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 亮
上海博物館
九如園主人朱昌言先生(1917-2013)是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家,也是上海博物館的重要捐贈人。朱先生早年離滬赴港,對上海始終抱有深厚感情。1990年代,朱先生曾多次向上博捐贈文物、設備。上博現址的“中國古代書法館”即由朱先生牽頭捐建,冠名爲“朱昌言、陸宗霖、葉仲午、董慕節、顧小坤書法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博簡”)的入藏,也得益於朱昌言先生的資助。1994年冬,香港文物市場出現了第三批270餘枚戰國楚簡,可與同年早些時候上博從香港徵集的前兩批1000餘枚竹簡聯綴。而此時,上博當年的徵集經費業已告罄,無力收購。朱先生聞訊,再次聯合前述四位先生,出資買下竹簡,贈予上博。此合璧故事後經馬承源先生披露,遂傳爲美談。[1]
朱昌言先生仙逝後,其青銅器藏品已經彭適凡先生整理,編爲《九如園吉金:朱昌言藏古代青銅器》一書,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於2018年5月刊行。全書共收錄商代至西漢青銅器76件(組),其中最爲罕見的兩件珍品——商代晚期兽面纹方觚、西漢信成侯鎏金方壶——已由朱先生的子女根據其遺願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上博則舉辦了“朱昌言、徐文楚伉儷捐贈青銅器展”(2018年5月12日至5月20日)等活動,以爲紀念。
獸面纹方觚 信成侯鎏金方壶
(高36釐米) (高38釐米)
《九如園吉金》付印前,筆者有幸就其中有銘部分校改一過。此書共收錄有銘青銅器20件,除一件矛銘全僞外,鑄刻有真銘者共19件。其中4件已見著錄,根據《九如園吉金》所收彩照,對其舊著錄均可有所補正;另有15件爲首次發表,銘文中也有一些前所未見的內容。相關情況詳見本文附表。
在首次發表的有銘青銅器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24號,一件鑄有長銘的方甗。限於體例和时间,筆者在書中僅補寫了釋文,未及展開討論。今以小文作一介紹,以求教于方家。
此方甗通高43.6釐米,上下分體,甑、鬲均有附耳,素面無紋。其年代約爲春秋早期,最遲不晚於春秋中期。[2]甑內壁一側鑄有銘文57字[3],原整理者認爲:“從刻寫書體及其文句諸方面看顯係後來之僞刻銘”,而未作釋讀。
方甗器形
方甗銘文
實際上,這篇銘文並非刻銘,而是鑄銘。據放大照片,其筆畫交叉處均呈圓角,弧筆自然流暢,不見刀痕,完全符合鑄銘的特徵。在甑壁右下角,有補鑄的“事”“是”二字,同樣符合上述鑄銘的特徵。
鑄銘形態舉例 補鑄之事、是
由此可見,這篇銘文顯然不是“後來之僞刻”。銘文的字形、辭例也基本符合同時代金文的特徵。其中確有一些特別之處,但並非作僞的“破綻”,而正是值得我們探究的新知。
下面按行款釋寫銘文,並略作說明:
1. 召(昭?)公之孫是爲1
2. 惠公,卿事A
3. 之元子B(綰?)是爲2
4. (中)C大(司)工(空)。
5. 公命之D龏(恭)
6. 襄王,易(賜)之元金,
7. 用(鑄)旁(方)鬳(甗),
8. 用征用行,用(饎)
9. 稻(糧),用(祈)萬壽,
10.永寶用之,爲3子
11.孫寶。
列1“召公”首見於金文,或讀爲“昭公”,後詳。周初之召公多見於西周金文,其“召”字均作繁體,與之有別。
列1、列3末字各有部分筆畫被補鑄片掩蓋,其辭例均作“某人是△某人”。對照列10較明確的“爲3”字,可知此二字同樣是“爲”。三“爲”字原形分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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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1 |
爲2 |
爲3 |
列2-5有ABCD四字,尚難確釋,其原形分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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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B |
C |
D |
列2“卿事”之名作A。此字上部被補鑄片遮蔽,可見部分略似“艁”。
列3“元子”之名作B,B即作器者。此字从“糸”从“宀”,“宀”內筆畫似从“刀”,結構與商代較原始的“亡”字(如)相近[4]。不過春秋時代早已不見此類“亡”字,從整體看,B字似應釋“綰”。若是,則此方甗應定名爲“綰方甗”。
列4“中C大司工”爲B(綰?)所任職官,他處未見。C字下部从“禸”,中下部相合略似“离”或“禽”形,左上似“臣”,右上似“??”,全字未識。
列5-6“公命之D龏襄王”中,“公”指“惠公”,“之”則指B(綰?)。D字未識,其外圍略似“斝”形,也可能應分析爲从“舁”。
列7“旁甗”讀爲“方甗”,此自名屬首見。方器自名爲“方某”者,又見史逑方鼎(《集成》2164、2165)等。
列8-9“用(饎)稻糧”一語又見叔原父甗(《集成》947)、王孫叔甗(《銘圖》3362,作“以饎稻糧”)。以上三件甗的時代相同,“饎”字均从“巳”得聲。可見“用(饎)稻糧”是此時期甗銘的習慣用法,恰說明甗的主要功能是“饎稻糧”,即蒸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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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園藏方甗 |
叔原父甗 |
王孫叔甗 |
末句“爲子孫寶”,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中亦屬首見。
在整篇銘文中,較難理解的是“惠公”對“B(綰?)”的命令——“D龏襄王”。從器物時代看,其中的“王”當指周王,而D與“龏”“襄”的解釋及全句的讀法似乎存在多種可能。
第一種讀法:“D龏【謂語】|襄王【賓語】”。即將“王”看作銘文撰寫時已去世的先王,以“襄”爲謚號,如此則甗銘“襄王”當指周襄王。周襄王在位的時間是公元前651年至前619年,恰在春秋中期偏早。方甗的作器時間在其去世之後,正與器物的年代相合。
不過,“龏”用作動詞的例子非常罕見。戎生編鐘(《銘圖》15241)有“用龏王命”一語,裘錫圭先生將“龏”讀爲“供”,將“用供王命”理解爲以此滿足周王的命令。[5]與甗銘“公命之D龏襄王”結構更接近的,是某藏家所藏戰國楚“江南使者節”(自名“璽”)銘文中的“公龏王”一語。“公”指縣縣公,此“龏王”之“龏”顯然用爲動詞,讀爲“恭”,義近於“事奉”。甗銘“龏”字用法或與之相同。
在此種釋讀中,D與“龏”的關係或爲並列,或爲修飾。D字若從“斝”得聲,則可能讀爲“恪”。《國語?周語上》有“恪恭于農”,可資對照。
第二種讀法:“D【謂語】|龏襄王【賓語】”。即將“王”看作先王,以“龏(恭)襄”爲雙字謚,仍指周襄王。如此則D用作動詞,表示對周王的某種行爲。不過,周王用雙字謚之例集中在戰國時期,如貞定王(也稱貞王、定王)、考哲王(也稱考王)、威烈王(也稱威王)、顯聖王(也稱顯王)等等。其他出土文獻作雙字謚而傳世文獻作單字謚之例,基本也集中在戰國時期。[6]春秋早中期的周王是否已開始使用雙字謚,仍值得懷疑。
第三種讀法:“D龏【狀語】襄【謂語】|王【賓語】”。即將“王”看作在世的時王。如此則“襄”用作動詞,表示“襄助”“輔佐”;“龏”則讀爲恭敬之“恭”,與D一同組成狀語來修飾“襄”。不過,“襄”作動詞所表示的常用義——輔佐——實際出現得很晚,並不見於先秦時代的文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襄”字下曰:“今人用襄爲輔佐之義,名義未嘗有此。”因此,甗銘“襄王”恐怕不能理解爲“輔佐周王”。
由此看來,方甗銘文中的“王”當指已去世的周襄王。以往金文中所見的周王謚號均屬西周諸王,[7]此“襄王”(或“恭襄王”)若確指周襄王,則是春秋周王謚號在金文中的首次發現。
下面來看方甗銘文的國別與年代。銘文前三句追述的事件是:“召公”之孫“惠公”在世時,命令“卿事A”的長子,即擔任“中C大司空”的B(綰?),“D龏”(義近於侍奉)在位的周襄王。銘文寫就之時,“惠公”“襄王”均已去世,故用謚號。
在世系明確的各封國中,在位時間與周襄王有交集的“惠公”,只有晉惠公夷吾,而晉惠公祖輩以上恰有“昭侯”。夷吾早於襄王去世,同篇銘文出現“襄王”“惠公”兩個謚號,自有其可能。[8]
方甗銘文中,“惠公”命令其卿事A之子B事奉襄王。可見當時B相對年輕。對照秦晉世系,晉惠公去世18年後,周襄王去世。B作方甗時,在至少20年後追記此事,亦屬合理。
公元前 |
周 |
晉 |
公元前 |
周 |
晉 |
公元前 |
周 |
晉 |
651 |
襄王1 |
獻公26 |
639 |
襄王13 |
惠公12 |
627 |
襄王25 |
襄公1 |
650 |
2 |
惠公1 |
638 |
14 |
13 |
626 |
26 |
2 |
649 |
3 |
2 |
637 |
15 |
14 |
625 |
27 |
3 |
648 |
4 |
3 |
636 |
16 |
文公1 |
624 |
28 |
4 |
647 |
5 |
4 |
635 |
17 |
2 |
623 |
29 |
5 |
646 |
6 |
5 |
634 |
18 |
3 |
622 |
30 |
6 |
645 |
7 |
6 |
633 |
19 |
4 |
621 |
31 |
7 |
644 |
8 |
7 |
632 |
20 |
5 |
620 |
32 |
靈公1 |
643 |
9 |
8 |
631 |
21 |
6 |
619 |
33 |
2 |
642 |
10 |
9 |
630 |
22 |
7 |
618 |
頃王1 |
3 |
641 |
11 |
10 |
629 |
23 |
8 | |||
640 |
12 |
11 |
628 |
24 |
9 |
周晉紀年對照表
那麼,方甗銘文的國別是否可以確定爲晉國呢?由於甗銘的時代偏早,文字的區系特徵尚不明顯,但個別字形還是有跡可循。如“爲”字,其右上角作一圓環,近乎連筆寫成,已不見獨立的“口”及象鼻之形,而“象身”尚存。此類字形即多見與春秋晉國金文(如《集成》225-337郘鐘、《集成》9679趙孟庎壺等),而罕見於其他各系文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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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如園藏方甗 |
郘鐘 |
趙孟庎壺 |
此外,我們還可以找到兩個旁證——春秋時代晉國有“大司空”一職、有稱銅爲“元金”之例:
一、B(綰?)的職官“大司工(空)”,在存世先秦古書中,除《禮記·王制》外,僅見《左傳·莊公二十六年》一例:“春,晉士蔿爲大司空。”此大司空恰屬晉國,年代則在晉惠公之父獻公時。[10]
二、“元金”猶曰“善金”,又見章子國戈、子犯編鐘銘文(《銘圖》15203、15204)。後者即春秋時代的晉國金文。
但是,如果方甗銘文屬於晉國,那麼晉惠公何以稱“召公之孫”呢?周初的召公是燕人之祖,與晉無關,這個“召公”顯然另有其人。對照晉國世系,我們或許可以得到這樣一種解釋:
晉惠公祖輩以上的國君中,可能被記錄爲“召公”的,只有其曾祖輩的晉昭侯。晉國國君自武公起不再稱“侯”,而改稱“公”。晉人在惠公死後追記昭侯時改稱“召(昭)公”,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晉惠公並非昭侯的直系子孫,爲何自稱“昭公之孫”呢?這或許是因爲,昭侯以後,晉國發生了歷時數十年的大內亂——曲沃代翼。從晉孝侯至晉武公(曲沃武公),六位國君均非正常即位。
那麼,如果晉惠公要按當時的常例,自述爲“某人之孫”,就會面臨難題:自己直系的祖父是篡奪大宗君位的武公,再往上,曾祖、高祖又不是國君,且爲庶出。而追溯到晉國大亂之前,最後一位繼承正統且正常即位的國君,就是晉昭侯。所以,自稱“召(昭)公之孫”或許正是晉惠公宣誓君位正統性的一種做法。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此方甗屬於某個世系不傳的封國或畿內封君的可能。稱晉惠公爲晉昭侯之孫,畢竟略顯反常。
據聞另有一件與此方甗同銘之鼎,現在台灣。將來若得見,或可解決我們對甗銘未釋諸字及其國別的疑問。
附 《九如園吉金》有銘部分信息表
|
《九如園吉金》 編號及定名 |
時代 |
銘文位置 |
釋文(寬式) |
備註 |
一 |
3.母癸爵 |
商代晚期 |
鋬內 |
母癸 |
|
二 |
7.觶 |
商代晚期 |
內底 |
|
|
三 |
8.天黽山父乙方罍 |
商代晚期 |
蓋內 |
天黽父乙 |
|
器口內 |
山父乙 | ||||
四 |
11.簋 |
西周早期 |
內底 |
|
銘文首見,或應倒置。 |
五 |
14.告田父乙尊 |
西周早期 |
圈足內 |
告田父乙 |
|
六 |
15.文盨 |
西周早期 |
器內底 |
唯王廿又三年八月,王命士百父殷南邦君諸侯,乃賜馬。王命文曰:率道于小南。唯五月初吉,還至於成周,作旅盨,用對王休。 |
初見張光裕先生《西周士百父盨銘所見史事試釋》介紹。[11]已著錄於《銘圖》5664=5665(自重)。李學勤先生改釋“士百父”之“百”爲“曶”[12],今據九如園照片可知仍應釋“百”。 |
七 |
21.秦公鼎 |
春秋早期 |
器內底 |
秦公作鑄用鼎。 |
本書第20、21、25、26、27、29、30號等或出自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而未見著錄。 |
八 |
23.子述鬲 |
春秋早期 |
口沿 |
子述作鑄鬲,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
|
九 |
24.方甗 |
春秋早期 |
甑內壁 |
【詳上】 |
|
十 |
25.秦公簋 |
春秋早期 |
器內底 |
秦公作鑄用簋。 |
|
十一 |
29.秦公壺 |
春秋早期 |
器口內 |
秦公作鑄尊壺。 |
|
十二 |
31.交龍紋罐 |
春秋早期 |
外壁 |
|
銘文待考。 |
十三 |
32.秦子戈 |
春秋早期 |
胡部 |
秦子作造公族元用,左右巿魼,逸宜。 |
初見張光裕先生《新見秦子戈二器跋》介紹。[13]已著錄於《銘圖》17209。張文曰戈背面有“寶尊彝”三字僞刻。據九如園照片可知僞刻與真銘在同一面。 |
十四 |
33.公戈 |
春秋早期 |
內部 |
公戈 |
|
十五 |
40.發孫虜鼎 |
春秋晚期 (誤作戰國早期) |
器蓋同銘 |
唯正月初吉丁亥,發孫虜擇余吉金,自作飤鼎,永保用之。 |
已著錄於《銘圖》2239。據九如園照片可知《銘圖》蓋、器誤倒。 |
十六 |
52.十二年相邦義鼎 |
戰國中晚期 |
器外壁 |
十二年,相邦義之造。咸陽工師田、工大人逆、工陽。 |
已見彭適凡先生《新見秦十二年相邦張儀銘附耳蓋鼎考》介紹。[14]據九如園照片可補釋工名“陽”。 |
十七 |
60.矛 |
戰國 |
骰部 |
陽少南郡 |
僞刻。 |
十八 |
67.鳳鳥形帶鉤 |
戰國 |
|
|
銘文待考。 |
十九 |
68.壺關鼎 |
西漢 |
器外壁 |
壺關銅釘容五升重二斤 |
|
器外底 |
壺關 | ||||
二十 |
70.信成侯鎏金方壺 |
西漢* |
外壁 |
信成侯 |
器物年代可早至戰國或秦。此“信成侯”指漢初之信成侯酈商,三字近乎秦系手寫體,刻銘年代當在西漢初年。 |
2018年11月6日初稿
2019年1月15日寫定
按,本文原載鄒芙都主編《商周金文與先秦史研究論叢》,科學出版社,2019年6月。書中的銘文照片印得過小,文字多無法看清,故將可析出大圖的word原文檔重新發表於網站,以供參考。
葛亮
2020年1月9日
[1] 馬承源:《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文中“陸宗霖”誤作“陸宗麟”、“葉仲午”誤作“葉昌午”、第三批簡的數量誤作497枚。
[2] 參看1.張靜:《商周青銅甗初論》,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指導教師:張懋鎔。2.彭裕商:《春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9-60頁。
[3] 《九如園吉金》未计一残字,作“56字”。
[4] 參看裘錫圭:《釋“無終”》,《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2-63頁。
[5]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追記,《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19-120頁。
[6] 參看1.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重讀“秦王卑命”鐘銘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年第6期。2.馬衛東:《文獻校釋中的周代多字謚省稱問題》,《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7] 參看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52頁。
[8] 在位時間與周襄王有交集的“昭公”有齊昭公,其後亦有惠公。不過齊昭公與齊惠公是兄弟關係,惠公不可能稱爲“昭公之孫”。
[9] 參看1.何家興:《戰國文字分域初編》,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戰國文字分域研究》下編,2010年,指導教師:徐在國,卷三第351-353頁。2.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372-375頁。
[10] 春秋金文又見鄭國之大司空,見召叔山父簠(《集成》4601、4602)。
[11] 張光裕:《西周士百父盨銘所見史事試釋》,《古文字與古代史》第1輯,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第213-221頁。
[12] 李學勤:《文盨与周宣王中興》,《文博》2008年第2期。
[13] 張光裕:《新見秦子戈二器跋》,《澹煙疏雨:張光裕問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9-127頁。
[14] 彭適凡:《新見秦十二年相邦張儀銘附耳蓋鼎考》,《中國文物報》2017年1月10日第7版。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1月9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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