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司南酌”

(删节版)

（首发）

闻人军

提要

王充《论衡·是应篇》曰：“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天性然也。”萧梁吴均(469-520)诗曰：“独对东风酒，谁举指南酌。”“东风酒”系吴均新创之典。“东风酒”及其对偶的“指南酌”都是名词，后者系用王充《论衡·是应篇》司南酌的典故。“司南之酌”即“司南酌”，是一种天性指南的磁性指向器。宋僧正觉《颂古》诗曰：“妙握司南造化柄，水云器具在甄陶”，证明司南(酌)是陶瓷容器中水面上浮着的带有天性指南之柄的器具。水浮“瓢针司南酌”已有一系列的文献证据，还有考古材料银酒令纛的旁证。有的学者将《论衡》句中名词性的“酌”误释为动词性的酌行或行觞之“行”，再偷换概念变成“行驶”，把《论衡》司南句臆解为“指南车在地上行驶时，其横杆即木人的手臂总指向南方”，与《论衡》的文意全然不合。实质是意图否定司南磁性指向器，完全抹杀九十年来学术界的司南研究。

关键词： 东风酒 指南酌 司南酌《论衡》司南车

近年来，指南针的前身“司南”一再成为学界甚至公众议论的热点之一。许多学者努力探索，提出了多种司南复原方案。而孙机先生于2018年7月发表《再论“司南”》一文(以下省称为“孙文”)，[1] 完全否定古代有过名为“司南”的磁性指向器，以为王振铎先生“从张荫麟那里接过来的其实是一道伪命题，本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纵使为之殚精竭虑、费尽周折，也只能越描越黑，最终落得个一无是处。”华觉明先生指出：“假如你的结论是正确的，经得起推敲，那必然是在史实上有根据，在道理上也符合科学，而且在逻辑上也说得通。”[2]一经推敲，孙文的结论完全不符合这些要求。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下文失敬之处，敬请包涵。

一. 司南和司南车

通行本《论衡》源自明嘉靖通津草堂本，其《是应篇》中的“司南之杓”，应是“司南之酌”。孙文以为“杓”是错字。笔者则认为，所有已知的楊文昌刻北宋修本、南宋乾道本、元小字本、三朝递修本(明补)四种早期版本都作“司南之酌”。[3]《太平御览》卷九四四和卷七六二义引作“司南之杓”及“司南之勺”。《太平御览》卷九四四和卷七六二都将“其柢指南”义引为“其柄指南”。要使上述四种早期版本、两种《太平御览》义引和明嘉靖通津草堂本都讲得通的唯一可能是释“杓”为“勺”、“酌”取“勺”义。明嘉靖通津草堂本改“司南之酌”为“司南之杓”，实系通假，其义均是“司南之勺”，而非司南之勺柄，更与司南车搭不上关系。笔者根据王充本人在《状留篇》中对“圆物投之于地”，“方物集地”的诠释及其他论据，已论证《是应篇》“投之于地”之“地“不是“地盘”而是平常的地；“投”是置、放，“投之于地”意为放在地上。[4] 柢的本义是根本、根柢。从《太平御览》的编者到《论衡校注》的作者张宗祥先生等前贤，均释司南句之“柢”为柄。就瓢勺而言，瓢柢即瓢柄。

杨宝忠先生《论衡校笺》已校“夫虫之性然也”为“天性然也”，[5]故王充《论衡·是应篇》原文应是：“故夫屈轶之草，......古者质朴，见草之动，则言能指；能指，则言指佞人。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鱼肉之虫，集地北行。天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6]

王充明确指出司南“其柢指南”是天性。根据科学知识，按道理，此天性非磁性莫属。

《论衡》司南句的释读，是各种观点的立论之基，至关重要。

王充将“屈轶之草”，“司南之酌”和“魚肉之虫”并举，“草”、“酌”和“虫”都是名词。“司南之酌”的“之”是语助词。正如“屈轶之草”即“屈轶草”，“司南之酌”即“司南酌”。又，萧梁吴均(469-520)诗曰：“独对东风酒，谁举指南酌。”“东风酒”系吴均新创之典。“东风酒”是名词，与其对偶的“指南酌”也是名词(论证详见后文)，“指南酌”系用王充《论衡·是应篇》司南酌的典故，也证明“司南之酌”即“司南酌”。故“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就是“司南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当译为：司南酌，放在地上，其柄(靠天性自动)指南。

孙文避开“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的上下文，回避王充用这十二个字的目的是说明“天性”，说道：“至于‘酌'字，如《国语·周语》汉·贾逵注：‘酌，行也。'《诗·周颂·酌》汉·郑玄笺：‘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义。'《广韵》也说：‘酌，行也。'则酌训行、用。......‘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就是说指南车在地上行驶时，其横杆即木人的手臂总指向南方之意。文从字顺，一点也不晦涩难懂。从而也说明‘司南'模型上的勺乃是误读的产物，纯属子虚乌有。”

上面这段话，貌似有理，其实大谬。

《诗·周颂·酌》郑玄笺：“文王之道，武王得而用之，亦是酌取之义。”这里的“酌取”同义连用，“酌”就是“取”，正如《礼记·坊记》“上酌民言”郑玄注：“酌犹取也，取众民之言以为政教则得民心。”《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韦昭注：“斟，取也。酌，行也。”董增龄正义引《吕氏春秋·召类篇》高诱注：“斟酌，取其善而行。”可见《国语·周语上》韦昭注的“酌，行也”是指做、实行，指天子治国之酌“行”（implement），酌训“用”也指治国之道，不能理解为车子的“行驶”（driving）。至于《广韵》的“酌，行也”，不是与韦昭注“酌，行也”相同，就是很有可能来自《说文解字·酉部》：“酌，盛酒行觞也。”按照段玉裁的注释，“行觞”是把酒盛到觯中来给人喝。如果有人把“行觞”的“行”解释为“行驶”，那是荒唐的。将“司南之酌”的“酌”解释为“行驶”，同样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孙文在“则酌训行、用”之后，没有对《论衡》司南句的“投”和“柢”作任何说明，却用一百多字挑了几个“司南”的例子，然后说“诸家发出的是一致的声音，可见古文献中作为器物专名的“司南”，指的大抵是指南车”。且不说孙文所举例子代表性不足，所举《鬼谷子》《韩非子》之例大有争议，在逻辑上，即使“指的大抵是指南车”，也不等于指的都是指南车。作了这个铺垫后，孙文紧接着说：“‘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就是说指南车在地上行驶时，其横杆即木人的手臂总指向南方之意。”按科学常识，《论衡》“司南”靠天性指南，则与机械式指南车没有关系。如果用“指南车在地上行驶时，其横杆即木人的手臂总指向南方”来说明“天性然也”，那就根本谈不上文从字顺，却真的晦涩难懂。

“司南之酌”的通俗解释是“司南之勺”，不是司南车之用。“投之于地”意为“把它放置在地上”，根本不是所谓“行驶”。孙先生的解读，初看似乎证据很充分，误导了学术圈内外上上下下不少读者。实则他把句中名词性的“酌”误解为动词“酌”，再利用“行”的一词多义偷换概念。与孙先生自己2005年的文章相比，倒真是越描越黑，最终说不定成为科学史和训诂课上的又一个经典例子。

王充见过《鬼谷子》古本，如果他见的《鬼谷子》古本作“司南之车”，在《论衡》中就会作“司南之车”，而不是“司南之酌”。反之，《论衡》以《鬼谷子》“司南”为典，引作“司南之酌”，而不是“司南之车”，正有力地证明通行本《鬼谷子》“司南之车”中的“之车”系衍文。沈约《宋书·礼志》引《鬼谷子》曰：“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通行本《鬼谷子》曰：“故郑人之取玉也，载司南之车(《艺文类聚·宝玉部上》所引，“载”上有“必”字)，为其不惑也。夫度才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司南”而言“亦”者，明上文亦是“必载司南”，而不是“必载司南之车”。总而言之，“之车”两字系衍文。衍文的发生，大约在东汉后期。详情请参见拙文《“瓢针司南酌”的考古和文献新证》。[7]  

历史上确实制造过仪仗用的司南车，但不能把它和传说的可用于实测方向的指南车混为一谈。迄今已发掘出不少汉前古车，从未见到与制造司南车相当的遗迹或遗物。孙文说：“据《韩非子》和《鬼谷子》的记载，战国时已应出现指南车。”假如“先王”时已有司南车，怎么发展到秦朝在档次极高的秦始皇陵铜车上也没有丝毫踪影? 既然“全然找不到考古学上的依据”，孙文搬出所谓唐李瓒的“司南即司南车也”之注，用来证明《韩非子》中的“立司南”即“立司南车”，是否可信呢?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考元至元三年何犿本，称旧有李瓒注，鄙陋无取，尽为削去云云。” [8] 明万历十年(1582)吴郡赵用贤刊《韩非子》，其《韩子凡例》说：“今所载注语，果涉琐猥无识，第因宋本具列，不敢轻加删削，要以存旧章而已。” [9] 孙文说：“对待古文献中的史料，我们应秉持科学的态度，冷静地加以分析。”元代学者何犿已指出“旧有李瓒注，鄙陋无取”，明代学者赵用贤又说“今所载注语，果涉琐猥无识”， 而且“立司南车”也确实文理不通，所以此李瓒注并不可信，不可盲从。对《韩非子·有度篇》中的司南，诸家发出的远不是一致的声音。据不完全统计，已有司南车、南针盘、磁石勺、官职、纲维或法纪 、规章或礼制、测影之表等等形形色色的观点。笔者早已指出此系测影之表，现进一步说明如下：

《韩非子·有度篇》曰：“夫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故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文中用“地形”、“东西易面”、“立司南”和“端（正）朝夕”等词语，毫无疑义是在讲测定方向，而且必是国之根本大计。《周礼》冬官已佚，天、地、春、夏、秋每官的小序都曰：“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立表“辨方正位”正是国之根本大计。从《考工记》的正朝夕法可知，此法测定东西方向在前，定南北方向在后，与磁性指向器直接测知南北方向不同。也与司南车在一定的条件下仅能保持预设的南向不同。“立司南”（立表）与测量地域、求地中的政治传统有关。如果长久以往，地形地貌变迁，地中渐渐易位，就有“东西易面而不自知”的情形发生，使人主失端（正）。为避免这种情况， 故先王继承“周髀”的传统，“立司南”（立表），以端朝夕。孙文说：“《韩非子》所说的‘司南'是在行路中使用的”，“《韩非子》中说的正是指南车”。细察原文“如地形焉，即渐以往，使人主失端，东西易面而不自知”，行文紧凑。文中“失端”而“不自知”的是人主。若“即渐以往”释为行路，则是人主在行路时失端，不知东西易面，被心怀不轨的臣子“侵其主”；先王为了吓阻臣子，搞一个行路时没有实用功能的司南车摆样子，岂非如同儿戏。

古代有过的指南车仅为最高统治者出行时的仪仗，使用时有条件限制，从未用于实测方向，也不用于引导实战。《韩非子》司南不可能是行驶于高低地形实测方向的三维运动司南车。《鬼谷子》司南也不可能是适用于郑人采玉的崎岖山路的三维运动指南车。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三维运动指南车。为了将司南车年代往前推，孙文说：“晋·崔豹《古今注》中说：‘(指南)车法具在《尚方故事》。'《尚方故事》虽不传，其中却肯定会载有制造此种车的方法，马钧也应该能读到这类书。” 查《古今注》说：“大驾指南车，起于黄帝。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士皆迷四方，于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后常建焉。旧说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译来贡白稚一，黑稚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匹，軿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使大夫宴将送至国而还，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期年而还至。始制车辖轊皆以铁，还至，铁亦销尽，以属巾车氏收而载之，常为先导，示服远人而正四方。车法具在《尚方故事》。” [10]这种黄帝、周公时代的指南车故事只是后人添加的传说。说周公时代已有指南车，万里迢迢、跋山涉水那么顶用，而且车上已用铁辖、铁轊，于史实无据。汉时制作指南车的技术条件逐渐成熟，在智者创物，将重要发明归功于圣人的传统观念影响下，周公作指南车的传说应运而生。王充《论衡·恢国篇》载有周“成王之时，越常(裳)献雉”之事，未提到指南車。这则故事，除《论衡·恢国篇》外，还见于《尚书大传》、《汉书·王莽传》等，但文中均无指南车。如《尚书大传》卷四曰：“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稚，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11]根本不提指南车。显而易见，《古今注》中的周公故事乃拼凑而成。孙文说：“《宋书·礼志》中提到指南车时，说它‘以送荒远外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所以《韩非子》中说的正是指南车。”查《宋书·礼志》原文曰：“指南车，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远使。地域平漫，迷于东西，造立此车，使常知南北。”沈约虽然误以为《鬼谷子》中的司南是司南车，但仍忠实所见原文，在《宋书》中引作“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存真以便后人继续研究，遵循了史家的优良传统。孙文为了拼凑论据，刻意抽去为史料定性的“其始周公所作”，改变了原著文意。此种做法，有隐瞒不利证据，违反学术规则之嫌，当引以为戒。所谓周公时代的实用指南车，子虚乌有，《尚方故事》若是可靠之书，该怎么记这子虚乌有之车? 有人还说“其中却肯定会载有制造此种车的方法”，未免太武断了吧。

拙文曾指出：“关于指南车的发明，《宋书·礼志》说‘秦、（前）汉，其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魏明帝青龙中，令博士马钧更造之而车成。'鉴于张衡有发明水运浑象和候风地动仪之能，他创造指南车很有可能，但最可靠的是‘马钧更造之而车成'。”《三国志·魏书·杜夔传》刘宋裴松之注：“先生（指马钧）为给事中，与常侍高堂隆、骁骑将军秦朗争论于朝，言及指南车。二子谓古无指南车，记言之虚也。先生曰：‘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孙文说：“马钧的态度很明确:‘古有之！'”我们认为：马钧的态度的确很明确，有三句话:“古有之！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他指出二子“未之思”，但没有说自己是否读过《尚方故事》之类的书；他认为指南车“古有之”，但离当时并不太远，“夫何远之有”！《鬼谷子》和《韩非子》早于马钧数百年，光靠这“古有之”三个字，怎么能证明两书中的司南是具有实测方向功能的指南车呢?

二. 吴均“谁举指南酌”诗

关于“司南酌”，2015年拙文中指明是“瓢针司南酌”实体的仅《鬼谷子》司南、《论衡》司南和《瓢赋》司南三项。至于吴均诗“独对东风酒，谁举指南酌”，拙文指出：“‘指南酌'的出典就是《论衡》的‘司南之酌'。吴均拿来与‘东风酒'相对，也是《论衡》原作‘司南之酌'又一证。”并提到“吴均酬诗中与东风酒对举的‘指南酌'，正可作为上承《论衡》司南，下接《瓢赋》司南的中间一环。”[12] 古诗中用典故而与本意不尽相同的例子并不少见，吴均诗中的典故“指南酌”也可作如是观。《汉语大字典》曰：“环：环节，指相互关联的许多事物中的一个。”“相互关联”不等于完全相同，称作“一环”，既说明关系密切，又表示有所不同，是恰当的。孙文也认为吴均诗中“谁举指南酌”之出典显然来自《论衡》，但已误读《论衡》司南为司南车，司南车与吴均此诗风马牛不相及。为了自圆其说，就解释为“吴均只不过是采撷《论衡》的字面以文饰其诗句，内容说的完全是另一套”。说吴均这样用典，也太随心所欲了吧!“独对东风酒，谁举指南酌”的基本结构是：独对酒，谁举杯。为了避免有人误解，2017年笔者已说明：“‘指南酌'和‘东风酒'都是当时当地情景中诗的语言，不是真的拿一个指南酌，去喝一种东风酒。”[13] 退一步说，即使不用吴均这首诗，并不影响2015年拙文的基本观点。孙文通篇隐去“司南酌”之名，不提司南酌的关键证据《瓢赋》，造成一种拙文的基本观点(“瓢针司南酌”)是从吴均此诗推理出来的假象。孙文以为吴均此诗完全写实，吹毛求疵，陶醉于良好的自我感觉。却反而显露底气不足，不敢直接否定由《论衡》“司南之酌”定名的“司南酌”，难以驳倒由《瓢赋》揭示的水浮式瓢勺形司南。

吴均出身寒微，文武仕途均不得意。天监九年（510），吴均补建安王萧伟侍郎，兼府城局。是年，萧伟出任江州刺史，吴均随任。江州位于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西南方。一年后，吴均在江州写下了《酬萧新浦王洗马二首》。其第二首有云：“独对东风酒，谁举指南酌。”[14]

孙文说：“在此诗中‘酌'字指酒，《礼记·曲礼》：‘酒曰清酌。'又《说文》:‘酌，盛酒行觞也。'‘对东风酒'与‘举指南酌'略成对仗；先之以对酒，继之以行觞，立意也很通顺。但这和《论衡》中之所指实不相干。”

刘海凤的硕士论文《吴均诗文集校释》说：「指南，向南， 酌，酒杯，《仪礼·有司彻》：“宰夫洗解以升，主人受酌降。”郑玄注：“古文‘酌’为爵。”」[15]

刘文虽然没有涉及吴均诗中“指南酌”的出处，但其解释远胜孙文。

2015年以来，笔者一再指出“东风酒”与“指南酌”是一对名词，“指南酌”的出典是《论衡》“司南酌”。现补充新的资料，进一步论述。

三. 东风与“东风酒”

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继承了汉魏古诗的传统。曹操（155-220）名篇《短歌行》二首开头云：“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吴均一直怀才不遇，对曹操这首著名的求贤歌十分熟悉，深有感触。吴均诗中用“对……酒”对应“举……酌”，相当于对酒、举杯的句式，酒和酌都是名词。

东风是长江上的自然现象，在赤壁之战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吴书·周瑜传》曰：黄“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曰：“时东南风急”，“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柴。”《周瑜传》和《江表传》突出了吴军在孙刘联盟中的主导地位，显示了东风在赤壁“火攻”中的作用。

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同类相动》曰：“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酒湛溢。” [16]《淮南子·览冥训》曰：“夫物类之相应，玄妙深微，知不能论，辩不能解，故东风至而酒湛溢。” [17] 历史上未必酿造过什么“东风酒”。“东风酒”系吴均化用“对酒当歌”、赤壁之战借助东风和“东风至而酒湛溢”之类的典故，新创之典。吴均首创的“东风酒”一词，是后世诗坛咏春时常用之典。例如：

北宋明道二年（1033），欧阳修的《早春南征寄洛中诸友》有云：“东风一罇酒，新岁独思家。”[18] 诗中“东风一罇酒”即“一罇东风酒”。宋代郑獬的《巽亭小饮》云： “花开花落何须问，劝尔东风酒一杯。 ”[19] 宋代苏籀《寒食后出郊一首》有云：“澹沲东风酒一巵，笙篁鸡鞠傲春晖。” [20]  澹沲，荡漾貌。宋代黎廷瑞的《戊寅人日》有云：“满饮东风酒，悠悠自醉眠。”[21]

上述“满饮东风酒”等诗例，足以证明“独对东风酒”的“东风酒”是一名词。“指南酌”与“东风酒”对偶，词性相同，也是名词。“独对东风酒”是一种用典的修辞手法，与其对偶的“谁举指南酌”也是一种用典的修辞手法，不能想当然地理解成写实的“随手持举”“一件浮在水上的仪器”。孙文对“独对东风酒”，也以“对酒”解读。对“谁举指南酌”，先说“在此诗中“酌”字指酒”，若按此说，“谁举指南酌”变为“谁举指南酒”，文理欠通。又说“继之以行觞”，将“谁举指南酌”变为了“谁举指南行觞”。“酌（行觞）”是动词， 与名词“酒” 词性不对偶。所以无论“酒”或“行觞”都不合诗意。而且，诗中“指南酌”用典，孙文释“酌”为行觞后，剩下的“指南”怎样解释，也避而不谈。我们不禁要请教，按孙文对吴均诗的理解和评诗标准，诗中举什么行觞?

四. 水浮瓢针司南酌和考古材料

公元前四世纪，鬼谷子本人所作的《鬼谷子·反应》记载“磁石之取针”。磁化之针实已问世。到公元前三世纪，《鬼谷子》记载：“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说明取玉的郑人已使用司南(酌)。东汉王充《论衡》重提“磁石引针”，用“司南之酌，投之于地，其柢指南”对“司南酌”作了进一步的描述，说的是：(瓢勺制的)司南酌(装置)，放在地上，(针端所在的)瓢柄(自动)指南。愚意最贴近这一记载的复原方案是“瓢针司南酌”。瓢针司南酌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只能是浮式司南，而《鬼谷子》称“必载司南”，正与水载司南之意相合。

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中也有“磁石引针”，可惜系《太平御览》卷五一保存的《抱朴子》佚文，其上下文不明。《抱朴子外篇·嘉遁》说：“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并【失】乎沧海者，必仰辰极以得反。”[22]云梦为江汉平原河道纵横交错，湖泊星罗棋布之地，文中“指南”不可能是在云梦中毫无用武之地的指南车，只能是使用方便的磁性指南(酌)。对照《鬼谷子》：“郑人取玉，必载司南，为其不惑也。”“群”对应于取玉的郑人们，水乡“云梦” 对应于取玉的山路，“必须指南”相当于“必载司南”，“以知道”相当于“为其不惑”，《鬼谷子》司南和《抱朴子》指南可以相互印证。辰极，指北极星。又，《抱朴子外篇·疾谬》说：“（疾）【疢】美而无直亮之针艾，群惑而无指南以自反。”[23]后一句与前述“夫群迷乎云梦者，必须指南以知道”意思相同，葛洪在此将无指南(酌)与无医家之“针”并举，意味深长。

明初刘崧《赠徐山人》曰：“乱余山水半凋残，江上逢君春正阑。针自指南天杳杳，星犹拱北夜漫漫。汉陵帝子黄金碗，晋代神仙白玉棺。回首风尘千里别，故园烟雨五峰寒。”[24] 刘崧，江西泰和珠林（今属江西泰和塘洲镇）人。堪舆术在江西源远流长。《赠徐山人》中提到“晋代神仙”，“针自指南天杳杳，星犹拱北夜漫漫”当是化用葛洪《抱朴子》的文意赠徐山人。

六朝诗文中，还有梁元帝名篇《玄览赋》中的“司南”：“见灵鸟之占巽，观司南之候离”。离为南，乃后天八卦之一。赋中与相风鸟并提的司南是测向的仪器，表明梁元帝观测过用司南(酌)测向。[25]当时堪舆术尚未从占候术独立出来，“候离”有堪舆的色彩，却与指南车的用法毫不相干。

唐韦肇的《瓢赋》曰：“挹酒浆，则仰惟北而有别。充玩好，则校司南以为可。”指出瓢勺可以挹酒浆和充作玩好司南的外壳，揭示了司南酌与瓢勺的天然联系，说明司南应是一种浮式装置。在唐代，司南作为玩好，与酒文化关系密切。

除了《鬼谷子》和《瓢赋》，古文献中还有水浮司南酌的更直接明白的证据。宋僧正觉《颂古》诗曰：“妙握司南造化柄，水云器具在甄陶”，[26] 证明司南(酌)是陶瓷容器中水面上浮着的带有天性指南之柄的器具。元熊梦祥《析津志·寺观》称“正觉之司南，真乘之准酌”，[27] 语义双关。所指的实体司南，正是司南酌。[28]

孙文说：“有人认为‘司南之酌’是以磁针和小葫芦瓢组成的水浮指南仪，也只是根据推理提出的想法，无任何考古材料作支持。”上文说明水浮“瓢针司南酌”并不是“只是根据推理提出的想法”。考古材料固然重要，但也不能绝对化。以张衡地动仪为例，复制尚未成功；考古中还没有发现地动仪；地动仪的真伪，学术界还有争议；可是孙文已肯定了地动仪的发明。为什么到了讨论司南问题，就采用双重标准呢? 司南是历史文化中影响深远之物，追踪其去向，也是证实司南酌的又一条途径。宋元针碗浮针已有考古发现的针碗实物为证。水浮司南酌是水浮指南鱼及针碗浮针的前身。[29]司南酌演变为水针，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科学史上有的发明，要化一千多年，才前进一小步，司南酌也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堪舆水针登上历史舞台后，司南酌变成了酒文化中的玩好。1982年江苏镇江唐代窖藏出土的一支带有葫芦针矛顶的银酒令纛，再现了酒文化中行使权力的司南造化柄，乃历史上有过“瓢针司南酌”之实物旁证，详见拙文《“瓢针司南酌”的考古和文献新证》。[30]

我们期待以后文物考古工作中发现更多的间接甚至直接实物证据，也希望象孙先生这样的大家，发挥积极的作用。

汪少华先生曾对本文提供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再论“司南酌”》全文将在2019年刊于《中国经学》

参考文献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12月4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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