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36：王进锋

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王进锋，1983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先秦史研究。

1. 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2000年，我进入安庆师范学院（现在的安庆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大学期间，系里开设的课程非常丰富，设置了“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历史文选”、“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史学概论”、“考古学概论”等。系统的专业学习为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学期间，査昌国老师的“四书导读”选修课、系里邀请的安徽师范大学庄华峰老师集中讲授的“中国社会生活史”课，因为中间有老师的独到见解，并为很多重要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原始的史料证据，特别引人入胜，激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也燃起了我想以后从事研究工作、把相关问题的学术源头搞清楚的最初心火。

安庆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风浓厚，走出了很多优秀的学长。他们考进了全国各地的名校攻读研究生，有的毕业后还成为了行业里的骨干。他们的事迹鼓舞了我，也启迪了我的人生道路。

作为地级市的安庆，下辖安庆市、桐城市、怀宁县、枞阳县（2016年划归铜陵市，我读本科的时候还下属于安庆市）、潜山县、太湖县、宿松县、望江县、岳西县，是个文化名城。桐城学派中的很多著名人物就由此地走出；近现代的陈独秀、张恨水、赵朴初等人也出自这个地方。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领域里做出卓越的成就，与这个地域赋予他们的一些品格是密切相关的，即：不甘平凡；吃苦耐劳；善于从周围的环境中学习。我在安庆读书的四年，也受到了这种地域文化的影响。

大二的时候，我立志考研。我的基础薄弱，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我知道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依靠刻苦的学习。为此，我从大二就开始了自己边学习边迎考的历程。那时候学校里设有通宵教室，我经常在里面学习到凌晨2点才回宿舍。此时宿舍楼外的院墙门都锁了，只能翻墙回宿舍睡觉。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就起床，开始新一天的学习生活。这种“苦行僧”式的日子，我坚持了3年多。在这过程中，我逐渐对中国古代史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间还取得了一些成绩，如综合排名曾进入班级前三、顺利通过英语六级考试等。这些都坚定了我的决心，使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没有放弃。这种生活的“衍生品”就是：训练了我在书桌边长时间高效学习和坐冷板凳的能力，这为我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读研究生时，在宿舍

2004年，我顺利地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来的历史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并且非常荣幸地师从晁福林先生学习先秦史。

那个时候，北师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名家汇聚，晁福林、王子今、赵世瑜、陈宝良、罗新慧、宁欣、游彪、王东平、张荣强、曹文柱、施建中、曹大为等老师都在这里任教。当时所有的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不分具体的断代史研究方向，都要必修1门专题课和1门理论课。这两门课正好由这些老师给我们讲授。研究方向和学术风格不同的老师同上两门课，对我们启发很大。另外，史学研究所的刘家和先生和瞿林东先生开设的课程和不定期举办的讲座，也给了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启示。这些老师都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从他们的经历中，我逐渐悟得：对于研究来说，仅仅能说会道或者读书多是不够的，写作和发表非常重要。

除了整个教研室研究生一起上的课之外，晁福林先生还给先秦史的研究生专门开设“先秦史专题课”。晁先生上课有两个特点：（一）所有的硕博士研究生一起上课；（二）每次课的前半部分是老师讲课，后半部分则讨论学生的论文。晁先生往往讲授最近完成的论文，他讲得非常详细，有时还评析相关的研究成果。在聆听课程的过程中，我逐渐领悟到了研究中的选择题目、搜集论著、查找史料、论证观点、修改完善等方法。在课程后半研讨同门论文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更具体的写作启示。

硕士期间，罗新慧老师开设了“论语导读”课。罗老师让我们事先阅读《论语》的相关章节，上课的时候再轮流汇报自己对相关文句的理解。她鼓励我们在前人的解释之外，通过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法寻求新的解释。这种方法对史料阅读和出土文献研究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说到学习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我的经历和很多人不太一样。

由于研究方向是先秦史，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涉及甲骨、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在把它们作为史料之前，我们必须弄清楚这些材料本身的含义。所以，我学习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出发点是弄清楚它们的准确含义，落脚点则是把它们作为史料来论证相关的历史问题。

为了提高自己运用出土文献的水平，我是从临摹古文字摹本、拓本开始学习的。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临摹的是李圃的《甲骨文选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因为上面的甲骨文摹本比较清晰。通过临摹，我对甲骨文的字形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这本书没有解释每片甲骨的含义，所以临摹完之后并不知道它们的蕴意。之后我在图书馆里找到了同样是李圃撰写的《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这本书里面既有摹本，也解释了每条卜辞的含义，还有一些字词的注释，非常便于我这样的初学者。这两本书对我的甲骨文入门起到了重要作用。

后来和张利军师兄交流学习情况的时候，他提到这两本书都是摹本，有的字形可能不准确，不如直接去看郭沫若的《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他说得很有道理。后续对于这两种书籍的学习进一步提升了我对甲骨学的认识。在硕士期间，晁老师还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给我们购买了王宇信先生著的《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对这本书的学习，使我意识到学习甲骨，仅仅关注文字是不够的，还要有分期、分组等方面的知识。

硕士毕业的时候，与同门黄国辉、李凯和晁老师合影

在临摹甲骨文的过程中，我对这些像小人一样的字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是很多人视为晦涩难懂、望而却步的古文字，我学起来却津津有味的原因。

后来我逐渐感到仅仅学习甲骨文，知识面有些狭窄，又去学习金文。我一开始临摹的是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我当时不仅临摹金文的拓片，还去抄郭沫若的具体解释。这种学习方法的好处是对学者的解释记得特别牢固，但是扼杀了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我坚持了一段时间，感觉自己心灵有些枯竭，特别疲累，排斥感很强，有点学不下去。

我感觉这种方法不适合我，于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我梳理了自己的学习目的和遇到的问题：（一）目的是搞清楚铭文的含义；（二）问题是同篇铭文往往有多种解释，那么到底哪种看法正确？（三）铭文太多，如果每篇都去认真学习，精力根本不够；（四）多而浅的学习并不能提高金文研究水平。我决定不妨系统、深入地学习某一篇铭文。为某篇铭文做集释，并在此基础上作新的考释，事后证明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通过比较，我发现保卣的铭文清晰又长短合适，非常适合“练手”。我把当时能找到的保卣研究论文搜集齐全。在对读这些考释文章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了他们的争论点所在，并且领悟到了他们的论证方法；在仔细体味之后，我也逐渐发现哪些说法是合理的，哪些说法根据不足。我重新找到了灵感和动力，这种方法是适合我的！我还用同样的方法钻研过文盨、五年琱生尊等金文。在“解剖”这几篇具有代表性的“麻雀”的过程中，我琢磨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金文的方法。我还把这种方法推广到了其他的古文字学习中，稍作调整之后，也是非常适用的。

然而，总体来说，这个阶段我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知识还是零星的、不系统的。

2007年，硕士毕业之后，我又有幸考上了晁福林先生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记得在一次课上，晁老师让很多学生研讨同一篇铭文。有的同门用丰富的证据证明了前人的成说；有的同门虽然论证略微单薄，但是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者却受到了老师的鼓励。通过这件事，我领悟到像晁老师这样的前辈学者，对出土文献的研究都不是墨守成说的，而是力求创新。后来我在阅读他和其他一些优秀学者的论著的时候，更有这种感觉。这些经历都帮助我树立了在研究中“要创新”“要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的潜意识。

博士毕业时，与同门黄鸿春、高婧聪、翟胜利一道，和答辩委员刘家和先生、王震中先生、王和先生、易宁先生、汪高鑫先生以及导师晁福林先生合影

博士期间，旁听的几门别的院系和别的学校的课程，使我获益匪浅。它们分别是：

第一，李学勤先生在清华大学开设的“甲骨学”和“金文研读”的课程。李先生讲甲骨的时候，不局限于文字，还会涉及辞例、钻凿、分期、分组、种类、缀合等。金文课则在讲金文同时，涉及青铜器、分期、器型等。内容非常系统全面。他的课所透露的知识，在某种程度上把我自己之前已有的零星的出土文献的知识连串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体系，对我的研究非常有帮助。我非常幸运地听了两学年李先生的课。

当时北京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生，甚至老师和外地的研究爱好者，都来旁听李先生的课。教室里人满为患！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出土文献、古文字与古史研究领域的青年中坚。从某种意义上讲，李先生的课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帮助我们认识了这个圈子里的很多精英。

第二，朱凤瀚先生在北京大学开设的“甲骨金文与先秦史研究专题”。朱先生的课系统性和专题性兼具，他讲课中间还会旁及工具书和考释方法的使用。这些知识对我后来研究甲骨和金文都非常有帮助。

第三，赵平安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开设的古文字课。赵先生的课专题性很强，主要讲他已经发表过的论文。有一位同学为了听课的便利，事先把赵先生的论文从网上下载下来装订成册。赵先生看到后戏称是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赵先生的文章往往打破甲骨、金文、简帛的分野，把各种古文字材料综合起来论证问题。这启发我对古文字的考察不能局限于某一种，而要作纵观的探讨。

晁先生和这几位先生的课，都透露出了自己经过反复思考、摸索后形成的方法。将它们融会贯通，对我自身的学习和研究是大有裨益的。

在晁先生的指导下，我选取了《商周时期的臣与小臣》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中间涉及很多出土文献材料。博士论文的撰写，更加真切地锻炼了我的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能力。

2009年，我有幸申请到国家留学基金委的资助，进入到美国常青藤联盟达慕思大学（Dartmouth College）访学一年，师从艾兰教授。艾兰先生在中外学术界都富有影响力。她的研究方法与我之前所接受的训练有很大的不同。她帮我在达慕思大学里联络了多门哲学、考古课，聆听之后启发很大。在访学期间，我做过两次学术报告，参观过哈佛大学博物馆、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参加过在费城召开的亚洲研究学会年会。这些经历都拓展了我的视野。艾兰先生不仅关注自身的研究，而且还关注整个学科的发展，经常组织国际学术工作坊和学术会议，研讨新公布的出土文献，推动领域研究的发展。中外学术界对此都评价很高！艾兰先生的经历也告诉我，研究者除了自己的研究，还应当做更多的事务。

2011年博士毕业后，我有幸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工作。华师大的文科学术交叉特色非常鲜明。在我所在的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先秦史、汉唐史、宋史、明清史方向的老师经常在一起开展论文研讨、硕博士论文开题和答辩活动。在整个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和史学史与史学理论教研室，常常在一起召开学术研讨会、课题申报会、新书座谈会和新老教师交流会。甚至中国语言文学、哲学和历史学系的老师也时常在一起学术交流。这对我们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华东师大历史学系的年轻同事很多，他们学术出身多元，拼搏精进。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也不敢懈怠，只能更加努力才能跟上大家的步伐。

我的出土文献、古文字与古史研究训练，就是在这些老师的教导和启发、这些单位的塑造下完成的。

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可对该领域做一番回顾与展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目前，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甲骨、金文与殷商、西周史。之前，我完成了对博士论文的修改，并以《臣、小臣与商周社会》为题于2018年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一些书影

现在，我主要致力于2018年申请到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西周时期的社会流动研究》，希望能够尽快完成。

2009-2010年，我在达慕思大学访学的时候，为艾兰先生组织的国际学术工作坊制作过《〈保训〉集释》。2016年，在德国埃朗根-纽伦堡大学访学期间，我又为艾兰先生和吕德凯先生合作组织的国际学术会议制作过《清华简（五）三篇集释》，关注的是《汤处于汤丘》、《汤在啻门》和《殷高宗问于三寿》，后发表在《清华简研究》（第三辑）（中西书局，2019年）上。我还写过一篇名为《清华简〈越公其事〉与春秋时期越国的县制》的论文，发表在《历史地理》（第三十八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上。以此为契机，我对战国竹简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我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名为《清华简〈越公其事〉与越国历史》的课题研究。

将来，我希望能把研究领域扩展到战国竹简与东周史方面。如果学有余力，我希望自己还能进行一些诸子和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3. 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包括经验或教训）？

资料，既包括原始史料，又包括前人的研究论著。搜集资料，要全面，要做到“涸泽而渔”。可以根据已经搜集到的资料中的引文，不断扩展资料的范围。在这过程中，要注意对民国学者、港澳台学者、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搜集。

搜集到前人的研究论著之后，要认真阅读，在比较中发现其中重要的几种。在对读这些重要论著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争论的问题。然后利用自己的优势，运用确凿的证据去解决他们争论的问题。如果对前人争论的地方发现得越精准，论证自己的解决方案的材料越确凿，那么文章就越好。

论文写好之后，不要急着拿去发表。可以放一段时间，再拿出来阅读，发现其中的问题并进行修改。这样几番修改之后，再拿出去发表。

4. 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我的导师晁福林先生对我影响很大。他的著作《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上博简〈诗论〉研究》（商务印书馆，2013年）、《夏商西周史丛考》（商务印书馆，2018年）等里的很多文章我都认真阅读过。晁先生的研究领域广泛，文章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另外，晁先生非常勤奋刻苦，他的身教也深刻影响到了我（具体见《臣、小臣与商周社会》的后记）。

我非常有幸地旁听了两学年李学勤先生的课。李先生的知识非常全面系统，思维活跃，记忆力惊人，他的文章短小精悍，对我影响也很大。

我在学习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之初，认真研读过刘钊先生的《古文字考释丛稿》（岳麓书社，2005年）。刘先生的文章比较关注字形，引发了我对古文字的兴趣。同时，他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也给了我很多启迪。

杨树达先生的《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年）是研究金文的必备之书。杨先生被誉为“神州训诂学第一人”，所言非虚。在此书中，他对文字基本不成问题而又陈说交织的金文，通过训诂的方法，往往解释出新意来，对我有切实的启迪作用。

2016年在德国访学

5. 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首先，要在教室或者办公室或者图书馆里（因为家里或宿舍里的杂事较多，往往会影响学习和研究，所以尽量不要在家里或宿舍里），找到一个自己可以安静而又高效看书、学习、写作的地方。

其次，将每天的时间分成早上、下午和晚上三段。没事的时候，三个时间段都要去学习。将要学习的内容，分配到特定的时间段里，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争取每天都学习一轮。

再次，找到一片甲骨或者一篇金文或者一篇简文来系统、深入地研读，从中训练适合自己的古文字研究方法。

第四，以“写作驱动学习和研究”。有些人一直认为，要等把相关的书看完了再去写作。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书是看不完的。这种看法只会使自己的写作一拖再拖，最终消耗了自己的心气。用晁福林先生的话说，要“边干边学”，即一边写作一边学习。以写作驱动看书、学习，这样有很强的针对性，效率会更高。同时，越写越会写。随着写作的增多，我们的问题意识、对文章层次的设计、遣词造句的能力、对论证逻辑性的把握能力都会增强，才会写出更好的文章来。

第五，文章写好了，要放一段时间再拿出来修改。有时，不妨向他人请教，争取把文章修改得更好。

第六，文章修改好之后，要大胆拿出去投稿。一个杂志没有投成功，不要气馁，再投另一个，直到投成功为止。

6. 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电子书对我影响非常大。它们一方面便于携带，另一方面也可以省去很多的费用。但是，运用电子书查找资料，之后一定要注意核对。

我们自己要主动去学习相关的电脑知识，从而为自己的研究、写作提供便利。

学术会议期间，与胡宁先生、王晓鹏师兄一道和宋镇豪先生合影

7.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对于学术网站上比较好的观点，在论文写作的时候需要征引，有些观点则可以忽略。

如果自己对某个问题有特别好的看法，还是需要写成系统的、论证严密的论文，然后投稿到正规的学术期刊上发表。关于投稿期刊的选择，可以根据文章的水平和自己所在学术机构的认定而定。

我们自己都有经验，写一篇好的学术论文非常不容易，需要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轻易发表在不被评价体系认同的学术网站上，后来难免会后悔的。

8. 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身体是最重要的。读本科的时候，因为年轻，精力旺盛，我经常熬夜。但是从读硕士开始，我基本不熬夜，但是会早起。我会规律性安排自己的生活，固定的时间做固定的事。我认为这样有利于健康。

学术研究是每天的事，我基本上每天都到办公室或者图书馆看书、写作。但是，家庭方面如果遇到了重要的事务，我会集中精力去处理这些事务。等事情结束之后，再回到之前看书、写作的生活。

爱运动的人往往业务能力都不差，而且运动可以舒缓压力，排解抑郁情绪，使人阳光。

我是非常热爱运动和锻炼的。读本科的时候，我曾经每天去操场（学校的操场是400米一圈）跑步，每次跑10圈，坚持了8个多月。这种锻炼，一方面锻炼了身体，另一方面也磨砺了意志。那时漫长而又艰苦的学习生活能坚持下来，也得益于良好的身体素质。本科的时候，我还经常去踢足球。

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也经常去跑步。有一次还绕操场跑了30圈。事后得意了很久！读博士阶段，由于学业任务重，我的运动量减少，结果体重上扬。有一次和同班同学一起出去春游，还拍了照片。回来后，我看到照片中的自己，身材臃肿，精神萎靡，我大吃一惊！后来通过运动，体重有所下降。

2011年到华师大工作后，我刚开始几年还去打篮球。中间受过一次比较严重的伤，有些耽误工作。后来我就改去参加一些时间好控制的个人运动。现在我主要是通过跳绳、做俯卧撑、游泳来锻炼身体。

关于休闲活动，我喜欢在假期里和家人一起自驾游。到外地旅游，可以把自己从快节奏、强竞争的生活中“拉”出来，使身心得到放松，之后可以更好地投入工作。

感谢王进锋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王先生提供。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9月26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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