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抄古文“示”部疏證二十六則*

林清源**

摘要：本論文係以《傳抄古文字編》卷一“示”部為範圍，從中選取“神”、”祇”、“祕”、“齋”、“禋”、“祭”、“祀”、“祡”、“祖”、“?”等十字的二十六組古文，針對這些傳抄古文的構形演變相關問題進行深度考察。”

關鍵詞：傳抄古文、汗簡、古文四聲韻、集篆古文韻海

徐在國所編《傳抄古文字編》一書，公認是當前最具代表性的傳抄古文集大成工具書，為進一步研究傳抄古文帶來許多便利。緣此之故，本論文擬以《傳抄古文字編》“示”部為範圍，從中選取“神”、“祇”、“祕”、“齋”、“禋”、“祭”、“祀”、“祡”、“祖”、“?”等十字，合計二十六組古文字形，深入考察這些傳抄古文的構形演變相關問題。

下文徵引的傳抄古文資料均出自《傳抄古文字編》一書，[1] 傳抄古文資料簡稱請詳該書“凡例”。以第一節第一個字形為例，“0010.　1.2”指《傳抄古文字編》第10頁、第1行、第2字，“碧”表示碧落碑。另為方便敘述，有時會以“△”表示討論中的整個字形組。

一、釋“神”

《說文》“申”字收錄三種字體，小篆作，籀文作，古文作、（“”字古文所从）二形，其中古文所从的兩個圈形部件，應是那兩個圓渦形部件的變體。

傳抄古文“神”字△形，可用時代最早的碧落碑為代表，其左半寫法與《說文》古文“示”旁形相合，右半寫法也當源自《說文》古文形，甚至還可上溯至戰國楚簡（郭店?忠6）。有趣的是，碧落碑另有一個“神”字作形（0010.1.3），不僅與《說文》小篆形一脈相承，更與秦簡形（睡虎地?日甲3）完全契合。碧落碑這兩個“神”字，一為古文，一為小篆，二者時空背景迥殊，卻雜糅並見於同一個文本中。

據陳煒湛統計，碧落碑現存六百三十字，若不計缺裂而無法辨識之字，去其重複，共有四百五十三個單字，且碑文一字多形與音近假借現象十分突出：

碑文中一個字重複出現而字形一致者甚少，僅之、哀、又、集、藩、至、章、陔等少數幾個字。其中“之”十九見，均作形，最為突出。大多數是小篆與古文並見，古文又數形並存，不識者還會誤認為不同的字。……碑文使用大量異體字，使文字形體富於變化，同時又增加觀賞價值。特別是有些句子，一個字出現兩次，一用小篆，一用古文，前後交相輝映，確較同一字形之重複為好看。如第三行“玄之又玄”、第四行“惟怳惟忽”便是其例。若是接連幾個字筆畫均較少，顯得單調，便將其中某字寫為筆畫較多的異體字，反之亦然。……碑文之書者確是精通六書，博覽古文奇字，熟知鐘鼎篆籀，實非等閒之輩。[2]

惟仔細檢視陳煒湛判定為“重複出現而字形一致”的八個例證，不難發現其字形大多還是各具姿態。例如：“章”字作（0256.4.1）、（0256.4.2）二形，“陔”字作（1452.1.1）、（1452.1.2）二形，結構雖同，形體卻明顯有別。

為深入認識碧落碑文字“避複”現象，筆者曾全面盤點該碑單字重複出現情況，總共找到一百組例證。[3] 由於期刊論文篇幅限制的關係，這裡僅列舉四組例證略作說明。例如“哀”字，碑文有（0121.3.　2）、（0121.3.3）二形：前一形中間作“○”，與秦國“”字（睡虎地?日甲29背）完全一致；後一形中間作“▽”，依傳抄古文多將“口”旁寫作“▽”形之慣例推估，此形大概源自六國文字“”字（包山2.145）之類的寫法。再如“逮”字，碑文有（0161.3.1）、（0161.3.2）、（0161.3.3）三形，前二形所从“辵”旁形態不同，第三形“隶”旁之上不贅加“艸”旁。再如“道”字，碑文有（0169.2.2）、（0169.2.3）、（0169.2.4）三形，可依序與戰國楚簡（信陽1.05）、（郭店?語二38）、（郭店?六26）等形對應，疑皆源自東土六國古文。再如“古”字，碑文有（0214.5.2）、（0214.5.3）、（0214.　5.4）三形：第一形與《說文》小篆“”完全一致，第三形與《說文》古文“”基本相合，第二形顯然也是源自《說文》古文“”，只不過將左下角所从“土”形部件移至全字底部而已。

觀察碧落碑文字風格，書手大概為了避免流於單調，而將多種書體雜糅於同一個文本中，甚至同一種書體仍會力求變換構形。這種以“避複”為主軸的藝術表現手法，招致後世學者兩極評價，上引陳煒湛推崇為“碑文之書者確是精通六書，博覽古文奇字，熟知鐘鼎篆籀，實非等閒之輩”，而唐蘭則認為作者“雜糅為之，誠為可憾”，其說云：

作者生材料極盛之時，不能如懷仁集字之法，專取石經或秦篆以為一碑，而乃雜糅為之，誠為可憾，其字多有所本，後人乃以怪異不可解目之，則識字無多之故而不能歸咎於作者也。[4]

由上舉一字多形例證來看，碧落碑書手肯定是“博覽古文奇字，熟知鐘鼎篆籀”，但他對於古文、奇字、鐘鼎、篆籀等書體所屬時空背景的差異，未必具備清楚的認知。

啟功曾總結古代寫者的創作思想，指出有“以古體為鄭重”的傾向，認為“自真書通行以後，篆隸都已成為古體，在尊崇古體的思想支配下，在一些鄭重用途上，出現了幾種變態的字體”，其中之一便是“雜摻各種字體的一種混合體”，此類書寫現象，自漢代夏承碑在隸書中雜摻篆體已開其端，最特別的是西魏〈杜照賢造像記〉，在篆書、隸書、真書之外，還有既似草書、又似行書的字，這種雜摻諸體的書風“不過是掉書袋習氣而已”。[5]

對於中古時期書體雜糅風潮的成因及其亂象，孟玲英、王建魁都曾作過專門研究。孟玲英認為，自漢代隸書勃興之後，篆書失去實用價值，到了魏晉南北朝，篆文的法度規範幾乎已被遺忘，直到北朝後期，復古之風興起，篆書再度流行，卻因篆書“在唐代已不是通用字體”，寫者對於篆書基本法理普遍認識不足，以致“多體雜糅”、“錯誤百出”、“有失純正”。[6] 王建魁也曾指出，北朝時期的碑刻，特別是東魏、北齊以後，在崇古思想支配下，書體雜糅之風盛行，例如東魏興和三年（541）刊立的〈李仲璇修孔子廟碑〉，其文字雖以成熟的真書為主體，卻屢見古文、小篆與隸書夾雜其間，這種書體雜糅的風潮，大概延續到唐代中期才消失，碧落碑刊刻於唐高宗（628-683）總章三年（670），此碑文字書體雜摻的現象，與〈李仲璇修孔子廟碑〉用字現象一致，實屬“北朝雜糅書風的延續”。[7]

由上引三家說法可知，當隸楷文字取得絕對主導地位後，人們對於籀文、古文、小篆、俗字等書體的認知日趨模糊，已經無力或無心去精確辨明各種書體所屬的時空背景，而將它們都籠統地視為早於隸書的“古文”。

其實，書體雜糅的風潮，發展到唐代中期，雖已日漸式微，卻未徹底消失。以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所藏“五星及廿八宿神形圖”上卷（下卷已佚）為例，該畫卷每一幅神形圖右側皆配有一段篆字題記，上卷共出現十九個“神”字，其中（辰星神）當為秦篆，（鎮星神）接近《說文》籀文，（歲星神）、（心星神）則與《說文》古文相合。[8] 由此可見，同一文本雜糅多種不同書體的書寫風氣，在唐末、宋初之際尚未完全停歇。該畫卷的篆書題記，係為解說星宿圖、神形圖而寫，並非只是單純的書法創作，其所呈現的書體雜糅現象，固然符合書法藝術的“避複”傳統，但由題記的書寫動機及其書藝水平來看，該書手能否清楚認知所寫各種書體時空背景的差異，同樣值得懷疑。

碧落碑是唐高祖李淵（566-635）第十一子韓王元嘉（619-688）的兒子李訓（789-835）、李誼（763-805）等人為其亡母房氏（？-？）祈福而立，公認是中國書法史上的珍品。惟由中國書法發展史的觀點來看，碧落碑雜糅諸多書體的藝術風格，應是承繼北朝以降書法風潮的產物，揣度碑文書手的創作理念，除了書法藝術的“避複”傳統之外，恐怕也有啟功所說“掉書袋習氣”的成分，想要藉由豐富多元的文字構形變化，贏得“博覽古文奇字，熟知鐘鼎篆籀”的美譽。

傳抄古文“神”字△形，右旁構形前所未見，李綉玲疑為古“申”字（《璽彙》876）、（信陽1.53）之訛寫。[9] 甲、金文“申”字皆有一道反S形曲畫，且在此一曲畫兩側還會有一組構形相同、位置相對的部件，而△字右半部並未具備這兩項構形特徵，不可能為古“申”字。

其實，清儒鄭珍（1806-1824）早已正確指出，《汗簡》△字“从旬古文??為聲，又从重日。”[10] 春秋金文“旬”字或作（《集成》261王孫遺者鐘），與△字右半部構形基本相合，二者僅有“日”旁是否重複的差別，而重複相同部件又是戰國文字常見的繁構現象。[11]《說文》古文“旬”字作形，此形只要重複“日”旁，即與△字右旁寫法相合，可見△字右半部確實是“旬”旁的繁文。《古文四聲韻》1.31“神”字作“”形，《集韻?真韻》、《類篇?示部》“神”字作“”形，此二者疑同出一源，其右旁乍看似乎上从旬、下从且或旦，其實對照《說文》古文字即知，此旁只是重複“日”形部件的“旬”字繁構而已。

古音“申”在書紐真部，“旬”在邪紐真部，此二聲系聲近韻同，當可互作通假。裘錫圭認為“申”、“旬”音近，且△字右旁疑為“旬”字變體，其說可從。[12] 據此，△字當隸定作“??”，分析作从示、旬聲，疑為“神”字異體。[13]

《集韻?霰韻》：“??，好衣也。或作??。”由訓釋語“好衣也”來看，被訓字應是从衣旁的“袨”、“?”字，卻因“衣”、“示”二旁隸楷形體相近，容易產生混淆，以致分別訛作“??”、“??”形。[14]“??”字又曾見於《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侯賢”，司馬貞（679-732）《索隱》：“??音荀。《表》在東海。”[15] 此一“??”字讀作“荀”，為漢代東海地名。這兩個“??”字的音、義，均與傳抄古文“神”字異體“??”字迥異，它們應當只是單純的通假關係，彼此異字而同形。

傳抄古文“神”字△形，左从申旁，右从不詳。△字右側“”或“”形部件，其來源目前有兩種不同詮釋：其一、主張右旁為贅加部件，如鄭珍推測是“仿鬽字加彡”，楊慧貞詮釋為“增彡作”，李春桃判定為“飾畫”。[16] 其二、懷疑右旁為“示”字訛體，如黃錫全懷疑△字原本當从示作形。[17] 徐在國上述兩種詮釋並存，認為“所从的彡疑是贅加的飾筆，亦可能是示旁的訛變”。[18] 由於傳抄古文所見“示”旁，迄今未見訛作“”形的明確例證，是以筆者傾向將△釋為“申”字繁文，並將其右旁理解為贅加部件，此處古文應是假“申”為“神”。[19] 傳抄古文“朱”字或作（0563.5.3汗6.81庶）、“工”字或作（0468.3.3汗2.22說），所从“”、“”皆為贅加部件，情況與△字右側所从部件類似，可以參照。

《說文?示部》：“神，天神，引出萬物者也。”《說文?鬼部》：“?，神也。”許慎（約30-124）雖將“神”、“?”視為二字，而詞義訓釋卻無明顯區別。《玉篇》也是“神”、“?”二字分立，分別歸入“示”、“鬼”二部中，並將“?”字訓解作“山神也”，大概是將其理解為“山神”義的專字。

對於“神”、“?”二字的關係，段玉裁（1735-1815）《注》云：“當作神鬼也。神鬼者，鬼之神者也，故字从鬼、申。《老子》曰：‘其鬼不神’，〈封禪書〉曰：‘秦中小鬼之神者’。”段氏所以主張“?”字當改訓作“神鬼也”，當是為了突顯“神”、“?”二字詞義有別。但《山海經?中山經》：“青要之山，實維帝之密都。……?武羅司之，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腰而白齒，而穿耳以鐻，其鳴如鳴玉。”郭璞（276-324）注：“?即神字”，[20] 則是將“神”、“?”視為一字之異體。其後，馬叙倫、周寶宏都曾根據上引郭璞注語，推測“?”字應是“神”字俗體，周寶宏還進一步詮釋：“在民間看來，神鬼本為同類，故从示从鬼都表示相同的概念。”[21]

就文字結構而言，“?”字既未从“山”旁，則《玉篇》所謂“山神”義之說，終究無法獲得證實。再由傳抄古文系統來看，“示”、“鬼”二旁語意相關經常互作，例如《說文》以“魅”為“鬽”字或體，而《集篆古文韻海》4.7“魅”字則是从示、未聲作（0906.3.2）；又如“靈”字，春秋金文从“示”作（《集成》9733庚壺），而《古文四聲韻》2.22則从“鬼”旁作（0030.7.2）。據此推論，“神”、“?”二者較有可能為一字之異體。

《汗簡》4.50引華嶽碑“神”字作形，《古文四聲韻》1.31引華嶽碑“神”字作形，二者依形皆應隸定作“?”，郭忠恕將之歸入“鬼”部字中，注云：“神，亦坤字。”同時《古文四聲韻》1.37“坤”字引華嶽碑作（1355.5.3），經由構形比對可知，此形實即上引“神”字古文△形寫法的變體，同樣也應隸定作“?”。《古文四聲韻》將“?”字分別歸於“神”、“坤”二字條下，此一安排正好可與《汗簡》所謂“神，亦坤字”之說呼應。《集篆古文韻海》1.13將列於“神”字條下，該書1.19又將（1355.6.4）、（1355.7.2）列於“坤”字條下，此一安排當是承襲自上引《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

《說文?土部》將“坤”字分析作从土、从申，而王筠（1784-　1854）《說文句讀》、朱駿聲（1788-1858）《說文通訓定聲》都主張此字應理解作从土、申聲。[22] 季旭昇《說文新證》表示“疑為形聲”，並將晉璽“坤”字（《璽彙》1263）分析作从立、申聲。[23] 今由傳抄古文“神”字或作“?”，以及華嶽碑假“?”為“坤”的情況來看，“坤”字宜分析作从土、申聲，唯有“坤”、“?”二字同从“申”聲，“?”字方可假借為“坤”，正因如此，宋人才會將“?”字誤認作“坤”字異體。

《古文四聲韻》1.31轉錄雲臺碑“神”字作，依形應隸定作“”。國一姝認為“古且、虘、??通作”，本為“祖”字，被誤釋為“神”。[24] 王丹也贊成釋為“祖”，認為古人多將“祖”看成神主，“祖”、“神”二字殆屬同義換讀關係。[25] 李綉玲同樣贊成釋為“祖”，認為“祖”、“神”二字聲韻遠隔，《古文四聲韻》將“祖”字置於“神”字條下，應屬義近通用現象。[26] 上述三家說法，對於字與“神”字關係的詮釋，雖有“誤釋”、“同義換讀”、“義近通用”的歧異，但他們全都主張應釋為“祖”。李春桃看法不同，他認為與《汗簡》1.3（0012.8.1）應是一字之異體， 後者當從鄭珍《汗簡箋正》釋為“詛”，所以前者也應是“詛”字古文，《古文四聲韻》將歸於“神”字條下，實誤。[27]

《古文四聲韻》字从示、??聲，《汗簡》字从示、虘聲，而“??”、“虘”二旁又同从“且”聲，這三個聲符當可互作，所以“”、“??”、“祖”應可視為一字異體的關係。但在戰國楚簡具體用例中，這三個字形似乎出現異體字分工的趨勢，大抵而言：表示“祖先”義，多从“且”聲，作（上博三?彭2）、（上博六?競2）等形；表示“詛咒”義，多从“虘”聲，作（天星觀?卜）、（包山2.241）、（上博六?競8）等形。[28]

《古文四聲韻》1.31字，其實仍是“祖”字，只不過聲符繁化作“??”而已。古書常以“神”、“祖”二字並舉，反映它們的詞義密切相關，如《禮記?禮運》：“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29]《詩?小雅?楚茨》“神保是饗”孔穎達（574-648）疏：“先祖與神一也，本其生存謂之祖，言其精氣謂之神。”《詩?大雅?鳧鷖序》“神祇祖考安樂之也。”孔穎達疏：“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30]《古文四聲韻》1.31寫法，依形應釋為“祖”，夏竦（985-1051）卻將之列於“神”字條下，應是將同義字誤認為本字的緣故。

吳辛丑、徐富昌都曾比對簡帛典籍與傳世典籍所見異文，發現許多異文其實是古人換用同義詞的產物。[31] 假設古文A、B二字語義相近，且古書曾以A字代換B字，在隸書、楷書成為日常書寫文字的時代，人們已經無法正確認識古文構形理據，此時就有可能根據古書文例而將A字誤認為B字，影響所及，傳抄古文字書編纂者也就會將A字收錄於B字條下。這種類型的誤釋現象，在傳抄古文中並不罕見，但學者所用術語尚未統一，徐在國認為“當因義近而誤置”，王丹說是“同義換讀”，李春桃曾先後稱之為“誤置”、“誤植”或“義近換用”，筆者傾向採用“義近誤植”一語，較能說明釋字錯誤的原因。[32] 例如，《古文四聲韻》4.3將“祺”字列於“福”字條下，王丹認為“祺”、“福”二字均有“福”義，如《詩?大雅?行葦》：“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即以“祺”、“福”二字對舉，又如《漢書?禮樂志》“惟春之祺”顏師古（581-645）注引如淳（？-？）曰：“祺，福也。”所以《古文四聲韻》此例應屬同義換讀關係。[33]《古文四聲韻》1.31所以將“祖”字列於“神”字條下，也可由“誤以同義字為本字”的觀點來詮釋。[34]

附帶一提，《集篆古文韻海》4.4“誼”字列有（0229.7.2）、（0229.7.3）二形，但前一形顯然應隸定作“??”，亦即是“祖”字繁文，杜從古所以將之釋為“誼”字，疑是承襲自汪立名本《汗簡》將字誤釋為“誼”的結果；後一形顯然應隸定作“謯”，但此形與《集篆古文韻海》4.11“詛”字（0235.7.4）同構，二者都應理解為“詛”字繁文，不能釋為“誼”字。《集篆古文韻海》4.11“詛”字作形，與《集韻?御韻》“詛”字或體“謯”同構，二者疑應同出一源，甚至前者很可能是根據後者改隸作篆而成。[35]

《集篆古文韻海》1.13“神”字形寫法，構形甚為奇特，卻未見學者提出說明。《訂正六書通?真韻》“神”字轉錄古文奇字作，構形特徵與字基本相合，二者疑同出一源。

字所从“示”旁作“”形，中豎畫向上延伸而與頂端短橫畫相接，左右兩側短撇畫上端相接，連成一個倒U形部件，這兩項構形特徵，雖未見於先秦文字，但在中古時期隸楷文字中並不罕見，如東漢〈朐忍令碑〉“祖”字作、北周〈馬龜墓誌〉“神”字作、隋〈張壽墓誌〉“禁”字作、唐〈能師墓誌〉“示”字作等例皆具前述第一項構形特徵，尤其隋〈郭休墓誌〉“祖”字作”，所从“示”旁兼具前述兩項構形特徵，更與字所从“示”旁寫法完全契合。[36]《集篆古文韻海》5.24“莫”字作（0087.4.2）、（0087.4.3）二形，下半所从偏旁即是、二形互作，更可為字右旁應是“示”旁訛體提供強而有力的證明。

字左半所从“”形部件，筆者原本以為是“申”旁訛體，然遍查傳抄古文“申”字，雖有（1484.2.1）、（1484.3.1）、（1484.3.2）等多種奇詭構形，卻無一可與“”形部件產生合理聯繫。就現有資料來看，“?”字《說文》篆文作、《汗簡》引三體石經古文作（0766.6.1），與“”形部件最為相似，頗疑“”是將“”頂端“八”形筆畫延伸接合成一體的結果，情況與前述《集篆古文韻海》5.24“莫”字下半所从部件、二形互作有些類似。傳抄古文“歸”字有（0145.6.1四1.22乂）、（0145.6.2海1.8）二形，前者上半所从形部件，後者傳抄作形，頂端兩側筆畫也延伸接合成一體，構形演變情況類似，也可供參照。

古音“?”在並紐月部，“必”在幫紐質部，此二聲系聲、韻俱近，經常互作通假。[37] 如《集韻?屑韻》：“瞥，亦作覕。”《集韻?屑韻》：“??，香也。或作??，通作苾。”《類篇?禾部》：“??，馨香也。苾亦作??。”皆為其證。又如上博簡（四）《柬大王泊旱》簡3-5云：“尚?而卜之於大夏。……?而卜之，……既?而卜之，……。”天星觀簡也屢見“?志”一語，沈培主張這些“?”字皆應讀為“蔽”，“?志”即古書習見的“蔽志”，表示占卜命龜之前要“斷志”。[38] 據此，字應隸定作“?”，分析作从示、?聲，實即“祕”、“秘”二字之異體。

古書“神”字可表示“特別稀奇”、“不可思議”之意，如《易?繫辭上》：“陰陽不測之謂神。”韓康伯（？-？）注：“神也者，變化之極妙，萬物而為言，不可以形詰者也。”[39]“祕”也有“稀奇”、“神奇”、“神祕”之意，如《文選?西京賦》：“祕舞更奏，妙材騁伎。”李善注：“祕，言希見為奇也。”[40]“神”、“祕”二字語意相通，如《說文》：“祕，神也。”《文選?魯靈光殿賦》：“乃立靈光之祕殿”，李善注引毛萇（？-？）詩傳曰：“祕，神也。”[41]“神”、“祕”二字還可連用，構成疊義複合詞“神祕”，表示“高深莫測，超乎尋常理性認識之外”之意，如《史記?蘇秦列傳》：“習之於鬼谷先生”唐司馬貞《索隱》：“又樂壹注《鬼谷子》書云：‘蘇秦欲神秘其道，故假名鬼谷。’”[42]《集篆古文韻海》所以將“祕”字列於“神”字條下，大概是將同義字誤為本字的緣故。

二、釋“祇”

《古文四聲韻》4.15轉錄《汗簡》“祇”字作△形，而《汗簡》本身不僅未收△形，甚至沒有“祇”字，原因待考。

黃錫全將△字列入《汗簡》古文“補遺”中，並對其構形提出兩種不同詮釋：一、△與《汗簡》“”字（0609.3.2汗3.32）構形類似，二者可能是同一個字，《汗簡》部內每重出與部首形同之字，△疑是郭忠恕採他書以“”為“祇”者；二、△也有可能是“師”字（引者按：“帀”字），假為“祇”。[43]

徐在國認為△字與“示”字構形相近，而“示”、“祇”二字古通，並引《周禮》兩處“示”又作“祇”的版本異文為證。[44] 此說似乎主張△即為“示”字，卻未說明△、“示”二字的構形演變關係。王丹贊同徐說，並引《訂正六書通?支韻》轉錄《汗簡》“示”字作為證，認為正是“示”字由《說文》古文譌成△的過渡形態，進而推測古文“示”字構形演變過程為  → （中部的縱向曲筆已穿出頂部橫筆）→（兩邊斜筆已與中部曲筆相連，譌似“木”）。[45]

林聖峯認為黃錫全釋“帀”之說、徐在國釋“示”之說都頗有理據，但顧及傳抄古文與戰國文字關係較為密切的緣故，傾向贊成釋“帀”之說，並指出△字與戰國齊系“帀”字（《璽彙》0149）、（《璽彙》0152）等形最為相似，《古文四聲韻》將△錄為“祇”字，當是收錄通假字，至於宋代碑刻三體《陰符經》“才”字作（1361.2.4）、（1361.3.1）等形，雖與“祇”字古文△形寫法相同，但因“才”、“帀”二字音義毫無相干，應當只是偶然同形而已。[46]

上引釋“”、釋“帀”、釋“示”三說，筆者認為皆有可商之處。先談釋“”之說，“”字《說文》篆文作，《汗簡》作（0609.3.1汗目）、（0609.3.2汗3.32），前二形有些類似“禾”字反寫，第三形中豎畫頂端向右彎折，構形特徵均與△字有別，恐非一字。再談釋“（師）”之說，“”字甲骨文作（《合集》26845），西周金文作（《集成》4313師?簋），戰國金文作（《集成》2795楚王酓鼎），中豎畫末端彎曲，頂端未貫穿上橫畫，而△字中豎畫則作反S形，且頂端貫穿上橫畫，構形特徵區別明顯，也不太可能為同一個字。最後檢討釋“示”之說，上引王丹所描述的構形演變歷程，必須以形比△形更早出現為前提方可成立，但形出自《訂正六書通》“示”字條，而此書係由明代閔齊伋（？-？）輯錄，清代畢弘述（？-？）篆訂，時間晚於《汗簡》、《古文四聲韻》，其所收錄的《汗簡》字形，難以確認必然早於《古文四聲韻》轉錄的《汗簡》字形。《訂正六書通》“示”字形，疑為《說文》“示”字古文寫訛，不能據以逆推“祇”字△形寫法的源頭。

《集篆古文韻海》1.5“祇”字作形，同書1.13“材”字作形，此二者構形完全一致，應當同為“才”字，而分別借用為“祇”與“材”。觀察《傳抄古文字編》所收“才”、“在”（从“才”聲）二字，即可體會△字可能的構形演變歷程：

   （0599.6.2石20上“才”字）

→ （1361.3.1陰“在”字）

   （1361.3.2陰“在”字）

   （1361.3.3陰“在”字）

→ （0599.7.2四1.30汗“才”字）

→ （0599.6.4汗3.31“才”字）

→ （1361.2.4陰“在”字）

→ （0010.8.1四1.15汗“祇”字）

   （0010.8.2海1.5“祇”字）

   （0567.4.1海1.13“材”字）

“祇”字从“氏”得聲，“材”字从“才”得聲，古音“氏”在禪紐支部，“才”在從紐之部，支、之二部旁轉可通，禪、從二紐讀音也還算相近，此二聲系應可互作通假。[47] 據此推論，△疑為“才”字，此處古文可能是假“才”為“祇”。

三、釋“祕”

“祕”字从示、必聲，而“必”則是取象於戈柲之形，甲金文寫作（《合集》3362）、（《集成》5424農卣）等形，兩周金文多增添聲符“八”繁化作（《集成》181南宮乎鐘）、（《集成》10172盤）等形，戰國楚簡又進一步訛作（包山2.127）、（包山2.260）、（上博二?民2）等形。[48]

傳抄古文所見“必”旁，幾乎都有增添聲符“八”。《集篆古文韻海》“宓”字所从“必”旁作（0713.4.1海5.10），而該書獨體“必”字或作（0094.1.2海5.9），第二形上斜畫延伸貫穿中豎畫，且所从聲符“八”缺少左側短豎畫，若參照第一形寫法，補足左側短豎畫，並將所有筆畫拉直接合，其構形即與《集篆古文韻海》4.7字所从“必”旁頗為相似。

字所从“必”旁作“”形，其構形又與傳抄古文“中”字（0037.5.2汗1.4衛）、（0037.6.4四1.11衛）等形雷同。職是之故，在傳抄古文體系中，“必”旁有時也會訛寫如“中”旁，例如《集韻?東韻》“??”字或體作“??”，“??”當以“必”為其最初聲符，“??”當以“中”為其最初聲符，然而“必”聲與“中”聲古音相隔懸遠，這兩個偏旁所以互作，應是透過“必”旁或作“”形產生連結。戰國時期“中”字，常繁化作“”形。[49] 頗疑“??”字所从聲符“宓”之古文，與“中”字繁體“”形近，以致被誤寫為“”旁，其後“”旁又被替換成簡體的“中”旁，遂衍生出或體“??”字。

《集篆古文韻海》1.2“??”字作（1492.1.1），其所从最初聲符“必”即寫作“中”形，此形與《集韻》“??”字或體“??”同構，二者疑應同出一源，甚至前者很可能是根據後者改隸作篆而成。

四、釋“齋”

《集篆古文韻海》1.11字，左下角為“辵”旁，其餘部件當為“齊”旁。“齊”字甲骨文作（《合集》36493），金文作（《集成》4216五年師簋），一般認為係由三個穀穗形部件所組成。傳抄古文承之，作（0672.8.4石38下）、（0673.2.1京二）、（0192.4.2四1.28乂“躋”字）等形，穀穗形部件底部三道長豎畫逐漸變形，甚至與其頂端表示穀穗的“厽”形部件脫離。字所从“齊”旁底部那三道長豎畫，又進一步訛作平行三斜畫“”，所以會如此訛變，可能是受該字“辵”旁上半所从三斜畫的影響，跟著自體類化而成。[50]

字依形應隸定作“”，分析作从辵、齊聲。“”字又見於春秋金文，作（《集成》9729洹子孟姜壺）、（《集成》4245三兒簋）等形。古文字“辵”、“足”、“走”三旁皆可表“行走”義，用為意符經常互作，如“迹”或作“跡”、“起”或作“??”。《說文?足部》：“躋，登也。”《玉篇?走部》：“??，走也。”《正字通?走部》：“??，俗躋字。”“”、“躋”、“??”三者，疑為一字之異體。《集篆古文韻海》1.11將列於“齋”字條下，應是假“”為“齋”。《訂正六書通?皆韻》“齋”字條下，所收（齊侯鐘）、（名印）、（名印）等形，同樣是假“”為“齋”，可以參照。

五、釋“禋”

“禋”字从示、垔聲，《說文》訓作“潔祀也”。“垔”字从土、西聲，《說文》訓作“塞也”。古書所見“垔”字多疊增土旁寫作“堙”，段玉裁《注》：“按此字古書多作‘堙’、作‘陻’，眞字乃廢矣。”

《傳抄古文字編》將《集篆古文韻海》1.15△字列於“禋”字條下，但《集篆古文韻海》現存龔萬鍾、項世英、《宛委別藏》三種抄本△字釋文全都寫作“堙”，且該書1.15已另有“禋”字作形（0011.3.4）。今由文字構形來看，△字既未从“示”旁，顯然不能逕釋為“禋”，且其構形與《說文》古文“垔”字形完全契合，足以證明△當為“垔（堙）”字無疑。

此外，《集篆古文韻海》1.15“堙”字條還有收錄（1374.1.1），此字依其結構應隸釋作“闉”，“闉”字《說文》訓作“城內重門也”，此處古文應是借“闉”為“垔（堙）”。

六、釋“祭”

“祭”字甲骨文多作（《合集》22931）、（《合集》7905）、（《合集》6965）等形，會从又持牲肉以祭之意。兩周金文多增添意符“示”旁，作（《集成》245邾公華鐘）、（《集成》4647十四年侯午敦）、（《集成》6462義楚觶）等形。戰國楚簡多以“攴”旁代替“又”旁，作（包山2.237）、（望山1.110）等形。

本目所列古文“祭”字△形，依形應隸定作“?”。鄭珍認為△字“去‘又’義不完”，質疑此一構形已悖離造字理據。[51] 這種既不从又、也不从攴的“祭”字，出土文獻迄今未曾一見，其構形疑有脫訛。《字彙》：“?，時吏切，音視，肉生也。”其音義均與“祭”字古文△形寫法有別，二者應當只是偶然同形而已。

本目所列“祭”字△形寫法特異，乍看左半似从“爿”旁，右半所从不詳。其實，△形當由本節上一目“祭”字、等形進一步寫訛而成。

傳抄古文所見“肉”旁，解散篆體後，往往會訛如“爿”形，甚至還會進一步替換成形體相近的“疒”旁。例如：“腸”字或作（0403.2.2海2.13），“膌”字或作（0406.2.3汗3.36義）、（0406.　2.4汗3.40義），“肒”字或作（0406.8.2海4.29），“腫”字或作（0407.1.1三1汗），“脪”字或作（0407.3.1海3.16），“脧”字或作（0413.7.1四1.29天），“肛”字或作（0414.2.1海1.4），“脹”字或作（0416.3.1海4.40）等等。

《訂正六書通?霽韻》“祭”字轉錄《汗簡》作，此形與△字最為相似，左半同樣訛如“爿”形，右半只有頂端構形存在細微差別。《汗簡》“”字右半作形，而△字右半作、形，此三者同為“示”字古文的變體，只不過後二形訛變程度更為激烈一些而已。

《古老子文字編》“祭”字所收（選4.9）、（篆4.16）二形，應由本目△形進一步寫訛而成，左半“爿”形部件同樣是由“肉”旁訛變而成，右半、形部件同樣是由“示”旁訛變而成，比較特別的是，“示”旁左側原本應作短豎畫，疑受該字左半“肉”旁訛作“爿”形的影響，也就跟著類化作“”形。[52]

《古文四聲韻》4.16轉錄《古老子》字，林聖峯懷疑當由本節第二目、等形訛變而成，此說固然有其合理性。[53] 但相對而言，更有可能直接由本節第一目、等形寫訛而成。字左半“”形部件為“肉”旁，右半“水”形部件為“示”旁寫訛。傳抄古文“祈”字或作（0014.3.1海1.8）、“禪”字或作（0015.6.2海4.32），所从“示”旁也訛如“水”形，可以參照。

《集篆古文韻海》常將“肉”旁訛抄成“目”形，例如該書3.23“腰”字或作（0416.8.1），4.27“腀”字或作（0416.5.1）。《集篆古文韻海》4.16字，當源自本節第一目、等形，惟左半所从“肉”旁已訛如“目”形。“祭”字形寫法，雖然酷似《說文》“視”字古文，但前者為“祭”字省略“又”旁，後者卻是从目、示聲的“視”字，二者結構類型迥異，不可混為一談。

《集篆古文韻海》4.20字，依形應隸定作“??”，分析作从邑、祭聲。林聖峯改釋為“??”，認為字是假“??”為“祭”，其說可從。[54]“??”為周之邑名，古書多作“祭”，其地即今河南省鄭州市管城縣東北十五里的祭城村。[55]

七、釋“祀”

《說文》“祀”字，篆文从“巳”聲作形，或體从“異”聲作形。古音“巳”在邪紐之部，“異”在餘紐職部，此二聲系聲、韻俱近，經常互作通假。[56] 碧落碑“祀”字，从“異”聲作形，其結構同《說文》或體，惟碑文所从“異”旁下半截有一道中豎畫向下直貫到底，此一寫法與《說文》或體有別，也未見於殷商西周時期的甲、金文。

這種寫法的“異”字，在傳抄古文中並不罕見，如“異”字或作（0263.2.1石附9上）、（0263.2.2汗目）等形，“冀”字或作（0812.7.2汗3.24尚）、（0812.7.3四4.6貝）等形，“翼”字或作（1169.1.2汗5.64庶）、（1169.1.4四5.27庶）等形，其中形出自三體石經特別值得留意。

張富海曾全面考察漢人所謂古文的性質，發現古文“與齊系文字相合和可能與齊系文字相合的佔了絕大多數”，這個現象“有力地說明了漢代人所謂的古文的主體是齊系文字。”[57] 就現有出土古文資料來看，上述那種構形特殊的“異”字，當可上溯至郭店楚簡《語叢三》（簡3）、（簡53）等形，而《語叢三》正好是學界公認“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58] 這條珍貴的線索，可為“漢代人所謂的古文的主體是齊系文字”之說增添新證據，對於正確認識三體石經、碧落碑古文的時空背景頗有助益。

出土文獻所見獨體“巳”字，甲骨文多作（《合集》17736），金文多作（《集成》2837大盂鼎），戰國楚簡多作（包山2.207）。本目古文“祀”字所从“巳”旁作、等形，此形也見於獨體“巳”字，作（1480.7.1石30下）、（1481.2.1三4汗）、（1480.8.1四3.7老）、（1481.1.4三4老）、（1481.2.3海3.6）等形。春秋戰國金文“祀”字，或作（《集成》102邾公??鐘）、（《上海博物館集刊》第8期燕王職壺）等形，[59]“巳”旁頂部也作“⊙”形，可見“祀”字△形寫法當有所本。[60]

《說文》“祀”字篆文从“巳”得聲，而傳抄古文△字則是从“己”得聲。古音“巳”在邪紐之部，“己”在見紐之部，此二聲系聲近韻同，當可互作通假。上博簡（七）《鄭子家喪》有兩個“起”字，甲本皆从“巳”聲作（簡3）、（簡6）形，乙本則从“己”聲作（簡3）、（簡6）形，足以證明“祀”字確實可从“己”聲。[61]

△字右半所从，周翔疑為“王”旁或“玉”旁，認為此一偏旁又是“巳”旁之形訛。[62] 但“王”、“玉”二旁皆有一道長豎畫貫穿三橫畫，與△字第二、三形右旁構形明顯有別。相對而言，三體石經“己”字作（1468.3.2石30下）、（1468.3.3石37上）等形，齊璽“己”字也作（《璽彙》3638）、（《璽彙》1475）等形，皆與△字第二、三形右旁構形相合，足以證明△字確實是从“己”得聲。至於△字第一形右半部，其實仍是“己”旁無疑，只不過寫得較為草率，上、下兩截短豎畫接合成一道長豎畫，以致貌似“王”旁而已。

《集篆古文韻海》3.6“祀”字△形，與碧落碑“祀”字形基本相合，二者主要差別在於“異”旁底部中間，△字作“?”形，碑文作“丨”形。筆者原本懷疑“?”是由“丨”收縮而成，但檢視《集篆古文韻海》現存三個抄本所錄△字，發現它們“異”旁寫法各不相同：

表一：《集篆古文韻海》三種抄本“祀”字構形比較

抄寫年代最早的龔萬鍾本“異”旁作形，人形的雙手雙足之間還有一個“”形部件，此一部件當源自《說文》“祀”字或體所从“”旁中間那道長橫畫；同時，此一部件很可能也是《宛委別藏》本“異”旁底部中間那個“?”形部件的前身。

《集篆古文韻海》3.6字，依形應隸定作“??”，分析作从示、聲。“台”从“”得聲，所以也可逕釋作“??”。古音“巳”在邪紐之部，“”在餘紐之部，此二聲系聲近韻同，經常互作通假。[63] “??”、“??”、“祀”三者，當屬一字異體關係。《廣韻?止韻》：“??，同祀。”《集韻?止韻》：“祀，或从。”《龍龕手鑑?示部》：“??，或作；祀，今。”《訂正六書通?紙韻》轉錄“祀”字古文作，同樣从“”得聲，可與《集篆古文韻海》3.6△字參照。

《集篆古文韻海》3.6字，應隸定作“祠”，分析作从示、司聲。“祀”為何寫作“祠”，可有如下三種詮釋：

第一種詮釋，“祠”、“祀”義近換用。“祠”、“祀”二字可同表“祭”義，玄應（？-666）《一切經音義》：“祠，祭也，天祭也。祀，地祭也。”慧琳（736-820）《一切經音義》：“《爾雅》：祠，祭天也。祀，祭地也。”“祠”、“祀”二字也可連用，組成“祠祀”一詞，意思相當於“祭祀”，如《史記?孝文本紀》：“毋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64]《新唐書?王縉傳》：“初，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65] 但此類例證較為罕見，可能性偏低。[66]

第二種詮釋，“巳”、“司”音近換用。周翔認為古音“巳”在邪紐之部，“司”在心紐之部，邪、心旁紐雙聲，之部疊韻，二者讀音相近可以替換，所以“祀”也可改从“司”聲。但古文△字依形應隸定作“祠”，而“祠”在戰國秦漢時期已是一個常用字，依一般常理判斷，異字同形不利於訊息交流，古人應會儘量避免造出同形字，此說可能性同樣不高。[67]

第三種詮釋，假“祠”為“祀”。古音“巳”在邪紐之部，“司”在心紐之部，此二聲系聲近韻同，經常互作通假，字疑是假“祠”為“祀”。[68] 由於傳抄古文字書屢見將假借字誤為本字的現象，相對而言，此一假設成立可能性最高。

八、釋“祡”

《傳抄古文字編》“祡”字條所錄六個古文，可依構形特徵之異同，概略區分成三組：A組有（0012.3.1說）、（0012.3.2汗1.3尚）、（0012.3.3四1.28尚）三形；B組有、二形；C組有《集篆古文韻海》形（0012.4.2海1.11），此形出自《宛委別藏》本，但該書明代龔萬鍾本此字作形，右下角寫法略有歧異。除此之外，還有D組《訂正六書通?皆韻》轉錄“祡”字古文作、籀文作也有助於理解“祡”字古文構形演變歷程，應當列入一併討論。

A組古文、、三形，皆應隸定作“??”，此體始見於《說文?示部》：“祡，燒祡燓燎以祭天神。从示，此聲。《虞書》曰：‘至于岱宗，祡。’??，古文祡，从隋省。”李春桃在介紹傳抄古文誤植現象產生原因時，曾將A組古文列為“因音近而誤”的例證，認為《說文》、《汗簡》、《訂正六書通》此字均釋為“祡”，《古文四聲韻》釋作“柴”，係因“祡”、“柴”二字形音俱近而致誤。[69]《古文四聲韻》1.28字釋文作“”形，乍看下半部似从“木”旁，但因中古時期隸楷文字“示”旁往往訛若“木”旁，如北魏〈元朗墓誌〉“祿”字作“”、北魏〈宋虎墓誌〉“神”字作“”、隋〈王榮及妻墓誌〉“禁”字作“”、唐〈元鐘墓誌〉“禰”字作“”等等，[70] 所以“”較有可能本為“祡”字，未必是由“祡”而誤寫為“柴”。[71]“祡”从“此”得聲，“??”从“隋”得聲，古音“此”聲在清紐支部，“隋”聲在邪紐歌部，此二聲系聲韻俱近，應可互作通假，“??”、“祡”二體當為古今字關係。[72]

對於B組古文、二形與“祡”字的關係，學者有形近訛變說與音近通假說兩種詮釋觀點。徐在國認為“”與《訂正六書通》“祡”字古文“”同構，“”與《集篆古文韻海》“祡”字古文“”形近，而“”疑為“”之訛變。[73] 徐海東主張B組字形當源自A組，但“隸定後又有訛變”。[74] 李春桃一方面懷疑“”可能是“??”之訛體，“”又是“”的省訛，另一方面認為“”从“耆”得聲，“耆”是群紐脂部字，“祡”从此聲是支部字，而“此”聲字與脂部字關係密切，所以“”、“祡”二字可能是通假關係。[75]

由文字構形演變規律的觀點來看，無論是B組隸定古文、二形，還是C組篆體古文、二形，以及D組、二形，確實都有可能源自出現年代較早的A組、、三形。相對而言，古音“祡”在崇紐支部，“耆”在群紐脂部，聲紐有正齒音與牙音之別，韻部也有王力所謂甲類、乙類之分，聲韻關係並不密切，且先秦文獻未見“此”聲與“旨”聲互作通假的例證，“”能否借用為“祡”，恐怕不無疑問。[76] 綜合考量的結果，筆者傾向支持形近訛變說。

《集篆古文韻海》1.11字，左半从古文“示”，右半構形不明。“祡”字古文又見於《古文四聲韻》1.28，作（0012.4.1）、（0012.　3.4）二形。這兩條資料相互參照，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字右半部件應是由“耆”旁改隸作篆而成。黃雅雯在談到《集篆古文韻海》“因為不了解所本的字形已經產生訛變，很容易‘製造’出甚為奇怪的古文字形”時，即曾舉“祡”字隸定古文“”形為例，認為《集篆古文韻海》是根據傳抄古文“老”字或作（0835.1.4四3.20老），而將“”字還原為古文“”。[77]

字右旁所从“”形部件，在傳抄古文體系中，除了尚待討論的字之外，還見於下列四個从“老”旁的字：“嗜”字或作（0117.　2.2四4.5尚）、（0117.3.3海4.4）等形；“老”字或作（0835.1.1陽）、（0835.1.3汗3.43）、（0835.1.4四3.20老）、（0835.2.1四3.20汗）等形；“壽”字或作（0836.3.1四3.27老）、（0836.4.2四4.38老）、（0836.6.1三19老）、（0836.7.2海3.34）等形；“孝”字或作（0838.2.2汗3.43孝）、（0838.3.1四4.28老）、（0838.3.2四4.28老）、（0838.4.1四4.28石）等形。根據這些例證可以確認，“”形部件確實為“老”旁。

“”字所从“耆”旁應分析作从老省、旨聲，而“旨”字甲骨文作（《合集》5637）、金文作（《集成》2628），學者或分析作从匕、从口，會以匕進食之意，或理解為从人、从口，會人口所嗜甘美之意。[78] 傳抄古文獨體“旨”字，作（0483.8.1說）、（0483.8.2汗1.7庶）、（0483.8.3汗2.23）、（0484.1.1四3.5汗）、（0484.1.2四3.5籀）、（0484.2.4海3.5）等形，上半部所从“匕”旁（或說是“人”旁），雖然可有繁簡變化，卻未見逕予省略之例。合體字所見“旨”旁，情況也是如此。

“祡”字古文形寫法，若如黃雅雯所主張，係由隸定古文“”改隸作篆還原而成，則其所从“旨”旁不應省略上半部的“匕”旁（或說是“人”旁）。但《訂正六書通?皆韻》轉錄“祡”字籀文作，《集篆古文韻海》現存三個抄本△字作、，這三個古文右半部，上半所从“”為“老”旁，下半所从“”、“”、“”為“肉”旁或其訛體，卻未見“旨”旁必備的“匕”旁（或說是“人”旁），據此逆推可知，C組“祡”字形寫法，應當是由A組、、等形直接訛變而來，不太可能由B組“”形輾轉改隸作篆而成。

九、釋“祖”

《汗簡》1.3字，依形應隸定作“??”，分析作从示、虘聲，而“虘”又是从“且”得聲，這兩個聲符往往通用無別，所以當即“祖”字繁文。又，《古文四聲韻》1.31字，依形應隸定作“”，此形其實也是“祖”字繁構，卻因義近換用而被列於“神”字條下，說詳第一節第五目。戰國楚簡“祖”字多从虘聲作（包山2.241），或从??聲作（天星觀?卜），前者與《汗簡》1.3字相合，後者與《古文四聲韻》1.31字相合，可以參照。

《集篆古文韻海》3.11“祖”字，收錄、、三個古文。第一形明顯為“且”字，先秦文獻習慣借“且”為“祖”，如郭店簡《唐虞之道》簡5“親事且（祖）廟”，仲師父鼎銘文“用亯（享）用考（孝）于皇且（祖）帝（嫡）考”（《集成》2743），皆可參照。

傳抄古文“且”旁常訛寫作“目”形，如“助”字或作（1387.3.1海4.11），“祖”字或作（0012.7.3隸）。宋代著錄的銅器銘文摹文中讀為“祖”的“且”字也常訛寫作“目”形，例如《宣和博古圖》14.15祖乙爵“且”字即作形，同書14.18祖己爵“且”字又進一步隸化作形，[79] 這種類型的“且”字，若再持續往解散篆體方向發展，即有可能衍生出、寫法。

“白”字甲骨文作（《合集》3396），金文作（《集成》2837大盂鼎），而《集篆古文韻海》5.26“白”字作（0773.7.3），同書5.25假借為“伯”的“白”字作（0773.7.3）。傳抄古文“白”字、二形的演變趨向，與“且”字、二形演變趨向大致相當，彼此可以相互參照。

“且”字、二形，僅見於宋人編纂的銅器銘文著錄書，而未見於出土金文實例，由此可以推知，《集篆古文韻海》有些字形應當採錄自宋人編纂的銅器銘文著錄書。

十、釋“?”

“?”字古文“”形，出自《集篆古文韻海》4.7，該書現傳龔萬鍾本、項世英本與《宛委別藏》本三種抄本，此字皆作“”形，左半為“肉”旁，右半已亡佚。丁治民校補《集篆古文韻海》曾指出：“”字篆體有奪落，《集韻》“?”、“肶”為異體，《永樂大典》卷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字作“”形，該書注云：“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宛委本當據此補正。[80] 此說係以《集韻?至韻》“?或作肶”為主要證據，再佐以《永樂大典》所錄《集篆古文韻海》佚文字形，理據充足，很有說服力。據此，古文“”字當可確定為“肶”字殘文，《說文?示部》：“?，以豚祠司命。漢律曰：‘祠?司命’。”“?”、“肶”應是一字異體的關係，前者从“示”表示“祠”義，後者从“肉”表示“豚”義，造字觀點雖然有別，但二者記錄同一個詞，此類意符互作現象可稱之為“義異別構”。[81]

關於《集篆古文韻海》古文的來源及其價值，郭子直曾有一段精闢的陳述：

今天看來這書的貢獻，在於補出了《集韻》裡的許多重文的古文寫法。《集韻》所錄的重文，現在公認在古文形體上很有價值，可惜只是隸古定，本書就把一些字的古文寫出。《集韻》編者所能見到的古文資料，杜從古當時也能見到，雖然此書未能記明出處，卻未必就是杜氏杜撰的。[82]

將“?”、“肶”二字視為或體關係，大概始見於《集韻》一書，而這組古文形體則保存於同時代的《集篆古文韻海》中。這組例證反映，《集篆古文韻海》古文與《集韻》或體的關係特別密切，此二書所據古文字形大多同出一源，只是前者抄錄篆體古文，而後者收錄隸定古文，甚至前者很可能是根據後者改隸作篆而成。

十一、結論

傳統小學家對於傳抄古文大多抱持懷疑態度，所幸最近三、四十年來，隨著古文字資料大量出土，不少罕見的傳抄古文構形，已陸續在出土古文字中找到對應字形，證實它們大多來源有據，並非後人向壁虛造。例如郭店簡《忠信之道》簡6“申”字作形，即與碧落碑“神”字形所从“申”旁寫法相合。又如春秋戰國金文“祀”字或作、等形，所从“巳”旁上端圈形部件中間贅加一個“?”形部件，此一繁構寫法即與《古文四聲韻》3.7“祀”字形相合。

考察本論文研究範圍所見傳抄古文，其構形演變趨向可概略歸納為四種類型：（一）筆畫隸變。例如《集篆古文韻海》4.7“祕”字作形，其右半所从聲符“”應是“必”旁訛體隸化的結果；又如《古文四聲韻》1.28“祡”字作、二形，經由《訂正六書通》、二形的聯繫可知，此四形疑皆由《說文》古文的變體寫法隸定而成；又如《集篆古文韻海》3.11“祖”字作、二形，已可證實應是採錄自宋人編纂的銅器銘文著錄書。（二）形近類化。例如《古文四聲韻》4.14“祭”字形，所从“肉”旁訛如“爿”形；又如《古文四聲韻》4.16“祭”字形，所从“示”旁訛如“水”形；又如《集篆古文韻海》4.16“祭”字形，所从“肉”旁訛如“目”形。（三）贅加部件。例如傳抄古文“神”字或作、等形，右半所从“”、“”疑為贅加部件。（四）更換聲符。例如“神”字本从“申”聲，而《古文四聲韻》1.31“神”字作形，《集韻?真韻》、《類篇?示部》作“”形，皆改从“旬”字繁構得聲；又如“祀”字本从“巳”聲，而《集篆古文韻海》3.6改从“”聲作形；又如“祡”字本从“此”聲，而《說文》古文改从“隋”聲作形；又如“祖”字本从“且”聲，而《汗簡》1.3改从“虘”聲作形，《古文四聲韻》1.31改从“??”聲作形。

傳抄古文構形演變的結果，有時會造成異字同形現象。例如“祭”字古文（0011.4.1汗1.3庶）、（0011.4.4四4.14老）、（0011.5.1四4.16老）等形，依形皆應隸定作“?”，而晚近辭書“?”字讀如“視”，訓作“肉生也”，音、義均與“祭”字古文迥別，二者只是偶然同形而已。“祭”字古文（0011.6.1海4.16），其構形酷似《說文》“視”字古文，但前者為省略“又”旁的會意字，後者卻是从目、示聲的形聲字，二者結構類型迥異，不可混為一談；又如《古文四聲韻》3.7“祀”字作形，所从“己”聲寫法已與隸楷“王”旁無別；又如《汗簡》1.3“神”字作形，依形當隸定作“??”，而《集韻?霰韻》“??”字訓作“好衣也”，《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漢代東海地名“??”字讀作“荀”，這三個“??”字音義互異，應當只是單純的通假關係，彼此異字而同形。

有些篆體古文的構形，既未見於出土古文字，也未見於先秦典籍及《說文》，卻可在宋代辭書中找到相對應的隸定古文。例如《集韻?東韻》：“??，或作??”，而《集篆古文韻海》1.2“??”字即作形，與《集韻》“??”字同構；《集韻?御韻》：“詛，或作謯”，而《集篆古文韻海》4.11“詛”字即作形，與《集韻》“謯”字同構；又如《集韻?至韻》“?，或作肶”，而《集篆古文韻海》4.7“?”字殘文作“”形，此形當據《永樂大典》“?”字寫法補足作“”，與《集韻》“?”字或體“肶”同構。這些篆體傳抄古文，皆始見於以《集韻》為代表的宋代辭書，並非真正的戰國古文，而是漢代或更晚一些時候才出現的新構形，它們當與宋代辭書所錄隸定古文同出一源，甚至很有可能是宋人根據當代辭書所錄隸定古文“改隸作篆”而成。

文字通假本是戰國古文常見現象，但時隔一千多年之後的宋代學者，已無法清楚分辨戰國文獻中的本字與通假字，因而在編纂傳抄古文字書時，往往會將通假字誤收於本字條下。例如《古文四聲韻》4.15“祇”字作形，過去學者曾有釋為“”、“帀”、“示”三種不同說法，今比對《集篆古文韻海》1.13“材”字古文形，得以確認此字當改釋為“才”，在傳抄古文中疑被借用為“祇”或“材”；又如《集篆古文韻海》1.11“齋”字作形，應隸定作“”，在此則是假“”為“齋”；又如《集篆古文韻海》1.15“堙”字或作形，應隸定作“闉”，在此則是假“闉”為“垔（堙）”；又如《集篆古文韻海》4.20字“祭”作形，應隸定作“??”，在此則是假“??”為“祭”；又如《集篆古文韻海》3.6“祀”字作形，應隸定作“祠”，在此則是假“祠”為“祀”。

宋人編纂的傳抄古文字書，除了誤以通假字為本字之外，還曾出現誤以同義字為本字的現象。例如《集篆古文韻海》1.13“神”字作形，過去學者對此均感大惑不解，如今比對《訂正六書通?真韻》“神”字或作，以及《集篆古文韻海》“示”、“申”、“?”諸旁的寫法，可以確認此字應隸定作“”，分析作从示、?聲，實即“祕”、“秘”二字之異體，而“神”、“祕”二字語意相通，《集篆古文韻海》殆因此故，而將“祕”字誤列於“神”字條下；又如《古文四聲韻》1.31“神”字作形，應隸定作“”，為“祖”字繁構，而“神”、“祖”二字詞義密切相關，《古文四聲韻》殆因此而將“祖”字誤列於“神”字條下。

傳抄古文字書釋文錯誤現象，不僅普遍存在宋代辭書中，在今人編纂的集大成工具書《傳抄古文字編》中，蓋因工作量過於沉重，偶爾也會出現一些小錯誤。例如《集篆古文韻海》1.15字形，《傳抄古文字編》將之列於“禋”字條下，但《集篆古文韻海》現存龔萬鍾、項世英、《宛委別藏》三種抄本此字釋文皆作“堙”，今由文字構形來看，此字並非从“示”旁，不太可能為“禋”字，且其構形與《說文》古文“垔”字形完全契合，足以證明此為“垔”字無疑，而“堙”即“垔”字繁構，是以《集篆古文韻海》遂釋為“堙”。

經由上文討論可知，傳抄古文訛變激烈，以致形體奇詭難識，但詳加考證之後，其構形理據大多可以合理說解，進而再現傳抄古文的學術價值。有些傳抄古文資料，有助於解決特定文字的構形解析問題。例如《說文》、《玉篇》二書都將“神”、“?”視為二字，分別歸入“示”、“鬼”二部中，《玉篇》更將“?”字訓為“山神也”，而《山海經?中山經》“?武羅司之”郭璞注：“?即神字”，則是將“神”、“?”視為一字之異體。今由傳抄古文系統來看，“示”、“鬼”二旁經常互作，據此推論，“?”、“神”二者較有可能為一字之異體。又如《說文?土部》將“坤”字分析作从土、从申，而王筠《說文句讀》、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从土、申聲。今由傳抄古文“神”字或作“?”，以及華嶽碑假“?”為“坤”的情況來看，“坤”字宜分析作从土、申聲，唯有“坤”、“?”二字同从“申”聲，“?”字方可假借為“坤”，正因如此，宋人才會將“?”字誤認作“坤”字異體。

有些傳抄古文資料，則是對於正確認識漢字發展史頗有助益。例如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所立的碧落碑，碑文有兩個“神”字分別寫作、形，同一個文本而有多種不同時空背景的字體混雜並用，此一現象反映此時人們早已習慣使用隸書，對於籀文、古文、小篆等字體日漸生疏，無法清楚分辨每個單字各種書體所屬的時空背景，而將它們壓縮全都看作同一個時間層面的古文字。又如碧落碑“祀”字作形，所从“異”旁下半截有一道中豎畫向下直貫到底，此一寫法既未見於殷商西周時期的甲、金文，也與《說文》或體有別，卻能與郭店簡《語叢三》“異”字（簡3）、（簡53）二形對應，而《語叢三》又是學界公認“具有齊系文字特點的抄本”，這條珍貴的線索，可為“漢代人所謂的古文的主體是齊系文字”之說增添新證據，對於正確認識三體石經、碧落碑古文所屬的時空背景也很有幫助。

本文已發表於《清華中文學報》第二十一期，“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2019年6月，第5—50頁。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漢］毛亨撰，［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漢］司馬遷撰，［劉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新校本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周易正義》，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年。

〔晉〕郭璞注，［清］畢沅校，《山海經》，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梁〕顧野王，《玉篇零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大廣益會玉篇》，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74年。

〔唐〕玄應，《一切經音義》，臺北：大通書局，1970年。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收入延藏法師主編，《佛學工具集成》，北京：中國書店，2009年。

〔宋〕丁度等，《宋刻集韻》，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宋］王黼，《宣和博古圖》，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

〔宋〕司馬光等編，《類篇》，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宋〕杜從古，《集篆古文韻海》，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明嘉靖二年（1523）龔萬鍾抄本。

＿＿＿，《集篆古文韻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清嘉慶元年（1796）項世英抄本，冊5。

＿＿＿，《集篆古文韻海》，揚州：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委宛別藏》抄本。

〔宋〕郭忠恕、〔宋〕夏竦輯，李零、劉新光整理，《汗簡  古文四聲韻》，《古代字書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宋〕陳彭年等，《新校宋本廣韻》，臺北：洪葉文化，2004年。

［宋］歐陽修、〔宋〕宋祁，《新校本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79年。

〔遼〕釋行均，《龍龕手鑑》，《四庫叢刊續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影印江安傅氏雙鑑樓藏宋刻本，經部冊11。

〔明〕張自烈、〔明〕廖文英補，《正字通》，《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康熙二十四年（1625）清畏堂刊本影印，冊234-235。

〔明〕梅膺祚，《字彙》，《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據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刻本影印，冊232-233。

〔明〕閔齊伋輯，〔清〕畢弘述篆訂，《訂正六書通》，上海：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

〔清〕丁福保，《說文解字詁林》，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清〕鄭珍，《汗簡箋正》，臺北：藝文印書館，1991年清光緒十五年（1889）廣雅書局刻本。

二、出土文獻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1994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甲骨文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2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信陽楚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文系，《望山楚簡》，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湖北省荊沙鐵路考古隊，《包山楚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羅福頤，《古璽彙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三、近人論著

丁治民，《集篆古文韻海校補》，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王丹，《〈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王建魁，《〈碧落碑〉綜論》，臨汾：山西師範大學中國書畫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

古文字詁林編纂委員會，《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吳辛丑，《簡帛典籍異文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2年。

李宗焜，〈從李陽冰改篆論《五星廿八宿神形圖》的時代〉，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5輯，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7年，頁415-439。

李春桃，《古文異體關係整理與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______，《傳抄古文綜合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年。

______，〈《汗簡》、《古文四聲韻》所收古文誤置現象校勘（選錄）〉，武漢大學“簡帛網”，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　1449，檢索日期：2018年11月13日。

李綉玲，《〈古文四聲韻〉古文探賾》，嘉義：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年。

李學勤主編，《字源》，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12年。

沈培，〈從戰國簡看古人占卜的“蔽志”〉，收入陳昭容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1輯，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7年，頁391-433。

季旭昇，《說文新證》，臺北：藝文印書館，2014年。

孟玲英，《唐代篆書發展史研究》，長春：吉林大學歷史文獻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年。

林清源，《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臺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1997年。

______，〈《上博七?鄭子家喪》文本問題檢討〉，收入李宗焜主編，《古文字與古代史》第3輯，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12年，頁329-356。

林聖峯，《傳抄古文構形研究》，臺中：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年。

周亞，〈郾王職壺銘文初釋〉，《上海博物館集刊》第8期，2000年，頁144-150。

周翔，〈傳抄古文考釋札記〉，《語文月刊》2013年3期，頁41-42。

唐蘭，〈懷鉛隨錄?書碧落碑後〉，《考古學社社刊》第5期，1936年，頁148-156。

徐在國，《隸定古文疏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2年。

______，《傳抄古文字編》，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徐在國、黃德寬，《古老子文字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

徐海東，《〈古文四聲韻》疏證（一二三卷）》，重慶：西南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博士論文，2013年。

徐富昌，《簡帛典籍異文側探》，臺北：國家出版社，2006年。

啟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國一姝，《〈古文四聲韻〉異體字處理訛誤的考析》，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2年。

張富海，《漢人所謂古文之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張儒、劉毓慶，《漢字通用聲素研究》，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郭子直，〈記元刻古文《老子》碑兼評《集篆古文韻海》〉，收入吉林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21輯，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349-360。

郭沫若，《金文叢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年。

陳煒湛，〈碧落碑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頁27-33。

湯餘惠主編，《戰國文字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

馮勝君，《郭店簡與上博簡對比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

黃雅雯，《〈集篆古文韻海〉文字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

黃錫全，《汗簡注釋》，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

楊慧貞，《〈汗簡〉異部重文的再校訂》，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論文，2002年。

臧克和主編，《漢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年。

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顧萬發，〈鄭州祭城鎮古城考古發現及相關問題初步研究〉，《華夏考古》2015年第3期，頁72-83。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09月3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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