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博五·三德》分析《吕氏春秋·上农》思想来源

黄炜炬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鉴于农业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极端重要性，农学研究也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的重要课题。《吕氏春秋·上农》四篇是先秦时期农学思想的结晶，以往也将其思想归入农家。囿于传世材料有限，“上农四篇”的思想来源主要有四种说法：1、《后稷农书》说；2、《神农》说；3、《野老》说；4、法家耕战说。本文将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三德》篇与《上农》篇中相似文字分析，发现《上农》篇的思想来源相当多元，应是吕不韦门客充分吸收春秋战国诸子学说后，以秦国原有法家农学思想上杂糅儒、道、农、阴阳等家农学思想而出的新成果。

【关键词】《三德》 《上农》 诸子

据考古资料显示，中国农业已有近万年的历史，从一开始的渔猎采集经济到后来的农业经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主导着中国古代社会的走向。尽管农业生产历史悠久，但真正出现将农业生产技术上升到农学理论高度的潮流涌现于战国时期。《汉书·艺文志》中就收录了不少农家著作，如《神农》、《野老》，不幸的是这些著作过早亡佚。于是号称“兼儒墨，合名法”的《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以下简称《上农》四篇）是现存最早的完整农学理论。《上农》四篇所包含的农学材料自然成为研究先秦时期中国农学思想的重中之重。

然而细读《上农》四篇，却会发现文中反映的农业生产技术似乎有些方面与其它文献中战国末年的秦国不太一致，^[1]试举一例，如吕书中并没有提到牛耕，这与秦以“牛田”富强的记载不相符，也难以解释睡虎地秦简中秦律还有“厩牛律”的既有事实。有学者指出《吕氏春秋》描述的不是战国末年秦国的实际情况，相当程度反映了战国以前的农业生产技术。^[2]上述诸多疑点导致不少学者认为《上农》四篇并非原创，而另有所本。《上农》四篇的思想来源决定着思想史研究中应当将《上农》划归哪一学派。既如此，判定其思想来源成为先秦学术史中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有关《上农》四篇思想来源的讨论

关于《上农》四篇思想渊源的讨论由来已久，不过多是寥寥数语的评议，谈不上研究，到清代乾嘉学派时才对这一问题有了相对严谨的考据。从清代到如今，以往学界对此问题大致形成以下四种观点：（一）、夏纬瑛的《后稷农书》说；[3]（二）、刘玉堂的《神农》说；[4]（三）、许富宏的《野老》说；[5]（四）、苏正道的法家耕战说。[6]下文将分别简述并讨论。

（一）、《后稷农书》说

“后稷”说最早见于清人毕沅。他在《吕氏春秋新校正序》中提到“上农、任地、辩土等篇述后稷之言，与《亢仓子》所载略同，则亦周、秦以前农家者流相传为后稷之说无疑也。”[7]后人多赞同他的看法，将《上农》四篇视为后稷之书。陈昌齐则质疑“后稷曰”的“曰”为衍文。[8]夏纬瑛略过《上农》中的衍文问题，从《任地》篇入手，将《任地》、《辩土》、《审时》三篇视为一体，源自《后稷农书》，进而推测《上农》中频繁出现的“后稷之语”可能也表明此篇材料出自《后稷农书》。

然而夏氏的观点最大漏洞在于该书于史无征，这一点他自己也十分清楚，《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不见《后稷农书》的踪迹，更遑论其他官私书志。[9]如果真有此书，很难解释此书为何史家无人知晓。因此这一说法争议巨大，夏氏本人以《后稷农书》早已失传来解释依旧显得牵强。

（二）、《神农》说

相比于《后稷农书》的猜测，书目著录于《汉书·艺文志》的《神农》、《野老》二书更容易被视为是《上农》四篇的征引来源。刘玉堂力证《上农》四篇引自《神农》，论据有三：一则《神农》一书要旨在于君民共耕与重农，与《上农》的农业观点一致。《四库全书提要》称《吕氏春秋》文句典奥，必有专书得引，刘玉堂以为所谓“专书”即是《神农》；二是《吕氏春秋》屡称“神农”，不及“野老”，可见其本之《神农》；三为顾实推论《管子》、《吕氏春秋》和晁错提到的神农之教（法）都应源于《神农》，因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失传。

可惜的是，刘玉堂忽略了马国翰将《上农》四篇辑佚入《野老》的事实。顾实一文也认同马国翰的辑佚分类。这就使得刘玉堂的论点不甚有力。至于《上农》与《神农》思想观点上的异同，刘玉堂也没有具体分析，难以让人信服。

（三）、《野老》说

有关说法最早见于清初马骕的《绎史》“盖古农家野老之言而吕（不韦）述之”。许富宏批判了刘玉堂的说法，但证明《上农》征引《野老》一书的论据却和刘玉堂的方式颇为类似。首先从思想上看，野老“治国以地利”和“劝农”思想与《上农》一致；其次，《汉书·艺文志》记载中有可能的农家著作只有《神农》、《野老》两部，非此即彼，既然不同意《神农》说，那就只可能是引自《野老》；最后，马国翰将《上农》四篇辑入《野老》必有所据。

客观来看，《野老》说相较于《神农》说论据更充分些，更有说服力。但此论依旧没有摆脱先入为主的窠臼，认定《上农》必本自农家著作。问题在于《野老》说的立论基础是《上农》是农家著作这一基本前提，但并没有证明为何《上农》属于农家著作，故此《野老》说也难服众心。

（四）、法家耕战说

前三说都主张《上农》四篇源自先秦农家著作，这一思维定势长期以来一直主宰着《上农》四篇的相关研究，可《上农》四篇蕴含大量农学资料就一定出自农家吗？苏正道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提出《上农》反映的是法家耕战思想。苏正道将《上农》四篇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比较农学思想与《上农》四篇主旨的异同而判定出的结论。理由有三：其一，《上农》四篇和法家主旨相同，重农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强战；其二，秦国实行法家思想，《吕氏春秋》难免受其影响；其三，《上农》四篇吸取了先秦诸子农学思想的结晶。

苏正道的观点虽然有待商榷，但他勇于突破“《上农》四篇源自农家”的藩篱是值得肯定的。《上农》四篇的内容可以肯定有借鉴于农家著作，但单凭此就断定其源于农家的传统观点是不严谨的，需要更加详细的证明。

（五）、小结

结合先秦农家的研究来看，这一问题就越发清晰。《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农家指的是为小农代言人，主张“市价无二”、“贤者与民共耕”的一个政治学派，不能与农学划等号。据《孟子》可知，早期农家发源于楚国，与流行于楚地的老子学说既相关又对立。[10]有学者认为农家学者入秦后，政治主张依附于法家农战思想，只继承了先学重视农业生产，注意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经验的部分。[11]应当承认，这种看法极有可能，但作为政治学派的农家入秦后已走向消亡，那么前三说在考察《上农》思想来源时仍将其视为农家著作的行为就不再适宜。通观全文，《上农》四篇强调的是“民农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12]，重农的根脚落在“主位尊”处，其指导思想在于保证农民“本性朴实”，服从政府管理，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维护君主统治。这与先秦农家主张小农平均主义的“鄙者”一派思想格格不入。若将其视为后稷流派的思想观点，则又过于牵强，理由有二：一是《上农》篇文字不似《尚书》等文古朴，二则篇中除引文一处出现诸侯外，其余论述只涉及君主和农民，不见第三阶层，这不符合战国以前的社会秩序。

综上可见，《上农》四篇的确是先秦以来难得流传下来的农学资料，但将其简单划分至农家著作之列的看法过于主观，没有充分考虑到战国时期各国普遍涌现的重农主义思潮，有待于新材料的出现帮助澄清这一问题的实质。

二、从《上博五·三德》分析《上农》篇思想来源

（一）、对比分析

囿于材料有限，过去的研究者往往仅以传世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另有学者发现上博所藏楚竹书《三德》篇内容与《上农》篇有相似语句，[13]这一发现对于《上农》思想来源的研究意义重大，或能帮助理清头绪。下文将两段相似文字列出以方便比较。

《吕氏春秋·上农》（以下简称今文）：“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粃。夺之以水事，是谓籥，丧以继乐，四邻来虐。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銍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14]

《上博五·三德》（以下简称简文）：“聚（骤）敚（夺）民?（时），天（饥）必（來）【15】······敚（夺）民?（时）?（以）土攻（功），是胃（谓）（稽），不（绝）（憂）血卩（恤），必（丧）亓（其）佖（匹）。敚（夺）民?（时）?（以）水事，是胃（谓）（顺），（丧）（怠）係樂，四方（來）囂。敚（夺）民?（时）?（以）兵事，是······【16】”[15]

根据范常喜的意见，笔者将这段简文读作“骤夺民时，天饥必来【15】·····夺民时以土功，是谓稽，不继忧唯，必丧其匹。夺民时以水事，是谓顺，丧以係乐，四邻来嚣。夺民时以兵事，是······【16】”[16]

两段文字在个别字词上差异不大，逻辑编排上则有些不同，[17]但大体思想内容是一致的，都强调无论如何，统治者都勿夺民时，以保证农业生产，避免饥荒灾害。不同之处在于简文先总论“骤夺民时，天饥必来”，再具体举例说明，而今文是先举例，再归纳原因在于“数夺民时，大饥必来”，并上升到世人“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的高度。可以肯定的是，两篇的文字有明确的关联性，都体现了要求统治者重视民时的思想内涵。对此情况，有三种解释：其一，《上农》篇直接借鉴了《三德》；其二，最初写有这段文字的著作已经佚失，这部著作是《上农》与《三德》的相同内容的共同来源；其三，《三德》借鉴了《上农》。

从时间上看，《上农》篇的时间相对容易确认，可以肯定是在吕不韦担任秦相期间才编撰的，据史记记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18]《上农》篇成书时间最早不会早于公元前247年，亦不会晚于公元前237年。

同比之下，《三德》篇的时代问题比较复杂。《三德》篇不是直接考古发掘的产物，而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于香港收购而得，无法直接通过出土环境来判定时代。通过文字分析发现，简文文字与已出土的战国楚简文字相同，同批竹简中有部分篇目同于郭店楚简，时间上也与郭店楚简的发现时间接近，因此研究人员认为这批竹简大致是在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时间约为战国晚期。[19]竹简抄写年代在战国晚期，学界虽对于具体书写时间有争议，[20]但都认为《三德》篇绝不会晚于247年。既然《三德》篇抄写于战国晚期，那成书时间有可能更早。因此我们可以认定《三德》篇的成文时间早于《上农》篇。第三种解释基本可以排除，前两种解释的可能性还须通过对《三德》篇具体内容的仔细分析加以检验。

（二）、《三德》思想来源

关于《三德》篇的思想学派归属，学者分歧不小。整理者李零认为其文字与《大戴礼记》相似，应属儒家，曹峰提出反议，指出该篇与道家文献《黄帝四经》关系密切。[21]之后众学者观点均在二者之间。

仔细研读《三德》篇的内容，发现开篇就提到：“天共时，地共材，民共力，明王无思，是谓三德【1】”，明白无误地表明天地人三者间的关系是这篇文字的核心思想，告诫明智的君王去除私虑，合理运用“天时”、“地材”、“民力”，以“天”为准则，不违“民时”，与《黄帝四经》中因循“自然”理性的说法类似，[22]结合《三德》篇大约来自南方道家的中心楚地一事，可以预见《三德》篇极有可能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下半篇的内容与上半篇有所不同，更多地从人的种种行为禁忌来规范“天礼”。[23]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到的“天礼”不仅不见于儒学典籍，也与儒家用以协调社会秩序的礼仪规范不太一致，呈现出的是一种禁止性的礼仪规范，与宗教赏罚观念交织在一起。[24]因此《三德》蕴含了多家思想，成书时间不会太早，应为战国中晚期，很有可能借鉴了传至楚地的儒家中“礼”的概念，又吸收了楚墨的鬼神赏罚论，融合出新的道家自然理法观和神意论。

从《三德》反映的思想内容以及上博简其他篇目来看，墓主所学内容庞杂，儒道杂糅倾向明显，可以揣测战国晚期道家已开始融合诸子学，创新自身学派内涵，为汉初盛行的黄老学奠定基础。既然《三德》已存在儒道杂糅倾向，那么明确提出“兼儒墨，合名法”口号的《吕氏春秋》兼容并包倾向更为显著。因此，单纯地将《上农》四篇视为农家后学之作显然不符合《吕氏春秋》的创作理念，更忽视了战国晚期诸子学相互吸收借鉴、整体融汇合流的大趋势。

（三）、《上农》思想来源

上述讨论已经清晰表明出战国末期诸子学融汇合流的大趋势。在此潮流下，不论《上农》是借鉴了《三德》，还是采用了比《三德》更早的思想著作，都说明《上农》吸收了来自楚地的道家思想。前文也谈到秦国原有的法家思想亦能在《上农》中寻见。如此而言，《上农》四篇的思想来源必然是多元化的。诸多前辈学者的研究都承认《吕氏春秋》兼容并包，思想来源复杂。[25]作为一本多人创作的著作，《吕氏春秋》中《八览》、《六论》、《十二纪》更有侧重。《六论》是在集合先秦思想资源基础上损益秦政而推演出理想政治形态并提出相应的基本原则，[26]是故《六论》中的《上农》四篇也顺应全书规划，反映的是国家就农业生产领域的指导原则。根据这一创作原则，《三德》与《上农》的异同体现了吕不韦门客对于思想内容的取舍，并不是简单地抄袭，而是内容上的扬弃与思想上的改造再创作。

三、余论

时至战国晚期，百家争鸣之局日久，各家学派为面对最后的天下一统，都在努力吸收各家所长，完善自身理论，以求帮助各国统治者在领土统一的基础上实现更深层次的文化整合与统一。《吕氏春秋》正是在如此背景下应运而生。通过对《吕氏春秋》的编撰，吕不韦手下的门客尝试将诸子思想融于一炉，为塑造九州同风的太平盛世设计了一整套指导思想和理论。由于众手写书的缘故，《吕氏春秋》对不同思想学说都不加轩轾地给予赞许，但具体到个别篇章，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明显的思想倾向。《吕氏春秋》所塑造的思想体系代表着战国秦汉之际诸子学发展的新形态，与西汉早年的黄老之学异曲同工，试图建立起一个包容宇宙万事万物规律的理论系统。农业生产是秦帝国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之一，需要接受统一的指导原则。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应将《上农》四篇视为一家之言，而上述的讨论也证明了《上农》内容来源的多样性，应当承认《上农》四篇的思想来源是以法家为主，涉及道家、农家、阴阳家等诸子学说，其目的是为了不断发展的秦国（包含即将诞生的秦帝国）设计一套新的农业生产指导原则，适应日益变化的天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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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稿日期为2019年11月2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9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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