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焚書觀”的變遷

西山尚志

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

前言

眾所周知，秦始皇焚書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在研究中國古代的歷史、思想、文獻、制度等上是不可回避的。歷來許多論著都曾提到過秦焚書的問題，但其主要論點在於秦焚書的事實或各文獻的流傳過程[1]。筆者認爲，以往的研究所缺乏的視點是，針對秦焚書的觀點、解釋（秦焚書觀）如何變遷這一點。

先從結論說起，與“最古層的史料”（賈誼《新書》、《過秦》和司馬遷《史記》）相比，從西漢末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對秦焚書的解釋、說明開始有變化。秦焚書與《書》、《禮》的關聯在“最古層史料”中已有詳細的解釋，東漢以後仍幾乎沿襲之。但是秦焚書與其他典籍如《易》、《詩》、《樂》、《春秋》、《孝經》、諸子著作的關聯，從西漢末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新的解釋，有的文獻與之前的解釋竟自相矛盾。秦焚書與《孝經》的關聯不見於“最古層的史料”，但秦焚書與今文《孝經》關聯初見於唐初的文獻；秦焚書與古文《孝經》的關聯初見於《孔子家語》後序。

西漢末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的這種“新的秦焚書觀”，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成爲主流的解釋。本文主要關注這種秦焚書觀的變遷，進而探討其結構與背景。

第一節　“最古層的史料”中的秦焚書觀

西漢時期的文獻中，秦焚書的記載只可見於賈誼《新書》、《過秦》和司馬遷《史記》，我們可以將其看作秦焚書的“最古層史料”。《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三十四年載有丞相李斯建議的如下焚書政策（《史記·李斯列傳》亦有幾乎相同內容）。“最古層的史料”中，此文最詳細地說明秦焚書的内容。

丞相李斯曰：“……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擧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

整理上文內容可知，秦焚書的對象的書如下：

① 秦國以外的歷史書（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② 博士官管理之外的《詩》、《書》、諸子（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2]。

③ 除此之外，保存下來則是醫學書、卜筮書、農業書（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此文具體指明焚書的對象以外的書（醫學書、卜筮書、農業書），從這點也可以看出秦焚書的對象範圍是很廣泛的。然後，秦用排他性的（“私學而相與非法教”）、恐怖政治的方法（“以古非今者族”），試圖建設以法爲中心的思想體系的國家（“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最古層的史料”中所記載的被焚燒的書，除了如上文所舉的《詩》、《書》、百家語、“非秦記”的歷史書之外，《史記·儒林列傳》云：

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

這就是，④：孔子的時代已經不完整的《禮》，由於秦焚書散佚，只有《士禮》流傳了。

“最古層的史料”中，沒有脫離①－④内容之外的例子。賈誼《新書·過秦上》（《史記·秦始皇本紀》引賈誼言、《史記·陳涉世家》引賈誼《過秦》亦有幾乎相同的內容）中有“焚百家之言”的記述，屬於②：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賈誼《新書·過秦下》（《史記·秦始皇本紀》所引賈誼言亦有幾乎相同的內容）云：

秦王懷貪鄙之心，……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3]。

此文沒有提到具體的書名，但“焚文書”可以說是秦焚書的一種“總稱”（不提到焚燒的書名，而只概述的場合，下文叫做“秦焚書的總稱”）。另外，《史記·六國年表》有：

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

此文將秦焚書的對象定爲《詩》、《書》與“秦記之外的歷史書”，屬於①、②。《史記·封禪書》云：

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

《史記·淮南衡山列傳》云：

昔秦絕聖人之道，殺術士，燔《詩》《書》，弃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

《史記·儒林列傳》云：

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阬術士，六蓺從此缺焉。

此文說明由於秦焚書“六藝”殘缺。《史記·儒林列傳》亦云：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

此文說明，秦焚書時伏生在壁中藏《尚書》的經過，可以說是②的範圍之内。《史記·太史公自序》云：

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

下文整理這些最古層的秦焚書觀。只從表面上看的話，焚書對象的書是《詩》、《書》、《禮》、諸子、秦記之外的歷史書。《書》與《禮》有具體的焚書經過的記述（《史記·儒林列傳》中的伏生與高堂生的說話）。但筆者認爲，焚書的對象並不僅此而已。

“最古層的史料”中，“焚《詩》《書》”的表達甚多（亦包括“焚滅詩書”、“燔詩書”等）。筆者認爲，這不僅僅指的是《詩》與《書》，而且應該是以《詩》與《書》爲代表的秦焚書的總稱。《史記·儒林列傳》中敘述《書》、《禮》等個別的書籍時，用“焚書”的表達，與“焚《詩》《書》”的表達有區別。而且“最古層的史料”還具體指明焚書對象以外的書籍（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所以“最古層的史料”認爲秦焚書的對象應該不止爲《詩》、《書》、《禮》，還有更爲廣泛的範圍。

秦焚書的記述以賈誼《新書》、《過秦》和司馬遷《史記》爲“最古層的史料”，可以從此出發進行分析。從此出發，我們可以看出西漢末期以後對焚書的對象、經過的解釋已發生了變化。下節對西漢末期以後的秦焚書觀進行考察。

第二節　西漢末期以後的秦焚書觀

（一）秦焚書的總稱

本節考察“最古層的史料”以後的史料如何表達秦焚書的總稱。由於秦焚書的總稱在古典文獻中多見，所以調査範圍限到東漢時期。最古層的史料中總稱秦焚書的時候主要以“《詩》《書》”爲代表。這種表達亦可見於西漢末期以後的文獻，《戰國策》的劉向書錄云：

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

《漢書·五行志下》云：

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遂自賢聖，燔《詩》《書》，阬儒士。

《漢書·王莽傳》中的班固贊云：

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姦言，……。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例子[4]。

但到了東漢以後，有些篇章對“焚詩書”與“燔五經”的表達幾乎相同。比如，《論衡·語增》云：

傳語曰：“秦始皇帝燔燒《詩》《書》，坑殺儒士。”言燔燒《詩》《書》，滅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言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絶矣。言燔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言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誠，又增之也。

《論衡·正說》云：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盖《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

諸如“燔五經”的表達，多見於《論衡》。舉一部分的例子，《論衡·謝短》云：

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士>？

《論衡·佚文》云：

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土中。

另外，“燔經書”的表達，《漢書·楚元王傳》的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中云：

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

許慎《說文解字》序云：

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

《孟子》趙岐題辭云：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

由此可知，“最古層的史料”對像《書》、《禮》那樣具體對象用“焚書”的表達，而與焚書總稱的“焚詩書”的表達有區別。但東漢以後，“焚書”的表達亦用於秦焚書的總稱[5]。

“最古層的史料”以後，到劉歆、《漢書》、《論衡》爲止，相當於整頓儒教國教化的期間。之所以東漢以後才出現焚燒“五經”、“經書”、“經術”等表達，筆者認爲是儒教國教化之後爲了強調儒家經典受秦焚書的戕害[6]。

下文考察西漢末期以後的史料如何說明秦焚書與各文獻的關聯，進而探討秦焚書觀的變遷。

（二）秦焚書與《易》

西漢末期以後，提到秦焚書除了上文所舉的秦焚書的總稱之外，其對象的大部分是經或諸子。下文對此一一探討。考察的範圍限到六朝末期，唐初的史料僅止於參考而已。首先看秦焚書與《易》的關係，其最早的記述可見於《漢書·藝文志·易》云：

及秦燔書，而《易》爲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興，田和（何）傳之。

此文說明由於《易》是卜筮書，所以能避免焚書。這種解釋應該是以上文所舉的《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爲基礎。另外，《漢書·楚元王傳》的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中云：

陵夷至于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

荀悅《漢紀·孝成皇帝紀》二卷中的劉向之言云：

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及秦焚《詩》、《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

這兩部書中劉歆與劉向的這些想法，與《漢書·藝文志·易》相同。《漢書·藝文志》以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爲基礎而編，所以可以說劉向、劉歆這些言論直接反映他們的觀點。另外，《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七所引皇甫謐《高士傳》（田何之條）：

及秦焚學，以《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焚，故何傳之不絕。

此解釋亦與《漢書·藝文志》相同。另外，《論衡·謝短》云：

問之曰：“……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

此提問明顯以《易》避免焚書之難的說法爲前提。

由此可知，劉向、劉歆以來的“秦不焚《易》”之說法，一直沿襲到了東漢以後。

（三）秦焚書與《書》

關於秦焚書與《書》，《新書》、《史記》有“焚詩書”的記述。更具體的記述，如上所舉的《史記·儒林列傳》有：“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的說法。《史記·六國年表》亦有“《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的說明，就《書》的問題而言，與《史記·儒林列傳》的內容沒有很大的衝突。

東漢以後亦有秦焚書與《書》的說明，比如《漢書·藝文志·尚書》云：

……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論衡·謝短》云：

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詩》〉《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

此提問的前提在於《書》也是被焚的對象。伏生藏《書》的故事亦可見于如上所舉的《論衡》佚文篇與正說篇。另外，《論衡·書解》亦云：

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横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徒>，抱經深藏。

《漢紀·孝成皇帝紀》二卷中的劉向之言：

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云：“……《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爲秦博士。及秦焚書，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

另外，《孔子家語》後序有關於秦焚書與古文《尚書》的故事，認爲孔壁書是子襄爲了避秦焚書之難而隱藏的：

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

發現孔壁書的故事，亦可見於如上所舉的《漢書·藝文志·書》，但《漢書·藝文志》中秦焚書與孔壁書沒有因果關係。就是說，《漢書·藝文志》並不認爲孔壁書被隱藏的理由在於避秦焚書之難[7]。發現孔壁書的記述在許多古典文獻中可見，但都與秦焚書無關。因此筆者認爲，《孔子家語》後序的內容是例外的。

由此可知，秦焚書與《書》的關係，除了例外的《孔子家語》後序，“最古層的記述”與東漢以後的記述雖然在篇數上等略有出入，但基本的結構是相同的。

（四）秦焚書與《詩》

如上所舉，“最古層的史料”已有許多“焚詩書”的表達。這種表達是秦焚書的總稱，也無疑包括《詩》。另外，如上所舉，《史記·六國年表》：“《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說明《詩》流傳的理由。

但是東漢以後可以看出與此不同的《詩》的流傳經過的解釋。《漢書·藝文志·詩》云：

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此文解釋《詩》以諷誦的方式完全流傳。此文與西漢以來的解釋不衝突，且能夠說明更具體的流傳經過。另外，《論衡·正說》云：

或言秦燔詩書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惑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詩》〕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言“詩書”，則獨謂〈《詩〉經》之書矣。

此文列舉有人將“秦燔詩書”解釋爲“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的說法，並對此說進行辯駁，被焚燒的不僅是解釋《詩》的書，而且還包括五經。另外，《論衡·謝短》云：

問詩家曰：“……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札〉[8]也？”

此文亦把《詩》列入被焚的對象之內。

由此可知，秦焚書與《詩》的關係，東漢以來也基本上沿襲西漢時期的“焚詩書”的想法，但不沿襲《史記·六國年表》：“《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的觀點。另外，《漢書·藝文志·詩》：“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一文，似乎是爲了避免與西漢時期的解釋衝突而加以調整的。另外，《論衡·正說》指出，有人將“秦燔詩書”解釋爲“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漢書》與《論衡》是幾乎成書於同一時期，由上可知，這時期《詩》的被焚經過的解釋仍未固定。

（五）秦焚書與《禮》

關於秦焚書與《禮》，如上所舉，“最古層的史料”《史記·儒林列傳》云：“《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漢書·藝文志·禮》有幾乎相同的文章：

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論衡·謝短》云：

問禮家曰：“……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

此文未提到高堂生，而且“十六篇”的篇數也與《漢書·藝文志》的“十七篇”有些不同。但筆者認爲，《漢書·藝文志》、《論衡·謝短》基本上沿襲《史記》的解釋。

（六）秦焚書與《樂》

由秦滅“樂”（或者“《樂》”一書）的說法初次出現於應劭《風俗通義·聲音》云[9]：

……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壊，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聲，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和平，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亡）。漢興，制氏世掌大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

但是“樂”與秦焚書本來毫無關聯,如《史記·樂書》云：

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返，卒於喪身滅宗，并國於秦。秦二世尤以爲娯。丞相李斯進諫曰：“放弃《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後行遠乎？”二世然之。

要是司馬遷認爲秦焚書對“樂”（或《樂》）有影響的話，此文中應該提到秦焚書的話題。雖然此文記述自古至漢的“樂”的詳細流傳經過，但完全未提到秦焚書。而且此文可以看出主導秦焚書的李斯的話語，但完全未提到焚“樂”（或《樂》）的事情。李斯提出“樂”的負面作用，但被在秦二世皇帝的面前提倡正面作用的趙高反駁，從這一面也不能看出秦焚書適用於“樂”。由此可知，《史記》不認爲秦焚書滅的有“樂”（或《樂》）。也就是說，司馬遷的時代沒有“秦滅樂”的說法。《漢書》同樣看不到“秦滅樂”的說法。《漢書·禮樂志》云：

……是時，周室大壞，諸侯恣行，設兩觀，乘大路。陪臣管仲、季氏之屬，三歸雍徹，八佾舞廷。制度遂壞，陵夷而不反，桑間、濮上、鄭、衞、宋、趙之聲並出，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至於六國，魏文侯最爲好古，而謂子夏曰：“寡人聽古樂則欲寐，及聞鄭、衞，余不知倦焉。”子夏辭而辨之，終不見納，自此禮樂喪矣。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樂》云：

……周衰俱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衞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漢書》的禮樂志與藝文志都認爲“樂”的衰落的原因在於鄭、衞等音樂的興盛，而與秦焚書無關的。另外，《漢紀·孝成皇帝紀》二卷引劉向之說云：

《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

此文亦不能看出秦焚書與“樂”（或《樂》）的關聯。由此可知，《史記》、劉向、《漢書》雖然都詳細敘述“樂”的盛衰經過，但是都沒有把秦焚書與“樂”（或《樂》）聯繫在一起。

上文列舉的《風俗通義》的文章，明顯以《漢書》禮樂志或藝文志的文章為基礎。其作者應劭亦撰寫《漢書集解音義》，應該是精通《漢書》的[10]。但是《風俗通義》中有《漢書》未見的“重遭暴秦，遂以闕忘”一文。《風俗通義》以後，秦滅“樂”（或《樂》）的說法成爲主流。比如，劉勰《文心雕龍·樂府》云：

自雅聲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鏘，……

魏収《魏書·樂志》云：

周之衰也，諸侯力爭，……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衞，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探其真。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

沈約撰《宋書·樂志》云：

……自黃帝至于三代，名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衞所亂。魏文侯雖好古，然猶昏睡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

沈約認爲秦滅《樂經》者，亦可以確認《隋書·音樂志》所引沈約說：

於是散騎常侍、 尚書僕射沈約奏答曰：“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

另外，唐代以後的史料《晉書·音樂志上》云：

……魏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於絃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煙火，掃地無遺。

《隋書·經籍志·經籍·樂》云：

樂者，……。其後衰微崩壞，及秦而頓滅。漢初，制氏雖紀其鏗鏘鼓儛，而不能通其義。

如上文所舉的《風俗通義·聲音》、《魏書·樂志》等例，是以《史記·樂書》、《漢書》等文章爲基礎（主要是《漢書·禮樂志》，參見下劃線），並附加“秦滅樂”的說法（參見――下劃線）。

由此可知，“樂”（或《樂》）被秦絕滅、衰落的說法，並不見於《史記·樂書》、《漢書》禮樂志與藝文志，而初見於應劭《風俗通義》。自此以後，幾乎成爲主流。

（七）秦焚書與《春秋》

秦焚書與《春秋》的關聯，可以看出《春秋公羊傳·隠公二年》何休注：

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等乃始記於竹帛。

何休認爲孔子預測將來的秦焚書後口傳《春秋》。此文可以看出讖緯思想的影響，應該基於西漢末期以后的想法[11]。

（八）秦焚書與《孝經》

眾所周知，《孝經》有今文與古文之分。今文《孝經》與秦焚書的關係，初見於唐初的史料《隋書·經籍志》：

夫孝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遭秦焚書，爲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尚書》同出，……，孔安國爲之傳。

《經典釋文》序錄：

《孝經》者，……。亦遭焚燼，河閒人顏芝爲秦禁藏之。漢氏尊學，芝子貞出之，是爲今文。……又有古文，出於孔氏壁中，……孔安國作傳。

但是關於今文《孝經》與秦焚書的文章，沒有更早的例子。如上所舉的《隋書·經籍志》與《經典釋文》序錄的文章，應該是以《漢書·藝文志》的如下内容爲基礎：

《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漢興，……各自名家。經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爲異。

但是《漢書·藝文志》中完全沒有秦焚書與顏芝藏書的內容。由此筆者認爲，《隋書·經籍志》與《經典釋文》序錄所見的秦焚書與今文《孝經》的關聯，應該是《漢書》以後所加的。

另一個方面，古文《孝經》與秦焚書的關係可見於如上所舉的《孔子家語》後序，敘述子襄爲了避免秦焚書之難隱藏古文《孝經》：“子襄以好經書博學，畏秦法峻急，乃壁藏其《家語》、《孝經》、《尚書》及《論語》於夫子之舊堂壁中”。但是正如本文“秦焚書與《書》”一節中所指出的，除了《孔子家語》後序以外，其他古典文獻中都不能看出秦焚書與孔壁書的因果關係。如上所舉的《漢書·藝文志》等的文獻雖然記述古文《孝經》發現於孔壁，但是完全沒有提到秦焚書一事。由此可知，《孔子家語》後序所見的秦焚書與孔壁書的關係，可以說是王肅所加的。

（九）秦焚書與諸子

如上所述，“最古層的史料”記述了“百家語”（或“百家之言”）被焚燒一事。

東漢以後也可以看到與此相同的記述，《漢書·陳勝項籍傳》與《漢紀·高祖皇帝紀》有：“於是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但都是引用賈誼《過秦》一文。另外，如上所舉的《論衡·正說》：“……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詩》〉、《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但是“諸書百家語”的“諸”是“詩”之誤[12]。這表示此文脫胎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或者《史記·李斯列傳》）：“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一文。就是說，東漢的文獻中可見的焚燒諸子的記述，都只不過是直接脫胎於“最古層史料”的文章，除了這些例子之外，東漢以後沒有焚燒諸子的記述。

但另一個方面，東漢以後出現了“秦不焚諸子”的解釋。如鍾肇鵬《焚書考》所列舉的[13]，《論衡·書解》云：

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

《孟子》趙岐題辭云：

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孔子家語》後序云：

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

《文心雕龍·諸子》云：

曁於暴秦烈火，勢炎崐岡，而煙燎之毒，不及諸子。

另外，唐初的文章，《晉書·律日曆志上》云：

及秦始皇焚書蕩覆，典策缺亡，諸子璅言時有遺記。

《鬻子》逢行珪序云：

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秩由此殘缺。

另外，雖然沒有說“諸子”，但是對於一般被分爲子部類的天文書，卻有避免秦焚書的記述，《後漢書·天文志上》：

秦燔《詩》《書》，以愚百姓，六經典籍，殘爲灰炭，星官之書，全而不毀。

這些例子與“最古層的史料”以來的“秦焚諸子”之說完全衝突[14]。如上所述，東漢以後可見的“秦焚諸子”之說只不過是脫胎於“最古層的史料”，既然如此，可以說東漢以後“秦未焚諸子”之說已經成爲主流的說法。另外，如上所舉的《論衡·書解》、《孟子》趙岐題辭等的例子都是重視諸子的文獻。這表示，“秦未焚諸子”的說法是爲了加強諸子文獻的價值而形成的，不應該視作史實。尤其是西漢末期以後，隨著經書被焚的觀點的強調，“秦未焚諸子”的說法就是爲了加強諸子文獻的價值便具有了意義。筆者認爲，“秦未焚諸子”的說法造成了從東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視諸子文獻與編寫《孔子家語》、《孔叢子》等僞書的根據和氛圍。

結語

綜上所述，與“最古層的史料”比起來，對於秦焚書的說明、解釋從西漢末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發生變化。就是說，對於各個文獻附加了未見於“最古層史料”的“口傳”、“秦未焚”等解釋。

《易》與秦焚書的關聯未見於“最古層史料”，但《漢書·藝文志》等解釋爲《易》不在秦焚書的對象之內；《春秋》與秦焚書的關聯亦不見於“最古層史料”，但何休解釋爲以口傳後世。

《詩》與秦焚書的關聯，在“最古層史料”中“焚詩書”的表達比較常見，而東漢中期的《漢書》、《論衡》中可以看出“口傳”、“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燔焉”等的解釋。雖然這些解釋與“最古層史料”不衝突，但看起來仍不能擺脫“最古層史料”的桎梏。

《書》、《禮》與秦焚書的關聯，“最古層的史料”中已經詳細敘述被焚經過的解釋。除了篇數等有所出入之外，東漢以後也基本上沿襲“最古層史料”的內容。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即使到了東漢以後，“最古層史料”也依然具有一定的桎梏作用，不能自由脫離其觀點。

“最古層史料”與此後的史料比起來，在秦焚書觀上明顯的差異是《樂》與諸子。《史記》、《漢書》完全未提到“樂”（或《樂》）與是秦焚書的關聯，很可能認爲《樂》的衰落是與秦焚書無關的。但應劭《風俗通義》的敘述由秦焚書滅“樂”的說法，在六朝後期已經成爲主流了。

關於諸子，“最古層史料”明言焚燒“百家語”，但《論衡·書解》中出現了與此完全相反的“秦未焚諸子”的說法，以後此說法被廣泛認同。

今文《孝經》與秦焚書的關聯，初次出現於唐初的《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序錄中的顏芝所藏的故事。但是與《漢書·藝文志》的內容比起來，其被焚經過的解釋明顯是《漢書》以後所形成的。

古文《孝經》與秦焚書的關聯，初次出現於《孔子家語》後序，敘述與《家語》、《尚書》、《論語》一起被子襄隱藏。這應該是眾所周知的孔壁書的故事。但秦焚書與孔壁書聯繫在一起的故事，只可見於《孔子家語》後序，而其他文獻中都未見。

由此可知，秦焚書觀從西漢末期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逐漸發生變化。最後，筆者將推測其變化的理由與背景。筆者認爲最大的理由在於古文經典的出現與儒學的獨尊。古文對於今文的史料價值的優勢，在於沒有經過秦焚書這一點。所以古文經典的出現，提高了各文獻如何經過秦焚書而流傳到後世的意識，促使其問題的解釋。

《樂》、《孝經》、諸子等五經以外的文獻可能不是迫在眉睫的問題。因此筆者認爲，與五經比起來，這些文獻的被焚經過的解釋出現的時間較晚（與秦焚書的關聯在文獻中初次出現的情況分別是，《樂》是在《風俗通義·聲音》中；今文《孝經》是在《隋書·經籍志》中；古文《孝經》是在《孔子家語》後序中；諸子是在《論衡·書解》中；天文書是在《後漢書·天文志上》中）。

筆者認爲，歷來，歷史、思想史、文獻等的研究者提到秦焚書的時候，不太關注本文所述秦焚書觀的“變遷”，而主要的爭論點在於秦焚書的“真相”或“事實”。關於秦焚書的“真相”或“事實”的議論，亦與今古文爭論、疑古信古釋古爭論有關聯，成爲很重要的題目之一。

當然，追求歷史“真相”或“事實”是很重要的問題，但本文索性放棄探討秦焚書“真相”或“事實”。所以，筆者並不認爲“最古層的史料”是歷史事實，也不認爲東漢以後的史料是僞作的。本文將歷史學的問題轉換思想史的問題，題爲“焚書觀的變遷”進行探討。從如此角度來看的話，探討歷史事實的時候，我們已經不能同等對待西漢的史料與東漢以後的史料。

那么最后，秦焚書觀的有“變遷”這一觀點帶來什么樣的新發現，舉一個例子作爲結語。1993年10月發現的郭店楚簡與1994年發現的上博楚簡中都有《緇衣》。二者在內容上基本相同，亦可以與通行本《禮記·緇衣》相對照的[15]。這兩種楚簡本《緇衣》的發現，《子思子》也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關注。關於《子思子》，《隋書·音樂志上》所引梁沈約之說：

竊以秦代滅學，《樂經》殘亡。至于漢武帝時，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丞王定，傳授常山王禹。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向《別錄》，有《樂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唯此而已。《晉中經簿》，無復樂書，《別錄》所載，已復亡逸。案漢初典章滅絕，諸儒捃拾溝渠牆壁之間，得片簡遺文，與禮事相關者，即編次以爲禮，皆非聖人之言。《月令》取《呂氏春秋》，《中庸》、《表記》、《防（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樂記》取《公孫尼子》，《檀弓》殘雜，又非方幅典誥之書也。禮既是行己經邦之切，故前儒不得不補綴以備事用。樂書事大而用緩，自非逢欽明之主，制作之君，不見詳議。……

此文明言，因爲受秦焚書之難，《禮記》的《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取自《子思子》。楚簡本《緇衣》發現之後，許多學者贊同沈約之說，並提出楚簡本《緇衣》是“子思學派”或“思孟學派”的文獻。

筆者曾經在拙稿《〈子思子〉と〈禮記〉四篇の關係―楚簡本〈緇衣〉を出發點として―》中，通過探討從六朝後期到北宋時期的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七卷本《子思子》）提出，六朝後期的傳世文獻初次引用《子思子》，七卷本《子思子》應是六朝後期取自《禮記》四篇、《淮南子·繆稱》等編輯而成的文獻，不可能是子思著作的逸文。換言之，《緇衣》並不是取自《子思子》的。而且，通過對楚簡本《緇衣》與諸傳世文獻所引《子思子》、《禮記·緇衣》等進行比較，提出七卷本《子思子》與《禮記·緇衣》，都是在楚簡本的基礎上被後人編輯的文本[16]。

從“秦焚書的變遷”的角度來看沈約之說可以知道，沈約明顯基於東漢以後的秦焚書觀。

沈約認為，秦焚書時“《樂經》殘亡”，然後用“未被焚”的諸子文獻《呂氏春秋》、《子思子》、《公孫尼子》來回復《禮》的一部分。但是如上所述，“秦滅樂”的歷史觀是從應劭《風俗通義》開始；“秦焚諸子”的歷史觀從王充《論衡》開始的。雖然許多學者根據《隋書·音樂志上》所引沈約說，提出“《緇衣》取自《子思子》”或者“楚簡本《緇衣》是子思學派的文獻”。但筆者基於如上所述的理由，對其產生了懷疑。

日文版原文載於《秦焚書觀の變遷》，《日本中國學會報》第66集，日本中國學會，2014年10月，33－48pp。中文修訂版《從“秦焚書觀”的變遷再探“〈禮記〉四篇取自〈子思子〉”之說》,收錄於西山尚志《古書新辨——先秦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對照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12月，51—72pp。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5月2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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