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大武》看《大开》《小开》作者
首发
张怀通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大开》、《小开》是今本《逸周书》中的第二十二和二十三篇，《书序》云：“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作《大开》、《小开》二篇。”[1]启，潘振认为是开导[2]。启谋乎后嗣，是对《大开》“开厥后人”和《小开》“汝开后嗣谋”两句话的撷取。敬戒，孙诒让认为是《大开》中的八儆、五戒，敬与儆通[3]。既有对内容的概括，又有对主旨的撮述，那么《书序》对于《大开》、《小开》主题的表述准确无误。
《大开》、《小开》对于人物及相关要素的叙述，只有“王”、“酆”、“维三十有五祀”，据此可知二篇中的“王”应该是文王。因为营建酆，并以酆为都城的王是文王；西周早期的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在位时间都没有达到三十五年[4]，只有克商前的文王在位时间是五十年[5]。这应该是《书序》主张《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重要依据。
自《书序》，经孔晁、卢文超、朱右曾，到当代学者黄怀信等，虽然对《大开》、《小开》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注解和考辨，但都没有对二篇是文王作品的主张补充任何证据[6]。
近年刊布的清华简《保训》、《程寤》等，是记载文王事迹的篇章，但其中没有可以说明《大开》、《小开》与文王有关的内容，因而对证明二篇是文王作品的问题，没有助益。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妨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诗经》。《诗经》的《大雅》、《周颂》中有一些歌颂文王事迹的诗篇，虽然多出自后人的制作，但其中或许可以透露一些关键信息。果然，《周颂·武》有一句重要的话，值得特别关注。《武》云：
於皇武王，无競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7]
这首诗的大意，综合历代学者注解，可以概括为：光明伟大的武王，功烈无与伦比。文德昌盛的文王，开启后人事业。武王继承文王之志，战胜殷商，制止杀戮，建立不世之功。《武》是歌颂武王伐纣克商事迹的乐舞《大武》的第一章[8]，相传为周公于伐纣胜利后返回镐京举行献俘礼时所作[9]。将《大武》归于周公名下，虽然未必确切得当，但将其制作时代定在西周初年，则为古今学者所普遍认可。
本来是歌颂武王伐纣克商事迹的乐舞，其第一章《武》中却出现了歌颂文王功业的语句“允文文王，克开厥后”，朱熹说：“言武王无競之功，实文王开之，而武王嗣而受之”[10]。这是从历史发展趋势方面着眼，对该句话出现在《武》中的原因而做出的说明。
从艺术手法方面看，既然是歌颂武王的诗歌，就应该以武王为主，但武王是继承文王而来，对文王必须有所交代，所以就穿插在第一句话之后来赞颂文王的功业。有意思的是，《武》对文公功业的描述是“克开厥后”，紧接其后描述武王的话是“嗣武受之”，其中的开、厥、后、嗣等字词，与《大开》、《小开》的主旨“开厥后人”、“汝开后嗣谋”基本对应。这就不是一般的历史趋势问题了，而是有了共同的语境。共同语境的背后则是共同的认识和思想，基础很可能是《武》与《大开》、《小开》相通的史实。如此一来，《书序》主张的《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观点便得到了西周初年《大武》乐歌的支持。此其一。
其二，从《大开》、《小开》来看《武》，其句读似乎应该是：“於皇武王，无競维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周颂》中的有些诗篇，如《天作》、《昊天有成命》等，本不必讲究字数相等、对句押韵，因此将“嗣”上读，字句有所变化，符合《周颂》通例。此前的下读，“嗣武受之”，无论字词搭配，还是句式结构，未免不辞，非得变换为“武嗣受之”，作“倒文”处理不可[11]，但这样的辞例不见于《周颂》，难以成立。
如果笔者的看法正确，那么“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的含义，就应该依据《书序》概括的《大开》、《小开》主题“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而校正为：文德昌盛的文王，开导启发后人儆戒修身，以密谋图商。这样的校正，与文王的作为：面对强敌，修炼内功，积聚力量，韬光养晦，就相互照应了。
《大开》、《小开》是文王作品的主张，与二篇语言文字中有一些西周时代的因素可以相互印证，例如：《大开》有代词“厥”，而没有西周中晚期以后出现的代词“其”；《大开》、《小开》中有介词“于”，而没有春秋时代出现、战国时代流行的介词“於”；《小开》中存在两个有西周语言特征的短语“允哉”等[12]。
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大开》、《小开》的语言文字中也有一些战国时代的因素。例如：《小开》的“德枳维大人，大人枳维公，公枳维卿，卿枳维大夫，大夫枳维士”等句子中的枳字，与枝、肢通假，可能是战国时代的语言现象[13]；《小开》中的“维德曰为明”之德，可能是周初以后才产生的思想观念等。依据《大开》、《小开》一些语言文字较为通俗的现象，刘起釪先生认为，二篇“已近战国文字，当系战国时据流传下来之史料写成”，“只可作为《尚书·周书》的可作参考的资料性文件来看待”[14]。刘先生的见解代表了多数学者的看法。
怎样看待《大开》、《小开》存在的作者、内容、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矛盾？笔者认为，今本《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制作于西周，经西周春秋时代的“言教”、“士称”、“工诵”等方式的流传，到战国时代逐渐定型，在流传过程中语言文字受到后世不同程度影响的主张[15]，较为公允中肯，对于二篇存在的各种矛盾，有较强的解释力。也就是说，《大开》、《小开》不是“战国时据流传下来之史料写成”，而是周初就已经形成，其某些语言文字的通俗问题，是在流传过程中受到后人加工的结果。
《武》中的“允文文王，克开厥后嗣”与《大开》、《小开》主题的相通，也为这个主张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1]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4页。
[2]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4页。
[3]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24页。
[4]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第88页。
[5] 《尚书·无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杨筠如《尚书核诂》，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38页。
[6] 笔者按：黄怀信先生说：“篇内文末有‘王拜【曰】’‘戒后人其用汝谋’，则所谓八儆、五戒当出谋臣之口。文王谋臣，自为太公望。”见氏著《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另外，《小开》的“汝开后嗣谋”之汝，也表示可能有一个与文王的对话者。但鉴于《大开》“盖不全之文”（陈逢衡），“原文之残阙者多”（唐大沛），“此篇中间多阙佚”（于鬯）（学者观点俱见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12页），同时《小开》也未必无文字佚失，虽然二篇文中很可能有与文王对话者，一些话语出自对话者之口，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将其笼统地归于文王名下较为妥当。退一步讲，即使八敬五戒等内容是太公的话，因为君臣一体，也不妨碍《书序》对于二篇的性质是“文启谋乎后嗣以修身敬戒”的认定。
[7]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71页。
[8] 朱熹说：《武》，“《春秋传》以此篇为《大武》之首章也。”见氏著《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32页。马瑞辰说：“又按《乐记》言《武》乐六成，《左传》言武王作《武》，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以《桓》为《武》之六章，即卒章也，则《武》之诗当为首章。而《左传》引《诗》‘耆定尔功’以为卒章者，‘卒章’盖‘首章’之讹。朱子《集传》云：《春秋传》以此为《武》之首章，盖宋时所见《左传》原作首章耳。”见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089页。两位学者所说《春秋传》、《左传》，指的是《左传》宣公十二年，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44-745页。
[9]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云：“（武王伐纣），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7页。
[10] 朱熹：《诗集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31页。
[11] 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972页。
[12] 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5页。
[13] 张怀通：《据上博简<弟子问>校读<小开>一则》，《沮诵微刊》2016年10月9日。
[14] 刘起釪：《尚书学史》，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95-96页。
[15] 张怀通：《<逸周书>新研》，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6-47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8月25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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