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大簡“維鳩處之”小議

（首發）

苗豐

東航地服部

一、“居”、“御”相押韻的問題

今本毛詩《召南·鵲巢》首章：“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其中的韻腳字“居”在安大简[1]出现前，三家詩和毛诗各版本似皆無異文，三家詩之說也與毛傳“鸤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的說解一致，後代註解此詩者也無異說，從文意上看確實無可疑之處。

但講求音韻的讀《詩》者，於此處頗有疑義。明儒陳第說，《詩》之韻“其矩律之嚴，即《唐韻》不啻”[2]。清儒段玉裁說，“明乎古四聲異今韻，則知平仄通押、去入通押之說未為審也”[3]。他們對此詩“居”、“御”押韻提出了疑問，并給出了各自的處理方案，見下文。

段玉裁雖說“古四聲異今韻”，但在具體討論某字聲調時，當然還是要參照《廣韻》。他以“居”為平聲，就應該是參考《廣韻》。下文我們說某字的聲調也以《廣韻》為參照。

“居”在《廣韻》中，訓為“當也、處也、安也”，其中“處也”之訓合於在《鵲巢》中的用法，只有平聲“九魚切”一音。[4]“御”訓為“侍也”，合於此诗三家詩之說[5]，也只有去聲“牛倨切”一音。兩個韻字不同聲調。下面按照諸家所持觀點，分三類把相關解釋或處理方案羅列出來，暫未能將所有處理過這一問題的各家全部列出。

為便於稱引，先列出“居”作韻腳字所在諸篇。《詩經》各篇中“居”和哪些字相押，如下表中第5、第7、第8諸篇，各家處理不完全相同。但可以和安大簡對照的前3篇，各家意見一致。下表所列韻字是按照江有誥《詩經韻讀》[6]的處理。

二、諸家提出的解釋與處理方案

第一類觀點，認為異調不可通押

陳第

居音倨，讀去聲。如此則第1、第2、第3、第4、第9、第10諸篇皆去聲相協。其他篇中未改讀，則平聲相協。

段玉裁

段玉裁認為古無去聲。他的《詩經韻分十七部表》，把《詩經》韻腳字按照平、上、入分為三類。段玉裁似乎有系聯的原則，以“居”為平聲，凡是和“居”押韻字，即使《廣韻》非平聲，也都歸平聲類。《詩經》“居”所在10篇，段玉裁都列在第五部平聲類。

王念孫

《高郵王氏遺書》所收王念孫《毛詩羣經楚辭古韻譜》，處理方式與段玉裁相同，也分平、上、入三類，具體收字情況也和段玉裁差異很小。《詩經》“居”所在10篇，王念孫都列在《魚第十八》平聲類[8]。據周祖謨先生論述，王念孫晚年也持古有四聲說[9]。又據趙曉慶先生介紹，除我們所見的王念孫《毛詩羣經楚辭古韻譜》和北大藏王念孫手稿中的《周秦諸子韻譜》分平、上、入三類外（趙文說這兩種韻譜所分部目無入聲，似當為無去聲之誤），“手稿中其他《韻譜》《合韻譜》皆列有平上去入四聲”[10]。不知道其中是否可以看到王念孫對此的處理方式。

江有誥

江有誥的處理方式是認為“居”除了平聲外，古有去聲，在《唐韻四聲正》做了考證[11]。在第1、第2、第3、第4諸篇“居”下注出去聲，以便去聲相協。其他篇中未改讀，則平聲相協，其中10篇中，“譽”注出平聲。

周祖謨

周祖謨先生把“居”列為去聲字，而注“有平”，列舉了第1、第2、第3、第4、第10為去聲獨用。其他篇中未改讀，則平聲相協。

第二類觀點，認為異調可以通押

王力

王力先生批評了江有誥為了四聲分押而改字聲調的做法，說“只憑有限的材料去判斷某個具體的字讀某聲，是很不可靠的。某些字多到三個聲調……，那就和四聲一貫差不多了”。王力先生提出“應該承認，《詩經》時代有異調通押的情況。今天我們的京劇和曲藝是異調通押的，元曲也是異調通押的，異調通押并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韻既相同，聲調不同也是相當諧和的。我們說，在《詩經》時代，同調相押是正常情況，異調通押是特殊情況。”[12]《召南·鵲巢》首章的“居”與“御”，王力先生認為是平入通押、魚鐸通韻。

李方桂

李方桂先生也對江有誥改讀字音的做法表示懷疑，并說“因为《詩經》押韻有些不易解決的問題，我們不敢說《詩經》一定得拿同一聲調的字來押韻。”[13]李方桂先生的說法非常謹慎。

丁邦新

丁邦新先生認為《詩經》中異調字相押的現象，尤其是三種調相押的情況，用韻尾說難以解釋。所以他說，“我寧可採信-d、-d、-d”同樣的韻尾由於聲調音高的高低不同而押韻，正如元曲的情形一樣。[14]”

第三類觀點，韻尾相押說

鄭張尚方先生認為，《詩經》押韻常見同聲調相押，其實首先與同韻尾有關，其次才與伴隨聲調有關，當時因-?、-s尚存，伴隨聲調還無音位意義。[15]

具體到《召南·鵲巢》，鄭張尚方先生擬音作：居ka/-s踞的本字，御?as/?。鄭張尚芳先生似沒有說《召南·鵲巢》的“居”就用為“踞”。如果按照一般平聲來讀，“居ka”，“御?as”是否可以相協呢？麥耘先生和施向東先生對此有過解釋。

麥耘先生說“對*-s尾也許會有疑問：它會不會妨礙與非*-s尾字的押韻？感覺上，對於朗誦來說，可能有妨礙，而對歌唱來說，應該不會。《詩經》正是歌唱的。現代外文歌曲中，*-s尾對押韻是沒有妨礙的。[16]”施向東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但沒有區別朗誦和歌唱[17]。

根據這種解釋，《召南·鵲巢》這個例子中，韻尾說可以說通。

三、安大簡對異調不可通押說的支持以及對改讀字音方案的否定

先看安大簡《召南·鵲巢》的“維鳩凥之”。

“凥”，在安大簡《殷其雷》中對應今本“處”，與“下”韻。《江有汜》中也對應今本“處”，與“渚”、“與”韻。《鵲巢》中的“凥”應該用法一致，也是上聲。“御”在楚简用為“禦”，又和“所”相通[18]，也應該是上聲。所以《鵲巢》中“居”、“御”應該是上聲相押。

從詞義上說，今本《鵲巢》中的“居”換做安大簡中“處”也沒問題。“居、處”在下列這種用法上可以說只有聲調的區別，他們的存在就是為便於和不同聲調的字押韻。

《小雅·出車》：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小雅·四牡》：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持異調不可通押說的學者就今本《詩經》“居”所在的第1、第2、第3篇提出疑問，今安大簡證明第1篇應該是上聲相押。第2篇應該都是去聲相押。第3篇中，安大簡與今本字形相同，可是“居”這個字形在楚簡中的用法并不單純，需要另做討論。此外，又如今本《碩鼠》首章韻字“鼠、黍、女、顧，土、所”，上聲字中混入一個去聲字“顧”，江有誥出注“上聲”，周祖謨先生也認為“顧”去聲字而有上。安大簡作“與”，是個上聲字，消除了“顧”出現在此處引起的聲調問題。如果統計一下韻字聲調，可以看出安大簡呈現出嚴格四聲分押的面貌，可惜安大簡不全，否則我們很可能看到更多的例子。

至此，可以說持異調不可通押說的學者很有見地，四聲不可通押說不能輕易否定。如果不持這種嚴格的看法，如第二類學者，認為四聲可以通押，在這些地方就不會提出問題。根據安大簡，對於今本《詩經》中的異調相押，在得到合理解釋前，不能認為是正常現象，而應該向持異調不可通押說的學者一樣提出疑問，然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安大簡《召南·鵲巢》的“居”作“處”，消除了異調相押的問題。這是第一類學者幾乎不可能想到的，所以他們的方案是改讀字音，但是改“居”為去聲以為和“御”去聲相押依然不對，安大簡是上聲相押。改讀字音的做法，從理論上看也是不妥的，王力先生對此有批評。在一個同質語言系統中，存在大量意義與用法皆無別的字，卻有二音、三音，在實際使用中必然產生混亂，所以是說不通的。

改讀字音也不是絕對不可以。如果一字有兩種意義或用法，則在一個語言系統中有兩個音也很合理，即一字對應二詞，對每個詞來說還是一詞一音。讀者根據具體語言環境中文意和用法可以做出判斷，不會造成混亂。

如果意義用法全同的同一個詞，而在各篇中讀音不同，只能理解為是《詩經》不同篇章代表不同方言，或有不同時間層次造成的不同語音系統。周長楫[19]、丁啟陣[20]先生有相關討論。如丁啟陣先生認為“《大雅》所反映的語言時間層次比《國風》、《小雅》、《魯頌》等都早。”可惜安大簡無法對此說做出檢驗。

四、韻尾相押說

對於持韻尾相押說的學者來說，四聲分押只是按四類分押，完全可以理解為是按照韻尾押韻。

持異調可以相押說的學者所提出的解釋，從邏輯上說似乎是支持韻尾說的。王力先生、丁邦新先生都以元曲來解釋《詩經》的異調通押問題。王力先生說“異調通押并沒有什麼奇怪，因為韻既相同，聲調不同也是相當諧和的”。按照這種解釋，聲調既然不是一項約束條件，那就只能是別的約束條件使《詩經》表現出按四類分押的現象[21]。這就似乎是有利於韻尾相押說的。

持韻尾相押說的鄭張尚芳先生和施向東先生，都認為《詩經》里既有韻尾又有伴隨聲調，伴隨聲調還無音位意義。也就是說《詩經》時代的漢語，存在聲調這種系統性冗餘，這一說法似不符合語言的經濟性原則，所以頗為可疑。有聲調的語言很多，不知是否有聲調作為系統性冗餘的語言存在。鄭張尚芳先生所舉“現今南方一些方言上聲的喉塞成分是殘存的不辨義成分；入聲帶塞尾的方言塞尾仍與短調共同起作用。[22]”這些個別情況，還不能等同於上文提到的這種系統性冗餘，所以解釋力似乎不夠強。因此，筆者覺得需要在聲調說或者韻尾說中做出選擇，而不可調和。當然，這個問題比較複雜，筆者一知半解也無定見，姑妄言之，敬請批評。

五、《詩經》入樂問題

如果《詩經》時代的歌曲，和元曲以及我們現在的歌曲沒有本質區別的話，由我們的經驗可知，歌曲的曲調會取消歌詞字音的聲調。歌唱會影響聲調，這在苗語詩歌中也有類似現象[23]。“苗語詩歌有一種獨特的押調格律，要求上下兩句相同位置的音節的聲調一樣，這一點在黔東方言詩歌中體現的最徹底……”，“黔東方言的押調，使得一些音節在歌中可以臨時改變聲調以適應格律之需。”[24]

麥耘先生說《詩經》正是歌唱的，但是可能限於體例，沒有論證。馬瑞辰有《詩入樂說》，做了一些考證[25]。上博四的《采風曲目》也是一項有力證據。《詩經》在先秦時代入樂應該是事實。

所以執入樂的《詩經》來討論聲調，本身就可能存在問題。這也可能是清儒提出四聲一貫說的一個原因。和《詩經》相比，就研究聲調而言，不入樂的散文如《老子》的押韻情況可能更接近實際語言情況。

麥耘先生區別了歌唱與朗誦對押韻的影響，說*-s尾與非*-s尾字相押韻，對於朗誦可能有妨礙，而歌唱則不會，這個解釋很有啟發。苗語詩歌也分為歌唱和誦兩類，分別有不同的格律要求[26]。因為對於朗誦來說，對同調或同韻尾的要求可能就比較嚴格[27]，《詩經》表現出的分四類現象，也可能是出於對朗誦的考慮。我們也很難證明《詩經》只能入樂，不需要考慮誦讀問題。《左傳》就有很多賦詩的例子。

這也可能正是李方桂先生所說“《詩經》押韻有些不易解決的問題”的一部分吧。

最後，如上文所說如果沒有安大簡，《召南·鵲巢》異調相押問題是很難解決的，甚至都不被認為是一個問題。即使有學者堅持這是一個問題，并根據簡帛和各種版本《老子》、《周易》等“居“處”相亂的例子提出這種解決辦法，恐怕也不會有人相信。這僅僅是一個體現安大簡巨大價值的小例子。安大簡的出現，實為喜讀《詩》者之幸，必須對各位參與搶救、保護、整理、出版的先生們致敬，這麼多環節中任何一處出點問題，我們都無緣得見安大簡。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2月2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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