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抄古文“一”、“上”、“示”部疏證二十七則^*

林清源^**

摘　要

本論文以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一”、“上”、“示”部為範圍，從中選取“一”、“元”、“天”、“上”、“帝”、“禮”、“禧”、“祿”、“祥”、“祉”、“福”、“祐”、“祗”、“禔”14字，合計27組傳抄古文字形，針對這些古文構形演變相關問題進行深度考察。

許多傳抄古文構形，乍看似乎難以理解，惟經細心考察，不難發現它們大多有理可循，有些是宋人在編纂古文字書時，將通假字、近義字誤釋為本字，有些則是古文在傳抄過程中，發生變形、訛誤、錯置等狀況，釐清這些表面亂象，當有助於正確認識傳抄古文的原貌及其學術價值。

關鍵詞：傳抄古文、《汗簡》、《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

徐在國編《傳抄古文字編》一書，係當代最具代表性的傳抄古文集大成工具書，為進一步研究傳抄古文帶來許多便利。[1]緣此之故，本論文擬以《傳抄古文字編》“一”、“上”、“示”部為範圍，從中選取“一”、“元”、“天”、“上”、“帝”、“禮”、“禧”、“祿”、“祥”、“祉”、“福”、“祐”、“祗”、“禔”14字，合計27組傳抄古文字形，深入考察這些古文構形演變相關問題。

為便利讀者核對《傳抄古文字編》原書，每個古文前面均詳列該書字形資料出處。以第1節第1個字形為例，“0001.3.3”指《傳抄古文字編》第1頁、第3行、第3個字形，“《四》5.7《老》”表示《古文四聲韻》第5卷、第7頁轉引的《古老子》。[2]另為方便敘述，有時會以“△”符表示討論中的字形組。

一、釋“一”

（一）0001.3.3《四》5.7《老》

出土古文“一”字，有時會增添“戈”旁，作（《集成》9733〈庚壺〉）、（《郭店?緇》17）、（《郭店?窮》14）、（《上博三?彭》7）等形。[3]傳抄古文从“戈”的“一”字，始見於《古文四聲韻》5.7轉錄《古老子》字。在此之前，《說文》、《三體石經》、《汗簡》所見古文均从“弋”，不从“戈”。[4]據此可以推知，《古文四聲韻》所收字形，並不侷限於《汗簡》一書，且其溢出《汗簡》之外的構形，有些確實能與出土古文相合，證明它們來源有據，並非後人憑空杜撰。

（二）0001.4.1《四》5.7《汗》

 0001.5.2《海》5.10

黃錫全曾指出，夏竦《古文四聲韻》係以郭忠恕《汗簡》為基礎，擴大收字範圍而成，該書內容與《汗簡》同者多抄錄自《汗簡》。[5]據此推論，《古文四聲韻》註明採錄自《汗簡》的字形，按理來說，《汗簡》該字條也應收錄此一字形，但比對這兩本字書同一字條所收字形，發現實際情況並非全然如此，且其成因不一而足。

以“一”字為例，無論是出土古文，或是傳抄古文，獨體“一”字皆作一道平直長橫畫之形，唯有傳抄古文△字，《古文四聲韻》5.7作、《集篆古文韻海》5.10作，呈現由左上向右下書寫的“ㄟ”形斜曲畫，構形較為特殊。《古文四聲韻》5.7註明轉錄自《汗簡》，然而《汗簡》“一”字收（0001.2.2〈汗目〉）、（0001.2.3《汗》1.3《尚》）二形，未收形。這組例證頗具啟發性，可促使我們反思《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的傳承關係。

傳抄古文“二”、“三”、“四”這三個字，均可由“一”形部件積畫而成，構形理念相通，當可互為佐證。茲以《汗簡》、《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三書為範圍，扣除假“參”為“三”，以及非積畫形的“四”字之後，將其餘“二”、“三”、“四”字的古文彙整表列如下：

表1

出土古文“三”字及其異體“弎”字左下所从“三”旁，兩周金文偶見作三道由左下向右上書寫的平行斜畫、[6]秦系簡牘偶見作三道由左上向右下書寫的平行斜畫，[7]除此之外，其餘基本上皆作三道由左向右書寫的平行橫畫。反觀傳抄古文“三”字、、、等形，其筆畫都是由右上向左下書寫，依形應隸定作“彡”，構形特徵迥異於“三”字，二者應非一字之異體。傳抄古文“三”字的“彡”形寫法，始見於《汗簡》1.3所錄奇字，郭忠恕注云：“彡，思廉切。奇字亦為三。”古音“彡”在山紐侵部，“三”在心紐侵部，彼此聲近韻同，當可互作通假。[8]奇字以“彡”為“三”，當屬音近通假關係。

“二”字、“四”字及“貳”字所从“二”旁，無論在出土古文中，或在《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傳抄古文中，皆作數道由左向右水平書寫的平行長橫畫，直到成書年代較晚的《集篆古文韻海》，才開始出現寫作平行斜曲畫、之例，這種新構形前無所承，疑為杜從古援用《汗簡》奇字以“彡”為“三”之例，自行類推改篆而成。

“一”字的構形理據，當與積畫形的“二”、“三”、“四”字相通，後三者都不是由“ㄟ”形斜曲畫組成，所以“一”字也不太可能寫作“ㄟ”形。△字的、形寫法，疑非“一”字，而是“乙”字。“乙”字，出土古文作（《合集》28195）、（《集成》1834〈耳父乙鼎〉）、（《侯馬盟書》194：12）等形，傳抄古文作（1464.6.3〈汗目〉）、（1464.6.4《汗》6.79）、（1464.7.1〈磚〉）等形，構形特徵與“一”字△形寫法一脈相承，“一”、“乙”二字，古音同屬影紐質部，當可互作通假。[9]北齊〈趙桃□造像記〉有“敬造石像ㄟ堪”一語，〔清〕王昶《金石萃編》按語云：“一堪作ㄟ堪，與他碑別。”此處“ㄟ”疑即“乙”字，“乙堪”應讀作“一龕”。[10]此例反映借“乙”為“一”的現象，至遲可上溯至南北朝時期。至於當代公文書和商業文書習慣以“乙”代“一”的現象，係因“一”字筆畫簡單，容易遭人竄改，基於防偽考量，遂改用構形較為特殊的“乙”字代替，具體情況與古代漢語借“乙”為“一”現象有別。

二、釋“元”

（一）0001.6.4《四》1.35〈雲〉

  0002.2.3《海》1.17

“元”字古文△形寫法，於正立人形腋下還有一組“八”形短斜畫，整體構形神似“亦”字，尤其《集篆古文韻海》1.17形，幾乎已與“亦”字（1026.7.4《石》23下）混同無別。《古文四聲韻》所收古文主要承襲自《汗簡》，但《古文四聲韻》“元”字△形寫法卻未見於《汗簡》，具體來源待考。

王丹推測△形應來源於吳國金文，如〈攻敔王夫差劍〉“元”字、之類形體，認為吳國金文“人作正面形且向上穿出頭頂的橫筆，若兩臂與人體分開即成形”。[11]惟《古文四聲韻》1.35△字所从人形部件作，應是取象側立人形，與、所从正立人形明顯有別，難以證明它們是一字異體關係。

周翔主張△字應是（0001.6.3《四》1.35〈雲〉）、（0002.2.4《海》1.17）之形訛，認為這是由兩個“元”旁上下堆疊而成的繁構寫法，兩個“元”旁頂端所从短橫畫若皆訛作豎畫，且下面那個“元”旁所从長橫畫若與其下方兩撇相連訛成“∩”形，全字即可訛寫作△形。[12]此說所述△字構形演變歷程太過曲折，且未提出平行例證，殆屬個人臆測之辭，欠缺說服力。

《古文四聲韻》1.35△字所从形部件，與該書所錄〈雲臺碑〉“元”字作（0002.1.1《四》1.35〈雲〉）基本相合，二者樣取象側立人形，唯有頂端贅筆寫法略有不同，前者作短豎畫，後者作小圓點，而古文字短畫與小圓點往往互作，所以△字所从形部件應可確認為“元”字異寫。《古文四聲韻》1.35轉錄《古老子》“源”字作（1141.5.3），《集篆古文韻海》1.17“源”字作（1141.7.1），這兩個例子顯然皆為“元”字，在此則是假“元”為“源”，而此二形頂端所从贅筆，《古文四聲韻》作小圓點，《集篆古文韻海》改作短豎畫，正好可以做為△字頂端所从贅筆構形演變之佐證。[13]

△字在“元”字形寫法基礎上，於人形腋下所增“八”形短斜畫，既不具表音、也不表意，當為沒有具體功能的贅件。此類增添“八”形贅件的構形繁化現象，在出土古文、傳抄古文中皆有類似例證，如包山簡“豫”字，本从“予”聲作（簡7），也可繁化作（簡163）、（簡11）；又如傳抄古文“士”字，《古文四聲韻》引《汗簡》作（0036.2.3《四》3.7《汗》），而《汗簡》另有（0036.1.3〈汗目〉）、（0036.1.4《汗》1.4）、（0036.2.1《汗》1.4《裴》）等繁構寫法。

《集篆古文韻海》1.17“元”字共收錄5個古文，其中於人形腋下增添“八”形短斜畫者，除了上述（0002.2.3）之外，另有一個作（0002.3.2），但後者在《集篆古文韻海》的三個不同抄本中構形略有歧異，分別寫作如下形體：[14]

表2

龔萬鍾本傳抄時間最早，一般而言，較能保存古文原貌。由龔萬鍾本來看，此字頂端原作一道長橫畫，用以表示人之頭部，其上又再贅加一個小圓點，構形特徵與甲金文“元”字（《合集》27894）、（《集成》5〈天尹鐘〉）等形基本相合，且中豎畫兩側同樣贅加“八”形短斜畫，與△字人形腋下所从贅件無別。據此推論，龔萬鍾本形寫法，應是△字、形寫法的變體，只不過左下角表示手形的部件，疑受右下角表示人體部件的影響，產生自體類化現象，寫成左右對稱結構，以致側立的“人”形訛寫如正立的“大”形。

古文字圓點與短畫經常互作，《訂正六書通?先韻》所錄名印“元”字古文作，[15]形腋下也有兩個小圓點贅件，構形特徵與“元”字形雷同，二者當可互證。至於《集篆古文韻海》項世英本、《宛委別藏》本此字，所从人形兩臂下垂，已與正立的“大”字無別，再搭配人形腋下的“八”形贅件，整體特徵更加趨同於“亦”字（1026.7.4《石》23下）、（1027.1.1〈陽〉）等形，極易產生混淆。

（二）0002.1.3《四》1.35《汗》

《古文四聲韻》1.35轉錄《汗簡》“元”字形，惟“元”字此形既未見於出土古文，也未見於成書年代較早的《汗簡》本身，當是夏竦所增補，具體來源待考。

王丹認為字與《訂正六書通?先韻》引《汗簡》“元”字構形相近，而吳國金文〈攻敔王夫差劍〉“元”字或作、，推測“劍銘頂部橫筆變作即成，再進一步寫訛成”。[16]惟由字構形特徵來看，實與〈攻敔王夫差劍〉“元”字存在明顯差異，且字書所載古文歷經多次傳抄，其形體大多訛變已甚，能否如王丹所述逕予復原，恐難獲得確切證實。

《古文四聲韻》1.35字的構形特徵，酷似《汗簡》“亢”字（1033.2.1〈汗目〉）、（1033.2.2《汗》4.57）等形。古音“亢”在見紐陽部，“元”在疑紐元部，見、疑旁紐，陽、元通轉，二字音近，具備通假條件。《詩?大雅?抑》第9章“言（疑元）”與“行（匣陽）”押韻，《大戴禮記?曾子立事》“言”與“揚（餘陽）”、“行（匣陽）”、“秉（幫陽）”押韻，《大戴禮記?五帝德》“言”與“明（明陽）”、“量（來陽）”、“方（幫陽）”押韻，《楚辭?九章?抽思》“亡（明陽）”與“完（匣元）”押韻，《管子?正》“變（幫元）”與“陽（餘陽）”、“明”押韻，楚國早期都城“丹（端元）陽”即今之“當（端陽）陽”，凡此皆為陽部與元部可以通轉之證。[17]筆者懷疑，本為“亢”字，曾因音近通假為“元”，《古文四聲韻》遂將之誤收於“元”字條下。

（三）0002.2.2〈三〉21《汗》

“元”字形寫法，出自《集古文韻》第3卷上聲。然而，“元”字古音僅有平聲讀法，為何會被編入上聲卷次中？再者，“元”字本義為“首”，甲金文作（《集成》5278〈狽元作父戊卣〉）、（《合集》4855）等形，特別凸顯側立人形之頭部古文為何省略最重要的頭部將之簡寫作形？這兩個疑點，迄今為止，未有學者提出說明。

根據李春桃的研究，《集古文韻》與《古文四聲韻》的關係極為密切，前者可能是由後者改作而成，也有可能與後者為同一書的不同版本。[18]《古文四聲韻》1.35將“元”字立為平聲韻目，在這種情況下，《集古文韻》沒有理由、也不太可能將“元”字移入上聲卷次中，據此逆推可知，應非“元”字。由於字構形乖戾，於傳抄古文及出土文字中皆屬異類，以致周翔甚至懷疑此字恐非古文。[19]但傳抄古文性質特殊，構形演變往往出人意外，不能單憑“構形乖戾”這個理由，就輕易推論某個字形“恐非古文”。

“元”字古文，如表3左圖所示，源出《集古文韻》第3卷“”部，且該部只有“”這個韻目，此目所列古文，除了字之外，還有兩個“儼”字分別寫作、。《說文》“嚴”字古文作（0134.7.1《說》），兩相對照即知，“”本為“嚴”字，《集古文韻》此形應是假“嚴”為“儼”。再看表3右圖，在《古文四聲韻》中，可與《集古文韻》“”部對應者，只能是第3卷上聲“广”韻。《古文四聲韻》“广”韻同樣錄有“儼”字，“广”、“儼”二字古音同在疑紐談部，該書將“儼”字列入上聲“广”韻中，可謂理據充足，據此逆推可知，《集古文韻》“”字當即“广”字之訛寫。

表3

《集古文韻》在“”部字下，註明該字轉錄自“汗文（按：即《汗簡》）”。《古文四聲韻》3.30“广”韻所錄《汗簡》“广”字作形，但《汗簡》4.51“广”字卻作（0924.7.2）形。、、三者，構形一脈相承，演變軌跡清晰可辨，由前二形推估，當為“广”字變體，不可能為“元”字。徐在國《傳抄古文字編》一書，所以會將列於“元”字條下，殆因《集古文韻》將字收在“”部“”韻下，而楷書“”、“”又都酷似“元”字，遂將誤認作“元”字異體。

王丹曾比對《古文四聲韻》、《集古文韻》古文形體，認為“二者所收古文結構差異不大，但後者所收的一些字形相對拙劣、譌變較甚，……甚至收入一些不見於前者的古文字形，如元字……等等”。其實，《集古文韻》字就是《古文四聲韻》字的訛體，並非《集古文韻》新收字形，王丹所以有此謬說，反映他同樣是將《集古文韻》“”、“”二形誤認成“元”字。[20]劉建民也曾對照《古文四聲韻》、《集古文韻》字形點畫方面的差異，其結論指出：《集古文韻》雖有可校正《古文四聲韻》之處，但是字形、字頭用字的準確程度，都遠不如《古文四聲韻》。[21]今以“广”字為例，《古文四聲韻》作，《集古文韻》作，前者尚能保存“广”字基本特徵，而後者卻已訛如“厂”字，構形確實較為失真。

筆者已於上文論證，《集古文韻》、、三形，其實同為“广”字異寫，如果鄙說得以成立，則其讀音理當相同，但《廣韻》“广”字讀作“魚掩切”，而《集古文韻》“”字卻讀作“焦捲切”，若以國語今音來讀，前者讀如“儼”，後者卻讀如“捲”，《集古文韻》切語顯然有誤，此一切語所以發生錯誤，疑因“魚”、“焦”二字形近，“掩”、“捲”二字構形也相似，書手可能一時疏忽，遂將“焦捲切”誤抄為“魚掩切”。[22]由“广”字古文形體及其切語用字來看，《集古文韻》的編纂態度與內容品質，相對於《古文四聲韻》而言，確實較為粗糙一些。

三、釋“天”

（一）0003.1.1〈碧〉

  0003.1.4《汗》1.3《尚》

  0003.4.4《四》2.2《老》

  0003.5.3《四》2.2《尚》

  0003.7.3《陰》

  0003.7.4《陰》

  0003.8.1《陰》

  0003.8.2《陰》

  0003.8.3《陰》

  0003.8.4《陰》

  0004.2.3《海》2.1

甲金文“天”字有兩類構形，一類作（《合集》36542）、（《集成》4976〈天父辛卣〉）等形，以粗圓點表示人之頭部；另一類作（《合集》14197）、（《集成》2829〈頌鼎〉）等形，將人之頭部簡化成一道長橫畫。戰國古文大多承襲第二類構形，寫作（《郭店?唐》4）、（《集成》11758〈中山侯鉞〉）等形，有時還會進一步訛變，將表示軀幹的部件裂解成上下兩截，寫作（《上博二?子》8）、（《郭店?老甲》23）等形。

有些傳抄古文“天”字，作（0003.3.3《四》2.2〈雲〉）、（0003.2.1《汗》1.3〈華〉）等形，裂解態勢益發明顯，上半類似“丌”形，下半訛如“几”形。裂解後的“天”字，下半“几”形疑受上半“丌”形影響，出現自體類化效應，跟著寫作“丌”形，以致整個字猶如兩個“丌”旁上下堆疊而成，依形可隸定作“??”。[23]

漢代以降，“天”字俗體也常作“??”形，例如《隸辨?先韻》引東漢〈無極山碑〉作，《千甓亭古磚圖釋》所錄吳〈天紀磚〉作、、等形。[24]惟因出土古文“天”字未見作“??”形之例，筆者懷疑傳抄古文“天”字△形，很可能源自漢代以降“天”字俗體“??”形，傳抄者根據俗體“??”形，自行改隸作篆，創造出古文△形寫法。

（二）0003.1.2〈碧〉

  0003.2.3《汗》3.34〈碧〉

  0003.5.2《四》2.2《老》

  0003.6.2《四》2.2〈碧〉

  0004.1.3《海》2.1

  0004.1.4《海》2.1

殷商時期的“天”字，常以勾廓方式表示人體頭部，作（《合集》36542）、（《合集》19050）、（《集成》7325〈天爵〉）等形。惟自西周晚期以降，“天”字表示人體頭部的部件，幾乎已全面簡化作“”，或於“”形之上再增添贅筆作“”。

所謂傳抄古文，係指漢代以降歷代傳抄的先秦文字，而且主要指戰國文字。[25]傳抄古文“天”字△形寫法，主要出自〈碧落碑〉與《古老子》，其頂端表示人體頭部的部件作“☉”，迥異於出土戰國古文通行寫法，而與殷商至西周中期寫法基本相合，只不過在頭部圈形部件中間贅加一個小圓點。

本組例證可有兩種不同解讀：其一，已見著錄的戰國文字資料不夠完整，有些保存在傳抄古文中的構形，未必皆能於出土古文找到對應字形；其二，傳抄古文來源複雜，可能有少數例子還保存僅見於殷商、西周的早期構形。基於漢字構形一脈相承的觀點，筆者傾向採用前一種詮釋，藉以避免漢字構形傳承出現長時段空缺的問題。

（三）0003.1.3〈碧〉

  0003.2.2《汗》1.5〈碧〉

  0003.5.1《四》2.2《老》

  0003.6.1《四》2.2〈碧〉

“天”字古文△形寫法，乍看疑似上从艸、下从曳，但鄭珍《汗簡箋正》認為“从艸从曳為天，絕無意義”，進而推測△形“蓋用‘忝’字草書為篆”而成。[26]但草書“忝”字作（晉索靖《月儀帖》），與△字構形迥殊，二者毫無關聯。對此，于省吾提出不同看法，認為“天字作即?字，喻母，古讀喻母如定母，之字如栧亦作枻。古讀世如大，故世子亦作大子。天、?並舌頭音，乃雙聲假借字也”，[27]學者多從于說，筆者見聞所及，僅有李綉玲、李春桃曾表示存疑。[28]

李春桃指出，“曳”為月部字，“天”為真部字，古音並不相近，假“?”為“天”之說可疑。[29]古音月、真二部，主要元音和韻尾都不相同，彼此甚少相通，李春桃的質疑確實有其道理。李綉玲懷疑△字可能是“天”字、、等形的訛寫，並推測△字“兩手臂訛作爪形，上部的‘艸’形有可能為繁加的贅旁，亦有可能由表示人頭頂之短橫訛變而來”。[30]惟檢視古文字資料，李文上引論點全都缺乏可靠例證支撐，其結論恐難成立。

有鑑於現行諸說各有疑點，筆者擬另提一項新假設：△字有可能是“??”字異體，“??”字从艸、先聲，本義為草名，當可通讀為“天”。傳抄古文“先”字作（0857.1.3〈碧〉）、（0857.2.4《汗》5.67）、（0857.3.1《四》2.2《老》）、（0857.4.4《四》2.2〈碧〉）、（0857.6.2《海》2.1）、（0857.6.3《海》2.1）等形，這些“先”字的構形，均與△字下半所从頗為相似，二者當有形近訛混的可能。以〈碧落碑〉字為例，上半部筆畫倘若左右斷裂，即有可能訛如△字所从的“??”形部件，而與△字整體構形頗為相似。更值得注意的是，“天”字隸定古文或作（0003.6.4《四》2.2《崔》），《玉篇?一部》又進一步將之隸寫作“??”，此二者也與“先”字構形相仿，反映“先”、“天”二字構形當有一定程度的內在關聯。

古音“先”在心紐文部，“天”在透紐真部，聲韻關係不算疏遠，當有互作通假的可能。例如，“褫”古音在透紐支部，而其聲符“虒”在心紐支部；“綏”古音在心紐微部，而其聲符“妥”在透紐歌部，此皆透紐與心紐諧聲之證。又如，《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31]韻腳“天”在透紐真部，“侁”在山紐文部，此為真、文二部合韻之證。《呂氏春秋?本味》“有侁氏”，高誘注：“侁，讀曰莘。”[32]而“侁”在山紐文部，“莘”在山紐真部，此為真部與文部通假之證。上列種種跡證顯示，“先”聲與“天”聲當可互作通假。

“天”字古文△形寫法，乍看之下，酷似从艸、从曳的合體字。傳抄古文未見獨體“曳”字，所幸《集篆古文韻海》還保存若干从“曳”得聲之字，例如“?”或作（0689.5.1《海》4.17）、“呭”或从“曳”聲作（0112.8.1《海》4.17）、“抴”或从“曳”聲作（1219.8.1《海》4.17）等等，所从“曳”旁皆作形，與“先”字古文、、、等形相似。再者，《廣韻?先韻》：“天，??、?並古文。”《玉篇?一部》：“天，??、??並古文。”《玉篇?艸部》：“?，古文天字。”引《廣韻》“?”字與《玉篇》“??”字，於其所屬辭書敘述脈絡大致相當，均與“??”字並列為“天”字古文。根據上述資料綜合研判，傳抄古文△字疑為“??”字異體，而所謂“?”字較有可能是“??”字古文訛體的隸古定寫法。“先”、“天”二字古音相近，是以△字可以通讀為“天”。

（四）0003.2.4《汗》3.40〈華〉

  0003.3.1《汗》3.40《義》

  0003.3.2《四》2.2〈華〉

  0003.4.3《四》2.2〈雲〉

  0003.6.3《四》2.2《義》

  0004.2.2《海》2.1

〈華嶽碑〉、《義雲章》、〈雲臺碑〉△字，依形應隸定作“”，為“天”字繁文。增添“宀”形贅件的現象，在出土古文中並不罕見，如“中”字或作（《包山》2.71）、“集”字或作（《包山》2.10）等等。[33]此類贅加“宀”形部件的繁化現象，在傳抄古文中也很常見，如“福”字或作（0009.3.4《海》5.2）、“禋”字或作（0011.3.1《說》籀）、“介”字或作（0091.7.1《四》4.16《老》）等等。

古文字所見“”字，集中出現於戰國晉系文字資料，作（〈行氣玉銘〉）、（《陶彙》6.111）、（《璽彙》5339）、（《璽彙》5342）等形。[34]“天”字古文△形寫法，只與戰國晉系文字相合，此一現象當有助於探討〈華嶽碑〉、《義雲章》、〈雲臺碑〉的古文來源。

（五）0003.4.1《四》2.2《汗》

商周時期甲金文，“天”字作（《合集》36557）、（《合集》41758）、（《集成》4976〈天父辛卣〉）、（《集成》2836〈大克鼎〉）等形，“大”字作（《合集》22421）、（《集成》11392〈大兄日乙戈〉）、（《集成》4317〈?簋〉）等形，此二字皆取象於人正面站立之形，主要差別在於“天”字特別突顯人的頭部，而“大”字則未強調頭部特徵。

《古文四聲韻》2.2“天”字形寫法，未特別突顯人的頭部，整體特徵比較像是“大”字。王丹即主張字應改釋為“大”，並引用于省吾〈釋从天从大从人的一些古文字〉之說，認為“早期或較為早期的天、大、人三種形體，因為都起著表示人形的作用，所以有時在偏旁中互作無別”，進而據此推論“戰國時期天、大也有相通的情況”，如包山簡213的“大水”即為“天水”。[35]惟于省吾所說天、大、人三者“互作無別”的現象，當專指“偏旁”而言，並未包括獨體字在內。獨體的“天”、“大”二字，古文字區別嚴明，前者特意突顯人的頭部，後者則否。至於包山簡213“大水”一詞，學者考釋意見甚為分歧，此詞具體所指意涵，除了“天水”說之外，還有“長江”、“大川”、“大江之神”、“星名”、“淮水”、“洪水”、“陽侯之流的神靈”、“掌管地上的江、河、湖、海眾水域之神”、“海神”等多種異說，迄今仍無定論。[36]退一步設想，即令“大水”確實特指《史記?封禪書》的“天水”，也可理解為詞義引申的結果，無法證明必然是“戰國時期天、大也有相通的情況”。

李綉玲認為字轉抄自《汗簡》，而今本《汗簡》“天”字卻未見此形，且“大”字古作、，與傳抄古文“大”字、等形相合，證明應是“大”字，《古文四聲韻》將之歸入“天”字條，係因形近而誤置。[37]“形近誤置”之說，確實有其合理性。除了此說之外，“天”字寫如“大”形的現象，應當也有可能是“訛寫同形”所致。“天”、“大”二字均象正立人形，差別僅在是否突顯人之頭部，當“天”字頭部未特別加以突顯，寫如（0004.1.2《海》2.1）、（《訂正六書通?先韻》引〈師秦宮鼎〉）等形，就有可能跟甲金文“大”字（《合集》21022）、（《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NA1439〈亢鼎〉）等形產生混淆。

（六）0003.7.2《四》2.2《崔》

《古文四聲韻》“天”字隸定古文，應是由“天”字篆體古文（0003.1.1〈碧〉）之類形體寫訛而成，後者上半所从“丌”形部件，前者所以將之隸定作“下”，疑與傳抄古文“下”字或作（0006.6.3《四》3.22《石》），近於“丌”有關。

（七）0004.1.1《海》2.1

《集篆古文韻海》“天”字形為鳥蟲書，其構形可與《訂正六書通?先韻》“天”字所錄下列三個字形參照：

《訂正六書通?先韻》注云：“三俱秦璽‘天’，傳寫或異。”根據林聖峯的研究，字可上溯至《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16著錄的一方秦璽，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38]此璽有兩個摹本，其一為向巨源傳本，另一為蔡仲平傳本，二者所摹“天”字依序作如下形體：

周翔認為此璽鳥蟲書色彩明顯，與秦文字風格迥異，當非秦璽，疑為楚系某國璽文。[39]其實，宋趙彥衛早已指出此璽恐非秦物，而是後人仿照古代鳥蟲書偽刻而成，其觀點獲得容庚支持。[40]總之，這方秦璽及其所衍生的傳抄古文，其實全都出於後人偽造。

（八）0004.2.1《海》2.1

《集篆古文韻海》“天”字形，作三道由左上往右下傾斜的平行曲畫，此形疑源自戰國竹書（《上博?孔》7）、（《上博?彭》2）、（《上博?子》9）之類具有筆畫平直傾向的寫法。《訂正六書通?先韻》引《六書統》“天”字或作，訛作三道平行的倒U形曲畫，此形疑源自戰國竹書（《郭店?唐》26）、（《上博?柬》14）、（《上博?容》35）之類具有筆畫彎曲傾向的寫法。“天”字、二形，其筆畫演變趨向雖異，前者變直，後者變曲，但它們同樣朝著解散篆體的方向發展，而且組字部件均有自體類化的傾向，最後都變作三個同形部件平行疊置之形，構形特徵仍有異曲同工之處，當可相互參照。

此外，“气”字古文作（0035.4.1〈汗目〉）、（0035.4.2《汗》1.4《說》）、（0035.5.1《海》4.9）、（0035.5.3《海》5.13）等形，雖與“天”字形寫法頗為相似，但詳加分辨即知，二者構形特徵仍有細微差別。

四、釋“上”

0005.1.1《海》4.40

《集篆古文韻海》“上”字形寫法，林聖峯認為“有連筆現象，中豎末端直接右彎為下橫”。[41]這種“上”字的中豎畫，故作屈曲盤結狀，其位置明顯往左偏移，且末端與底部長橫畫左端相接，乍看宛如中豎畫直接右彎，而與下橫畫連成一筆，構成類似“己”形的部件。茲將相關字形臚列如下：

（〈繹山碑〉）

（《集成》12108〈新郪虎符〉）

（《漢印徵》1.1.2.3）

（《官印》0015）

（〈上林鼎〉）

（《漢印徵》1.1.2.4）

（〈上林農官瓦當〉）

（〈上林銅鑒〉）

（〈上林銅鑒〉）

（《訂正六書通》引〈鴈足燈〉）

以上例字的構形特徵，與傳抄古文字基本相合，尤其漢代〈上林銅鑒〉、〈鴈足燈〉的寫法，更與字完全契合。這類連筆寫法的“上”字，始見於漢代文字，此一現象反映，《集篆古文韻海》所錄古文應有源自漢代文字者，並非全都直接抄錄自戰國古文。

五、釋“帝”

0005.7.1《海》4.14

出土古文“帝”字，多作（《合集》900正）、（《集成》2743〈仲師父鼎〉）等形，未見作之例。相對而言，《集篆古文韻海》4.14字，其構形與傳抄古文“上”字（0004.6.3《汗》1.3〈庶〉）、（0004.7.1《四》3.24《老》）、（0004.8.4《海》3.30）等形完全契合，足以證明字當改釋為“上”。

《集篆古文韻海》4.14“帝”字條，將、、置於同一豎行，一併釋為“帝”字，惟由構形研判，當為“上”字誤置。《集篆古文韻海》字，疑轉錄自《汗簡》，因《汗簡》將“帝”、“上”二字列於同一豎行，彼此位置相鄰，中間僅隔一個“下”字，估計是書手抄錄時看走了眼，誤將字一併抄錄於“帝”字條下。

表4

六、釋“禮”

（一）0007.8.1《四》3.12《孝》

  0007.8.4《海》3.12

《說文?示部》“禮”字古文，何琳儀分析作从示、乙聲。[42]古音“禮”在來紐脂部，“乙”在影紐質部。來、影二紐時有互動，如“彎”在影紐元部，而其所从聲符“?”在來紐元部，此為諧聲偏旁之例；“傴”、“僂”同源，皆有“彎腰”、“駝背”之意，而“傴”在影紐侯部，“僂”在來紐侯部，此為同源詞之例。[43]脂、質二部對轉，來、影二紐也不疏遠，所以“禮”當可从“乙”得聲。

傳抄古文△字，右半所从“”當可斷定為“乙”旁，而左半所从“示”旁構形則可容許兩種不同詮釋：其一，“示”旁作“”形，頂端只有一道橫畫，寫法同《說文》“示”字古文，且其頂端所从橫畫與“乙”旁左半截連成一筆；其二，“示”旁原作“”形，頂端本無橫畫，《古文四聲韻》4.16“祭”字作，《古文四聲韻》1.21引王存乂《切韻》“祀”字作，所从“示”旁頂端皆無橫畫，可供參照。由於“示”旁作“”形甚為罕見，是以筆者傾向採用前一種詮釋。〈九里墩鼓座〉“禮”字作，與傳抄古文△字同構，可供參照。

（二）0007.7.2《四》3.12《老》

  0008.1.1《海》3.12

  0008.1.2《海》3.12

在漢字意符系統中，表示鬼神祭祀之事多从“示”，表示禍祟死亡之事多从“歺”，這兩個偏旁字義遠隔，彼此甚少互作，但在“禮”、“禍”、“殃”三字的傳抄古文中卻可互作。

从示、豊聲的“禮”字，始見於戰國秦系文字，作（〈十鐘〉）、（《集粹》）等形。傳抄古文“禮”字，多數从“示”作（0007.7.3《四》3.12《老》）、（0007.6.3《汗》1.3《尚》）等形，前者上承《說文》篆文，後者源自《說文》古文。也有少數“禮”字从“歺”作△，惟此形僅見於《古文四聲韻》與《集篆古文韻海》，出土古文與成書年代較早的《汗簡》均未發現。

出土古文“禍”字，全都从“示”表意。傳抄古文“禍”字，在成書年代較早的《汗簡》、《古文四聲韻》中，大多从“歺”作（0017.3.1《汗》2.20《林》）、（0017.3.2《汗》2.20）、（0017.3.4《四》3.21《老》）、（0017.5.2《三》15《老》）等形，也有一例从“旡”作（0017.3.3《汗》4.47《莊》），卻未曾發現从“示”之例。在年代稍晚的《三體陰符經》、《集篆古文韻海》中，既有从“歺”作（0017.5.4《海》3.27）、（0017.6.1《海》3.27），也有从“旡”作（0017.6.3《海》3.27）、（0017.6.4《海》3.27），比較值得留意的是，還有从“示”作（0017.5.3《陰》）、（0017.6.2《海》3.27）、（0017.7.1《海》3.27）之例。

“示”、“歺”二旁互作的現象還見於“殃”字，如《玉篇?示部》：“?，古文殃。”《集韻?陽韻》也以“?”為“殃”字或體，東漢〈從事馮君碑〉“殃”字从“示”作。《古文四聲韻》3.21引崔希裕《纂古》“禍”字條，居然還收錄从“示”旁的隸定古文“殃”字，此例以“殃”為“禍”，當因“義近而誤置”，也有學者詮釋作“同義換讀”或“義近換用”。[44]

關於“禮”字△形“示”、“歺”二旁互作的現象，林聖峯曾列舉三種可能詮釋：其一，“示”、“歺”二旁互作，可視為義近替換；其二，“禮”字△形寫法，疑受“禍”字或體从“歺”影響所致；其三，高佑仁認為“禮”有吉禮、凶禮之分，从“歺”應與凶禮有關，△若為“凶禮”之專字，則其記詞功能與“禮”字不完全相同，《古文四聲韻》以△為“禮”，可能是採錄近義字。[45]

“示”、“歺”二旁，分別取象不同事物，字義自然有別，表示鬼神祭祀之事多从“示”，表示禍祟死亡之事多从“歺”，惟因鬼神也有降禍能力，所以“禍”、“殃”二字雖表禍祟死亡之事，而其意符也可改从“示”旁。同理類推，祭禮服事對象，既然涵蓋鬼、神，則“禮”字應當也可从“歺”旁表意，“禮”與“（）”當為一字異體關係，“（）”未必是為“凶禮”而造的分化專字。

七、釋“禧”

0008.2.1《海》1.8

《集篆古文韻海》“禧”字形，乍看似乎上从米、下从豆。此字又見於《集成》5431〈高卣〉作，卣銘云：“辰才（在）庚申，王酓（飲）西宮，咸釐，尹易（賜）臣，隹（唯）小僰揚尹休，高對乍（作）父丙寶（尊）彝，尹其亙萬年受氒（厥）永魯，亡競才（在）服，?長??（疑）其子子孫孫寶用。”高卣〉又著錄於《博古》11.18、《薛氏》106.3等書，舊稱為“尹卣”，惟據器從主名原則，宜改名為“高卣”。此器銘文字，在《訂正六書通?支韻》“禧”字轉錄〈尹卣〉銘文中作，由資料出處與構形特徵研判，它們與傳抄古文字顯然是同一個字。

〈高卣〉銘文字，《博古》11.18釋作“禧”，《薛氏》106.3釋作“熹”“禧”字从示、喜聲，《說文》篆文作，漢印作、（《漢印文字徵》1.2），所从“喜”旁構形均與字迥異，兩相比對可知，絕非“喜”、“禧”、“熹”等字。

〈高卣〉銘文字，《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都釋作“烝”。[46]《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改隸作“”，讀作“蒸”。[47]甲金文“烝”字或作（《合集》38690）、（《花東》039）、（《集成》2837〈大盂鼎〉）、（《集成》4208〈段簋〉）等形，黃雅雯也據此主張〈高卣〉銘文字與傳抄古文字皆應改釋為“烝”。[48]

惟由上引甲金文諸例來看，字基本形體多从米、从豆、从廾，會雙手奉豆進獻穀物之意，當逕釋為“登”。[49]“登”聲、“丞”聲古音相近，在先秦文獻中，“登”常通讀為“烝”或“蒸”。[50]《集篆古文韻海》1.8字，杜從古將之列於“禧”字條下，應是承襲自《重修宣和博古圖》釋文，今依其構形研判，當改釋為“登”。

八、釋“祿”

  0008.4.1《汗》5.66《義》

  0008.4.2《四》5.3《孝》

  0008.5.1《海》5.2

“彔”字甲骨文作（《合集》137正）、（《花東》286）等形，金文作（《集成》4140〈大保簋〉）、（《集成》3702〈彔簋〉）等形，構形一脈相承。戰國文字訛變較為激烈，不同區域有不同構形，楚系多作（《上博一?孔》11）、（《上博二?容》32）等形，秦系多作（《考古與文物》2000.1“祿”字）、（《集證》182.717“祿”字）等形。

傳抄古文“祿”字△形寫法，其構形與戰國楚簡“彔”字基本相合，應從黃錫全之說，釋為“彔”字訛體，只不過△字又進一步寫訛，乍看有些像是上从雨、下从女。[51]“彔”當通讀為“祿”，如〈頌鼎〉“通彔永命”之“彔”即讀為“祿”，傳抄古文△字應當也是假“彔”為“祿”。

九、釋“祥”

  0008.7.2《四》2.13《老》

  0008.7.3《四》2.13《老》

  0008.7.4《海》2.12

傳抄古文△字，為《古文四聲韻》新增字形，既未見於出土古文，也未見於年代較早的《說文》、《汗簡》、《三體石經》等文獻，來源待考。[52]△字豎畫右側“”形部件，王丹判定為飾筆，並舉吉語璽“千羊（祥）”（《璽彙》4461）的“羊”作為例，認為璽文“羊”字左下角加了同樣的飾筆。[53]徐在國看法大致相同，但語氣稍有保留，認為該部件“似是飾筆”。[54]李春桃也支持飾筆說，認為△字當逕釋為“羊”，古文應是假“羊”為“祥”。[55]徐海東推測△字所以贅加“”，其原因可能是仿照“馬”字《說文》籀文、古文變化而成。[56]周翔認為“”當為“示”旁之訛，將“示”旁下部三撇橫置即成“”形。[57]周翔“三撇橫置”之說，純屬虛擬狀況，不必費詞辯駁。至於前四家都將△字釋為“羊”，將“”理解為贅加部件，則須深入檢討。

前引徐海東之說，以“馬”字為例，類推“羊”字亦得贅加“”形部件，惟“馬”字所从“”其實是馬鬃之形，為該字原本應有構件，而“羊”字所从“”，若依徐說，則是可有可無的贅加部件，二者情況迥異，不能互為佐證。

若要證明△字所从“”為贅加部件，其實另有更加合適的例證。例如“工”字，《說文》篆文作、古文贅加“”作，影響所及，傳抄古文从“工”諸字大多贅加“”形部件，如“左”字或作（0466.8.2《汗》2.22）、“巩”字或作（0281.6.1《四》4.4《義》）。再如从“木”諸字，“木”旁往往也贅加“”，如“制”字或作（0428.7.1《說》）、“朱”字或作（0563.5.3《汗》6.81〈庶〉）、“味”字或作（0105.7.2《四》4.8《老》）等等。

若△字所从“”為贅加部件，則△字當為“羊”字繁構。但相對於前述从“工”旁、“木”旁諸字集體贅加“”形部件的現象，傳抄古文从“羊”旁諸字並未出現集體贅加“”的情況，由此反思，△字所从“”是否為贅加性質，難免令人起疑，影響所及，△能否逕釋為“羊”字繁體，也就存有爭辯空間。

△字所从“”形部件，也有可能為“水”旁變體，例如傳抄古文“洋”字或作（1091.1.1《汗》4.48《尚》）、（1091.1.2《四2.13《尚》）、（1091.1.3《海》2.12）等形，所从“水”旁即作“”形。△字與“洋”字構形特徵基本相合，僅右半所从形體有“”或“”之不同，而這兩個部件在傳抄古文中又經常互作，如“彩”字有（0888.7.4《四》3.13《義》）、（0888.7.2《汗》3.30）二形，“彣”字有（0889.5.1〈汗目〉）、（0889.5.3《汗》4.48《說》）二形，“彰”字也有（0887.8.1〈陽〉）、（0887.8.2《四》2.14《老》）二形。“水”旁若可作“”形，則△即有可能為“洋”字或體。

如上所述，從構形演變角度來看，△既有可能為“羊”字繁體，也有可能是“洋”字或體。但《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所錄古文，常據《集韻》、《廣韻》等書所收或體改隸作篆而成，△字依形應隸定作“羏”，而“羏”字又見於《集韻?陽韻》，注云：“羏，美善也。通作洋。”由“通作洋”一語逆推可知，“羏”不能理解為“洋”字異體，只能認定為“羊”字繁構。傳抄字書將△列於“祥”字條下，應屬先秦古書習見的假“羊”為“祥”用法。

十、釋“祉”

0008.8.4《海》3.7

《傳抄古文字編》“祉”字條所收5個古文字形，可依其結構區分成兩組：第一組主要出自〈碧落碑〉，作（0008.8.1〈碧〉）、（0008.8.2《四》3.8〈碧〉）、（0008.8.3《三》5〈碧〉）、（0009.1.1《海》3.7）等形，此體依形應隸定作“”，分析成从宀、止聲；第二組僅見於傳抄時代較晚的《集篆古文韻海》作“”（0008.8.4《海》3.7），此體資料出處不詳，依形應隸定作“”，疑因“（止）”、“（亡）”二旁形近，遂將“”訛抄成“”。[58]

甲骨文已有“”字，作（《合集》5190）、（《合集》16181反）等形。黃錫全指出：甲骨文“”字，舊多以為《說文》所無字，但因“宀”象宮室房屋之形，可指宗廟祭祀求福之地，如“宗”字《說文》訓作“尊祖廟也”，[59]而“示”指神示，二者詞義相近，且古文字从“示”之字又常增从“宀”旁，如“福”或作（《集成》86〈邾太宰鐘〉），所以“”當是“祉”之古體或別體。[60]上引黃錫全說法流通頗廣，學者多據此將傳抄古文“”字釋為“祉”之異體。[61]但“宗”字所以有“尊祖廟”之意，主要來自“示”旁的神主義，“宀”旁並無特指宗廟祭祀求福之地的用法，且“示”、“宀”二旁詞義不近，二者也從未互作，“”恐非“祉”字古體或別體。相對而言，李宗焜《甲骨文字編》、劉釗主編《新甲骨文編（增訂本）》二書，都將甲骨文“”視為《說文》所無字，態度較為謹慎可取。[62]

“”、“祉”二字同从“止”聲，理當可以通假。筆者認為，字應隸釋作“”，於〈碧落碑〉則是假“”為“祉”。

十一、釋“福”

（一）0009.2.2《四》4.3《老》

《古文四聲韻》轉錄《古老子》“福”字作，而《說文》“祺”字小篆作，二者同樣左从示、右从其，依形均應隸定作“祺”。比較需要思考的是，《古文四聲韻》為何將“祺”字列於“福”字條下？對此，國一姝判定為“誤釋”，[63]王丹詮釋作“同義換讀”，[64]李春桃則是理解成“義近換用”。[65]

“祺”、“福”二字，構形迥異，讀音也相去甚遠，誤書、誤釋、通假的可能性都偏低。上引王丹論文曾指出，《詩?大雅?行葦》“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漢書?禮樂志》“惟春之祺”，顏師古注引如淳曰：“祺，福也。”[66]無論是“祺”、“福”對舉，或是以“福”釋“祺”，均反映“祺”、“福”二字詞義密切相關。

上引李春桃書，曾彙集31組傳抄古文“義近換用”例證。[67]傳抄古文“義近換用”現象，主要源自戰國古書版本異文常見的“同義換用”、“義近換用”現象。吳辛丑曾歸納出土簡帛與傳世典籍互為異文的類型，發現簡帛典籍異文存在大量“同義換用”例證。[68]《古文四聲韻》4.3字，依形應隸釋作“祺”，《古老子》所見以“祺”為“福”的現象，應是先秦典籍版本異文“同義換用”習慣的孑遺。

（二）0009.2.3《四》5.3《崔》

  0009.2.4《四》5.3《崔》

《古文四聲韻》“福”字△形，左半所从“爪”形部件，其實是“示”旁古文訛體的隸古定寫法。“示”旁訛如“爪”旁的現象，在宋人傳抄的古文中並不罕見，且主要見於《古文四聲韻》的隸定古文，如該書“祖”字或作（0012.8.4《四》3.11籀）、“神”字或作（0010.4.4《四》1.31《崔》）、“社”字或作（0016.6.4《四》3.22籀）、“視”字或作（0859.2.2《四》4.5《崔》）等等。

傳抄古文“示”旁訛如“爪”旁的現象，也被保存在後世以楷書為主體的辭書中，例如《龍龕手鑑?爪部》：“??，音祖。”《字彙補?爪部》：“??，音義與祖同。”《字彙補?爪部》：“??，音義與祖同。”《龍龕手鑑?爪部》：“??，古文礼字。”《龍龕手鑑?爪部》：“??，音福。”《字彙補?爪部》：“??，音義與福同。”《龍龕手鑑?爪部》：“??，音神。”前引“??”、“??”、“??”、“??”、“??”等字，《龍龕手鑑》、《字彙補》都歸入“爪”部，註明該字“音某”、“音義與某同”，此一現象反映，《龍龕手鑑》、《字彙補》的編者是由音近通假的觀點，詮釋那些隸定古文與“祖”、“禮”、“福”、“神”等字的關係，不知它們其實是篆書古文訛體的隸古定寫法。

（三）0009.4.3《海》5.33

上列“福”字△形寫法，出自《宛委別藏》本《集篆古文韻海》。但《集篆古文韻海》現存三個抄本，各本△字的篆體寫法及其釋文略有出入，為方便比對，茲將相關資訊彙整如下表：

表5

龔萬鍾本△字，左从禾、右从畐，釋文作“稫”。項世英本△字，古文依舊左从禾、右从畐，但釋文寫得比較像是从示、畐聲的“福”字。《宛委別藏》本△字，釋文同項世英本寫作“福”，但古文卻比較像是从木、畐聲的“楅”字。《傳抄古文字編》所以將字列入“福”字條下，係因該書所錄《集篆古文韻海》是採用《宛委別藏》本的緣故。[69]

同一本書三個不同抄本的同一個字，古文字形及其釋文為何互有歧異，此一現象必須給予合理詮釋。丁治民《集篆古文韻海校錄》曾據《集韻》和古文篆體，主張△當為“稫”字。[70]但根據《集韻》收字情況，頂多只能證明宋代已有“稫”字，必須對照△字三個抄本古文篆體之異同，方能推導出△當為“稫”字的結論。對此，筆者認為，龔萬鍾本傳抄年代最早，且其釋文也能與古文構形契合，情況最單純，可信度最高，據此研判，△字古文及其釋文原本均應為“稫”字。這三個版本的“稫”字古文，“禾”旁依序作、、形，表示禾穗的斜畫逐漸縮短，到了傳抄年代最晚的《宛委別藏》本，所从“禾”旁已與“木”旁混同，難以清楚分辨。

在隸楷階段，“禾”、“示”二旁形體相近，經常訛混互作，既有“禾”旁訛如“示”旁者，如“私”或作（唐〈劉慎墓誌〉）、“秦”或作（唐〈張延賞殘碑〉）、“秣”或作（北魏〈元暐墓誌〉）、“秩”或作（隋〈豆盧實墓誌〉）等等；也有“示”旁訛如“禾”旁者，如“祇”或作（北魏〈元顥墓誌〉）、“祖”或作（隋〈郭休墓誌〉）、“神”或作（北周〈馬龜墓誌〉）、“祗”或作（東漢〈孔宙碑〉）、“祥”或作（北魏〈長孫瑱墓誌〉）等等。項世英本、《宛委別藏》本△字的釋文，疑因受到隸楷文字“禾”、“示”二旁訛混互作的影響，以致將龔萬鍾本“稫”字訛抄成“福”字。此類將“示”旁訛成“禾”旁的情況，在《集篆古文韻海》一書中不乏其例，如“禡”或作（0016.3.2《海》4.37）、“蒜”或作（0065.1.1《海》4.29），皆可參照。

如上所述，從《集篆古文韻海》各版本的古文構形及其釋文來看，固然可確認△原本應是“稫”字，但在宋人編纂的《廣韻》、《集韻》、《玉篇》等辭書中，“稫”字均擁有兩種不同音義，如《類篇?禾部》云：“稫，拍逼切。稫稄，禾密皃。又筆力切。蹂禾下葉。”“稫”字這兩種音義，均未見於《說文》記載，也未見於其他先秦、兩漢文獻使用。[71]據此研判，“稫”字疑非戰國古文，而是漢代以降新造之字。如果這個推論得以成立，基於隸楷文字“禾”、“示”二旁經常訛混互作的考慮，戰國古文△字，極有可能本為示部的“福”字，惟經過歷代傳抄刊刻，古文構形及其釋文逐漸訛誤，到了明代龔萬鍾本據以傳抄的《集篆古文韻海》底本，該字釋文可能已經訛如禾部的“稫”字，傳抄者根據已經訛誤成“稫”的釋文，自行改隸作篆，從而杜撰出古文篆體形寫法。

十二、釋“祐”

0009.5.1《汗》5.65

0009.5.2《海》4.45

《汗簡》“祐”字△形，依形應隸定作“??”，分析作从門、右聲。《汗簡》“祐”字為何寫作△形，鄭珍注云：“按字从門，於保佑無義，當別一文，借作祐字。”[72]李春桃也贊成借“??”為“祐”之說。[73]“??”、“祐”二字同从“右”聲，理當可以通假，但筆者認為它們也有可能是異體字關係。

“示”、“門”二旁詞義迥殊，當作意符不太可能通用，惟由“義異別構”觀點來看，它們還是有可能出現互作情況。[74]例如，《說文?示部》以“祊”為“??”之或體，並將這組異體字同訓為“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而《禮記?禮器》：“設祭于堂，為祊乎外。”鄭玄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爾雅?釋宮》：“閍謂之門。”陸德明《釋文》：“閍，《說文》作??，云‘或作祊’，門內祭先祖所徬徨也。”據此可知，“閍”、“祊”、“??”當為一字之異體，前者从“門”表示祭祀之場所，後二者从“示”表示祭祀之行為，不同的意符分別反映不同的造字觀點，此即所謂的“義異別構”現象。《玉篇?門部》：“??，古文祐。”玄應《一切經音義》：“??，祐助，古文、佑二形同。”“??”、“??”、“祐”三字，基本聲符同从“又”聲，“示”、“門”二旁又可因義異別構而互作，所以這三個字形有可能為同一個字之異體。

《集篆古文韻海》另有兩個“閎”字，一在耕韻作形（1179.4.1《海》2.17），另一在登韻作形（1179.4.2《海》2.21），前者聲符比較像是“厷”旁，後者聲符應是“右”旁，今由它們所在韻目研判，二者均應从“厷”得聲，其實是一字異體的關係，字所从聲符“右”應是“厷”旁寫訛的結果，與“祐”字△形應屬異字同形關係。

十三、釋“祗”

0009.7.1《石》22上

0009.7.3《四》1.17《乂》

傳抄古文“祗”字△形，屢見於兩周金文，作（《集成》4293〈六年召伯虎簋〉）、（《集成》10175〈史墻盤〉）等形，也見於戰國楚簡，作（《郭店?老乙》12）、（《清華伍?三壽》14）等形，此字在出土文獻中多用來表示“祗敬”之“祗”。郭沫若認為此字取象兩缶相抵之形，或兩缶墊之以它物之形，當為“抵”或“底”的本字。[75]郭說若能成立，則古文△字疑是假“抵”（或“底”）為“祗”。

《古文四聲韻》“脂”字作，李春桃認為此形本為“祗”字古文，卻因該書“脂”、“祗”二字位置相鄰，遂遭竄入“脂”字條中。[76]此說固然有一定的可能性，但難以獲得確切證實。古音“旨”在章紐脂部，“氐”在端紐脂部，彼此聲近韻同，經常互作通假。[77]筆者認為，《古文四聲韻》“脂”字，與該書“祗”字△形，二者構形極為相似，疑同為“抵”（或“底”）字，是以又可假借為“脂”。《古文四聲韻》“脂”字形保存較為完整，同書“祗”字形頂端略有缺損，正好可以利用前者補足後者缺損之字形。

十四、釋“禔”

0009.8.1《海》1.4

《集篆古文韻海》“禔”字形，依形應隸定作“媞”，分析作从女、是聲。《說文?示部》：“禔，安福也。”《說文?女部》：“媞，諦也。一曰妍黠也。一曰江淮之間謂母曰媞。”若依《說文》所載，“禔”與“媞”當為兩個不同的字，據此推論，古文字應是假“媞”為“禔”。然而，《集韻?支韻》：“禔，安福也。或从女。”若依《集韻》所述，“禔”與“媞”本為一字，據此推論，則古文字應是“禔”字異體。由於“示”旁與“女”旁未見義近互作或義異別構之例，此處古文字宜優先考慮假“媞”為“禔”之說。

十五、結論

傳抄古文經過歷代傳抄，構形大多變得奇詭難識，是以長期遭到學者質疑。如今，隨著古文字資料大量出土，經由構形比對結果，已能證實傳抄古文大多來源有據。例如《古文四聲韻》5.7“一”字从“戈”作，此體雖未見於《說文》、《三體石經》等文獻，卻能與春秋、戰國時期出土古文相合。又如〈碧落碑〉、《古老子》“天”字作、等形，此體也能與殷周時期甲金文相合。又如《汗簡》、《古文四聲韻》轉錄〈華嶽碑〉、《義雲章》、〈雲臺碑〉“天”字，皆增添“宀”形部件寫作“”，而出土古文此體僅見於晉系文字，此一現象當有助於探討〈華嶽碑〉、《義雲章》、〈雲臺碑〉的古文來源。再如《龍龕手鑑》、《字彙補》等辭書，將“??”、“??”、“??”、“??”、“??”等字歸入“爪”部，並分別註明“音某”、“音義與某同”，將它們認定為“祖”、“禮”、“福”、“神”的通假字，如今比對篆體古文可知，它們其實是“祖”、“禮”、“福”、“神”等字的隸定古文。此類例證反映，傳抄古文大多來源有據，具有高度學術研究價值。

有些傳抄古文構形，乍看難以理解，惟經細心琢磨，即知大多有理可循。例如“源”字，《古文四聲韻》1.35作，《集篆古文韻海》1.17作，其實都是假“元”為“源”，據此推論可知，《古文四聲韻》1.35，《集篆古文韻海》1.17、，均為“元”字繁構，它們人形腋下那兩道“八”形短斜畫，應是不具表音、表意功能的贅件。又如“天”字篆體古文、，隸定古文“??”，疑皆由出土古文、等形解散篆體而成。又如“禮”字，《古文四聲韻》3.12作，《集篆古文韻海》3.12承之作，對照《說文》“禮”字古文作，可知此類構形皆應分析作从示、乙聲。再如“禮”字，《古文四聲韻》3.12作，《集篆古文韻海》3.12作、，對照傳抄古文“示”、“歺”二旁互作之例可知，“禮”字當可改从“歺”旁表意。又如《汗簡》5.65“祐”字作，《集篆古文韻海》4.45作，參照“閍”、“祊”、“??”的異體關係可以推知，此二形也有可能是“祐”字異體。

傳抄古文來源多元，大多很難詳究，在現存幾本傳抄古文字書中，資料來源最駁雜者，首推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一書。例如該書4.40“上”字，此體未見於先秦古文字，卻又能與漢代金文相合，反映該書所錄古文當有源自漢代文字者，並非全部承襲自戰國古文。再如該書1.8“禧”字作，與宋人摹錄商周銅器銘文相合，證明該書有些古文當抄錄自《重修宣和博古圖》、《歷代鐘鼎彝器款式法帖》之類的宋人著作。還有一個較為特殊的例子，該書2.1“天”字，經查當源自《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16所錄秦璽，而宋趙彥衛早已指出該璽疑非秦物，而是後人偽刻之作，但該書傳抄者無法分辨真偽，還是援例予以收錄。

宋人編纂的傳抄古文字書，常將通假字誤釋為本字。這類誤釋例證，有些一望可知，例如《汗簡》5.66、《古文四聲韻》5.3假“祿”為“彔”；《集篆古文韻海》1.4假“媞”為“禔”；《三體石經》、《古文四聲韻》1.17假“抵”為“祗”。有些需要詳加考證，方可證實為通假字，例如《古文四聲韻》5.7、《集篆古文韻海》5.10“一”字依序作、，其實此二形都是假“乙”為“一”。又如《古文四聲韻》1.35“元”字，與《汗簡》目錄“亢”字構形大致契合，證明前者應是假“亢”為“元”。又如《古文四聲韻》2.13、《集篆古文韻海》2.12“祥”字依序作、、，參酌《集韻?陽韻》“羏，美善也。通作洋”一語，可推知此類構形當為“羊”字繁構，上列古文應是假“羊”為“祥”。〈碧落碑〉、《古老子》“天”字作、、、，這組古文構形特異，疑應隸釋為“??”，此處古文則是假“??”為“天”。

傳抄古文字書發生誤釋的原因，除了誤以假借字為本字之外，還有其他各式各樣情況。例如《古文四聲韻》4.3以“祺”為“福”，係因“祺”、“福”二字義近換用所致。又如《集篆古文韻海》1.8釋“”為“禧”，係據宋王黼《重修宣和博古圖》釋文而定，惟經比對出土古文可知，“”其實應是“登”字。又如《集篆古文韻海》3.7“祉”字从亡作，疑因“（止）”、“（亡）”二旁形近，書手遂將“”字訛抄為“”。又如《集篆古文韻海》4.14“帝”字作，此形其實是“上”字，疑因《汗簡》“帝”、“上”二字位置相鄰，杜從古據之抄錄時，可能看走了眼，而將“”一併置入“帝”字條下。又如《宛委別藏》本《集篆古文韻海》5.33“福”字作，乍看好像是木部的“楅”字，惟經比對該書年代較早的抄本得知，此字原本應作，當隸釋作“稫”，但戰國古文未見“稫”字，此疑為漢代以降新造字，在宋人編纂的辭書中，大概受隸楷“示”、“禾”二旁經常形近互作的影響，而將楷書“福”字誤寫作“稫”，到了該書明代龔萬鍾本，又根據辭書“稫”字改隸作篆，杜撰出古文字。再如“元”本為平聲字，《集古文韻》21“元”字，卻被收錄在上聲卷次中，經與《古文四聲韻》3.30“广”字比對方知，其實是《汗簡》“广”字形寫訛，又因《集古文韻》將“广”字寫作、，酷似楷書“元”字，以致《傳抄古文字編》將之誤入“元”字條下。

此外，還有一種特殊情況，傳抄古文字書釋文原本正確，卻被學者指認為誤釋。例如《古文四聲韻》2.2“天”字，構形特徵與甲金文“大”字無別，有些學者據此主張字應改釋為“大”，惟經比對出土古文與其他傳抄古文，發現有些“天”字未必特別突顯人體頭部，“天”字古文或作，當有所本，毋庸改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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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載於《政大中文學報》第三十三期，2020年6月。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9月3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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