等数种。

6、对于“”字的释读，有“宜”，“俎”，“柤”三种主要观点。

7、对于“宜”地或“俎”地地望的考察，“宜”地有丹徒说，宗周王畿说，河南宜阳说；“俎”地有洛邑边鄙说，宜水说，江苏邳县加口说。

8、对于“”字的释读，有“夨”，“夭”两种隶定。

9、对于“夨”或“夭”身份的考察，有太伯、仲雍之后说，进一步有周章说、熊遂说、柯相说；周公之后说；殷遗民说；朱方成员说；与作册夨令为同一人说。

10、对于“虞公父丁”身份的考察，除搁置不论外有夨令之父父丁说；周章之父叔达说；还有将“虞公”“父丁”认为是两人的说法，“虞公”是周章，“父丁”是熊遂说。

11、对于“虞”、“宜”、“吴”关系的考察。

综观这十一个困扰学界已久的问题，不难发现，如今我们对宜侯夨簋的认识，却是“层累”着形成的，后人基于多家前辈的解释，得出了萌生于解释之上的解释，要想真正理清此簋的历史意义，我们还是应该从宜侯夨簋的铭文入手，考量其铭文文本。排除各家注疏，我们从簋铭中能够汲取的最原始且最真实的信息仅有：

四月的某一天，一位周王在查看了武王、成王的“伐商图”以及“东国图”后，对侯说：“把你分封到地去，赐给你宝物，土地与人口。” 侯感念王的恩情，做了祭祀公父丁的宝器。

从铭文文本的含义来看，即便有缺损之处，但仍可反映一次周王徙封诸侯的典礼。那么单纯的从宜侯夨簋铭文入手，释读出铭文记载的史事，不仅没有任何文字与太伯奔吴与吴国早期历史相矛盾，反而若将此簋定在康王之世，在西周早中期，苏南地区少见具有典型宗周风格的或带有铭文青铜器的这一现象，恰恰从侧面佐证了史书中：“断发文身，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的记载。有关太伯、仲雍奔吴的记载见于《史记》、《左传》等诸多史料，在没有实际证据之前，是没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空穴来风的。其二，“虞公父丁”中“父丁”为日名，商周之际的日名并不能够完全代表人群的族属，周人亦可用日名作称，而日名的使用情况在商周鼎革之际存在巨大的变化，在商时期，日名更为广泛的被人们使用[66]。故“父丁”作为商时期的人物可能性是更大的。若果真如此，这亦可佐证的家族跨越了商周两朝，这似乎与太伯、仲雍奔吴为商代史事的记载相吻合了。

当然，在未有更多材料出土之前，我们不好对此问题进行过度的主观臆测，那么对于吴文化研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吴文化从何而来？我们认为，目前只能够从考古学上给予文化谱系上的观察。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4月1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4月16日

点击下载附件： 1912王一凡：宜侯夨簋學案綜理.doc

下载次数：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