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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豐:安大簡“參差”續記
在 2020/3/25 12:30:03 发布


安大簡“參差”續記

 

(首發)

苗豐

東航地服部

 

前小文所記,從楚簡用字上看,安大簡的“參差”不讀清母,而讀心母,并且這種情況不是孤例。當時不得其解,後來看到一種可能適用於此現象的解釋,即羅智光所說“古無次清音”[1],曾曉渝所論“先秦漢語音系里的次清聲母尚不具備獨立音類地位”[2]。许思萊(Axel Schuessler)持類似觀點[3]。

如果筆者對“參差”的理解不誤,這正好是一個屬於戰國時代出土文獻中清母相關的例子,是“更加直接的漢語自身的證據”[4]。

要想充分證明此說,需要討論每一個先秦次清聲母字。理想的情況是,現在被定為先秦次清聲母的每一個字,都可以給出不讀次清聲母後的著落,給出充分合理的解釋。

現不揣淺陋,試舉兩例略作討論。拋磚引玉,希望這一問題得到最終的證明,或者修訂后的證明,或者得出其不能成立的原因。

 

一、  “七”(以及同音詞“漆”)

    七,作為一個基本數字,無疑是一個很古老的詞,如果古無次清音,“七”原本不應該讀清母。從下面討論來看,“七”可能本來讀心母。

第一,“七”改讀心母後,不會和“一”到“十”中其他數字發生同音衝突,所以不會導致系統混亂[5]。而且,“七”改讀心母後,一到十的數字都不讀次清。類似的,二十二個干支用字,除了“丑”[6],都不讀次清這些語言中的高頻使用詞都不讀次清,也許不是偶然現象。王士元指出語言中的高頻使用詞發生音變比較慢[7]。也就是說這些詞具有穩定性,可能反映古音的情況。

第二、在“蟋蟀”一詞中,“蟋”為心母,“蟀”為生母,我們還是依據照二歸精之說,將“蟋蟀”看成是心母雙聲連綿詞。“蟋”,戰國楚簡作“”、“”[8],因為雙聲連綿詞的約束,此字應該是心母字。從諧聲的角度看,按照一般的說法,清母和心母都是精系,心母字“”以清母字“七”為聲符,是沒問題的[9]。但《上博一·孔子詩論》中,“七”直接用作“蟋”[10],就似乎只能說二字同音,而不是音近。因為已經造出了表心母“蟋”的形聲字“”、“”,這時候不用這個字,而去假借不同音的“七”來表“蟋”就不合理了。[11]如“七”讀心母,則與“蟋”完全同音,無論是說明諧聲關係還是通用關係,都很合適。

第三、“七”讀心母,《詩經》中一些“聯聲(聲紐重複)”現象就顯示出來了。

前人對這一現象的描述是“雙聲為韻”,為了表示和韻無關,暫時擬為“聯聲”來稱呼這一現象。

錢大昕首先提出《詩經》“雙聲亦可為韻”[12],其侄錢坫作《詩音表》,對《詩經》中的雙聲問題進行了全面研究。黃侃說:“就《詩》文求聲,較之求韻,其用猶大。此在近日乃研究及之者也。(黃氏自注:錢十蘭有《詩音表》,啟闢之功甚偉,而書未甚精。)”[13]曾運乾說:“疊韻為韻,其常也;然亦有以雙聲為韻者。其議自錢大昕發之。”[14]曾運乾舉了《陳風·月出》為例。

月出兮,佼人兮。舒窈糾兮,勞心兮。
月出兮,佼人兮。舒懮受兮,勞心兮。
月出兮,佼人兮。舒夭紹兮,勞心兮。

曾運乾認為,此詩三章五處對應位置的用字都是雙聲為韻,如下:

見母

來母

影母

禪母

清母[15]

 







我們可能不認同曾氏對“照”和“糾”所定的聲母。但剔除了這兩個字,這首詩對於說明《詩經》中有“雙聲為韻”的現象還是很有說服力的。龍宇純在《試說詩經的雙聲轉韻》[16]一文中舉了12篇“雙聲轉韻”的詩例[17],包括這首《陳風·月出》,他懷疑此詩的“糾”可能是誤字。根據這些例證,《詩經》中存在聯聲的現象應無可疑。

以常理來說,輔音的重複、回環一樣會產生美感,達到讓人愉悅的效果,以輔音為詩歌格律在不少語言中都存在或存在過。南北朝注重聲韻,時人還很流行以雙聲作詩及遊戲之辭[18]。《詩經》中存在聯聲現象是很自然的事。[19]


   
下面來看以“七(漆)”讀“心母”,相關的聯聲之例。

召南·標有梅
標有梅,其實兮。求我庶士,迨其兮!
標有梅,其實兮。求我庶士,迨其兮!

……

心母

見母

 

龍宇純先生說此詩,“為什麼用七不用九,用三不用二,說穿了,還是與韻相關。”其實此詩第一章如果用九,下一句是有不少韻字選擇的,比如“好”、“茂”、“蚤”。按照《鄭風·緇衣》“緇衣之好兮”,《齊風·還》“子之茂兮”,“揖我謂我好兮”,《豳風·七月》“四之日其蚤”,對這些字的用法,放在詩中似無不妥。詩人不用九而用七,可能就是考慮了下一章對應位置的“三”和“今”。

《鄘風·墻有茨》與《召南·標有梅》格式一致,也有一樣的表現,可以說明這不是巧合。

墻有茨
墻有茨,不可也。中冓之言,不可也。所可也,言之醜也。
墻有茨,不可也。中冓之言,不可也。所可也,言之長也。
墻有茨,不可也。中冓之言,不可也。所可也,言之辱也。

心母

定母

 

醜:昌母

諹(從安大簡[20]

長:澄母

[21](從安大簡)

辱:日母

上表第三列的“醜”、“長”、“辱”也許有聲母上的關係,也許沒有,至少不直接,暫時不論。第一二列則足夠直接,可以說明問題。

由上可見,如果可能,詩人會追求達到聯聲的效果。類似的,《豳風·七月》前四章以“七”、“四”開頭,和《衛風·氓》的第三、四、五章以“桑”、“三”開頭一樣,都是心母聯聲。

但是很多時候沒有選擇,如《秦風·車鄰》一詩中,第一句詩人可以做到聯聲,後面幾句的韻腳字需要質部和陽部字,這時候沒有聲母相同的樹木或樂器,也就無可奈何了。

     車鄰

     ……
  
阪有,隰有。既見君子,并坐鼓。今者不樂,逝者其耋。
  
阪有,隰有。既見君子,并坐鼓。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心母

 

 

 




 

  如果只考慮押韻的話,《秦風·車鄰》第一、二句可以改成“阪有栗,隰有漆”,但詩人不會這樣做。就好像《鄭風·山有扶蘇》的第一句不會改成“山有荷華,隰有扶蘇”一樣。東部沒有心母字可用,無法做到和“蘇”聯聲。邪母的“松”和心母的“蘇”雖然達不到,畢竟接近聯聲的效果。而曉母的“華”和邪母的“松”可能關係就比較遠了。或以為《鄭風·山有扶蘇》的“扶蘇”、“何華”,毛傳鄭箋皆以為有所喻指,而所說相反。其實,可能並無深意,所以這不是限制“扶蘇”、“何華”位置的原因。


鄭風·山有扶蘇
山有扶,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山有喬,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綜上所述,“七(與同音詞漆)”在先秦不讀清母,而讀心母。清母可能是從心母分化出來的,或者說心母是清母的來源之一。鄭張尚芳将先秦心母構擬為*s,清母構擬為*sh,在他的系統里二者是對立的[22]。如果送氣和不送氣不形成對立,也許這種構擬可以視作表現清母和心母關係的一種方式。具體到“七”,鄭張尚芳等學者認為次清聲母的讀法源自鼻音[23]。

即使不把“七”定為心母。不少學者從民族語言比較等角度出發,為“七”所作擬音都以*s,或送氣的*sh打頭,如白保羅、斯塔羅斯金、鄭張尚芳,潘悟云等[24]。按照這種擬音,《詩經》“七(漆)”相關諸篇也能和心母字達到聯聲的效果。再從“七”和“蟋”可以通用的角度看,潘悟云的擬音似乎也可以說通。他的擬音“七”為*sn̥id,“蟋”為*slid,按照鄭張尚芳所說s-h-可以交替[25],所舉*hljaŋs*hnjaŋs可以混同[26]來類比,“七”*sn̥id和“蟋”*slid也應該可以通用。而“七”擬音中的*-n̥-,和“蟋”擬音中的*-l-,又可以說明二者為什麼後代會有不同的分化。這都顯示出,放到詩經時代,他們所作構擬有合理性。

二、  “湯”

“湯”作為商開國之君的字號,可以看做是個夏商之際的詞。按照古無次清音之說,湯應該本不讀次清。在商代卜辭和春秋銅器中,湯正寫作定母之“唐”[27]。從諧聲上看,湯从昜聲,昜為以母,以母和定母如果不是完全相同也至少極近。都可以看出,湯可能本來讀定母。

人名、地名、國族名,這些專有名詞在語言中也具有保守性,穩定性,對於探討相關問題有特別價值。

最後,要證明古無次清音,需要解釋所有的次清字,僅僅舉幾個符合此說的例子意義並不大。而如有堅強的反證,只要舉出幾個例子,就是很有說服力的。敬請批評。

 

 



[1] 羅智光:《試論古無次清音》,《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2] 曾曉渝:《試論次清聲母在漢語上古音系里的音類地位》,《中國語文》,2007年第1期,23-34頁。

[3] 许思萊(Axel Schuessler):《上古漢語中的送氣清音》,[]朴慧莉/程少軒編《古文字與漢語歷史比較音韻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74月,69-78頁。根據譯者說明,此文原文發表于2002年。

[4] 曾曉渝:《後漢三國梵漢對音所反映的次清聲母問題》,《中國語文》,2009年第4期,333-345頁。

[5] “四”和“七”,即使學者把他們歸為同一韻部,但因為二字聲調不同,或擬為不同的韻尾,二字還是有區別的。

[6] 从丑之字,除“杻”字外没有讀徹母的。而“杻”又讀娘母,其徹母一讀當晚出。沈兼士:《廣韻聲系》,北京:中華書局,1985.82006重印),346-347頁。

[7] 王士元:《詞彙擴散的動態描寫》(此篇與沈鐘偉合作),《王士元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130頁。

[8] 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12月,828頁。

[9] 這個一般說法有待深究。羅智光從諧聲角度論證古無次清音,就以形聲字及其聲符的聲母嚴格相同為默認前提,他並沒有對這個前提進行論證。不過,如果以此角度去看,很多次清聲母字,都可以改讀。比如,古文字中,溪母字“丘”,以見母或群母之“丌”為聲符,則“丘”本來可能並不是溪母字。不少學者從複輔音聲母的角度來看諧聲問題,結果自然也與一般說法不同。

[10] 同注8

[11] 除非解釋為《上博一·孔子詩論》比其他楚簡要早。即“蟋”因為找不到更合適的假借字,本來用的是一個不太貼切的假借字“七”。隨後,為“蟋”造了形聲字“”、“”,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總感覺這個說法不太好,為什麼不一開始就造個形聲字,而要借用不同音的字呢?再者,楚簡材料的早晚似乎也不好判斷。

[12] 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6月,311頁。

[13] 黃侃:《黃侃國學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113頁。

[14] 曾運乾:《音韻學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重印,400頁。

[15] 按照古無次清音之說,此三字可能可以改為心母。

[16] 龍宇純:《絲竹軒詩說》,台北:五四書店有限公司,2002年,44-62頁。

[17] 12個例子,包括了正文中的《秦風·蒹葭》,和該文後記中的3例,未包括後記中的《左傳》鄭莊與姜氏之賦。龍宇純先生立論角度不同,所以不包括《秦風·蒹葭》。此外,龍宇純先生在《讀詩管窺》一文中又舉出2例。

[18] 同注12312頁。

[19] 為什麼別的時代,漢語詩歌不流行雙聲格律呢?可能《詩經》時代的詩人,和南北朝的詩人有相似之處。《詩經》時代是第一次自覺地對漢語聲韻有了發現(可以參看周錫《中國詩歌押韻的起源》,文載《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南北朝則可能在是在翻譯佛經等活動影響下,對漢語聲韻的第二次重新發現。在過了初始發現的興奮期後,元音可能因為響度、時長等因素對人聽覺的影響比輔音大,而在詩歌格律中佔有優勢。

[20] 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48頁。

[21] 楚簡从“欶”之“遬”,用作“速”、“嗽”、“漱”皆心母字。參看白於藍:《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673-374頁。

[22]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9月,88頁。

[23] 同注22114頁。

[24] 見顧國林古音小镜网http://www.guguolin.com/niyin_p.php

[25] 同注22148頁。

[26] 同注22124頁。

[27] 王國維:《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觀堂集林》,中華書局,2006重印,428頁。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3月2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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