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渤教授《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研究》出版

江苏师范大学叶正渤教授著《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研究》于2019年3月由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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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序

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研究，是指对西周武王、成王（含周公摄政）时期铸造的铜器铭文和语言文字进行研究，既包括对武成时期所铸铜器铭文的体例与考释，也包括对武成时期所出现的金文新字与新语词的研究。这是金文研究的两个方面，它是由金文本身的内容决定的。从研究方面来看，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唐兰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等著作，主要是对铜器铭文的考释和历史断代，其中也包括对铭文中金文单字的考释研究；而周法高的《金文诂林》及其补编，则完全是对单个金文字的考释与研究。以上所举资料足以证明金文研究所包含的基本内容，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研究也主要指这两个方面的内容。

西周乃至整个周代青铜器铭文大约有三千多件，为何仅仅选取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与语言进行研究？这是因为武王最终灭掉暴虐的商纣王、建立起西周王朝的统治，天下国家处于改朝换代、百废俱兴的开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铜器铭文中有记载。

成王，即位时尚未成年（朱骏声《尚书古注便读》考证说是十三岁），由其叔父周公旦摄政，此时正是处于巩固西周王朝政权的关键时刻。一方面，商的遗老们怀念故国旧君，心里不服西周王室的统治，武庚祿父作乱叛周，孤竹国国君之子伯夷、叔齐宁可饿死首阳山也不食周粟，就是有力的证明。另一方面，王室内部武王庶弟对周公摄政心怀不满，散布流言蜚语，造成人心不稳，对王朝的统治也极为不利。在这两种情况下，终于爆发了武庚祿父与三监之乱。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与三监（管叔、蔡叔、霍叔）作乱，周王朝面临严峻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周公以成王之命率师东征，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使周王朝的统治得到巩固。这在当时是一个重大事件，所以在王室和贵族大臣所铸的铜器铭文中都有记载。

商王朝灭亡，西周王朝建立，社会处于重大的变革时期。各种旧的不合时宜的典章制度要废除，新的典章制度需要建立，所谓革故鼎新是也。周王朝处于继往开来，开启一个新时代的状态。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一个新的王朝、新政权的建立，必须与旧的王朝、旧政权不一样，给人们以面貌一新的感觉，这样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否则，改朝换代有什么意义呢！周王朝及王室既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逸周书·周月》：“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这就是我国古代各个朝代的建立，在典章制度方面与前朝皆大有不同的原因。据传世文献记载，周公旦在这方面有很多建树，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一点，在武成时期的铜器铭文中也有所反映。

在语言文字方面，根据出土的商周金文来看，武成时期虽然直接继承了商代语言文字的主要特征，但是，也有革故鼎新，有较大的发展。这就要求对武成时期的铜器铭文作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了解周初武成时期在语言文字方面的发展演变状况。这是本成果研究的重点，也是本成果选取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作研究对象的重要原因。

关于开展汉字发展研究的重要意义，黄德宽先生在其《古汉字发展论》一书中写道：“开展汉字发展研究的首要意义，就是有利于更好认识汉字发展的历史规律，促进汉语文字学的理论建设”。他说，从汉字发展角度认识到以下几点：

一是汉字发展的延续性和渐变性，二是不同历史阶段汉字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三是汉字系统的层累性特征。（第20页）

本书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在研究过程中的确有所创见、有所收获。现略举数例。

（一）提出了武成时期普遍存在的所谓商器周铭的判断标准与方法

所谓商器周铭，是指既有商代铜器器型纹饰特征和铭文元素，同时又有武成时期铜器铭文某些元素，这些铜器貌似商器，实为武成时期所铸。对其所属时代本文提出以下判断标准。

1、铭文中既有商代铜器铭文的元素，同时又有武成时期铜器铭文的某些元素，这是商代遗民而归附于周王室者所铸之器。因为器型纹饰具有渐变性，所以主要根据铭文作出判断。

所谓商代遗民，是指武王克商后商王朝遗留下来的贵族大臣，也即《尚书·多士》周公所说的“惟尔多士”。这些商王朝遗留下来的贵族成员往往掌握着商王朝先进的文化知识，具有一定的统治经验或军事才能。这些人当中愿意归附于西周王室且愿意效力者，因而为周王室所用，传世文献称其为殷遗，本文称其为商代遗民。所以，在这些商代遗民所铸的铜器铭文中，一方面保留了很明显的商代铜器铭文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也具有武成时期铜器铭文的某些元素。

如铭文置于亚形框内，有商代铭文特有的族徽，以十天干字作亡父或亡祖的庙号，纪时置于铭文之首，且只有干支，或加月份，有些还用商代特有的周祭字“（肜）、翌（翊）、祭、、（协）”，纪年用“祀”，置于铭文之末。这些是商代铜器铭文所具有的特征。如果铭文中所记载的事件属于武成时期的，如侯国名、职官名等，那么这样的铜器铭文是商代遗民而为周王室所用者所铸。

再如，沐司徒疑簋铭文，铭文中既有（）族徽，也见于商代铜器铭文；而疑所担任的司徒一职，是周初武成时期才设置的职官名；铭文所记事件“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这是成王时发生的事件，所以，这些都说明沐司徒疑是商代遗民而归附于周王室者，而沐司徒疑簋及铭文一定铸于成王时期。

又如，旂鼎二铭文仍使用族徽“析子孙”，用日干作亡父的庙号，但铭文同时又用成王时期才有的“初吉”“辰在某某（干支）”的月相词语纪时，说明此器之铸只能在成王时期，而非商代晚期，旂也是商代遗民而归附于周王室者。

2、铭文中没有十天干字为亡父或亡祖作庙号，亦没有族徽符号的，一般属于周初武成时期或其后所铸之器。这是判断商器抑或周器铭文的重要标准之一。当然也可能有例外。

例如，明公簋铭文，因为明公（周公旦之子）是地道的周王室家族成员，故其所铸铜器铭文除了字形字体沿袭商代晚期特征而外，没有商代铜器铭文的其他烙印和元素。可能也有例外。例如，匽侯旨作父辛鼎铭文：“匽侯旨作父辛奠”。匽侯旨是召公奭的第三子，姬姓，但是他称其亡父燕召公奭的庙号曰“父辛”。这就不符合周家铸器书铭的体例。

3、西周职官名。如果武成时期才设置的职官名，出现在具有商代器型纹饰特征和铭文元素的铭文中，那么这件铜器铭文一定是商代遗民所铸。如前举的沐司徒疑簋铭文中的司徒之职，是武成时期才设置的职官名，毫无疑问，疑是商代遗民而归附于周王室者。详阅下文。

（二）辨识了某些字的结构和新字

辨识了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中一些字形的结构，或归纳、解析了所出现的一些新字。

例如：扬鼎铭文中的（扬）字，从丮（双手上扬形），从玉，一般读作“扬”，铭文是人名。根据集成02612铭文，“扬”字似从戈从丮，而何簋铭文似从丮从戈从衣。但是，集成02613铭文很清楚是从玉从丮，像人奉玉之形，故知“扬”字本从玉，而有颂扬之义。集成02612铭文所从的戈，实际是串玉的象形，只不过上下写出头了，致使后人误以为从戈从丮。奉戈颂扬，于理于义难以解释得通。

发现武成时期铭文中出现的新字，如：玟、珷、征、福、违、復、匽、奄等等，详细解析请参阅正文。

（三）发现武成时期出现的新词语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了武成时期才出现的一些新词语。例如，

1、职官名。有事，见于利簋铭文；司徒，见于沐司徒疑簋铭文。

2、月相词语和其他纪时词语。如：初吉、既望、既生霸和既死霸，辰在某某（干支），月吉等。

3、以事纪年。殷成周年、公太保来伐反夷年、见事于某年。

以事纪年，对于铸器者来说一般都是受周王的重大任命，值得终生纪念才铸器镂铭，故以事纪年，作为一种荣耀，流传于子孙后代。

例如“殷成周年”，郭沫若说，殷见之礼即大会内外臣工之意，唐兰谓诸侯同来朝会的名称。《说文》?部：“殷，作乐之盛称殷。”引申有“盛大”义，可见“殷见”之说是根据《说文》的解说。根据铭文，奉命前往成周接受殷见之人往往是贵族大臣而不是周王，因其奉周王之命，所以殷见“内外臣工”或“诸侯同来朝会”。本文以为，铭文“殷成周年”当是指周王室迁殷顽民到成周以后，专门派员前往安抚商代遗民的意思。因授命之事意义重大，故奉命之贵族大臣特铸铜器铭文记之以为荣耀。

又如旅鼎铭文“公太保来伐反夷年”，这是很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旅参与其事，故铸器镂铭，以事纪年，作为荣耀。

4、客套语。武成时期铜器铭文中的颂词只讲“扬王休”，而不讲“对扬王休”。

（四）根据武成时期出现的金文新字纠正《说文》的错误

匽：、、（匽侯簋、匽侯盂、堇鼎、圉鼎、圉簋、伯矩鬲、攸簋、復鼎、復尊），写法相同，皆从乚妟声。《说文》匸部：“匽，匿也。从匸妟声。”从武成时期金文来看，“匽”字当从乚（y?n）妟声，不从匸（x?）。

寧：（盂爵），《说文》丂部：“寧，愿词也。从丂寍声。”小篆字形结构与武成时期金文完全相同。根据《说文》的解释“寧”字表示心愿，故当从心，寕声，当归心部，不应归丂部，《说文》归部失误。

赏：（小臣传卣），（御正卫簋），从贝商声，“商”字“庚”下有“口”。（攸簋），（鼎），（堇鼎），（復鼎、復尊），（商尊、商卣），后几例声符“商”下减省“口”，但攸簋“赏”字的声符“商”有两颗星，总之都是从贝商声。《说文》贝部：“赏，赐有功也。从贝尚声。”武成时期金文是从贝商声，战国时期金文（中山王壶等器铭文）改为从贝尚声，小篆沿袭的是战国时期的字形。

敢：（旂鼎），从爪从口从又。《说文》（pi?o）部：“进取也。从，古声。”金文爪下从口从又，不从“古”声。

叔：（叔簋一、叔簋二），从丑从尗。《说文》又部：“叔，拾也。从又尗声。汝南名收芌为叔。”《说文》从又，“又”是手的象形；武成时期金文从丑，“丑”是手指的象形，因而可以通用。但是，“尗”乃像豆萁上籽粒散落形，在“叔”字中并非是声符，而是义符。《说文》尗部“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说文》解“尗”字“象尗豆生之形”也是不对的，应是象尗豆散落形。可见武成时期金文“叔”是会意字，《说文》解释为形声字，误。在西周铜器铭文中表示排行伯仲叔季的“叔”，是借用问终义的“弔”，不用“叔”字。

（五）纠正前人的某些说法

前人关于武成时期金文的说法涉及面比较广，有关于铜器铭文历史断代的，这方面存在的争议最多；有关于铭文解读的，有关于文字词语考释的，有关于历史人物和地理的，等等。具体案例请参阅正文相关章节。

（六）研究方法多样

1、人名系联法。原理是：不同铜器铭文中出现相同的人名，那么这些铜器铭文属于同一时期所铸的可能性最大，或相近时期所铸。本文运用人名系联法，得到成王时期约略可验证且有文字材料价值的铜器铭文100余件。这是本成果研究的基本材料。

2、历史比较法。一是将武成时期的铜器铭文和金文单字与商代晚期文字相比较，提出武成时期铜器铭文在体例章法结构方面的发展演变和特征，同时发现武成时期若干金文新字和新语词。二是将金文单字与《说文》小篆相比较，分析金文单字的构造，纠正《说文》说解的某些错误。

3、运用不完全逻辑归纳法进行研究。总之，本文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有所斩获。

 作  者  谨记 

丁酉年夏至（2017.6.21）

感谢王森先生惠赐书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