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札記

——對“否吏及宦”句式簡文及相關問題的釋讀

（首發）

范鵬偉

科學出版社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多處出現“宦皇帝”“宦皇帝者”“宦”等詞，給漢代的皇帝制度以及職官制度的研究帶來了源頭活水。裘錫圭先生《說“宦皇帝”》一文指出，“宦本是為人臣僕的意思。郎官、謁者之流本是門廊近侍，有類家臣，故以‘宦’稱”。[1]閻步克先生《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一文不僅進一步研究了“宦皇帝”者的人員構成，指出其“主要包括中大夫、中郎、外郎、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太子御驂乘、太子舍人等，他們構成了一個侍臣系統。”[2]而且重點論述了“宦皇帝”群體與“吏”的不同。[3]

其後又有黃怡君、孫少華等學者對部分簡文中的“宦皇帝”作過討論。黃文指出了閻文對簡210的解讀所存在的問題，認為其中的“非吏及宦”是“非吏及非宦”，同時又認為，簡291—簡293中的“不為吏及宦皇帝者”指的是“不為吏者”與“宦皇帝者”[4]；孫文對簡291—簡293中“不為吏及宦皇帝者”的斷句和理解與閻文、黃文相同。[5]上述幾篇文章的研究主旨各有不同，但是在具體的討論中對於“非吏及宦”與“不為吏及宦皇帝者”的解讀仍有可商榷之處。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探討《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非吏及宦”與“不為吏及宦皇帝者”簡文及相關問題。

一、“非吏及宦”應指既非吏又非宦

《二年律令·置吏律》載：

    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二一〇）[6]

閻文對此條的解釋存在前後矛盾之處。閻文先說：

對任人不廉不勝者，其人若“非吏”、或者是“宦皇帝者”的話，懲罰是罰金和戍邊；相應可以推知，這人若是“吏”的話，懲罰就是“免任”了。換句話說，“亦免任者”所針對的，應該是“吏”。[7]

後面又說：

為什麼對“吏”免官而已，對“宦”者卻不僅是免官，還得罰金和戍邊呢？這個道理也很簡單：由前可知，人們之所以肯去“宦皇帝”，衹是為了由宿衛或侍從獲得進身資格；至於做郎官本身，那是沒多大便宜的。......這樣看來，對“宦皇帝者”中任人不善者，若衹是免官的話，不就太便宜他們了麼？一定得加上罰金和戍邊二歲，纔能構成與“吏”之“免任”同等力度的懲罰呢。同時我們看到，對“宦”與“非吏”的懲罰是相同的，說明在時人看來，“宦”與“非吏”的待遇相近。[8]

先認為對“非吏”和“宦皇帝者”的懲罰是罰金和戍邊，“免任”針對的是“吏”；後又認為對“宦皇帝者”不僅是免官，還得罰金和戍邊。

閻文解讀的問題，除了前述的矛盾之外，還在於：如果對“宦皇帝者”來說，“之所以肯去‘宦皇帝’，衹是為了由宿衛或侍從獲得進身資格”，那麼“免任”應該纔是最致命的懲罰，這一懲罰將直接斷送這些人“獲得進身資格”的基礎，並不是“太便宜”。而且，如果“宦皇帝者”如閻文後來的解讀那樣“不僅是免官，還得罰金和戍邊”，那麼，依據簡文的行文順序，“非吏”者的懲罰也就變成了既免任又罰金、戍邊，可是，對“非吏”而言，本就無職任，若要免任的話，免何任呢？

歸根結底，是閻文對簡文“非吏及宦”的解讀出現了失誤。簡文後一句應該斷為：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非‘吏及宦’”指的是“既非吏又非宦（皇帝者）”。即對既不是吏又不是宦皇帝者的人，懲罰是罰金四兩外加戍邊兩歲。黃怡君《再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的“非吏及宦”》也持此種觀點。[9]由於這些人既“非吏”又“非宦皇帝者”，因此他們無職任可免，衹能是罰金加戍邊。與此相對，簡文前一句“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以免，亦免任者。”所對應的應該也包括了“吏”和“宦皇帝者”在內。這樣，《二年律令·置吏律》這條簡文，針對的其實是兩類人群：有職任者和無職任者。所任不廉、不勝而被免，置吏者也要承擔連帶責任。置吏者有職任，則免職任；無職任，則罰金、戍邊。我們從傳世史料的記載中也能找到類似的證據。

《漢書·何武傳》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為詭衆虛偽。武坐左遷楚內史。”[10]何武作為京兆尹，舉人不賢，要受坐左遷。《漢書·蕭何傳》載：“（蕭壽成）坐為太常犧牲瘦免。”[11]禮儀使用的犧牲較瘦，主要責任當然不在長官太常，而在辦理具體事務的太常僚屬，此條應該可以和“置吏不勝任”的罪名類比。《漢書·杜業傳》載：“會司隸奏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複就國。”[12]太常選舉不實，懲罰也是免官。

我們再來看兩條處罰案例，作為旁證。《漢書·景帝紀》中載：

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13]

吏在遷、徙、免、罷時接受故官屬財物而犯法，所處的懲罰主要有“奪爵”“免之”“罰金”“沒入所受”。遷、徙、免、罷的吏在爵位方面可分為有爵與無爵兩種情況；在職任方面也可分為有職和無職兩種情況，因為免、罷的吏肯定沒有職任，但遷、徙的吏可能還有職任。最後一句“沒入所受”應該是不管有爵無爵、有職無職都要罰沒的，因此這條懲罰是針對各種情況的，它反映出這些懲罰是遞進地執行。首先，“奪爵”是針對爵位的處罰，有爵者要被奪爵。其次，“免之”是針對職任的處罰。《漢書》“免之”後有注：“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14]李奇沒有交待“奪爵”和“免之”是選擇性執行還是同時執行，相較而言，顏師古的解釋更加合理。因為被“免”、被“罷”的吏已無職任，但“遷”“徙”的吏可能還有職在身，所以對“遷、徙、免、罷”吏的懲罰應該就是有爵奪爵且有職免職。“免之”是繼“奪爵”而起的針對有職任者的處罰。最後，“無爵”的情況又是繼前面兩種情況而起的“無爵無職”的情況，這種情況下，對他沒有什麼可以罰的了，纔罰金二斤。

《漢書·衡山王傳》中的記載也能證實上面的推斷。《衡山王傳》載：

衡山王賜，淮南王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膠西王端議曰：“安廢法度，行邪辟，有詐偽心，以亂天下，營惑百姓，背畔宗廟，妄作妖言......當伏法。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15]

這裏的表述就很明確了。首先，“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皆當免，削爵為士伍，毋得官為吏。這裏“吏”和“近幸臣”是並列的，處罰是被免。其次，“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這個“它”，蘇林注曰：“非吏故曰它。”顏師古注曰“為近幸之人，非吏人者。”[16]蘇林的注沒有得其要旨，顏師古的注則一語中的。“它”應該就是上文所說的“宗室近幸臣”。賈誼在《新書·等齊》中舉了很多例子來論證諸侯王往往比擬皇帝。例如：“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所在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 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 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17]王的近幸之人正是可以比擬“宦皇帝者”的群體。由於前面已經將“吏”和“近幸臣”處以免任。所以後面“其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就應該是“非‘吏、它’贖死金二斤八兩。”即“既非吏又非它（近幸臣）”者，處罰是贖死金。這和《二年律令》簡文的行文就高度類似了。

綜上所述，在律文、詔書、官僚廷議中，犯法的“吏”與“宦皇帝者（近幸）”是一個懲處標準，而“既非吏又非宦皇帝者（非近幸）”的人是一個懲處標準。也就證明了將《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解讀為“有任人以為吏，其所任不廉、不勝以免，亦免任者。其非‘吏及宦’也，罰金四兩，戍邊二歲。”是正確的。

二、“不為吏及宦皇帝者”應指既不為吏又不為宦皇帝者

《二年律令·賜律》載：

    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關內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二九一）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裊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毋爵者，飯一斗、肉五斤、酒大半斗、醬少半升。（二九二）司寇、徒隸，飯一斗，肉三斤，酒少半斗，鹽廿分升一。（二九三）[18]

閻文在論述“吏”有祿秩而“宦皇帝者”無祿秩時說：“在上文中，‘不為吏及宦皇帝者’以爵為比。‘不為吏者’當然無秩，讓他們以爵為比是很好理解的；可‘宦皇帝者’顯然也是官兒，他們的賜物，為什麼依照爵位而不是依照於祿秩呢？這就回到前面的論點上了：這些‘宦皇帝者’沒有祿秩，按慣例是依照爵位。把‘宦皇帝者’跟‘不為吏’者做同等考慮，可見‘宦皇帝者’跟‘不為吏’相近，不被朝廷視之為‘吏’。”[19]黃怡君《再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置吏律>簡210的“非吏及宦”》一文也認為簡291—簡293中的“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句法與簡210“非吏及宦”的句法不同，指的是“不為吏者”與“宦皇帝者”。孫少華《“宦皇帝”與漢初諸子文學的“母題共性”》也作如此認識。[20]黃文還參考《賜律》簡294“吏官庳（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認為“若簡291-293指的是‘不為吏及不為宦皇帝者’，就不能與簡294說的某些吏‘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相對照了。”[21]

此條所賜為何我們不得而知。由於閻文主要在論述“宦皇帝者”與“吏”的不同，因而在解讀時，將“‘宦皇帝者’跟‘不為吏’者做同等考慮”，但此句的解讀值得再討論。依照閻文的理解，“不為吏”者與“宦皇帝者”都是按照爵位來賜賞的。“不為吏”者沒有職任無法區分，因而以爵位賜賞可以理解。但是，“宦皇帝者”有具體的職任，除了爵位序列外，還可以有其他的序列等級可用來作賜賞的劃分標準。我們看《惠帝紀》詔書中，在賜賞時對於閻文所認定的“宦皇帝者”就是按職任賜賞的：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循、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22]

黃文實際上繼承了閻文的認識。其文提出的“若簡291-293指的是‘不為吏及不為宦皇帝者’，就不能與簡294說的某些吏‘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相對照了。”[23]的反向假設正好暴露了其問題。我們也可反向假設一下：如果按黃文的理解，簡291—簡293是在說“不為吏”與“宦皇帝者”按爵級如何如何賞賜，那麼簡294中“官卑而爵高”的吏比照“宦皇帝者”爵位受賜，就等同於比照“不為吏（非吏）”的爵受賜，這就產生了矛盾——“吏”比“不為吏（非吏）”，從而導致“官卑而爵高”的吏、“不為吏（非吏）”、“宦皇帝者”成了一個標準，那上述簡文作各種劃分還有什麼必要呢？

如果我們將“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重新斷句為：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即賜的對象是“既不為吏又不為宦皇帝者”的群體。否定詞“不為”後停頓，將“吏”與“宦皇帝者”等同，而不是如閻文、黃文那樣將“不為吏”與“宦皇帝者”等同，那麼對簡文的解釋似乎就更加合理了。將“吏”與“宦皇帝者”等同的例子在《二年律令》中還可以找到。如《二年律令·戶律》載：“欲益買田宅，不比其宅者，勿許。為吏及宦皇帝，得買舍室。（三二〇）”[24]及《徭律》“吏及宦皇帝者不（四一一）與給傳送。......（四一二）”[25]等。《惠帝紀》詔書中也有“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系。”[26]的記載。

這樣，《二年律令·賜律》此條的賜賞對象就“變”成了“不為‘吏及宦皇帝者’”。參看後文所列舉的二十等爵中的爵級，由於這些人既不是“吏”又不是“宦皇帝者”，共同的特徵是“有爵無職”，因而無法按照職級來賜賞，衹好以爵級為依據來劃定賜賞等級。相反，“吏”與“宦皇帝者”，他們除了爵位等級外，還可以以其他序列等級來賜賞（比如《惠帝紀》詔書中的具體職任），所以就不是必須以爵級來受賜了。而當吏的官卑而爵高時，按官受賜顯然“吃虧”，所以允許按爵比照“宦皇帝者”的爵位來受賜，為什麼這樣操作？下文便作論述。

三、“吏官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是對官卑爵高的吏的優待

  《二年律令·賜律》載：

    吏官庳（卑）而爵高，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二九四）[27]

閻文認為：

無論如何都能看到，在“吏官卑而爵高”的情況下，朝廷允許“吏”根據自己的爵位，比於“宦皇帝者”之依爵賞賜等差，卻不是比於“宦皇帝者”之祿秩等差。這再度說明，“宦皇帝者”有爵而無秩，所以想比其祿秩也沒法兒比。這種“以宦皇帝者爵比賜之”的制度，我想有時會成為一種“秩—爵—秩”的繞彎子“比”法，也就是說，先由“吏”之爵比於“宦皇帝者”之爵；再由此爵、秩相比之法，“比”於某級之秩。比方說吧，有一位三百石之“吏”擁有五大夫之爵，那麼他受賜時應先比於“宦皇帝者”中的五大夫，再遵循《賜律》“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五大夫比八百石”的條文，按八百石受賜——又“比”回到“秩”這邊兒來了。[28]

如上所論“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指的是“賜既不為吏又不為宦皇帝者”，所以閻文比方中的“再遵循《賜律》‘賜不為吏及宦皇帝者……五大夫比八百石’的條文，按八百石受賜——又‘比’回到‘秩’這邊兒來了。”是有問題的。不過這不影響閻文上面關於“宦皇帝者”無祿秩的論述。由於閻文旨在論述“宦皇帝者無祿秩”，所以其解讀是，允許“吏”根據自己的爵位比於“宦皇帝者”之爵來受賞賜，而不是比於“宦皇帝者”之祿秩等差來受賞賜，說明的是“宦皇帝者”有爵而無秩。

此條還可在閻文基礎上作另外的解讀。在“吏官卑而爵高”的情況下，由於官卑所以祿秩低，按這個低祿秩受賜顯然“吃虧”，這時候國家允許這些人以高爵位來比照同等爵位的“宦皇帝者”從而提高受賜標準，然後受賜。也就是說，假設一個五大夫爵的低職吏，他可以按照一個五大夫爵的“宦皇帝者”的標準來受賜。簡文這裏衹有“爵—爵”的比照，按爵位序列來比照，拋開律文的規定，那麼“官卑而爵高”的吏可以比擬的其實有三種人：①擁有同樣爵位的“官高”的“吏”；②擁有同等爵位的無職任群體（如前文所述的“既非吏又非宦皇帝者”）；③擁有同等爵位的有職任的“宦皇帝者”。第一種情況下，讓一個官卑的吏去比照官高的吏，會造成“吏”群體內部賜賞標準的矛盾與混亂，這應該是不作這樣規定的原因所在。這樣就衹剩下後面兩種情況。由於“宦皇帝者”是皇帝的近侍群體，地位比較特殊，所以，在“吏官卑而爵高”情況下，吏要受賜，國家允許他以爵位來比擬同等級爵位的“宦皇帝者”的受賜標準，而不是讓他去比擬同等級爵位的無職任群體，這實際上是對“官卑而爵高”的吏的一種特殊優待。

《漢書·惠帝紀》載：

 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賜民爵一級。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郎滿六歲二級。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宦官尚食比郎中。謁者、執循、執戟、武士、騶比外郎。太子御驂乘賜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29]

《漢書·昭帝紀》載：

二年夏四月，上自建章宮徙未央宮，大置酒。賜郎從宮帛，及宗室子錢，人二十萬。吏民獻牛酒者賜帛，人一匹。[30]

“民”裏面應該包括有“既非吏又非宦皇帝者”，相較於後文的近臣宦皇帝者，顯然後者的賜賞更加豐厚。假使一個官卑爵高的吏要用爵位比照同等爵位的其他群體，在不能比照“吏”而衹能在“既非吏又非宦皇帝者”“宦皇帝者”中選擇的話，比照同等爵位的“宦皇帝者”顯然更合算。

這種優待可能不僅包括所賜物資數量，還包含賜予資格的給予上。《漢書·宣帝紀》載：

五月，鳳皇集膠東、千乘。赦天下。賜吏二千石、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賜天下人爵各一級，孝者二級，女子百戶牛、酒。租稅勿收。[31]

如果拋開這條賜令中所賜為爵位的限制，假設有一個五百石的吏，那麼根據這條賜令，他可能衹能享受到“天下人”的待遇；但如果他官卑而爵高，國家可能就允許他比照“宦皇帝者”，那麼他就可能躋身於“宦”的行列享受同等的待遇。

綜上，筆者以為這就是《二年律令·賜律》這條規定的用意所在——給他們一個“吏”以外的標準作參考，而且這個標準相對而言是在優待這些官卑爵高的吏。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9年3月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9年3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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