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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亮:九如園藏方甗銘文考釋
在 2020/1/11 11:25:16 发布


  九如園藏方甗銘文考釋

 

葛  亮

上海博物館

 

九如園主人朱昌言先生(1917-2013)是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家,也是上海博物館的重要捐贈人。朱先生早年離滬赴港,對上海始終抱有深厚感情。1990年代,朱先生曾多次向上博捐贈文物、設備。上博現址的“中國古代書法館”即由朱先生牽頭捐建,冠名爲“朱昌言、陸宗霖、葉仲午、董慕節、顧小坤書法館”。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上博簡”)的入藏,也得益於朱昌言先生的資助。1994年冬,香港文物市場出現了第三批270餘枚戰國楚簡,可與同年早些時候上博從香港徵集的前兩批1000餘枚竹簡聯綴。而此時,上博當年的徵集經費業已告罄,無力收購。朱先生聞訊,再次聯合前述四位先生,出資買下竹簡,贈予上博。此合璧故事後經馬承源先生披露,遂傳爲美談。[1]

朱昌言先生仙逝後,其青銅器藏品已經彭適凡先生整理,編爲《九如園吉金:朱昌言藏古代青銅器》一書,由上海辭書出版社於20185月刊行。全書共收錄商代至西漢青銅器76件(組),其中最爲罕見的兩件珍品——商代晚期兽面纹方觚、西漢信成侯鎏金方壶——已由朱先生的子女根據其遺願捐贈給上海博物館。上博則舉辦了“朱昌言、徐文楚伉儷捐贈青銅器展”(2018512日至520日)等活動,以爲紀念。

兽面纹方觚 1.jpg         信成侯鎏金方壶 2.jpg

獸面纹方觚               信成侯鎏金方壶

(高36釐米)               (高38釐米)

《九如園吉金》付印前,筆者有幸就其中有銘部分校改一過。此書共收錄有銘青銅器20件,除一件矛銘全僞外,鑄刻有真銘者共19件。其中4件已見著錄,根據《九如園吉金》所收彩照,對其舊著錄均可有所補正;另有15件爲首次發表,銘文中也有一些前所未見的內容。相關情況詳見本文附表。

 

在首次發表的有銘青銅器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24號,一件鑄有長銘的方甗。限於體例和时间,筆者在書中僅補寫了釋文,未及展開討論。今以小文作一介紹,以求教于方家。

此方甗通高43.6釐米,上下分體,甑、鬲均有附耳,素面無紋。其年代約爲春秋早期,最遲不晚於春秋中期。[2]甑內壁一側鑄有銘文57[3],原整理者認爲:“從刻寫書體及其文句諸方面看顯係後來之僞刻銘”,而未作釋讀。

方甗器形

 

方甗銘文

實際上,這篇銘文並非刻銘,而是鑄銘。據放大照片,其筆畫交叉處均呈圓角,弧筆自然流暢,不見刀痕,完全符合鑄銘的特徵。在甑壁右下角,有補鑄的“事”“是”二字,同樣符合上述鑄銘的特徵。

            

        鑄銘形態舉例                     補鑄之事、是

由此可見,這篇銘文顯然不是“後來之僞刻”。銘文的字形、辭例也基本符合同時代金文的特徵。其中確有一些特別之處,但並非作僞的“破綻”,而正是值得我們探究的新知。

 

下面按行款釋寫銘文,並略作說明:

1.  召(昭?)公之孫是爲1

2.  惠公,卿事A

3.  之元子B(綰)是爲2

4.  (中)C(司)工(空)。

5.  公命之D龏(恭)

6.  襄王,易(賜)之元金,

7.  (鑄)旁(方)鬳(甗),

8.  用征用行,用(饎)

9.  (糧),用(祈)萬壽,

10.永寶用之,爲3

11.孫寶。

1“召公”首見於金文,或讀爲“昭公”,後詳。周初之召公多見於西周金文,其“召”字均作繁體,與之有別。

1、列3末字各有部分筆畫被補鑄片掩蓋,其辭例均作“某人是△某人”。對照列10較明確的“爲3”字,可知此二字同樣是“爲”。三“爲”字原形分別作:

1

2

3

2-5ABCD四字,尚難確釋,其原形分別作:

A

B

C

D

2“卿事”之名作A。此字上部被補鑄片遮蔽,可見部分略似“艁”。

3“元子”之名作BB即作器者。此字从“糸”从“宀”,“宀”內筆畫似从“刀”,結構與商代較原始的“亡”字(如)相近[4]。不過春秋時代早已不見此類“亡”字,從整體看,B字似應釋“綰”。若是,則此方甗應定名爲“綰方甗”。

4“中C大司工”爲B(綰?)所任職官,他處未見。C字下部从“禸”,中下部相合略似“离”或“禽”形,左上似“臣”,右上似“𠂤”,全字未識。

5-6“公命之D龏襄王”中,“公”指“惠公”,“之”則指B(綰?)。D字未識,其外圍略似“斝”形,也可能應分析爲从“舁”。

7“旁甗”讀爲“方甗”,此自名屬首見。方器自名爲“方某”者,又見史逑方鼎(《集成》21642165)等。

8-9“用(饎)稻糧”一語又見叔原父甗(《集成》947)、王孫叔甗(《銘圖》3362,作“以饎稻糧”)。以上三件甗的時代相同,“饎”字均从“巳”得聲。可見“用(饎)稻糧”是此時期甗銘的習慣用法,恰說明甗的主要功能是“饎稻糧”,即蒸飯。

九如園藏方甗

叔原父甗

王孫叔

末句“爲子孫寶”,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中亦屬首見。

 

在整篇銘文中,較難理解的是“惠公”對“B(綰?)”的命令——“D龏襄王”。從器物時代看,其中的“王”當指周王,而D與“龏”“襄”的解釋及全句的讀法似乎存在多種可能。

第一種讀法:“D龏【謂語】|襄王【賓語】”。即將“王”看作銘文撰寫時已去世的先王,以“襄”爲謚號,如此則甗銘“襄王”當指周襄王。周襄王在位的時間是公元前651年至前619年,恰在春秋中期偏早。方甗的作器時間在其去世之後,正與器物的年代相合。

不過,“龏”用作動詞的例子非常罕見。戎生編鐘(《銘圖》15241)有“用龏王命”一語,裘錫圭先生將“龏”讀爲“供”,將“用供王命”理解爲以此滿足周王的命令。[5]與甗銘“公命之D龏襄王”結構更接近的,是某藏家所藏戰國楚“江南使者節”(自名“璽”)銘文中的“公龏王”一語。“公”指縣縣公,此“龏王”之“龏”顯然用爲動詞,讀爲“恭”,義近於“事奉”。甗銘“龏”字用法或與之相同。

在此種釋讀中,D與“龏”的關係或爲並列,或爲修飾。D字若從“斝”得聲,則可能讀爲“恪”。《國語•周語上》有“恪恭于農”,可資對照。

第二種讀法:“D【謂語】|龏襄王【賓語】”。即將“王”看作先王,以“龏(恭)襄”爲雙字謚,仍指周襄王。如此則D用作動詞,表示對周王的某種行爲。不過,周王用雙字謚之例集中在戰國時期,如貞定王(也稱貞王、定王)、考哲王(也稱考王)、威烈王(也稱威王)、顯聖王(也稱顯王)等等。其他出土文獻作雙字謚而傳世文獻作單字謚之例,基本也集中在戰國時期。[6]春秋早中期的周王是否已開始使用雙字謚,仍值得懷疑。

第三種讀法:“D龏【狀語】襄【謂語】|王【賓語】”。即將“王”看作在世的時王。如此則“襄”用作動詞,表示“襄助”“輔佐”;“龏”則讀爲恭敬之“恭”,與D一同組成狀語來修飾“襄”。不過,“襄”作動詞所表示的常用義——輔佐——實際出現得很晚,並不見於先秦時代的文獻。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襄”字下曰:“今人用襄爲輔佐之義,名義未嘗有此。”因此,甗銘“襄王”恐怕不能理解爲“輔佐周王”。

由此看來,方甗銘文中的“王”當指已去世的周襄王。以往金文中所見的周王謚號均屬西周諸王,[7]此“襄王”(或“恭襄王”)若確指周襄王,則是春秋周王謚號在金文中的首次發現。

 

下面來看方甗銘文的國別與年代。銘文前三句追述的事件是:“召公”之孫“惠公”在世時,命令“卿事A”的長子,即擔任“中C大司空”的B(綰?),“D龏”(義近於侍奉)在位的周襄王。銘文寫就之時,“惠公”“襄王”均已去世,故用謚號。

在世系明確的各封國中,在位時間與周襄王有交集的“惠公”,只有晉惠公夷吾,而晉惠公祖輩以上恰有“昭侯”。夷吾早於襄王去世,同篇銘文出現“襄王”“惠公”兩個謚號,自有其可能。[8]

方甗銘文中,“惠公”命令其卿事A之子B事奉襄王。可見當時B相對年輕。對照秦晉世系,晉惠公去世18年後,周襄王去世。B作方甗時,在至少20年後追記此事,亦屬合理。

公元前

公元前

公元前

651

襄王1

獻公26

639

襄王13

惠公12

627

襄王25

襄公1

650

2

惠公1

638

14

13

626

26

2

649

3

2

637

15

14

625

27

3

648

4

3

636

16

文公1

624

28

4

647

5

4

635

17

2

623

29

5

646

6

5

634

18

3

622

30

6

645

7

6

633

19

4

621

31

7

644

8

7

632

20

5

620

32

靈公1

643

9

8

631

21

6

619

33

2

642

10

9

630

22

7

618

頃王1

3

641

11

10

629

23

8

640

12

11

628

24

9

周晉紀年對照表

那麼,方甗銘文的國別是否可以確定爲晉國呢?由於甗銘的時代偏早,文字的區系特徵尚不明顯,但個別字形還是有跡可循。如“爲”字,其右上角作一圓環,近乎連筆寫成,已不見獨立的“口”及象鼻之形,而“象身”尚存。此類字形即多見與春秋晉國金文(如《集成》225-337郘鐘、《集成》9679趙孟庎壺等),而罕見於其他各系文字。[9]

九如園藏方甗

郘鐘

趙孟庎壺

此外,我們還可以找到兩個旁證——春秋時代晉國有“大司空”一職、有稱銅爲“元金”之例:

一、B(綰?)的職官“大司工(空)”,在存世先秦古書中,除《禮記·王制》外,僅見《左傳·莊公二十六年》一例:“春,晉士蔿爲大司空。”此大司空恰屬晉國,年代則在晉惠公之父獻公時。[10]

二、“元金”猶曰“善金”,又見章子國戈、子犯編鐘銘文(《銘圖》1520315204)。後者即春秋時代的晉國金文。

但是,如果方甗銘文屬於晉國,那麼晉惠公何以稱“召公之孫”呢?周初的召公是燕人之祖,與晉無關,這個“召公”顯然另有其人。對照晉國世系,我們或許可以得到這樣一種解釋:



晉惠公祖輩以上的國君中,可能被記錄爲“召公”的,只有其曾祖輩的晉昭侯。晉國國君自武公起不再稱“侯”,而改稱“公”。晉人在惠公死後追記昭侯時改稱“召(昭)公”,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晉惠公並非昭侯的直系子孫,爲何自稱“昭公之孫”呢?這或許是因爲,昭侯以後,晉國發生了歷時數十年的大內亂——曲沃代翼。從晉孝侯至晉武公(曲沃武公),六位國君均非正常即位。

那麼,如果晉惠公要按當時的常例,自述爲“某人之孫”,就會面臨難題:自己直系的祖父是篡奪大宗君位的武公,再往上,曾祖、高祖又不是國君,且爲庶出。而追溯到晉國大亂之前,最後一位繼承正統且正常即位的國君,就是晉昭侯。所以,自稱“召(昭)公之孫”或許正是晉惠公宣誓君位正統性的一種做法。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此方甗屬於某個世系不傳的封國或畿內封君的可能。稱晉惠公爲晉昭侯之孫,畢竟略顯反常。

 

據聞另有一件與此方甗同銘之鼎,現在台灣。將來若得見,或可解決我們對甗銘未釋諸字及其國別的疑問。

 

附 《九如園吉金》有銘部分信息表

 

 

《九如園吉金》

編號及定名

時代

銘文位置

釋文(寬式)

備註

3.母癸爵

商代晚期

鋬內

母癸

 

7.

商代晚期

內底

 

8.天黽山父乙方罍

商代晚期

蓋內

天黽父乙

 

器口內

山父乙

11.

西周早期

內底

銘文首見,或應倒置。

14.告田父乙尊

西周早期

圈足內

告田父乙

 

15.文盨

西周早期

器內底

唯王廿又三年八月,王命士百父殷南邦君諸侯,乃賜馬。王命文曰:率道于小南。唯五月初吉,還至於成周,作旅盨,用對王休。

初見張光裕先生《西周士百父盨銘所見史事試釋》介紹。[11]已著錄於《銘圖》5664=5665(自重)。李學勤先生改釋“士百父”之“百”爲“曶”[12],今據九如園照片可知仍應釋“百”。

21.秦公鼎

春秋早期

器內底

秦公作鑄用鼎。

本書第20212526272930號等或出自大堡子山秦公墓地,而未見著錄。

23.子述鬲

春秋早期

口沿

子述作鑄鬲,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24.方甗

春秋早期

甑內壁

【詳上】

 

25.秦公簋

春秋早期

器內底

秦公作鑄用簋。

 

十一

29.秦公壺

春秋早期

器口內

秦公作鑄尊壺。

 

十二

31.交龍紋罐

春秋早期

外壁

 

銘文待考。

十三

32.秦子戈

春秋早期

胡部

秦子作造公族元用,左右巿魼,逸宜。

初見張光裕先生《新見秦子戈二器跋》介紹。[13]已著錄於《銘圖》17209。張文曰戈背面有“寶尊彝”三字僞刻。據九如園照片可知僞刻與真銘在同一面。

十四

33.公戈

春秋早期

內部

公戈

 

十五

40.發孫虜鼎

春秋晚期

(誤作戰國早期)

器蓋同銘

唯正月初吉丁亥,發孫虜擇余吉金,自作飤鼎,永保用之。

已著錄於《銘圖》2239。據九如園照片可知《銘圖》蓋、器誤倒。

十六

52.十二年相邦義鼎

戰國中晚期

器外壁

十二年,相邦義之造。咸陽工師田、工大人逆、工陽。

已見彭適凡先生《新見秦十二年相邦張儀銘附耳蓋鼎考》介紹。[14]九如園照片可補釋工名“陽”。

十七

60.

戰國

骰部

陽少南郡

僞刻。

十八

67.鳳鳥形帶鉤

戰國

 

 

銘文待考。

十九

68.壺關鼎

西漢

器外壁

壺關銅釘容五升重二斤

 

器外底

壺關

二十

70.信成侯鎏金方壺

西漢*

外壁

信成侯

器物年代可早至戰國或秦。此“信成侯”指漢初之信成侯酈商,三字近乎秦系手寫體,刻銘年代當在西漢初年。

 

2018116日初稿

2019115日寫定

 

按,本文原載鄒芙都主編《商周金文與先秦史研究論叢》,科學出版社,20196月。書中的銘文照片印得過小,文字多無法看清,故將可析出大圖的word原文檔重新發表於網站,以供參考。

葛亮

202019

 

 



[1] 馬承源:《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和整理》,《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文中“陸宗霖”誤作“陸宗麟”、“葉仲午”誤作“葉昌午”、第三批簡的數量誤作497枚。

[2] 參看1.張靜:《商周青銅甗初論》,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指導教師:張懋鎔。2.彭裕商:《春秋青銅器年代綜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59-60頁。

[3] 《九如園吉金》未计一残字,作“56字”。

[4] 參看裘錫圭:《釋“無終”》,《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2-63頁。

[5]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追記,《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119-120頁。

[6] 參看1.李零:《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重讀“秦王卑命”鐘銘文》,《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年第6期。2.馬衛東:《文獻校釋中的周代多字謚省稱問題》,《古代文明》2013年第3期。

[7] 參看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52頁。

[8] 在位時間與周襄王有交集的“昭公”有齊昭公,其後亦有惠公。不過齊昭公與齊惠公是兄弟關係,惠公不可能稱爲“昭公之孫”。

[9] 參看1.何家興:《戰國文字分域初編》,安徽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戰國文字分域研究》下編,2010年,指導教師:徐在國,卷三第351-353頁。2.湯志彪:《三晉文字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年,第372-375頁。

[10] 春秋金文又見鄭國之大司空,見召叔山父簠(《集成》46014602)。

[11] 張光裕:《西周士百父盨銘所見史事試釋》,《古文字與古代史》第1輯,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7年,第213-221頁。

[12] 李學勤:《文盨与周宣王中興》,《文博》2008年第2期。

[13] 張光裕:《新見秦子戈二器跋》,《澹煙疏雨:張光裕問學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119-127頁。

[14] 彭適凡:《新見秦十二年相邦張儀銘附耳蓋鼎考》,《中國文物報》2017110日第7版。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1月9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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