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涵芬楼影印宋版《说文解字》对原本的改动及依据

王辉 周艳茹

山东大学文学院  山东省桓台第一中学

题记：本文原刊于《山东大学中文学报》2019年第2期（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所据静嘉堂本《说文》，是笔者2017年8月所获、用日本丸善雄松堂发行的静嘉堂文库缩微胶片打印出来的黑白照片，四周十分模糊。文章刊发后，得见静嘉堂文库在北京大学的试用电子书图片，清晰度较高。文中疏漏之处应该不少，然无暇重校。今刊于此，以期利用《说文》的古文字学者能夠注意到本文所说的问题。另，董婧宸《宋元递修小字本〈说文解字〉版本考述》（《励耘语言学刊》2019年第1期，中华书局2019年5月，第83、87页）亦已指出本文所说的问题。谨识于此。王辉2019年11月18日。

一

东汉许慎著、北宋徐铉校订的《说文解字》，其宋刊元修之完整本计有四种存世：两种藏国家图书馆[1]，一种藏湖南图书馆[2]，一种藏日本静嘉堂。四本内容并不完全相同，是当前进行《说文》校订的重要依据。在国图藏本之一于2004、2017年两次影印出版之前，张元济主持的涵芬楼在1920年左右影印的日本静嘉堂藏本，是最易见到且影响广泛的宋本。

静嘉堂本历经王昶、阮元、汪士钟、蔡廷桢、陆心源等名家收藏[3]，清儒段玉裁、阮元都曾利用它校订过当时通行的汲古阁本《说文》[4]，孙星衍还藏有该书的影钞本[5]，可见其在清代《说文》研究中已经影响甚巨。1906年，连同皕宋楼藏书中的精品一起，被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售予日本岩崎氏静嘉堂。1920年前后，张元济拟印《四部丛刊》，欲收入大小徐本《说文》，但苦无善本。同为《丛刊》倡印者的叶德辉在日本学者白岩龙平的帮助下，获得了静嘉堂本《说文》的照片[6]。叶氏之侄叶启勋记载此事说：“先世父（引按：指叶德辉）致函友人。未逾月，友人复函，已得藏主允许，惟书不愿出门，且恐印时污损。几经函商，遂由侍郎备印资三千金，托藏主自影，以晒片寄申。”[7]得到照片后，张元济随即以影印的方式，于1922年将其收入涵芬楼发行的《续古逸丛书》，后又经缩印收入《四部丛刊》。两书牌记所言“上海涵芬楼据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本影印”“上海涵芬楼借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北宋刊本景印”，均说明了影印所根据的底本。

在此之前，学者可以利用的《说文》如汲古阁本、平津馆本、藤花榭本等，虽然都是依据宋本重刻，但均有不同程度的校改。影印技术的运用则可以使书籍忠实于宋刊原本，让学者如获“真宋本”。张元济在“影印《续古逸丛书》二十种缘起”中谈及《说文解字》就说：“今以原椠摄影付印，固自丝毫不走。”[8]正强调了这一点。基于此，涵芬楼影印本甫一面世，即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如1928年出版的丁福保主编《说文解字诂林》即以此作为底本[9]。该本也是现代学者校订《说文》最重要的版本之一，如周祖谟校对平津馆本《说文》所用之本[10]，崔枢华、何宗慧用以汇校之“宋本”[11]，王贵元用以汇校《说文》之“青浦王昶所藏宋刻元修本”[12]，蔡梦麟用以校订徐铉注音的“王本”[13]，依据者均是此本。这也体现了学者们对与原本之间“丝毫不走”的影印本的信任。至于静嘉堂《说文》原本，其使用价值似已不再重要。售归日本后，仅《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14]等书披露了“标目”及首页等信息，国内学者也基本无缘得见原貌。

笔者近年阅读了以静嘉堂本《说文》原件为底本制作的缩微图书，将其与张元济涵芬楼影印本比对后，发现二者在文字上竟存在不少差异，影印本对原本作过不少修改，且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简单描润、修版，而是文字上的改正或误修。由于这些修改在影印出版时均未作任何说明，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给研究者带来误导。鉴于尚未有学者揭示这一问题，因此我们将影印本中的改动一一校出，以期引起注意。以下用国图藏版的影印本为参照（后文简称“国图本”）[15]，将说解文字与小篆字形分别略作述析。为便于行文，所引《说文》悉依原书，其中繁体字、简俗字等一律不作变动。

二

说解文字方面，涵芬楼影印本对静嘉堂原本的修改主要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改正，一种是误改[16]。改正包括以下四类：

1.原本中的错别字，影印本予以改正。这类情况最多，共有97例。如：标目“茻”字切语 “摸朝切”，影印本改“朝”为“”；“青”字切语“倉切”，影印本改“”为“經”。卷一上“??”字分析为“从玉聲”，影印本改“”为“夒”；卷一下“蓏”字分析为“从艸从郎”，影印本改“郎”为“?”。卷二下“迻”字解释为“遷徒也”，影印本改“徒”为“徙”。卷三上“訦”字下云“燕伐東齊”，影印本改“伐”为“代”。卷四上“羌”下云“浡於海”，影印本改“浡”为“浮”。

有些字原本不清晰或不易辨析为何字，但确系误字，影印本予以改正，如：标目“”字作“”，下从攵而上部难辨，影印本改作“”；卷二下“?”字解释为“行?也”，“”左为“木”右不清，影印本改作“?”；卷四上“眝”字分析为“从目聲”，“”系左右结构，左不清右为“丁”，影印本改作“寧”。

2.原本中某些字存在漏笔，影印本予以增添。这类情况共有3例：标目“夫”字作“”，漏掉第二横笔；卷五上“哿”字下云“詩”、卷十上“??”字下云“一”，“”均漏掉中间横笔。影印本分别补作“夫”、“曰”。

3.原本中某些字存在冗笔，影印本予以删削。这类情况共有3例：卷一下“?”字下有“譚長”，卷六上“木”字下有“者”，卷六上“梅”字下云“可”。“”、“”、“”三字均存在多余笔划，影印本分别删作“”、“屮”、“食”。

4.原本漏字，影印本予以补全，这类情况有1例：卷一下“茭”字下有“□白”，“白”为“曰”之错字，空白处应是“一”，即“一曰”，影印本补“一”字（并改“白”为“曰”）。

以上四类共计103处（详参文末附表1）。值得注意的是，影印本各卷的改动并不均衡，具体情况是：标目8处，卷一38处，卷二13处，卷三16处，卷四16处，卷五-卷十一12处。从分布看，改写主要集中在标目至卷四上，共达86处；尤其是卷一，占到全部改动的38%左右。卷四下以后，除卷六首页较多外，其余各卷极少或无。这可能是由于影印出版时间迫近，校改者校至卷四上之后已无余暇，故影印本卷四下以后少见校改。

三

影印本对原本说解文字的误改或不合理修改，包括以下三类：

1.因所据照片不清晰，影印本将原本中正确的字修误，这种情况最多，共43例。如：卷二上“牝”字下云 “从牛匕聲”，影印本误作“从牛巳聲”；卷二上“噴”字切语“普魂切”，影印本误作“音魂切”；卷五下“衁”字下云“士刲羊”，影印本将“刲”修作“”，似“封”字；卷七上“曑”字下云“从晶?聲”，影印本将“?”修作“”，似“今”字；卷八上“伊”字下云“尹治天下”，影印本将“治”修作“”，似“佁”字；卷十一下“鮪”字下云“鮥也”，影印本将“鮥”修作“”，似“絡”字。

2.影印本改用异体字，共4例：卷一下“蓈”字下云“禾粟之穗”，卷十一上“潸”字下云“从水??省聲”，卷十一上“溜”字下云“林郡”，卷十一下“霰”字下云“从雨??聲”，影印本将“穗”、“??”、“”、“??”四字分别改作异体字“??”、“散”、“鬱”、“散”。

3.影印本补全避讳字的缺笔，共3例：卷一上首页有“漢太尉祭酒許記”，卷一下“茻”字切语作“模切”，卷二上“呈”字切语作“直切”，“”、“”、“”三字因避讳而缺笔，影印本补分别作“愼”、“朗”、“貞”。

以上三类共计51处（详参文末附表2），具体情况是：以上三类共计51处（详参文末附表2），具体情况是：卷一3处，卷二8处，卷三3处，卷四3处，卷五3处，卷六2处，卷七4处，卷八5处，卷九1处，卷十5处，卷十一10处，卷十二2处，卷十三1处，卷十四1处。从分布看，卷二、卷十一最多。这可能与各卷照片的清晰程度不同有关。

四

小篆形体方面，影印本中亦存在改正和修误两种情况。改正者包括：

1.原篆错成他字，影印本予以改正。计2例：卷二上“走”字作“”，所从之“夭”与“走”部诸字作“”不同，系误篆，影印本改作；卷三上“詖”字作，右旁误成“??”之小篆，影印本改作，从皮。

2.原篆书写不规范，影印本予以改正。计3例：卷一下“??”字作，卷二下“退”字作、“??”字作，三篆所从之“母”、“止”、“”均不规范，影印本改作、、。

3.原篆有冗笔、漏笔，影印本予以删削、增补。计5例：卷四上“矘”字作，上部多出一横笔，影印本删作“”。卷三上“詬”字作，卷五下“嗇”字作，卷八下“?”字作，卷十二上“閘”作，所从“田”、“錄”、“甲”均有缺笔，影印本补作、、、。

修误者包括：

1.影印本修漏笔划。计9例。如卷一下“蒩”字作，卷二上“悉”字作， 卷四下“?”字作，卷五下“刱”字作，影印本修作、、、，均遗漏关键笔划。

2.原照片不清晰，影印本将偏旁修误。计5例：卷一下“蔬”作，卷二上“犕”作，“嚛”作，卷三上“該”作，卷四下“觳”作，影印本分別修作、、、、，所从之“?”、“用”、“白”、“亥”、“攴”均与原本不同。

以上共计24处（详参文末附表3），具体情况是：卷一4处，卷二7处，卷三4处，卷四3处，卷五2处，卷八1处，卷九1处，卷十二1处。

五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影印本对说解文字和小篆的修误部分，大多是由客观原因如所据图片不清造成的，改正部分有些是属于一般的修改错别字，如将“??”“从艸丙聲”的“丙”改作“?”，“四年”的“”改作“初”等。但改正部分中，类似将“諴”的反切“故毚切”改为“胡毚切”、“蹁”音读“讀若萃”改为“讀若苹”，则显然是有所凭依。改动的根据当然不可能是其它宋本《说文》，如果有这样的条件，张元济也不会委托叶德辉再从日本商借别本以影印。

当时可以见到的据宋本重刻《说文》计有四种，分别是毛晋、毛扆父子校刻之汲古阁本、孙星衍刻平津馆本、额勒布刻藤花榭本、丁少山刻仿宋监本[17]。四本之中，仿宋监本较少见，其余三种较常见；汲古阁本为半页七行的大字本，其余三种与影印本一样均为半页十行的小字本。它们都有可能被用作校勘的参照。

用这四种重刻本《说文》与影印本改正的地方相对照[18]，去掉五种版本全部相同的条目，剩下27条互有异处（详参文末附表4）。其中标目“茻”字反切，重刻本均作“摸朗切”，而影印本作“摸切”，与正文“茻”之反切作“”同，影印本当系据正文修改。再将“愼”、“??”、“卥??”、“??袁”、“堇”、“屮”6组异体字排除在外，从剩下的20组可以看出，影印本与平津馆本全同，而与其它各本均有不同之处。也就是说，影印本中所有改正的地方，除上述6组异体字及1处反切外，均与平津馆本同。据此基本能够确定，影印本的改正是依据当时影响最为广泛的平津馆本《说文》。

这种有意识有依据的善意改正，对于普通读者来讲，似是获得了一部错讹较少的本子，更有益于使用。但对于专门从事文献版本的工作者来讲，无疑会导致其研究结果产生偏颇甚至错误。比如我们把《续古逸丛书》影印版《说文》当作静嘉堂原本，来比对国图所藏的宋本《说文》，单就前四卷来看，就会得出静嘉堂本错讹更少的错误结论。而由于客观条件造成的修误如“、、、、、、”，若无原本对照，很容易会被错认作是“封、子、恤、絡、何、今、佁”，又会进而认为静嘉堂本错字较多。此外，将原本中“”“”这样的缺笔避讳字补全，又会使学者对于该书的刊刻年代产生误判。总之，不作说明的修改，不合学术规范，尤其是对一般不会被怀疑有改动的影印本进行改动，更不应该。学者在利用《续古逸丛书》及《四部丛刊》所收典籍时应多加留意。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台北艺文印书馆发行的《四库善本丛书》中亦收录了静嘉堂本《说文解字》，牌记言“四库善本丛书馆借日本岩崎氏静嘉堂藏宋本景印”。经与原本比对，该本亦存在不同程度的校改，且与涵芬楼影印本所改之处并不完全相同。这是需要尤其注意的。

表1（难以隶定或不易分辨之字截取原图，□代表空白处，以下各表同）

表2

表3

表4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9年11月18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9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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