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安大簡《詩經》分篇再談《蟋蟀》一詩及其相關問題

（首發）

梁睿成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清華簡《耆夜》公佈以來，《詩經·蟋蟀》文本的問題得到更多關注，也激活了早期文獻如何流傳問題的討論。目前關於《耆夜》中周公所歌《蟋蟀》與今本《詩經·唐風·蟋蟀》的關係的研究，牛清波先生的《清華簡〈耆夜〉研究論述》中有較全面的收集和詳細論述[i]，可參看。現將學者觀點簡單歸納，羅列於下。

關於二者的早晚，有以下意見：

李學勤[ii]、孔德凌[iii]、黃寶娟[iv]等學者認為今本比起簡本更加規整，應該是由簡本加工、演變而來。

李銳先生則認為二者是不同系統的“族本”，不是線性關係，不能靜止地考察二者的早晚。[v]

關於為何簡本系於周公的詩，在今本卻系於《唐風》下的問題，則有以下意見：

1、帶入說。李學勤先生認為耆（黎）國與唐有一定關係。《蟋蟀》是戡耆（黎）時作，後在此流傳。吳新勇先生則認為是周公誅滅唐地叛亂時，將伐耆獲勝所作的《蟋蟀》傳入唐地，或是周公以詩誡唐叔虞，叔虞封唐時帶入。[vi]賈海生、錢建芳二位認為《蟋蟀》或是周天子命晋文侯、晋文公为方伯时帶入。[vii]

2、民歌說。梅显懋、于婷婷二位认为《蟋蟀》本是唐地民間樂歌，武王伐耆凯旋，飲至典禮上周公用此詩以告誡群臣。[viii]

3、平行說。李銳先生則立足於族本的理論，認為周公所歌《蟋蟀》則是選用、改編某一《蟋蟀》族本而成。流傳過程中，陶唐移民運用某一系統族本的《蟋蟀》以刺晉僖公，後被採入《唐風》。[ix]

本文則更關注第二個問題。帶入說無疑將《蟋蟀》的原創歸給了周公，視《唐風》為傳播；民歌說則把原創歸給唐地，視周公為藉用。二者剛好相反。平行說則擱置了“作者”問題的討論，而把二者視作是不同時空中對《蟋蟀》不同族本的應用，頗有新意。而筆者則試圖用安大簡目前公佈的信息，再次探討這個問題。

徐在國先生《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诗经〉诗序与异文》中透露了安大簡《詩經》分篇的情況，其中兩點與本文有關：一是在今本屬《唐風》的《蟋蟀》、《揚之水》、《山有樞》、《椒聊》、《綢繆》、《有杕之杜》、《羔裘》、《無衣》、《鴇羽》諸篇，與《葛屦》（今本屬《魏風》）在安大簡中一併歸入《魏風》；二是原屬於《魏風》的《汾沮洳》、《陟岵》、《园有桃》、《伐檀》、《硕鼠》、《十亩之间》被歸入了新出現的《侯風》。[x]材料尚未正式公佈，筆者現在推測這首《蟋蟀》應該不是新出現的同名佚詩，因為它是和其他八首今屬《唐風》整體被編入《魏風》，應該是分篇異於漢代四家詩所致，具體的差異可能僅在字句上。這種分篇差異的出現無疑衝擊了原來分篇的那種經典性和決定性。因此，以上基於《蟋蟀》歸入《唐風》所得出的觀點就面臨新的疑問，這也使我們再次思考《詩經》在先秦到底經歷了怎樣的編組過？先秦時代又是如何去認識詩的？

漢代詩學將《蟋蟀》歸入《唐風》並非僅限於毛詩，《漢書·地理志下》寫河東“本陶唐所居”，引及《蟋蟀》文，言其為“唐詩”。這可能代表了當時比較一般性的認知。齊、魯、韓三家後來雖亡，但從《藝文志》或者鄭玄詩《箋》到後來《釋文》、《正義》的時代都未透露出三家分篇與毛有異的信息，不然應該給予一定的解釋。

分篇對於漢代詩經學的闡釋是非常重要的，分篇不同代表著對詩的產生地域的認識不同，而地域的特徵與歷史往往是漢代詩經學解讀詩意的先決性條件，這個在《詩序》、《漢書·地理志》、《詩譜》都能看到。又如柯馬丁教授所注意到的一個例子，《關雎》中的“窈窕”與《月出》中的“窈糾”其實是同一個詞，在毛傳中被解釋為不同的意思，前者被理解為美德，後者則被理解為艷色。[xi]這種解讀最直接的依據或許是《詩序》，但《詩序》本身的理解也是有分篇和地域作為支撐的。詩系於《周南》，就要在“正風”的範疇內理解，詩系於《陳風》，則要在“變風”的範疇內來理解，因此產生一詞兩意。

唐地在漢代文獻中被描述成一個有先王遺風，崇尚儉樸的地區：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史記·貨殖列傳》）

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漢書·地理志》）

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詩譜·唐譜》）

這種認識在《蟋蟀》的理解中被贯彻：

《蟋蟀》的《小序》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思遠慮，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輯有齊、魯二家說，主題也是“刺儉”，[xii]雖沒有材料表明是指晉僖公。

李學勤先生根據晉僖公墓的發現提出：“晉僖公絕不是儉嗇的人，而是耽於逸樂，愛好田遊和美味的豪奢貴族。”[xiii]有力地否定了《詩序》僖公儉不中禮的說法。但據此尚不足全盤駁倒“刺儉”說，畢竟《詩序》的說法可能僅是把儉樸的主題附會到一個具體的人上而已，只是現在證明《詩序》剛好找錯了人。

而清華簡《耆夜》中的《蟋蟀》卻是被在飲至典禮中，被周公用於提醒群臣“康樂而毋荒”，保持戒懼。因此現在也有不少學者傾向認為這才是《蟋蟀》一詩的本意。的確在《耆夜》的語境中來理解《蟋蟀》一詩的文句確實較為流暢、合適。但需要注意《耆夜》一篇的性質很難說是西周初年的原始文獻，更像是後人追述西周初年所做的故事，這點前人已有討論[xiv]。因此通過一篇後起的文獻來證明《蟋蟀》就是周初的周公所附之詩，未必合理。或許《耆夜》的作者是把自己對《蟋蟀》詩意的理解——“告誡”——添加到和周公有關的故事的創作上（《周公之琴舞》情況類似），且他的選擇的場景契合於詩句的直白讀法，使得我們更容易接受而已。另，孫飛燕還指出《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記載的印段賦《蟋蟀》，趙孟回答為“善哉，保家之主”也以主旨是戒懼，以佐證《耆夜》中《蟋蟀》主旨為戒懼的合理。[xv]然春秋外交中的賦詩，多是“斷章取義”，取的就是詩句表面的意思。若按如季旭升等一些學者的觀點，從語言、詞彙角度把《耆夜》定在春秋後期的話，其作者對《蟋蟀》的直白解讀與春秋時期賦詩的大環境其實是相一致的，但字面意思是否就是詩本意呢？在詩歌最初產生的背景已經喪失的情況下并不能斷定。

就目前的材料而言，《蟋蟀》的作者、產地、本意都無法坐實，而安大簡把《蟋蟀》歸入《魏風》更是加劇了這種情況，也使得我們更不能線性地看待《蟋蟀》，甚至是《詩經》在先秦的理解、接受與流傳。

前文所列的帶入說和民歌說就是把《唐風》的《蟋蟀》和《耆夜》的《蟋蟀》做了線性的連接。因此面對安大簡的情況，就面临很多的解释困境，而且目前的史料無法回答，只能停留在猜測。此二說的觀點涉及周公，此處暫先認定周公與《蟋蟀》有關。按第一种说法，是周初封魏時也把這首詩贈給了魏國嗎？還是贈送給了魏或晉中的一個，後來四家詩或安大簡其中一個弄錯了？按第二種說法，是兩地產生一首相同或极其类似的詩？或是周公所採當是魏或晉的一個，四家詩或安大簡其中一個弄錯了？若拘泥於考察到底是魏風还是晉風，就又陷入了另一種線性。再出土《蟋蟀》在其他《風》內，又將如何去圓呢？況且周公還未必與《蟋蟀》有關。

但若懸置作者和本意，採取平行說的傾向，則可以比較好地解釋這些複雜的現象。

春秋以來，部分詩的背景知識如作者和產地已經變得模糊，詩意的解讀也因詩背景語境的缺乏而出現了差異，在這一點上，先秦學者和漢代經師沒有本質區別，只是程度不同。就《蟋蟀》一詩而言，現先假設《耆夜》把《蟋蟀》敘述為周公所賦，是作者的“想象”，非周公真賦《蟋蟀》。那我們需要思考《耆夜》作者所處的時代，時人包括作者自己是否知道這首詩的產地？若詩的產地是明確的（比如是唐地），那作者依然固執地將《蟋蟀》歸入周公名下，豈不是沒有說服力？若《耆夜》的確反映了真實情況，即《周公》賦《蟋蟀》。那戰國時期的安大簡、古文《毛詩》又各自將該詩歸入《魏風》和《唐風》，而不歸入《周南》又是為何？《毛詩》是北方系統，暫且不論。清華簡《耆夜》和安大簡都是戰國楚地的文本，則周公賦《蟋蟀》的說法在戰國的楚地是存在的，并不是周初發生該事後，後人不知。若這種說法在戰國楚地是共識，那安大簡《蟋蟀》入《魏風》就確實奇怪了。

抱著先秦時人一定知道詩的作者、產地以及本旨，甚至他們的認知都是一致的先見，則無助於解答以上疑問。相反，我們若認為時人的確不知道這些詩的背景了，那《蟋蟀》的歸篇和使用的繁雜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同的觀點和分篇可以並存，它們之間不存在線性的源流關係，而是彼此獨立的。另外八首今本屬《唐風》以及六首今本屬《魏風》的詩，前者在安大簡入《魏風》，後者編入新出現的《侯風》，可能情況是類似的。

至於《蟋蟀》何以有入《魏風》這種情況出現，最後稍作臆測。

《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季札觀樂，感歎魏樂“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史記·吳太伯世家》作“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感歎唐樂“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前文引《地理志》也是魏、唐并提，說明二風的詩總體上風格相似，比如崇尚俭朴。雖然我們不知道春秋時季札所聞唐風和魏風具體包括哪些詩。戰國時的某個編者在接受到《蟋蟀》、《葛屦》一类的诗時，他或許已經不確切知道詩的產地與作者，而他理解這些詩旨意相類，如“刺儉”，而魏、唐之地有尚儉之傳統，則他可能就會把這些詩歸到《魏風》（當然他也可以選擇《唐風》）之中。就像《耆夜》的作者理解詩旨是“戒懼”，那他就可以把詩的場景安排在歡愉的慶功典禮上，托周公之口表達出來一樣。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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