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中国出土文献的研究——回顾与前瞻[1]

（首發）

汪濤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我今天講的內容是一個鬆散的討論，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題目是“回顧與前瞻”，關於出土文獻研究現狀觀感和一些自己的思考，和大家交流。本來想的題目可能不登大雅之堂，是“悲觀與失望”，大家由此可以看出我想講的不全是積極的體會。

我發現現在國內的青年學生總以為國外的研究做得很好，要與國際接軌，實際上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軌是沒法接的。我們要從哪個角度來看西方？我對英國的情況比較瞭解，可以來看看英國在漢學領域研究出土文獻這一塊是怎麼走過來的，理清脈絡，以對將來的發展有一個粗淺的推斷，希望事實能證明我的一些悲觀的想法能夠落空。

從考古文獻來劃分的話，英文文獻中比較有名的是錢存訓先生的《書於竹帛》。他的定義與國內對“出土文獻”的定義是差不多的。包括甲骨、金文、簡帛，也包括石鼓文、零星的石刻文字等，都可以劃在出土文獻的範疇裏。

我們從各個門類，來看看有沒有哪些研究是有意義的，或直到今天有沒有哪些記得住的作品和研究者。我自己總結，英國學者在某一個領域裏開創天地或者作出貢獻的學者，還是屈指可數的。

甲骨文的研究

甲骨文的研究，在西方與在中國幾乎是同時起步的。甲骨文發現的時間，一般認為是19世紀最後幾年。中國的孫詒讓等傳統學者開始研究的同時，英國的一些學者，如金璋（Hopkins），他是當時駐在天津的一位領事。他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漢學家。當時在中國參與甲骨文的研究和收集的，還包括了幾位傳教士，他們購買了一批安陽出土的甲骨文。但是說到研究，還是從這位外交官開始的。他當時通過一些傳教士購買了一些甲骨。他當時是屬於獨立研究，沒有參考當時孫詒讓王國維等人的成果。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是同時起步的第一位西方學者。今天看他的成果，可以說絕大多數都是錯誤的。他對中國文字感興趣，比如他翻譯過《六書通》，對訓詁等傳統的學術方法是熟悉的。他的先天性的缺點是對甲骨文的辨偽不行，所以搜羅的很多甲骨都是假的，根據這些假甲骨也寫了一些文章。他先是把甲骨文作為周代的文字來研究，後來看到了王國維的論著，王認為是商代文字。一開始他還不相信，後來意識到這些文字是商代的文字，接受了王氏的觀點，糾正了自己的錯誤。

關於金璋，比較有名的事件是家譜刻辭，這至今為止是一件研究甲骨文的公案，我覺得這一問題仍然沒有解決。這一片家譜刻辭，藏于大英博物館，不是金璋買的，是一位當時英國在中國的傳教士為大英博物院所購買。入藏很早，在1918年左右。上面刻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的名字。當時很多人都認為它是假的，最主要理由是：除了大英博物院這一片，還有四五片差不多的。金璋自己就有兩片，他認為是真的。當時歐洲的一些漢學家，比如德國的一位女學者，都認為是假的，因為跟其他的甲骨文完全不一樣。所以兩人之間就有了一場爭論。在中國，于省吾先生和胡厚宣先生同樣也有過爭論。于先生認為這篇的文章是真的，胡先生認為是假的。文章都已經公開發表過討論過，還沒有人將兩方的意見統一起來。這一篇刻辭，一直在大英博物館陳列，我陪過很多學者去看，意見不統一。于先生、胡先生都沒有看過這片刻辭。 胡先生的學生范毓周看過認為是假的。齊文心看過，沒有發表意見，李學勤看過後認為是真的。爭論沒有結果。比較有意思的是，隨著殷墟考古發掘的深入，子組卜辭大量出現，可以看到一些不在王系卜辭的人名和刻法，回頭再看這片家譜刻辭覺得也可能是真的。但是還沒有實證，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

我們回到英國學者，把金璋稱為漢學家還不太準確。金璋三十多歲就退休了，迷上了甲骨文，書香世家，出過很多詩人、學者。回到英國後就當“寓公”了，成為了“業餘學者”。現在所謂學者，一般要在大學或博物館供職，但他自己在家研究。英國有個組織，叫皇家亞細亞學會，19世紀英國人在上海成立的第一個學術機構，它的組成成分不是漢學家，而是所有對學問有興趣的都可以加入。這是當時英國學術的一個特點。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造成了這種研究沒有專業化。這裏面可能有牧師，也有像金璋這樣的“寓公”學者，也有可能是教會的或者做生意的，成分複雜。這決定了英國漢學是建立在雜亂而沒有系統的訓練基礎上的漢學。在德國情況不一樣，要稱為學者，一定要經過嚴格的訓練才有發言權，否則不能隨便發表文章做研究。英國從某種程度上建立起了漢學，但不是建立在一個堅實的漢學研究的基礎上。

現在來看金璋的研究，他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想法。其實他的漢學功底不錯，從現在國內漢學水準要求來說可能不合格，但是作為自學者已經很不容易。當時有名的英國漢學家比如魏理，也是自學中文，自己買一個字典自學，很快就能把楚辭、唐詩翻譯成非常優美的英文。他的影響比當時所有其他的漢學家都大。

金璋作了20多年皇家亞細亞學會的會長，在他之後，甲骨方面後繼無人。當時在歐洲他是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甲骨研究上的唯一的學者。在他去世以後，悼詞上寫到他是“歐洲的一盞明燈”，只有他一個人孤獨地自得其樂地研究中國的甲骨。我整理過他的論著目錄，也看過他絕大部分的文章。我覺得可以對他的研究做一個重新整理，糾正一些錯誤，再把他的一些想法結合新材料，應該是很有意思的。但是至今沒有人整理他的東西，因為現在英國沒有人做，幾乎被人遺忘了。他之後，幾十年就沒人碰這些東西了。

80年代初，李學勤先生到英國訪問，提出整理英國所藏的甲骨。大英博物館、愛丁堡皇家博物館等單位都藏有甲骨，加上私人藏的，總計一千多片。但是一直沒有人整理。李先生和當時亞非學院的艾蘭教授一起整理。艾蘭是研究先秦的神話的，現在在美國達特茅斯學院。艾蘭先生先生的學術背景是研究先秦的文化和神話，所以他做的工作不是在考釋文字上而主要是在利用甲骨文字研究商代的神話，是從西方學者的角度來研究的。他開始用顯微鏡觀察甲骨刻辭的刀痕，進行微痕研究。當時他的研究就是通過刀痕來研究家譜刻辭。他的文章附在《英藏甲骨》後面，直接從對甲骨文的觀察上來辨別甲骨的真偽問題。他同意李學勤先生的意見，認為是真的。艾蘭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教也有二十多年。

我1986年到倫敦，是跟艾蘭先生做博士。一開始並沒有想到選甲骨文的論文題目，因為當時甲骨整理工作已經做完了，已經交付中華書局出書，所以我沒有參與甲骨的整理工作。因為艾蘭先生剛做完那部分工作，李學勤先生也在那裏，所以就選了甲骨的題目。我大學是中文系畢業，研究生學的是美術史，選題時是想選先秦文化史。但當時正好這批甲骨材料整理出來了，我就利用這批材料和剛出的甲骨文合集開始學習甲骨，李學勤先生、裘錫圭先生也給我做了指導。所以我是起步比較晚的，後來才做了甲骨。有一位亞非學院畢業的本科生，後來去了加拿大跟隨高島謙一，進行甲骨文“人”字部的語源學研究，後來學術成果沒有公開發表，他本人寫完博士論文後也脫離了學術界，研究沒有繼續。

我本應該繼續研究甲骨，但後來在亞非學院任教，開中國考古學這門課程，於是研究的範圍就不能限於甲骨，還要兼顧青銅器、玉器、考古、美術史的內容。我的甲骨方面的文章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主要包括兩部分：甲骨文顏色詞的考釋和分析，另外就是甲骨文的祭牲顏色的分析，這一部分準備發表時剛好花東的卜辭出來了，我發現其中有大量的祭牲顏色的內容，等材料公佈、加進去，所以直到去年才將修改後的成果發表。這就是我本人與甲骨的一段比較親密的關係。現在還在繼續研究，但很難稱為一個系統專門的方向了。

所以，比較遺憾地說，我在亞非學院教書20年，後來也開了一門碩士班的課：古文字學與書法學。但很遺憾至今沒有一個研究生選擇這個作為研究方向。也有臺灣地區的學生申請過，但由於語言的問題沒有成功。照目前的情況看，在五年之內可能很難看到（當然我希望我說錯）有英國的學生選擇甲骨作為研究的方向（中國到英國去的學生選擇這個方向的可能性要高一些）。

總之，在英國使用過甲骨文材料的、撰寫過甲骨條目的，加起來不會超過10個人，真正能對英國收藏的這批材料進行使用的，現在是沒有。希望有人繼續對這批材料進行整理。

金文的研究

金文就更沒法說了。說到金文，要提到葉芝。英國對中國青銅器的研究，也是開始比較早的。最早一本研究的書叫《Chinese Bronzes》，1865年就有了。我本以為19世紀中期就有人開始研究青銅器，很興奮。後來找到該書看完後發現其實是個混雜圖錄，只是從《西清古鑒》等中搜集了一些木刻的圖樣，并不是研究著作，所以現在只能作為一本善本書而沒有太多的研究價值。20世紀20年代開始有了金文研究著作的發表。這里也有一個公案：當時倫敦的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館（國家工藝美術館）收藏了一個青銅器，是清代制作的假古董，琉璃廠賣的，當時一個英國收藏家買來後賣給博物館的。一開始很多人寫文章說這個東西如何如何好。後來沒過幾年，由於制作粗劣，一看就是清晚期的制作工藝，很快就被發現是件贗品。鬧了個大笑話。從這一時期開始，葉芝開始寫文章。他本是金璋這樣的業余學者，後來成為職業漢學家。他的經歷反映了20年代到30年代英國的中國學的轉型。從這一時期大學開始設立中國考古學的教職，葉芝是第一位教授。他本來是軍醫，在中國住了十幾年，還自學了古漢語，翻譯大量金文，再由金文進入器物學。退伍後就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聘為第一任中國考古學、藝術考古學的講師。這是西方學術史上中國學第一次作為一個專門的學問被設立。有意思的是，他為什麼能從退伍軍醫變成第一個中國考古學的教授？當時，他是一個非常喜愛藝術的人。他非常喜愛繪畫，他的水彩畫現在還掛在我們教師喝茶的休息室里。他因為比較喜歡中國的文化——一開始比較寬，後來專攻青銅器。因為當時一批英國收藏家從收藏中國清代瓷器轉移到收藏上古的古董，主要是陶器，當然最重要的是青銅器。三十年代，大量的青銅器流到英國。葉芝是唯一能看懂金文并翻譯成英文的學者，因此所有當時主要的收藏家都要找他寫目錄寫介紹。這些西方最有影響的收藏家就會到大學里，告訴大家中國考古，特別是和藝術青銅器相關的研究變成一個世界性的學問，英國的大學里一定要這方面的專門人才。他們通過這樣的呼吁，先自籌經費請葉芝做一些講座開一些課。後來英國庚子賠款的管理委員會決定以大約20～25萬英鎊來設立中國考古學教授的席位。現在20萬英鎊似乎不高，但當時是很大一筆錢，相當於現在4、5百萬。這樣，葉芝第一次有了機會可以教授學生。但是，他的學生裏面，在他的名下寫金文的博士沒有，只有碩士論文，這個碩士就是曾昭燏。曾昭燏30年代（37年）到了英國，與夏鼐一起過去的，是同學。他當時本想學埃及學之類，但是覺得不太容易，由於在南京跟胡小石學過古文字，再加上葉芝也是做金文的，於是就寫了金文。當時是二戰期間，他自己用手將碩士論文原文裝訂成了一個本子（現在收藏在倫敦大學），後來也收入他的文集，但是是中文的。雖然沒有公開發表，但他的碩士論文在大學是可以調出來閱讀的。所以很有意思，這是第一位中國學生在英國用英文寫了第一部金文專著。金文在四、五十年代，西方的器形學研究佔據了優勢，金文本身就沒有人研究了。這也是文化上的一種差異。當時西方對中國青銅器價值的估量上，器形是第一標準而非銘文。收藏時關注器形是否優美，裝飾是偶否華麗漂亮，對文字重視不夠。因此葉芝之後，在英國發表的關於中國青銅器的書幾乎不翻譯銘文。這個現象到現在似乎有些改變，但一貫來看，從20年代，從曾昭燏之後，寫中國青銅器的博士論文，我所知道的大概有三篇，但都沒有把金文作為重點在他們的博士論文里進行討論。

所以我感覺，英國對金文研究沒有什麼太大的貢獻。西方公認的對銘文有貢獻的，是澳洲的巴納，他是西方銘文研究的權威，是唯一基本能夠掌握金文的學者。

簡帛的研究

英國對簡的研究非常之早，在近代學術史上，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比中國要早。斯坦因從1908年開始就在先後四次中國探險，在敦煌、新疆一帶發現大量木簡，帶回英國。但這批東西的研究，是由法國的漢學家來承擔的。當時歐洲漢學界比較公認的漢學家如沙畹和馬伯樂，他們是以簡的研究為主的。這裏也可以回頭看看和甲骨文研究的關係，金璋作為研究甲骨的學者是在英倫三島活動的，當時法國學者對這位業餘學者比較輕視，因為他沒有受過傳統漢學研究的訓練，據說他們曾和章太炎提過，認為金璋是研究假古董的沒什么意思，而簡是斯坦因通過考古帶回來的東西，所以才花大量精力去研究。英國真正研究簡要到五十年代。劍橋大學的教授魯惟一五十年代到日本進修，參加了日本關於漢簡的讀書班，他後來決定把居延漢簡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題目。所以他是唯一把漢簡作為博士論文的英國學者，論文現在已經翻譯成中文。其實影響非常有限，是把漢簡按照西方的方法做了分類，文字考釋等方面沒有涉及。這在西方漢學也算是一個里程碑的東西。魯惟一後來主攻秦漢，睡虎地秦簡的發現他都做了綜合性介紹。到了六七十年代，簡的研究的中心在荷蘭的萊頓大學，而英國已經沒有人在搞簡了。大英博物館數千的簡，除了沙畹和馬伯樂研究過的一部分之外，還有大量未公佈的殘片。到1992年裘先生在大英博物館看到那些簡，提出需要整理，有發表的價值。剛剛在一兩個星期前，這批東西終於發表了。這其中裘先生、胡平生先生和我都做了工作。這算作最新的一個成果，下一步怎麼做，還沒有計劃。

劍橋大學年輕的漢學家霍克斯。他研究先秦戰國，因此對睡虎地簡有過接觸。他隨著謝桂華教授在社科院實習過一段時間。西方漢學家都是雜家，他現在在研究管子等。

簡的研究現在看來似乎樂觀一點，也許以後會學生對這個方向感興趣。

關於新的楚簡，美國也有很多對新出楚簡的研究比較熱心、做出貢獻的學者。但在英國，這幾年間，唯一能夠提到的還是譚朴森先生。譚朴森先生，是我的老師之一，也是裘先生的朋友。去年六月份去世。有人說他是英國人，有人說他是美國人，他自己說自己是愛爾蘭人。艾蘭先生和他是幾十年的同事，給他寫悼詞的時候說：他是哪國人沒有人知道。他在愛爾蘭出身，在中國長大，在美國念書，在英國工作，但行為舉止都是中國人。他在精神上是個中國紳士。在西方，他是近六十年對中國文獻校勘貢獻具有突出貢獻的學者之一。他在中國出身，父親是愛爾蘭傳教士，住在河北。1936年日本人進入中國後被關進集中營，住了好幾年。日本人投降後，隨父親到美國念書，念的是神學。美國的軍隊50年代招兵，把他送到日本去培訓。在日本學中文。他熱愛中文，不願意當兵，就跑到臺灣，一住五六年。他就與當時的遺老遺少在家裏（美國人很稀罕，大家都很熱情，誰都願意教他）。回到美國，就到華盛頓大學學習，他對一位有名的德國教授說想學習中文，老師就讓他寫幾個中文看看，結果他很流利地寫了古文。結果老師說，你不用學了，直接給了文憑，念研究生。所以他一直說自己混過去了。但他博士論文一做就是二三十年。他喜歡看書，但不喜歡寫。他的論文十幾年不動筆。他當時很年輕，才二十多歲，就在大學找到了工作。七十年代，那時才三十多歲，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是漢學研究的重鎮，如葛維漢、劉殿爵、研究語言學的Donald等都在倫敦大學，誰都想去。他就給劉殿爵寫了信，劉就邀請他來講課。聽覺得很不錯，就要求他來工作。又過了很多年，他完成了博士論文《慎子異文》。後來他為了出版該書，將漢字手工填寫進去，所以到79或80年才出版。他把聖經的校勘理論運用到中國典籍的校勘。他致力於研製能夠用於校勘的中文電腦，把最後二三十年的精力用在了發明中文電腦上。我們都覺得很可惜，按他的才能學識完全可以再寫幾部重要的書。他也花了很多人的錢，熱愛中國文化的人給了他很多錢，請了技術人員，召集了一大幫人做中文電腦。我86年在到英國的時候，電腦已經做好了，譚樸森在二十多年前已經做到了可以打句子了。但缺點是只能在他這一台電腦上打。他去世後，他太太說要扔掉。後來找了當年的技術人員，他們說沒法換到別的電腦上。這確實是第一個錄入中文非常好的電腦，但沒法流傳開。後來他參加了臺灣中研院數字化的古籍標點工作，也做了很有益的貢獻。那兩年半的時間他在研究如何在電腦上古籍標點。譚先生去世後，他所有的書籍都已經贈送給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他的主要貢獻，除了論文和書外，就是郭店楚簡第一次國際研討會，在達特茅斯。歐美絕大多數學者都去了，譚樸森先生當時寫了一篇文章，我問了許多人都說看不懂。文章很複雜，其實他的思維是很清楚的，可能是翻譯有問題。他把自己建立起來的文獻校勘的方法做了簡要的說明，並聯繫了出土文獻的校勘。

要講到帛書的話，英國沒有人在做。

敦煌的研究

還有敦煌的文書。這也應該隨在出土文獻裏面。英國的翟理斯。他編了斯坦因敦煌文書的編目，算是一個主要的貢獻。我做博士論文期間研究的是甲骨文，但獎學金非常有限幾乎無法生活，所以社科院宋佳玉先生等88、89年過來整理敦煌文書，我也參加了初期的整理英藏敦煌文獻的項目，工作是每天跟著學者一起拍照做錄文。這個項目是和社科院吐魯番學會合作的，做完後，英國沒有人研究，僅有研究唐史的學者引用了成果。這幾年英國國家圖書館有人說要把這批材料數字化、全部上網，對發佈材料有貢獻。

我想最後總結一下，七八十年代之前，研究成果很少，一只手就可以數過來。八十年代之後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在中國學者的參與或推動下取得的。我的感覺是以後要有什麼成果，推動的力量還是一定來自中國的力量，包括中國學者的直接幫助以及中國學生的參與。

對英國漢學界本身的失望并不是說對他們的資料不要研究，在今後幾年我希望從學者到學生的培養有些變化。

現在學術研究越來越國際化，不同國家的學者可以坐到一起開會或者只要通過電腦就可以交流，也許下次再講這樣的題目就不是英國研究什么、美國研究什么，而是我們研究什么，他們研究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