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振林先生的一個重要學術思想和對金文研究的兩大貢獻

――張振林先生學術述略之一

陳英傑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

說明：原刊《中國文字》新32期，2006年 12月。

【摘要】本文總結了張振林先生的一個重要學術思想――即關於漢字意類符體系和造字法的形成和發展的理論 ，以及在金文研究領域所作出的兩個貢獻――銅器斷代和銘文校讎。

【關鍵字】意類符體系  造字法的形成和發展  銅器斷代  銘文校讎

張振林先生，廣東省興寧縣人，1939年12月15日(陰曆11月5日)生，著名古文字學家，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先生于 1961年中山大學中文系本科畢業後留校，在容希白（庚）、商錫永（承祚）兩位著名古文字學家門下當研究生，是二老的入室弟子。余於2001年9月就讀中大，忝列先生門下，時承過庭之訓 ，無奈，余性駑鈍，於先生之學十之未得一二，今僅就耳目之濡染、心之所感略述之。

先生在金文釋讀、簡牘文字、鳥蟲書、戰國文字、古文字資料的語言學研究以及文字學理論等方面均有獨到的發明和貢獻 ，今我們主要是談一下先生在文字學理論方面的一個重要學術思想以及在金文研究領域所作出的兩大貢獻。

一、一個重要學術思想

關於漢字意類符體系和造字法的形成和發展的理論是先生最獨到的理論發明，是先生學術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先生為中國文字學研究所作出的極為重要的理論貢獻。這個思想肇始於廿世紀六十年代（先生讀研究生的時期），在七十年代末撰寫的《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1]一文中正式提出，先生在同期撰寫的《先秦古文字材料中的語氣詞》[2]一文把此理論運用到語氣詞研究實踐的個案之中。 2001年10月發表的《古文字中的羨符――與字音字義無關的筆劃》[3]一文以“羨符”為切入口對這個理論進行了系統而深入的論述和總結 ，是一篇凝聚先生數十年研究結晶的具有深遠意義的理論文獻，它以整個宏觀的中國文字學史為立論基礎，根據漢字構字機理和文字所處時代背景綜合研究，廓清了古文字研究中“羨符”和戰國文字異形形成的兩個重大理論問題。同期寫成的《戰國期間文字異形面面觀》[4]是對《羨符》一文的重要補充和深化。

這個理論應該說還包括兩個子理論――文字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理論和漢字偏旁曾有過試用、濫用的觀點。這兩個子理論是上述核心理論的基礎，是先生關于漢字意類符體系和造字法的形成和發展的理論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字內部發展的不平衡理論指出，“儘管文字的結構和書寫形式的變化是漸變的，不是驟變的，舊因素的繼承總是多於新因素的產生，即大多數的字，經歷很長時間，改變不顯著”，但“不同時期總是有一些變化較大的字或變化較大的偏旁，儘管其為數不會很多，但它卻可以造成不同時期的文字風格”（見《標記》53頁）。這一點是先生《標記》一文立論的理論前提 。先生反對“把金文籠統地、靜止地當作一種書體，同甲骨文、小篆、隸書、楷書等相提並論，錯誤地把不同時期的字體與同一時期的異體混合在一起，因此得出金文是象形字，異體字甚多，偏旁多而不穩定等不大正確的結論”（見《標記》54頁）的做法。文字內部發展的不平衡是文字固有的客觀規律，“必須用不斷發展（動的）和分階段（靜的）相結合的觀點”（《標記》88頁）來看待文字的發展，否則得出的結論是不科學的，不符合文字發展的客觀實際，從而有可能忽略一些特有的規律性的東西。

漢字偏旁曾有過試用、濫用的觀點，意思也就是漢字偏旁有一個從雛形、試用到成熟的發展過程，比如西周中期以“車”字為構件的漢字組合中，“車”字有繁有簡，可有“車”旁，也可沒有，這是偏旁試用期最典型的反映。到了西周後期，“車”字繁簡二體都被有意識地用作偏旁，構成一批新字，“車”字作為偏旁進入穩定成熟期。春秋以後，“車”繁體淘汰，單字和偏旁都使用簡體“車”，這說明“車”字作為偏旁的穩定成熟過程在春秋時代才完成（見《標記》70－71頁）。有的試用則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被淘汰（見《標記》77頁）。所謂濫用有兩種情況，同一字用不同的意符構字和重疊使用多個意符（跟具有分化多義字作用的增加意符的情況有別），前一種濫用的後果是造成意類符的通用、換用，後一種濫用造成漢字的疊床架屋和無謂的繁複，尤其在用字人數激增、用字範圍擴大的歷史時期，跟文字的簡便易寫、易認的發展趨勢相違背，到後世必然規範簡省其中一個意類符（此段論述參考《羨符》134頁[5]）。濫用是試用造成的一個必然結果。于試用、濫用，先生雖未加深入論述，但它于文字學史的意義仍然是巨大而深遠的，它第一次闡釋了漢字史上的意類符通用及偏旁重疊現象的文字內因。

文字是為克服語言的局限而產生的代用品――可視符號 。文字是為記錄語言而存在的，受語言規律的制約。關於文字的起源，有一種書畫同源論，它認為可以不通過語言而可以用形象思維直接理解字義，這是不正確的。圖畫內涵具有不確定性，語言則不同。圖畫與文字不是一碼事，圖畫不能準確地記錄語言，儘管能表達某種意思。早期的造字思維有利用圖畫形式的一面，如摹形狀物，當它跟語言結合時，它便是文字記號，作為文字，摹形更簡略，且音義固定。在文字初創時期，象形表意是主要的構字法。但這種構字法有很大局限，能夠摹寫的東西不多，且“有形可象但差別細微的事物間難以造出區別字，無形可象及難於用事物聯想會意的抽象語詞無法造字”（《羨符》132頁），所以從它產生時起，就進入一個不斷改進的過程，如“使象形表意字的取象更加明確統一精煉。在約定俗成過程中，將已有的常用字及構件（字素）的形狀逐漸固定化。不夠明確之處，用加筆、減筆、改筆形等方法改進象形符，或加注指事符，使字義更明確；在音讀易生歧誤的象形字旁，加注同音字，使讀音更準確；或在借形記音的基礎上附加象形表意字符，於是產生了早期的形聲字”（《羨符》131頁）。早期形聲造字法還處於自發階段，那麼如何使文字滿足記錄語言的需要，這是古人在不斷探索的課題。由於象形表意的種種局限，當時人們急需要做的是探索突破象形表意框框的新造字法，此時便進入假借階段，據研究，甲骨刻辭同音假借的數量高達70％多。假借即借同音之形來記詞，是割裂原有的形義關係，使形變成只記實際用詞的音義符號。用有限的符號和讀音來記錄相當廣泛的語詞就必然走向假借。假借幾乎是跟象形表意同時產生的東西。但是，古漢語單音節詞占統治地位，同音詞特多，這就出現眾多的一形記多個同音異義詞的現象，在離開具體語言環境下，文字的歧義理解使文字的社會功能大受影響。因此，假借仍不能圓滿解決文字記錄語言的問題。象形表意和假借都逐步趨於黔驢技窮，造字法的發展便不得不進入第三個階段――形聲造字法。商代後期始形聲字就成為一種主要趨勢，當時的形聲造字法，有的是在原有的象形字上加注聲符，更多的是在原來的同音假借字上加注意符，這是早期形態。直接用聲符和意符拼合造成新字，那是形聲造字法成熟以後的事。形聲字是形音義一體的符號，是最能產的造字法，這一點是所有研究漢字的專家的共識，先生的貢獻在於發現了形聲造字法成熟所需要具備的條件。形聲造字法只有進入音符和意符直接拼合的時期，文字才算進入自由造字時期，在這個自由時期，人們可以根據表達語言、記錄語音的需要，按照意義類屬，選擇相應的意符，然後可任意選擇一個同音字（通常多取較簡單而常用的同音字）結合而成新字。而這種自由是需要一定條件的，那就是要有足夠完善的聲符系統和意類符系統，其中起關鍵作用的是意類符體系的形成，而這個條件需要人類認識的長期積累。意符的類化需要人類對自然、社會、人的心理等進行歸類，這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從金文看，自然物方面的意類符較早出現，比較細緻的心理活動及通過人類活動開發創造的事物的意類符出現較晚，心理感情活動的意類符產生更晚，如帶心旁的字多數是春秋戰國時期產生的，西周很少，商代幾乎沒有。需要人類創造開發以後才認識的事物又需要對它歸類，這類意類符產生也比較晚，如金旁。（請注意，先生用的不是意符的概念，而是“意類符”的概念，其着重在“類”。）春秋後期至戰國時期，人類的造字思維取得前所未有的新的突破，這個時期意類符體系逐漸完成，形聲造字法發展成熟且為人們所自覺利用，進入一個充分利用符號表音表意的能力，充分挖掘符號表音表意的能力的階段，象形表意字符不敷應用的矛盾基本解決，文字本身便從探索造字法階段，進入以改善文字符號為主要任務的階段，即要求文字符號簡單、音義信息明確、符號化。也是在這個時期逐漸展開古文字的隸變（戰國中期開始），隸變是文字發展的必然趨勢。

以前學者談到戰國文字異形的原因，多以《說文解字敘》“諸侯力政，不統于王”，“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塗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為經典解釋，著重於地區的差異，其實，這只是“文字異形”的外因，而先生《戰國》一文基於上述理論背景，從人（用字的人）、社會、語言文字等三個方面分析了異形的內因和外因，論證了異形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必然性。同樣，由於春秋中期以後，形聲字在當時用字中的比重占了優勢，滿足了用字需要，於是便有了使文字美好的特別追求，因此，羨符的大量出現集中在春秋中期至戰國期間也是一種必然現象。有的學者所說的商代文字中的“羨符”，多數屬於與字音字義有關的象形或指事符，稱之為 “羨符”是不科學的。

二、對金文研究的兩大貢獻

一、銅器斷代

銅器斷代方法具體而言，有著眼于銘文的文字學方法、有著眼於銅器的器物學方法、有著眼於地層關係和現代技術的考古學方法，三種方法各有短長，關鍵在於三種方法的綜合運用。另外，由於窖藏銅器的大量發現，利用窖藏銅器群斷代是一種新的有活力的方法，李學勤、劉啟益等先生對此多有發明。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某一方面的專業工作者，往往是使用其中某一種方法。考古學方法適用於發掘品而拙于傳世品，器物學方法只能確定其大致年代，有時也很不準確，比如盠駒尊、盠方彝等以前多認為是懿孝時器，而新發現的眉縣楊家村窖藏銅器逑盤則證明盠生活在昭穆時期，盠器不可能晚至懿孝時期。這牽涉到與之相關聯的一批銅器。文字學方法拙於無銘銅器，但是我們可以據文字學方法建立的標準器確定在器形、紋飾等方面與之相關聯的無銘銅器。而且，有大量的銅器只有銘文傳世，器物已佚，只能依靠文字來斷代。銅器斷代的最終目的是使金文作為科學、可信的史料來用，而銘文往往能夠提供斷代的可靠信息，應該說，迄今為止，文字學方法仍然是最重要的斷代方法。當然，在實際斷代中，不會是使用單一方法，往往是以某一種方法為主，其他方法為輔的綜合斷代法。文字學方法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依據銘文的內容，即人物、史實、時地、職官等；一是依據文字形體和銘辭表現形式來斷代。前者是研究銅器首要利用的方法，但于後者的利用多只是零散的、不成系統的，先生《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一文第一次對依據文字形體和銘辭表現形式對銅器進行斷代的方法作了系統論述。

《標記》一文根據族氏文字、文字的點畫結體、銘辭的章法佈局及文辭格式、一些特殊的單字和語詞等四個方面對銅器進行綜合考察，將商周銅器劃分為九期：商前期（成湯至盤庚遷殷前，無銘期）、商後期（盤庚遷殷至帝辛失國）、西周前期（武王至昭王）、西周中期（穆王至懿王）、西周後期（孝王至幽王）、春秋前期（平王東遷至匡王末定王初）、春秋後期（定王初至敬王末）、戰國前期（前475－前350左右）、戰國後期（約前350－前221）。春秋、戰國時期的銅器，《殷周金文集成》分為春秋早、中、晚和戰國早、中、晚六段，但我們可以發現，這兩個時期的銅器有相當一部分只能大致斷為春秋或戰國，春秋、戰國銅器斷代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西周銅器一般三分，早期沒有什麼分歧，中期或是穆王到孝王，或是穆王到夷王。先生云：“若將西周大致三等分，孝、夷二王應當列入中期，但是，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到器類、器形、花紋和文字的綜合特點上來時，就發現孝、夷期間的銅器和銘文，應與厲、宣時的銅器和銘文為伍。”據李學勤先生利用窖藏銅器群研究，孝王時期的青銅器已經蘊含了一些向晚期過渡的因素，到夷王時，銅器的各方面（形制、紋飾、字體、組合）都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所以，西周中期的青銅器的下限應劃在孝夷之間，中期範圍應該是穆、恭、懿、孝四王，夷王銅器則已屬於西周晚期的範疇了 [6]。據“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懿王在位8年，孝王在位6年，夷王在位8年。應該說孝王銅器處於中期向晚期的過渡時期，其本身可歸入上一期，也可歸入下一期，李學勤先生和張師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分歧，先生也說，分為九期，只是為了說明問題的方便，實際上並不存在劃一的分界，處於分界間的器銘，可以表現為有些文字具有上一期的特徵，而另一些字卻具有下一期的特徵。應該說，李先生的研究跟張師的研究殊途同歸，他們的看法應該是科學而可信的。

二、商周銅器銘文之校讎

關於銘文的校勘問題，唐鈺明先生《異文在釋讀銅器銘文中的作用》（《中山大學學報》1996年3期）一文的第一部分“訂正文字”和第二部分“辨識異體”共舉八例，與此有關。其實都是“考訂文字”，其中不其簋“從追女”、“用從乃事”之“從”或釋為“永”，對其理解還存在爭議。《金文釋例》[7]共分字體、文體與文法、銘文部位、典制、附器銘略例等五個部分，其中第一章字體的第二部分“考訂文字例”和第五部分“銘文奪誤例”（包括奪字例、訛誤例、別字例）跟銘文校勘有關。陳初生先生《校勘學與古文字學》[8]一文篇幅不大，分“利用古文字材料校勘傳世文獻”、“利用傳世文獻來校勘古文字材料”、“利用古文字材料校勘古文字材料”三點來說明校勘學在古文字研究中的作用。陳氏此前曾撰有《古文字材料校勘芻議》[9]一文歸納出古文字材料本身的主要問題有：脫文、顛倒（詞序、字形顛倒）、錯別（形近而誤、漏筆而誤、增筆而誤）、位移（筆劃位移、偏旁位移、粘連位移）等幾類，多是用本校法校勘。

先生《商周銅器銘文之校讎》一文初稿作於六十年代初期，後從中擇取部分內容提交（臺灣）第一屆國際訓詁學研討會（發表於《訓詁學論叢（第三輯）·第一屆國際暨第三屆全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7年。下簡稱《校讎》）。銅器銘文的校勘若只是在銘文的範圍內考慮，有很多問題是無法認識清楚的。先生不僅以一個古文字學家的眼光，而且更以一個青銅器專家的眼光[10]來對待銘文的校勘問題。銘文的載體是銅器，校勘金文必須關注銅器和銘文兩個方面，關注銅器方面就是關注銘文的范鑄即銘文製作方法的問題，而關於銘文製作方法是存在頗多爭議的（見《校讎》注23），先生通過細緻分析大量銅器銘文，而總結出銘文製作的程式，總結出的這些程式又可進一步解釋銘文自身存在的一些特殊現象。其程式為：1.先作陶模；2.分片翻制出陶外範，風乾燒硬；3.刻制銘模，擬好銘文草稿，製作一塊與陶模內壁弧度相同的陶片，風乾後用尖銳器刻出銘文，然後燒硬；4.製作陶內範，並用銘模在未幹的陶內范上撳印，風乾後將銘文週邊無字部分均勻磨刮去薄薄的一層（沒有磨刮或磨刮不夠的有銘內範，就會留下撳印的外廓[11]），將內範燒硬；5.將內範和多片外範拼合，同時熔煉好銅錫合金液，從陶外範預設的注銅孔倒入青銅汁；6.冷卻後拆除或敲碎陶外範，挖掉陶內範；7.修整合範縫，磨刮粗糙不平部分，至此新的銅器製作完畢。先生云，“有為製作較長的銘文或是為了同時鑄造多件同字數銘文的銅器，而先在一個陶內核上，按字數多寡用薄刃器和尺劃好細而直的方格線，燒製成方格印版，印在銘模上，然後在有凸線方格的銘模上刻字，這樣刻制的銘模，常見陰刻筆劃破壞方格的陽線”。先生還說，“凡是銘文為陽格陰字的西周銅器，除了一些七八十字以上的大器長銘，可能僅是為了安排文字而劃格單獨鑄造外，其他應是有兩件或兩件以上同字數的同一家器一起鑄造”。至於流行於商代的爵、觚、觶等內腔極小，銘文多在扳內、高圈足內，弧度極大，範圍極小，採用銘模翻範法難度較大，所以它們有許多是直接在內範上刻銘，銘文字少，有的風乾後刻字，磨平了字口，然後燒硬，有的未風乾刻字，又未加工字口，幹後燒硬作內範。因此，商代爵、觶等的陽識和雙鉤陽識比別的器銘高很多。以上是先生關於銘文製作的基本看法。

銘文方面，先生云：“我們必須根據銘物的時代、內容的性質、器物的特定用途和特定環境，注意它可能的省略表達形式，避免把正確合理的省略，誤認為是錯漏脫字。”先生從古人在鑄器之前對銘模做過校對修改（或有修改鉤識，或脫字旁補，或刮削誤字後在旁補字）、衍字、脫字、誤字、範損移位、回尾、陰陽款識、活字印范等方方面面對有關校讎的問題進行了詳盡細緻的討論。其中回尾關涉銘文讀法的問題，比如有一件犅伯卣（《保利藏金續集》，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版。內中收錄馬承源先生的《論犅伯卣》一文），其銘馬承源先生釋為：

庚寅，犅白（伯）[言差]乍又

丰宝彝。才二月，。亞）（。

其實卣銘一、二行的末字均不能與上文屬讀 ，而是由左往右讀，自成一讀“（有）又（祐）”[12]。

活字印範所關涉的校讎問題可參見先生《關於兩件吳越寶劍銘文的釋讀問題》[13]，其中所謂“攻敔王元劍”為單字印模範鑄造，由於“夫”、“元”極相似而鈐錯了，從而導致長時間對此劍銘文的誤讀，先生始一語道破天機[14]。

範損移位主要是指灌注高溫青銅溶液時，有可能對內范銘文字體筆劃或偏旁或整字造成毀損、移位，如新出眉縣楊家村單氏家族銅器[15]的叔五父匜的“孫”字左下筆劃和“作”字橫畫即被溶液沖斷而移位，逑盤則有幾處文字整字缺失。

先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根智駑鈍如我只能領會其中之一二，上文只是撮述先生意見，若因學識淺薄，轉述有何欠妥處，敬祈先生諒之。

附記：此文寫於2003年12月，為先生64歲夀而作。文章寫成後，曾呈先生審閱。“關於漢字意類符體系和造字法的形成和發展的理論”，對我影響很大，體會較多，我梳理得也比較細致，在這個理論的啓發下，我撰寫了《關于漢字史上的簡化、隷變和“書同文字”等問題的新探索》一文。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總結的基本上是先生廿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的部分成就，其他方面的成就我們另有系列專文加以論述。近十年來，先生在金文釋讀方面又不斷作出了新的探索，他基於古籍記載的急讀、緩讀，提出“諧聲的慢聲音變”的學說 ，基於此理論，對金文和傳世文獻中的疑難詞語作出新的破译和釋讀，如“不穀”急讀即“僕”，“則繇唯”之“則繇”急讀即金文中常見的“虘又”（因果连词），“旁狄（不享）”急讀即“辟”、“旁褱（不廷）”急读即“败”，表示钟声的拟声词“锗雍锗雍”（锗或从戈从者，异形较多，今仅取其一）急读即“咚咚”等，這些成果在古文字或文字學學術會議上演講（部分已刊於有關刊物），引起了很大反響。這項成就，我們另有專文總結，今不贅述。

循此思路，我們指出晉侯穌鐘的“淖列”應讀為“聶”，作為地名，又作“嵒”，此地裘錫圭先生有考[16]，在今山東聊城、博平之間，這與鐘銘所記戰爭地點也是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