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簡八《虞夏殷周之制》財用觀念淺議

（首發）

王寧

棗莊廣播電視台

石小力先生在《清華簡〈虞夏殷周之制〉與上古禮樂制度》一文中，公佈了清華簡八《虞夏殷周之制》的全文，[1]據石先生介紹，此篇只有三簡，相對較短，茲將釋文錄於下：

曰昔又（有）吳（虞）氏用索（素），??（夏）后受之，乍（作）政用俉（禦），??（首）備（服）收，祭器四羅（璉），乍（作）樂《??（管）》九成，（海）外有不至者。殷人弋（代）之?（以）晶（三），教民?（以）又（有）??=（威威）之，??（首）備（服）作??（冔），祭器六??（瑚），乍（作）樂《（韶）》、《??（濩）》，（海）內有不至者。周人弋（代）之用兩，教民?（以）宜（儀），??（首）備（服）乍（作）曼（冕），祭器八（簋），乍（作）樂《武》、《象》，車大（輅），型??（鐘）未弃（棄）文章，（海）外之者（諸）侯?（歸）而不（來）。（簡1-3）

先說一下裡面個別釋文斷句和解釋問題。“俉”字石先生括讀“禦”，筆者認為當是“伍”即“五”，也就是“五”的假借字。[2]“??管”的“??”字，范常喜先生讀“羽”，[3]可從。“教民以有??=（威威）之”句，筆者認為當讀為“教民以有鬼畏之”。[4]“型鐘未棄文章”句，悅園先生讀作“型鐘，未（蔑）棄文章”，[5]可從。又疑“型??”當讀為《荀子·正論》“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的“刑重”，故接言“蔑棄文章”。

另外，由“夏后受之，作政用俉”句例之，“殷人代之以晶（三）”、“周人代之用兩”，可能都當在“之”下斷句，即作“殷人代之，以（用）晶（三）”、“周人代之，用兩”。

該篇主要敘述的是虞夏殷周的制度，認為天下的狀況越變越壞，一代不如一代，這和戰國以來人們的古史觀念是相同的，漢代緯書《孝經鉤命決》言“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五霸鶩，七雄僵”（《古微書》卷三十引），三皇時代是黃金時代，閒庭信步就把天下治理得很好，之後天下便越來越差勁、越來越難治，後來這些君主為治理國家跑得越來越快、越來越辛苦，到戰國七雄的時候天下亂到累死也沒法收拾了——當時各家總體的“古史觀”就是如此。在這個基礎上衍生出許多“歷史記載”，說上古時代是什麼樣子，以後一代一代是什麼樣子，為什麼越來越差勁的原因分析，其實大部分是戰國時代“托古改制”的產物，多是臆想出來的理論上的東西，未必就是史實。

《虞夏殷周之制》就是一篇帶有這種思想理念的文字，要讀懂它，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對“有虞氏用索”、“夏后受之，作政用五”、“殷人代之，以（用）三”、“周人代之，用兩（二）”的理解，弄明白它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

石小力先生認為：

“本篇的主題較為明確，即以虞、夏、商、周禮樂的奢儉為例來勸諫君王以儉興國，以奢失國。從簡文看，虞、夏、商、周的禮樂等各方面由樸素一步步走向奢華，導致的結果則是從夏代的‘海外有不至者’，到商代的‘海內有不至者’，周代的‘海外之諸侯歸而不來’，越來越多的諸侯不來朝見和歸附，這反映了道家崇儉戒奢的治國思想。”

悅園先生則認為“是反映了墨家節用尚儉的思想”，[6]總之是反對奢侈浪費、崇尚節儉的思想。但是裡面說的“索”、“五”、“三”、“二”是什麼意思呢？

《墨子·節用上》云：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

又云：

“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費，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里說：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歿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韗鞄、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

“用”本是指國家的財用，所謂“國用”，《禮記·大學》：“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鄭玄注：“用，謂國用也。”墨子學派的“節用”觀點，是說明王聖人要“王天下、正諸侯”，為政的時候就要愛民、利民，講忠信，同時還要給他們好處，就是要加費加於民利。墨家在意識里是把費用分為“無用之費”和“有用之費（用）”兩類，認為凡用於為政、加於民利的為有用之費，凡用於奢華、享樂、鋪張的為無用之費，墨家強烈反對的就是無用之費。建議統治者盡量節儉在奢華享樂方面的費用，君主的車服、器用、住處只要堪堪能用就行，形制、裝飾、數量不能追求奢華、過度；即使是天下的群百工製造器物，也僅僅是夠供民用就可以，不要過量生產，否則統統都是浪費，所謂“無用之費”。財富要多用於國政和民利，即有利於國家發展和人民的實際生活，所謂“實用”，這是“有用之費”。古代聖王都是在增加有用之費，而不會增加無用之費，所謂“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管子·中匡》也有類似的記載：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其一在國，管仲懼而復之。”

管仲統計國用，有三分之二用於招待賓客的宴飲、作樂，只有三分之一用於國政，所以管仲害怕了，跑去向齊桓公報告。而古人說國用的時候每用數字來表示，《管子·乘馬數》云：

“王國守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

由此可得到一個啟示，《虞夏殷周之制》里雖然花了許多筆墨記述了夏、殷、周三代的服飾、器用、禮樂制度，但主要目的不在此，而是要表述一種財用觀念，其主要的內容是要講“用”，它有特殊含義，本指的是國用，而這裡是指有用之費，與無用之費相反，也就是說《虞夏殷周之制》里實際也是把費用分成“有用”和“無用”兩類，所言的“用”是指有用之費，“五”、“三”、“兩（二）”都是計用的數字，從“首服”以下的那些，都屬於無用之費，這樣文意就比較容易理解。

“有虞氏用索”的“索”石小力先生括讀“素”，是。“素”是質樸的意思，作者認為有虞氏的時候一切都質樸，《白虎通義》里也反復說唐虞或虞“尚質”，不存在奢華、享樂、鋪張的現象，其費都用於質樸之事，自然都是有用之費，沒有無用之費，大概這時候天下是最好的“黃金時代”。

夏后氏“作政用五”，《爾雅·釋言》：“作，為也”，“作政”即《墨子》“聖人為政”、“聖王為政”的“為政”，“作政用五”謂治理國政所用之費（即有用之費）占五成（一半），另外的五成（一半）是無用之費，用來製作服飾、祭器、音樂，所以天下開始變壞，“海外有不至者”，遠方的國家就有不來朝的了。

殷人“以三”，即“作政以三”，是承上文省略了“作政”二字。“以”此為外動詞，用也，[7]與“用索”、“用五”、“用二”之“用”同，即有用之費占三成，另外的七成是無用之費，用來製作服飾、祭器、音樂，天下變得更壞，“海內有不至者”，近的國家也有不來朝的了。

周人“用兩”，即“作政用兩”，也是承上文省略了“作政”二字，“兩”是“二”，即有用之費占二成，另外的八成是無用之費，用來製作服飾、祭器、音樂、大輅，又刑罰繁重，蔑棄文章，[8]天下繼續變壞下去，“海外之諸侯歸而不來”，從文意遞進的角度推測，疑“海外”當作“海內外”，抄漏了一個“內”字，“海[內]外之諸侯歸而不來”，遠的、近的諸侯都表示臣服卻不來朝，天下變得壞透了。

說明《虞夏殷周之制》的作者認為，從夏后氏開始，用於國政的有用之費越來越少，用於統治者奢華享樂的無用之費越來越多（也表示奢華享樂的檔次越來越高），天下自然越來越亂。此觀點和墨家的“節用”觀念顯然是共通著的，故悅園先生認為“是反映了墨家節用尚儉的思想”可能更切近些。

另據劉國忠先生《清華簡〈治邦之道〉初探》一文介紹，《治邦之道》應是一篇與墨學有關的佚文，[9]說明清華簡中墨學思想的作品不是一篇，《虞夏殷周之制》可能是和《治邦之道》同出於墨家學派的作品，反映的主體內容就是墨家的“節用”觀念。不過總感覺《虞夏殷周之制》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可能是從某篇中摘錄的一段文字。

附錄：《虞夏殷周之制》寬式文本：

曰昔有虞氏用素，夏后受之，作政用五，首服收，祭器四璉，作樂《羽管》九成，海外有不至者。殷人代之，以（用）三，教民以有鬼畏之，首服作冔，祭器六瑚，作樂《韶》、《濩》，海內有不至者。周人代之，用兩，教民以儀，首服作冕，祭器八簋，作樂《武》、《象》，車大輅，刑重，未（蔑）棄文章，海[內]外之諸侯歸而不來。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9月26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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