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術令”與“說命”

——兼釋“怵好語”及一組“术”聲字

（首發）

子喬

先介紹一下本文的寫作緣起。十幾年前，學者張岩先生對清代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進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先後發文出書，力主《古文尚書》不僞[1]。張岩先生的工作是有價值的，他確實指出了閻若璩的一些錯誤；但是筆者同時認爲，這些錯誤並不意味着《古文尚書》爲真，它們衹是閻若璩的個人失誤，並不妨礙其他學者採用別的思路、拿出新的證據。

張岩先生不斷強調“無罪推定”[2]。其實這個即使在法律上也不是無條件適用的概念[3]，對於文獻辨僞非但不能適用，反而是有害的。對於“人”和“書”，以及刑事案件的偵查審理和文獻辨僞，張岩先生衹看到了兩者一些似是而非的共性，但是它們在各方面均存在極大差異，不能無視其適用性而進行簡單類比和盲目借用。人享有“天賦人權”，而《古文尚書》這類文獻，顯然並不能享有“天賦書權”，不應是天生爲真、默認爲真的。不能說某些證僞的證據不成立，該文獻即爲真。對此，筆者還將另文澄清。

不過，張岩先生的研究得到了一些學者的高度評價[4]，並再次掀起了一股《尚書》研究的熱潮，曾經鐵定的“古文尚書案”似乎出現了翻案的曙光。然而，《清華簡》的陸續發表，又給該案補充了新的材料。面對《清華簡》中可以證明《古文尚書》有關篇目是僞作的《尹誥》和《傅說之命》，張岩先生發表了《清華簡〈咸有一德〉〈說命〉真僞考辨》，反指《清華簡》是僞作，不能成爲“古文尚書案”的證據[5]。對此文涉及的諸多問題，筆者力有不逮，這裡衹想談一個細節，就是《術令》這個篇名。

清華簡《傅說之命》中篇有“惟口起戎出好。”整理者說：“《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唯口出好興戎。”’孫詒讓《閒詁》已經指出《術令》就是《說命》。”[6] 孫詒讓《墨子閒詁》：“若《尚同》篇引《術令》，即《書·說命》之佚文。魏晉人作僞《古文尚書》，不知‘術’爲‘說’之叚字，遂摭其文，竄入《大禹謨》矣。”“‘術令’當是‘說命’之叚字。……‘術’‘說’、‘令’‘命’音並相近，必一書也。”[7]

這裡有兩個獨立的證據，一是《術令》與《說命》有相同的內容，二是“術令”與“說命”在語言文字上有聯繫。這種獨立性很重要，缺一不可。

對此，張岩先生認爲：“在引文A（引者按：指《緇衣》引《兌命》）與傳世本《說命》之間，以及在引文B（引者按：指《尚同中》引《術令》）與傳世本《大禹謨》之間，雙方在内容上彼此一致，在文義上彼此吻合。這是引文與原文的正常關係。‘術令’有可能是‘大禹’之訛誤。引文A的引用者是孔子，引文B的引用者是墨子。他們的在世時間彼此銜接，都可以看到完整的《尚書》。因此，這兩條引文在《尚書》中各有出處，平行存在。這是傳世本《大禹謨》《說命》不僞的重要證據。孫詒讓的見解……並無可靠依據，但卻有些過於自負（其行文：‘不悟’、‘疏繆殊甚’、‘皆不知’）。通過字音和字形途徑改字爲訓是傳統訓詁學的基本方法。……孫氏改‘術令’爲‘說命’都是走此一路。……依據相同途徑，‘術令’也可以被認爲是‘大禹’之訛誤。”張岩先生進而認爲，清華簡《傅說之命》和《術令》之所以出現基本相同的文字，是因爲清華簡的“作僞者”採納了孫詒讓的意見，將《術令》的文字抄入了僞造的《傅說之命》。

張岩先生所批評的“循環論證”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很明顯。他衹用了五分之一的篇幅，僅僅根據簡單的文本對比，就草率地得出了《傅說之命》是僞作的結論，在後面五分之四的篇幅中，他將《傅說之命》的作者徑稱爲“作僞者”“現代張霸”，並且以此爲基礎展開論述。他先是以《術令》與傳世本《大禹謨》有相同文字，斷定《術令》就是《大禹謨》（把《大禹謨》當做真文獻與《術令》對比），再以此“《大禹謨》”與傳世本《大禹謨》有相同文字，得出“傳世本《大禹謨》不僞”。這難道不是明顯的“循環論證”嗎？難道不是對《清華簡》和《古文尚書》採取了雙重標準嗎？

對孫詒讓的觀點，張岩先生的反駁是非常消極、無力的。《術令》的文字爲何出現在傳世本《大禹謨》裡？他竟然以“‘術令’有可能是‘大禹’之訛誤”來搪塞。訛誤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大禹”和“術令”有什麼能導致“訛誤”的聯繫嗎？能跟“說命”與“術令”的密切關係相提並論嗎？

“術令”即“說命”，現在已經爲學術界所公認，但是筆者發現，對於這組異文的成因（所以然），學者們還存在一些誤解，以致給人質疑的機會。下面就從文字、訓詁的角度談談這個問題，算是對孫詒讓說的一個補充。

想澄清這個問題的另一個目的，是要避免錯誤的積累。從歷史、文獻的角度看，既然《術令》就是《說命》（然），那麼“術”與“說”的具體關係（所以然之一）也就無關緊要了，因爲它們關注的重點是內容和思想。但是從文字、訓詁的角度看，卻並不是無關緊要的，因爲我們現在的每個結論，未來都可能作爲研究其它問題的依據。例如有學者認爲“說（好語）”與“怵（好語）”是音近通假，並以之證明“術”與“說”也是音近通假。但是“說”與“怵”並不是音近通假，而是同義詞替換，這樣其論證自然就不成立了。

如果我們現在把“術”與“說”也錯誤地當作音近通假，那麼我們未來就同樣可能以之爲“术”聲字與“兌”聲字相通的例證，而進一步導致其它的錯誤。所以筆者認爲，對於此類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只要有條件弄清楚，就一定要弄清楚，該是什麼性質，就是什麼性質，以避免錯誤的積累。

下文主要包括這幾個方面：

1、一些學者認爲“說命”寫作“術令”是音近通假，其證據不足（其實在意義上有聯繫）。

2、“說（好語）”與“怵（好語）”是容易被當作音近通假，而實際上是同義詞替換的典型實例（爲討論“說”與“術”的關係做鋪墊）。

3、“說”與“術”在述說義和欺騙義上爲同義詞（有同義替換的條件）。

4、“說”寫作“術”緣於傳抄者不知“說”是人名而將其誤讀爲動詞，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結論可信的必要條件之一）。

5、《術令》“唯口出好興戎”出現在《大禹謨》裡，是因爲《大禹謨》的作者並未把“術令”理解爲篇名，遂將其抄入《大禹謨》（作僞痕跡之一）。

我們還將順便討論一組“术”聲字及其所表示的詞。同時，我們也再次注意到這種容易被當作音近通假的、兩個音近同義詞的替換現象。

一、“說命”寫作“術令”是音近通假的證據不足

1、一些學者認爲“說命”寫作“術令”是音近通假

“術令”讀爲“說命”，看起來非常簡單，所以孫詒讓衹是說“叚字”“音並相近”，而沒有具體解釋，但意思顯然是指音近通假（衹借音的，即狹義通假）。

劉師培先生認爲：“《閒詁》……其說是也。古籍‘兌’‘隧’通用（《左傳·襄廿三年》：‘夜入且于之隧。’《禮記·檀弓下》鄭注引之云：‘“隧”或爲“兌”。’），‘隧’‘術’亦通用（如本書《耕柱》篇‘不遂’即‘不述’、《備城門》篇‘衝術’即‘衝遂’是也），‘說’叚爲‘遂’，因叚爲‘術’矣。”[8]

《墨子閒詁》的點校者孫啟治先生說：“按孫說是。古文‘命’、‘令’本爲一字。‘術’從‘术’得聲，‘說’從‘兌’得聲，皆舌音字，一聲之轉。《史記·南越列傳》‘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說’作‘悅’，云‘《漢書》作“怵”’，亦足證孫說。”[9]

殷作炎先生進一步說：“‘術’與‘說’的音轉：韻母旁轉，聲母旁紐。

說（喜）  今音yuè  餘聲母  月韻部  ?ǐwǎt

術        今音yuè  船聲母  物韻部  ?ǐw?t ①

（原文注）①‘術’字所涉物韻部的?音舌肌較松。

（原文按）按：二字韻母主元音舌位相近，韻尾都是塞音-t。聲母發音部位相鄰，前者舌面中，後者舌面前。”[10]

而反對孫詒讓觀點的學者，則認爲音近不足爲據，如羅根澤先生說：“‘術令’顯爲篇名；但孫氏謂爲《說命》，則未必然也。以聲音通假解古書，應有相當限制，否則子莫魏牟爲一人，莊周楊朱非二子，其淆溷錯謬，不知夷於胡底！”[11] 前引張岩先生的文章，也是類似的看法。

這些學者，不論是讚同還是反對孫詒讓，其“一聲之轉”“聲音通假”都應該是符合孫詒讓本意的。然而筆者認爲，《術令》之所以即是《說命》，除了內容上的聯繫，其語言文字上的依據，關鍵並不在篇名的字音，而在於詞義。“命”是“令”的孳乳字，兩者音近義同。儘管《說命》篇名形成於何時、最初是如何寫的，現在還不清楚，但無論如何，這組異文都不是音近通假，而是同義詞替換。這不必贅述，筆者想說的是，“說”與“術”也是同義詞替換，而非音近通假，音近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因素。

孫詒讓、劉師培、孫啟治、殷作炎等學者衹是從讀音入手解釋“說”與“術”的異文，是片面的，特別是劉師培說，證明力有限；而羅根澤、張岩等學者則認爲音近不足爲據。筆者在結論上讚同前者，而在對音近字的處理態度上，則傾向於後者。如果確如筆者上文所言，後者的反駁也就不能成立了，而前者的結論則可以獲得更多的證據。下面，筆者將嘗試以後者的態度去證明前者的結論。

“術”與“說”聲母旁紐、韻母旁轉[12]，理論上固然可通；不過，理論上可通的字，即便是同音，實際上也不一定都能相通，認定相通還需要書證支持。這是學術界認可的原則[13]，然而“術”通“說（兌、悅）”恰恰缺乏書證。劉師培先生認爲，既然“兌”“隧”可通，“隧”“術”可通，所以“說”“術”也應可通。這看似有理，其實是值得懷疑的。

從理論上說，即使甲通乙，乙通丙，甲也不一定能通丙。因爲能“通”的字有時衹是“音近”，也即“約等於”的關係，這種近似的傳遞會把差別放大。甲和乙、乙和丙都分別在可“通”的範圍內，甲和丙卻不一定也在此範圍內（這一點似乎越來越引起重視了）。只有兩者讀音完全相同（等於）時，才能採用這種傳遞的方法。

從實際上說，即使同音字也不一定能通，這種推導出的間接關係跟語言事實相比，證明力就更有限了。語言事實是什麼呢？別說“說”和“術”，就是“术（朮）”聲字與“兌”聲字之間發生音近通假的確鑿實例也幾乎沒有。劉師培先生採用“隧（遂）”來間接地建立“說”與“術”的聯繫，就已經從側面證明了這一點。下面再從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兩方面作一個簡單考察。

2、出土文獻缺乏“术”聲字通“兌”聲字之例

出土文獻方面，查王輝先生的《古文字通假字典》，跟“术”聲字相通的，除其自身，是“遂”“隧”“墜”“愆”；跟“兌”聲字相通的，除其自身，是“奪”“穴”“隋”。未見“术”聲字跟“兌”聲字相通之例[14]。白於藍先生的《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僅收一例“脫與術”[15]，即北大漢簡《老子》“人之飢也，以其取食脫（術）之多也，是以飢。”但是，這恐怕不足爲據。簡文的“取食脫”，帛書《老子》甲本作“取食”，乙本作“取食”[16]，傳世本多作“上食稅”。對於簡帛中從“兌”的異文，主要有以下解釋：

(1)、帛書整理小組首選讀爲“稅”，認爲“人自是以稅‘取食’者。”今按：此說雖讀爲“稅”，但與傳統上對“食稅”的理解不同，是把“取食”連讀，而將“食”“稅”分讀的，即“取食以稅（或於稅）”“以稅取食”。

(2)、整理小組又讀爲“遂”，認爲是“音近通假，義爲道路。此句言人之飢由於其謀生之途徑多而不專一。”

(3)、整理小組又讀爲“術”，義同上[17]。後來整理小組又對此說進行了補充，認爲“《韓非子·解老》：‘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摇徙則亡其功。’《淮南子·詮言》：‘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即此義。”[18] 今按：“取食”即取食之術。

(4)、裘錫圭先生讀爲“隧”，當道路講，“取食”是“取得食物的途徑”[19]。裘先生後又補充說：讀爲“術”，“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我們認爲與其讀爲‘術’，還不如讀爲與‘兌’聲更近的、當道路講的‘隧’……結合今本《老子》‘塞其兌’（見第五十二、五十六章）、‘開（簡帛本作“啟”）其兌’（見第五十二章）之‘兌’的異文來看，‘’當讀爲‘隧’就更明顯了。”[20]

(5)、許抗生先生讀爲“稅”，並將這一句翻譯爲：“人們所以飢餓，就在於收稅食稅的太多，因此飢餓。” [21] 今按：此譯文將“取”“食”當作並列的動詞，“稅”是賓語，“其”沒有譯出；將“多”理解爲“收稅食稅的（人）”多，而不是“稅”多，當然最終意思差別不大。

(6)、高明先生讀爲“稅”，認爲“‘以’字爲介詞，在此表示事之所因；‘其’字爲代詞，作句中主語；‘取’字爲動詞；‘稅’字爲賓詞；‘食’字乃‘稅’之定語。……‘食稅’指糧食之稅，經文猶言因國君榨取糧食之稅過多，是以造成飢荒。”[22] 今按：如此，則“其”是指國君，“取”爲主動式，主語是國君。

(7)、李零先生讀爲“稅”，認爲“這裡的‘其’是‘人’，即下文的‘百姓’和‘民’，不是指統治者。‘取食稅’是被取食稅。”[23]

(8)、北大簡《老子》資料報告的編撰人韓巍先生說：“‘脫’，……傳世本作‘稅’。整理組認爲‘稅’可讀爲‘術’，一說諸字皆從‘兌’，‘兌’與‘隧’音近可通；案二說皆有理，‘術’（船母物部）、‘隧’（邪母物部）皆有‘途徑’之義，與‘兌’（定母月部）音近可通。此句本義是指人取得食物的手段過多，……”[24]

顯然，這些字的讀法尚無定論。讀爲“術”本身就處於有待驗證之列，可靠性還不如以“術令”爲“說命”之說。因爲“術令”與“說命”是實際存在的異文，“術令”即“說命”，是通過對有相似内容的兩篇文獻的篇名進行對照而得出的結論。“然”是沒有問題的，本文討論的衹是“所以然”。而“脫”讀爲“術”则衹是一種推測的讀法，並不是實際存在的異文，在“然”上都有問題，不能證明“說”與“術”的關係。兩者更不能“互證”，否則將構成“循環論證”。退一步講，它們讀爲“術”即使可信，也是“孤證”，不能改變“术”聲字與“兌”聲字音近通假之例極少的語言事實。

3、傳世文獻缺乏“术”聲字通“兌”聲字之例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傳世文獻裡。“术（朮）”聲字與“兌”聲字通用，高亨先生的《古字通假會典》僅收三例，但有兩例是“術令”與“說（兌）命”自己，並不能作爲證據。另一例是“怵”與“說”：《史記·南越列傳》“不可以說好語入見”，《漢書·南粵傳》作“不可以怵好語入見”[25]。

跟“脫”與“術”不同，“說”與“怵”是實際存在的異文。這個例子孫啟治先生也提到了，似乎可以證明“术”聲的“術”亦可與“兌”聲的“說”相通。但是我們細審之下不難發現，“說”與“怵”也不是音近通假，更非訛誤，而一樣是同義詞替換。“怵”讀爲“訹”，訓爲“誘”；而“說”由勸說義亦可引申出“誘”義，兩者爲同義詞。這是“說”可以改寫爲“怵”的主要原因，音近衹是次要原因。可見，此例同樣不足爲據，後文還要詳細解釋。高亨先生此書用的是“廣義通假”，收錄異文的標準比較寬泛，並不限於音近通假，這一點董治安先生在《前言》裡已經作了說明[26]。

以上，我們以工具書爲線索進行了簡單考察，當然不能保證沒有遺漏；不過從這些情況看，如果說“術”與“說”——甚至是“术”聲字與“兌”聲字——之间的確鑿的音近通假現象極其少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總之，認爲“術”與“說（兌、悅）”是音近通假，缺乏書證，不可盡信。

二、釋“怵好語”及一組“术”聲字

在講“術令”與“說命”的關係之前，我們有必要來看一個表面上似乎是音近通假，而實際上卻是同義詞替換的典型實例：

《史記·南越列傳》：“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

《漢書·南粵傳》：“要之不可以怵好語入見。”

把這組異文的關係弄清楚，“術令”與“說命”的關係自然水到渠成。孫啟治先生以之作爲“術”可以與“說”音近通假的證據，但是這組異文的成因也不是音近通假，而一樣是同義詞替換。音近可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是主要因素。這裡詳細解釋一下。

《史記索隱》注“說好語”曰：“悅好語入見。悅，《漢書》作‘怵’。韋昭云‘誘怵好語’。”[27]《南粵傳》顏師古注：“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28]《武帝紀》有“怵於邪說”，如淳注：“怵音怵惕，見誘怵於邪說也。”顏師古注：“如說云見誘怵，其義是也，而音怵惕，又非也。怵或體訹字耳。訹者，誘也，音如戌亥之戌。《南越傳》曰‘不可怵好語入朝’。諸如此例，音義同耳。”[29]《資治通鑑·漢紀九》作“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胡三省注：“言不可喜漢使好語而入朝也。說，讀曰悅。”[30] 王念孫認爲，《武帝紀》“怵於邪說”之“怵”是“忕”字之誤，“忕”訓爲“習”，但《南粵傳》的“怵”是訓爲“誘”的[31]。

今按：《漢書·南粵傳》的“怵”當從顏師古讀爲先聿反，即“訹”字，訓爲“誘”；《史記》“說”可讀爲“悅”，亦可讀爲勸說字。“怵”與“說（悅）”之間也並非音近通假，而是通過“訹”產生了意義關聯。“訹”爲“术”聲，與同爲“术”聲的“怵”“術”“述”等關係密切。

李杏先生在其碩士學位論文中寫道：

“怵與訹同源。從‘朮’得聲之字，大都為有所遵循之義，如訹，《說文·言部》：‘誘也。’用語言把道理講清楚，引導別人。有成語‘循循善誘’。術，《說文·行部》：‘邑中道也。’道是供人行走的，有道是讓人沿着道走，故有遵循之意。述，《說文·辵部》：‘循也。’循即遵循。……怵，《說文·心部》：‘恐也。’人心生恐，必非常態。?，狂走。狂走也是一種病態。人心生恐、狂走，皆因事反其常，不循其理。與循其理正相反相成。師古說‘怵或體訹字耳’不確，當為同源通假。”[32]（引者按：上面引文“常態”後、“狂走”前的一個字，原文的“中國知網”CAJ格式電子文檔作“□”，當是電子文檔製作問題，現據原文意思，以“?”字補之。）

“怵”與“訹”同源是可信的。但是，上面引文的一些說法，筆者覺得不太妥帖，現按筆者自己的理解表述如下：

“術”指“道（路）”；“述”指沿着“道”走，即“循”（徇、巡）[33]；“訹”則是以好“言”引誘他人“述（走）”入自己事先劃定的“術（道）”，“循循善誘”正體現了“循（述）”和“誘（訹）”的關係；而當人們發覺被“訹（騙）”之後，則往往會感到“怵（恐懼、悲傷、警惕）”[34]。這與人們對別人“訴說”或被別人“說服”後，以及對別人“解釋”或得到別人的“解釋”後，往往會感到“悅”“懌”是一個道理（見下引段注）。

“術”也有欺騙義（例見下文），當是由本義“道路”引申而來，將別人引入設有埋伏的道路，即爲誘騙。“訹”應是承擔這個意義的後起字。當然，實際上誘人的手段不限於言語，誘人進入的也可以是別的圈套。後世俗語有“着道兒”，指中計、上當，“道兒”即“圈套”，《水滸傳》第三十八回：“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掙扎得性命，也吃了一肚皮水。”[35] “道兒”的這個意義，應與“術”的欺騙義有類似的來源。

《廣韻·祭韻》：“說，說誘。”“怵（訹）”訓爲“誘”，與“說”在欺騙義上爲同義詞，則“怵（訹）”自然與“悅”也有間接聯繫。“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史記》作“說”，可以理解爲“不能被人以好話說服而入見”；《漢書》作“怵（訹）”，可以理解爲“不能被人以好話誘騙而入見”；如將“說”讀爲“悅”，則可以理解爲“不能被人以好話說得高興而入見（或不能因爲喜歡好話而入見）”。都是“不能被人以好話打動而入見”之意。

“怵”按本字無解，因爲“怵”是發覺被“訹”之後的感受，而“悅”則是已被“說”服而尚未發覺被“誘”之前的感受。“怵”讀爲“訹”纔能與“說（悅）”產生直接聯繫。從中也可以看出，傳抄者在用字時不一定會考慮旁人是否易於理解，“怵”按本字取恐懼義，與文意不符。“怵”與“訹”均爲“术”聲，“怵”透紐物部，“訹”心紐物部[36]，聲母鄰紐、韻母疊韻，理論上可通。不論說兩者是同源還是音近通假，都需要這一點的支持。

筆者認爲，這樣講就把“術”“述”“訹”“怵”“說”“悅”“道”“循（徇、巡）”“誘”這些字（詞）串聯起來了。不但“術”與“述”、“怵”與“訹”各自是同源字（詞），就是這四個字（詞）之間也應是同源的。

總之，意義關聯纔是“說”可寫作“怵”的主要原因。作“說”與作“怵”不論孰先，從作者或傳抄者的角度看，異文的形成都分爲兩步。若作“怵”在先，則第一步是在文字上將“怵”讀爲（還原爲）同源字“訹”，第二步是在語言上將“訹”替換爲同義詞“說”。若作“說”在先，則第一步是在語言上將“說”替換爲同義詞“訹”，第二步是在文字上將“訹”寫爲同源字“怵”（如果不是同源字，則是音近通假字）。

顯然，《史記》的“說”比《漢書》的“怵”容易理解，“說”作勸說義和喜悅義均極爲常見。眾所周知，《史記》有改字，也即用易懂的字替換史料原字的習慣，《漢書》則好用古字[37]。不論是司馬遷把其他材料的“怵”改成了“說”而班固未改，還是班固把司馬遷寫的“說”改成了“怵”，這兩部名著的語言差異，於此可見一斑。

“說”餘紐月部或書紐月部，“怵”透紐物部，聲母準旁紐、韻母旁轉，衹是比較接近，僅僅從讀音角度解釋異文，是片面的。此類現象又如“述”與“循”。《論語》“述而不作”《墨子?非儒下》作“循而不作”。“述”船紐物部，“循”邪紐文部，聲母鄰紐，韻母對轉；但顯然也非音近通假，而一樣是同義詞替換，《說文》：“述，循也。”

三、“說”與“術”在述說義和欺騙義上是同義詞

通過“說好語”與“怵好語”這組異文，我們再次注意到了一種容易被當作音近通假的、兩個音近同義詞的替換現象。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考察“術令”與“說命”的關係。筆者認爲，這兩組異文的性質基本相同。“說”與“術”在述說義和欺騙義上都是同義詞（欺騙義又可反訓爲“信”），兩者可以發生字面上的替換關係。

1、“術”讀爲“述”而與“說”成爲同義詞

“術”與“說”可通過“術”的同源字“述”產生聯繫。“同源字”有多種定義，有傳統語言文字學上的，也有古文字學上的。但是，不論按哪種定義，“術”與“述”都是同源字，它們所代表的詞也都是同源詞。本文將根據不同的語境來採用不同的稱呼。

“術”與“述”同音，形符“行”和“辵”的形、義也有關聯。《說文》：“術，邑中道也。”“述，循也。”王力先生認爲兩者同源，“是名詞和動詞的區別”[38]。兩者互通之例有很多。《墨子·耕柱》：“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畢沅注：“術，同述。”[39]《漢書·賈山傳》：“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顏師古注：“術亦作述。”[40] 郭店簡《性自命出》：“心述（術）爲宔（主）。”[41] 更多例子可參見上面的三本工具書[42]。

我們將“術”讀爲“述”，再去跟“說（悅）”聯繫，就順暢多了。“述”由“循”義引申出“述說有過的事”之義，遂與“說”成爲同義詞[43]，因而具備了替換的條件。

可能有人會問：“《說命》之‘說’是人名，歷來讀餘紐，即喜悅字，又怎會‘同義替換’爲‘述’呢？”簡單地說，就是傳抄者不一定知道“說”是人名，他可能將“說”當成了動詞，並形成了自己的誤解（述說、欺騙或允信），遂以同義詞“術”替換之。這種可能性後文還要詳論。

此外，“說”的餘紐和書紐兩種讀法其實是相通的。《說文》：“說，說釋也。”段玉裁注：“說釋即悅懌。說悅釋懌皆古今字，許書無悅懌二字也。說釋者，開解之意，故爲喜悅。《釆部》曰：‘釋，解也。’”[44] 這個解釋是非常合理的。

可見，“述”應該是“術”和“說（悅）”之間的一個聯繫紐帶。

2、“術”在欺騙義上與“說”爲同義詞

“術”有欺騙義。班固《西都賦》曰：“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刑。”李善注：“《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爲文成将軍。”張銑注：“丕，大。誕，猶術也。言馳騁二人之大術法廣爲宫觀，庶使赤松子、王喬遊焉。”[45]

今按：“誕”是“延”的孳乳字，《說文》：“延，長行也。”引申爲長，再引申爲大、虛。言延爲“誕”，本義爲說大話。《說文》：“誕，詞誕也。”即言詞誇大虛妄，引申爲欺騙[46]。而“方術”“法術”也有欺騙性，故可曰“誕，猶術也。”這是以同義詞“術”來訓解“誕”（“術”的欺騙義的來源，詳見上文講“术”聲字的部分）。

“說”也有欺騙義，《廣韻·祭韻》：“說，說誘。”當是勸說義的引申。所以“術”與“說”爲同義詞，可以替換形成異文。這一點也能從“說好語”與“怵好語”得到印證，“怵”當讀爲“訹”，訓爲“誘”，與“說”也是同義詞。“術”“訹”“怵”有同源關係。

同時，“術”的欺騙義可能有“允”的反訓。《說文》：“允，信也。”段玉裁注：“《釋詁》《毛傳》皆曰：‘允，信也。’《詩》‘仲允’，《漢表》作‘中術’。”[47]“中術”與“仲允”爲異文，“中”與“仲”同義，則“術”也應與“允”同義。“誕”也有此反訓，《廣雅·釋詁一》：“誕，信也。”按：這裡借用“反訓”一詞，衹是爲了行文方便。

之所以有此反訓，是因爲“術”和“允”是同一件事的兩個方面，在施“術”者爲“誕（騙）”，在被“誕”者則爲“允”。王寧先生在講“反義同詞”時說：“取與予：這是因一事之兩方而相因。‘賜（錫）’、‘賦’、‘乞’、‘假’、‘沽’等屬此。”[48]“術”“誕”顯然也屬於此類。由此，《術令》的“術”可反訓爲“允”，從而與郭店簡《成之聞之》引《詚命》的“允師濟德”產生聯繫[49]。

對於以上兩種可能，筆者認爲“術”讀爲“述”的可能性更大。這是從讀者的角度來看，下面從古文獻傳抄者的角度來看。

四、異文緣於傳抄者不知“說”是人名而將其誤讀爲動詞

1、關於傅說之名的多種寫法

先看何爲傅說之名的本字，其名在文獻裡有不同的寫法：

《國語·楚語上》《孟子·告子下》《尚書序·說命》等作“說”；《禮記》的《文王世子》《學記》《緇衣》作“兌”；上博簡《競建内之》作“鳶”[50]；清華簡《傅說之命》作“敓”[51]；清華簡《良臣》作“”[52]。此外郭店簡《成之聞之》有“命”[53]，李學勤先生將“”釋作“詚（誕）”，認爲通“鳶”，“《詚（誕）命》以音轉即讀爲《說命》”[54]（筆者認爲“詚”亦可讀爲“譠”[55]）；林小安先生认爲武丁卜辭中的“雀”即傅說[56]。

按：郭店簡《窮達以時》亦有傅說事跡，但出現在“卲?（繇）”名下[57]，學者對此有不同的解釋。黃德寬、徐在國兩位先生認爲“卲繇”就是“皋陶”[58]，魏宜輝、周言兩位先生認爲此篇有脫簡[59]，這些解釋是合理的。

如此，則傅說之“說”的異文，其已知且有直接證據者，有四種：“說（悅）”“鳶”“敓”“”，算上“雀”則有五種。《說命》之“說”的異文有三種：“說（悅）”“兌”“術（述）”，算上“詚（譠、誕）”則有四種。

對於《尚書》“傅說”之“說”，孔穎達曰：“說者，懽悅也。”[60] 清華簡《傅說之命》和《良臣》發表後，由於前者稱傅說有“鵑肩”，後者傅說之名寫作“”，學者們自然就將“鵑”“”以及上博簡《競建内之》的“鳶”這一組與“鳥”有關的字聯繫了起來。

胡敕瑞先生將“鵑肩”讀爲“鳶肩”，認爲“古籍中用‘鳶肩’來形容人的狀貌並不少見”[61]。虞萬里先生對“鵑”“鳶”以及“鳶肩”作了詳細的梳理、考證和解釋[62]。王輝先生認爲：“（傅說）其名確與鳥類相關。或用‘說’、‘兌’（《禮記·緇衣》）、‘敓’（《清華（叁）·說命》）者，均爲“鳶”之假借字；並取義於尖銳之‘銳’，也與簡文‘如錐’相合。”[63] 而張卉先生則在前賢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卜辭中的‘雀’當即文獻中的‘傅說’”[64]。

今按：卜辭未見“說（悅）”“敓”“”“銳”等，而衹有“兌”，皆用作“銳”，爲“疾速”之義[65]。“疾速”和“尖銳”可以有引申關係，後世稱武器銳利爲“快”，亦同此理。

筆者認爲，將“鵑肩”讀爲“鳶肩”，當作《競建内之》裡傅說之名“鳶”的來源，是可信的。但是由於資料匱乏，何爲本字目前還無法定讞。因爲“鳶”“鵑肩”都是戰國的材料，固然有重大價值，然而離商代尚遠，商代是否有“鵑肩”之稱，傅說是否名“鳶”，實在難以確定。以“雀”爲傅說，也衹是一種有一定根據的可能，同樣不能視爲定論。我們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能：傅說其名另有本字，“鳶”則是別人根據其生理特征而起的綽號。不過，傅說本人未必真有“鳶肩”，“鳶”也未必是當時就有的綽號，正如古書五花八门的人物奇特相貌，未必都是真實記錄。

2、“說”寫作“術”與傅說之名的本字及其本義無關

“說”既然是人名，且本字、本義尚不可知，又怎麼會“同義替換”爲“述”呢？其實，這個問題是可以解釋的。

我們今天見到的古文獻，絕大部分應該出自傳抄者之手。傳抄者不一定是學問家，不一定對文獻有深入的研究。他們往往會抄錯字，甚至根據自己的理解改動原文，這毫不奇怪。就算是在今天的條件下，錯誤也經常發生，例如學者筆下的“傅說”屢次被印成了“傳說”。雖然可能是打字員選錯了字，但也可能是某個環節的人員把“傅說”理解爲“傳說”，於是徑改原文。

不論傅說之名的本字爲何、本義爲何，傳抄者都不一定了解“說命”的意義以及“說”的真實來源和正確讀音。傳抄者有時會用同義詞來替換原文，既然符號上通常可寫作“述說”之“說”，則顯然也可能被改寫爲義同音近的“術（述）”。《儀禮·士喪禮》：“筮人許諾，不述命。”鄭玄注：“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古文述皆作術。”[66] 這個“述”是動詞，“命”是賓語，古文“述命”作“術命”。因此，傳抄者完全可能將“說命”誤解爲動賓結構的“述命”，進而改寫爲“術令”。

“說”容易被理解爲動詞，加之引用《說命》的文獻往往衹引了幾個字，就更增加了傳抄者弄清意思的難度。至於替換後是否符合原意且易於理解，則未必會考慮。因爲這種替換往往不涉及對文獻的深入研究，而衹是停留在字面上，別人理解起來往往有障礙。例如“怵好語”，若無學者注釋，人們怕是不易理解。其他替換，如同音字替換、形近字替換，道理也一樣。鑒於傅說之名從“兌”的更多，我們假設“術令”從“說命”而來，但即使相反，道理也類似。在以上討論的基礎上，筆者推測可能存在以下過程：

傳抄者不知道“說”是人名，而將“說命”誤解爲動賓結構，想用義同音近的“述”和“令”代替，而在書寫中，又使用了“述”的同源字（也是古字）“術”，就成了“術令”。這跟“說好語”與“怵好語”的關係類似，步驟即便相反，道理也是一樣的。從“說”到“術”也分兩步：第一步是在语言上替換爲同義詞，第二步是在文字上寫作同源字，前者是主導。當然，傳抄者頭腦裡不一定有這些明確的概念。此外，如前所言，“說”即便讀爲“悅”，也與“述”相通。這些對傳抄者主觀認識和意圖的推測，當然不能看作事實，但卻是有一定根據的，而非憑空臆測。

3、“說”寫作同義詞“術（述）”不是偶然和無意的

同源字和同源詞以及它們和通假字的關係，是語言學和語文學領域極其複雜和重要的問題。王力先生認爲：“凡音義皆近，音近義同，或義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通假字不是同源字，……同源字，實際上就是同源詞。”[67] 這個觀點影響很大，但是後來有學者提出不同意見，認爲應該區分同源字和同源詞，同源和通假是不同層面、不同學科的概念，不是互斥的，而是有交叉的。

蔣禮鴻先生認爲：“王先生所說的同源字既然是表示相近或相關的概念的，已經進入詞的範圍；另一方面，如‘聲近義同’的‘字’究竟是字還是詞這類麻煩問題會因‘字’、‘詞’不分而更容易混淆；我覺得對討論的對象還是賦以‘同源詞’這個定名在理論上比較圓融。”[68]

張覺先生認爲，同源詞不能稱爲同源字，“通假，是一種用字現象，……是文字學和訓詁學研究的對象。同源（引者按：特指同源詞），則是一種詞彙的孳乳現象，……是詞彙學和語源學的研究對象，……”[69]

邵文利先生也對“以字論詞”提出異議，給同源字和同源詞下了不同的定義，並且提到：“由於選用通假字是衹‘用此字之聲’，那麼凡是與本字音同或音近的字從理論上說皆可入選，這樣就會在無意中選一個與本字同源的字作爲它的通假字。”[70]

王蘊智先生則立足于古文字材料，對同源字和同源詞進行了明確區分，並給出了定義[71]。王先生的同源字定義是從古文字形體出發的，與傳統語言文字學從詞彙孳乳出發的定義不同[72]。筆者認爲，這兩種定義均有價值，可用於不同的場合。

我們注意到，邵文利先生提到一種現象：傳抄者在選擇音近通假字時，往往不會刻意將同源字排除，有時主觀上是音近通假，客觀上卻無意中用了同源字。那麼與之類似，“說”寫作同義詞“術（述）”，是否也是在選擇通假字時，無意中用了同義詞呢？筆者認爲不是。

如前所言，將“術”與“說”認定爲音近通假證據不足。至於是否無意，從“說”到“術”的第一步是語言上將“說”替換爲同義詞“述”，第二步是文字上將“述”寫作同源字“術”。第一步是重點，它是音、義共同作用，而以同義爲主要因素的結果。即便是讀音完全不同的詞，同義替換也是有的，而“述”與“說”同義非常明確，顯然是有意使用的。至於第二步，倒可能屬於無意中用了同源字。“術”與“述”客觀上雖然是同源字，但在傳抄者主觀上則有兩種可能：1、延續了舊的用字習慣，即“同源通用”；2、臨時借用同音字，主觀上“同音借用”，客觀上無意中用了同源字[73]。

五、《術令》“唯口出好興戎”出現在《大禹謨》裡的原因

我們現在回到張岩先生的研究上。從以上討論可見，《術令》之所以即是《說命》，除了內容關聯，其語言文字上的依據，關鍵並不在篇名的字音，而在於詞義。這樣的話，張岩先生從讀音的角度質疑此說，也就不能成立了。

行文至此，可能有人會說：“《墨子》引用了大量古書，僅《尚同中》就有《呂刑》《術令》《相年》《周頌》，還有《尚同下》的《大誓》等等，均冠以‘先王之書’。《呂刑》《周頌》《大誓》流傳至今，讀者不難推知《術令》亦當爲篇名，且看不出與《大禹謨》有關。後世《大禹謨》的作者（先假設是後人所作）斷不會無視這種提示，而將《術令》文字抄入《大禹謨》，以致給人懷疑的機會。因此，所謂‘後世的作者’是不存在的。不是《大禹謨》抄襲了《術令》，而是兩者本就是一篇。《大禹謨》不是僞書。”

我們主張《術令》就是《說命》，不是《大禹謨》，《大禹謨》是僞書，就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其實這很好解釋：《古文尚書》的作者雖然博學[74]，但也不是神仙，不會做得天衣無縫，他很可能並未把《術令》當作篇名。這一點可以從人們對“距年”“豎年”和“相年”的理解中得到印證。

《墨子·尚賢中》：“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畢沅注：“‘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

《墨子·尚賢下》：“於先王之書《豎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畢沅注：“（豎）‘距’字假音。”

《墨子·尚同中》：“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畢沅注：“‘相年’當爲‘拒年’。”[75]

畢沅衹是解釋了字面，他的意思應該是：“相”是“拒”的形訛，“拒”則通“距”，“豎”亦通“距”，“距”訓爲“遠”，“距年”“豎年”和“相年”是一回事。但他並未指出這三者是否篇名，孫詒讓也未指出[76]。

後來的學者曾對此產生分歧。吳汝綸、王景羲[77]、羅根澤[78]等學者認爲是篇名，而李漁叔先生認爲：“距年：應作巨年，是說老年人。”“豎年”也是如此，其譯文分別爲：“這原是聖王的道理，先王的書，老一輩人的話呀！”；“在先王書上，老年人曾經說道：……”。不過在注譯“相年”時，李漁叔先生卻認爲：“（相年、距年和豎年）均不明其意。或以爲古代逸書之名，或以爲係大年之意，是說前輩老年人，也可通。”其譯文爲：“所以先王的書——相年有這樣的記載，……。”與前面的處理不同[79]。

今按：其實“逸書之名”與“大年之意（老年人）”並不互斥，書名亦可曰《大年》。不過，書名《大年》與一般意義的“老年人”就不一樣了。

王煥鑣先生也認爲：“‘距年’猶《莊子·逍遙遊》之‘大年’。……墨子重鉅年之言，與莊、荀諸子之重大年、重耆艾蓋同。……‘耆’、‘豎’音亦相近。……吳汝綸以‘巨年’爲古書，似未塙。”[80]

可見，在《呂刑》《周頌》《大誓》肯定是篇名，且孫詒讓已指出《術令》即《說命》的情況下，仍有學者將“距年”“豎年”和“相年”理解爲一般意義的“老年人”。當然，這是錯的，但是錯也有錯的道理：1、除《墨子》自身外，文獻裡找不到這些“篇名”；2、釋爲一般意義的“老年人”也可通，而且還能在《莊子》和《荀子》中找到“依據”。

人們的思維是有共性的，即便是古人和今人之間，也是如此。所以我們無法排除，《古文尚書》的作者可能和李漁叔、王煥鑣兩先生有類似的思路，也即他並未把“術令”和“相年”等當作篇名。認爲古人肯定能推知《術令》是篇名，是把古人神化了。對於“術令”，如果將其理解爲動賓結構，不但也可以講通（主語是“先王之書”），而且如前所言，古書裡本就有動賓結構的“術（述）命”一詞。可見，該作者誤讀“術令”是完全可能的。既然如此，上面的質疑也就不能成立了，《術令》不是《大禹謨》。

李漁叔、王煥鑣兩先生對《術令》爲篇名無異議，是因爲孫詒讓已指出《術令》即《說命》。而《古文尚書》形成時，尚無人指出《術令》和《相年》等是篇名，以及《術令》即《說命》，故而《古文尚書》的作者誤以爲“唯口出好興戎”是篇名不詳的逸文，遂將其抄入了《大禹謨》。這是《大禹謨》的一個作僞痕跡。此外，《距年》的“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和《豎年》的“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與傳世本《伊訓》的“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相似。羅根澤先生認爲，此句蓋出於《距年》和《豎年》[81]。

六、總結和餘論

總之筆者認爲，“術令”與“說命”的同義詞替換關係非常明顯，異文的成因並不是臨時抓了一個音近字來代替。“术”聲字與“兌”聲字的音近通假缺乏書證，同義詞替換的證據則比較充分。“說”與“術”在述說義和欺騙義上都是同義詞，“術”通過“述”與“說”建立聯繫的可能性更大。

可與之參照的是“說好語”與“怵好語”，通過古人的注釋可以確定“怵（訹）”與“說”是同義詞替換，“術”“述”“訹”“怵”是同源字（詞）。“術（述）”與“說”、“怵（訹）”與“說”的性質基本相同。

從“說”到“術”，第一步是在語言上將“說”替換爲同義詞“述”，而第二步是在文字上將“述”寫作同源字（也是古字）“術”。發生這個替換的前提是，傳抄者不知“說”是人名，而將“說命”誤解爲動賓結構的“述命”。這種可能性當然是存在的，雖然是推測，但卻有一定根據。

《術令》的文字出現在清華簡《傅說之命》裡，而“術令”與“說命”在語言文字上也有密切聯繫，這兩個獨立證據足以證明《術令》就是《說命》，不容置疑。至於《大禹謨》裡相同的文字，則衹能是“竄入”的性質。

同時，我們再次注意到了這種容易被當作音近通假的、兩個音近同義詞的替換現象。訓詁學家曾多次提到異文中的同義詞替換，陸宗達、王寧兩位先生說：“異文的情況十分複雜，一般包括：①同源通用字；②同音借用字；③傳抄中的訛字；④異體字；⑤可以互換的同義詞。”[82] 郭芹納先生也曾經列出異文的幾種情況：通假字、古今字、同音異字、同義詞[83]。

本文的同義詞替換與一般情況有別，它發生在音近的同義詞之間。如果籠統地稱之爲“通假”，則容易被理解爲狹義通假，這樣就局限於“音”，而忽視了“形”和“義”（特別是“義”）的信息。正如王寧先生強調的：“在運用異文考音時，要注意不要把訛字和置換的同義詞當成同音來對待。”[84] 這對於本文也同樣適用。

筆者在拙文《釋郭店簡〈成之聞之〉的“詚命”》中認爲，“詚命”與“說命”也屬於此類同義詞替換，讀者可以參看[85]。

2019年5月31日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6月1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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