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鹏程著、陈家宁译《孔子之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出版

书名：《孔子之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

作者：金鹏程（Paul R. Goldin）

译者：陈家宁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2月

ISBN：9787571104078

目录

中文版序言/1

英文版致谢/1

译例/1

绪论：中国哲学的深度描写/1

一、战国时代的《诗》学/26

二、郭店楚简视角下的《荀子》/49

三、韩非的自私说/75

四、天朝丞相李斯/86

五、《战国策》的修辞与计谋/97

六、《淮南子》政治哲学的潜在融合/116

七、今夕所见之班昭/141

八、言者不知：不通中文者所译之《老子》/149

附录：先秦文献引《诗》表/172

参考书目/197

索引/204

译者后记/209

中文版序言

非常感谢我的朋友陈家宁将《孔子之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After Confucius: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Philosophy）译成中文。鉴于我几乎所有的学术成果都是用英文发表的，而且这本中文版的出版给了我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将它们介绍给中国读者，因此我很期待了解他们将对我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观点作何回应。我只能想象家宁教授绞尽脑汁地将拙作佶屈聱牙的句子译成中文时的情景，他必定为此付出了很多辛苦。

《孔子之后》是收录我二十多岁时撰写的一系列论文的集子。其中有几篇最初发表得很仓促，因为我当时为了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终身教职需要积累成果。当发表以后我重读它们时，颇感后怕，深知它们都需要修补完善——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2005年，承蒙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厚爱，将诸文修订稿结集出版，因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先生有《孔子之前：中国经典诞生的研究》（Before Confucius: Studies in the Creation of the Chinese Classics），为表敬意，我名鄙集曰《孔子之后》。1997年时，我幸得夏先生赐教，鼓励我研究出土文献，我当时正值毕业之初，对此很少涉猎。毫无疑问，我后来由此而受益匪浅。我以《孔子之后》纪念马几道（Gilbert L. Mattos，1939-2002）先生——一位我挚爱的忘年交，我们是中国典籍的同好。

对于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我仍然深信不疑，但如果有机会，我也必然会对其中的一些章节有不同的表达。比如，《韩非的自私说》已被扩写成了《道之指南：韩非的哲学》（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an Fei，2012）一书的导论（《韩非与〈韩非子〉》），该文的基本论点与之相似，但是论证得更充分。另外，达士通人在审读《郭店楚简视角下的〈荀子〉》时，还需海涵，须知该文作于1999年，当时这批文献问世不久，学界对其尚未充分理解——尽管如此，我现在仍坚信该文中的大部分观点。

最后，我要再次对多年来给予我帮助提携的诸多朋友、同事们致以谢意。感谢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他们最近将《孔子之后》制成了开放获取的电子书；感谢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拙作中文版；感谢家宁为此所做的一切。

金鹏程

2018年3月10日

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亚德利

英文版致谢

在本书著述过程中，笔者所应感激者众多，在此首先感谢父母及内子埃迪欧玛（Edilma）。而犬子安德鲁·塞缪尔（Andrew Samuel）的出生恰逢其时，他躺在我膝上、见证并庆祝了本书最后的修改。

本书取名“孔子之后”，意欲与夏含夷先生所著《孔子之前》相呼应，感谢夏先生当初鼓励我涉足研究出土文献。我希望以此方式告诉他当年他所赐教对于本书影响之深。

本书修改亦得益于以下诸位同道时贤的指正，包括：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毕鹗（Wolfgang Behr）、白牧之（E. Bruce Brooks）、柯因（Alvin P. Cohen）、陈宁、柯鹤立（Constance A. Cook）、顾史考（Scott Cook）、齐思敏（Mark Csikszentmihalyi）、夏德安（Donald Harper）、郝乐为（Kenneth W. Holloway）、柯马丁（Martin Kern）、祁泰履（Terry F. Kleeman）、柯睿（Paul W. Kroll）、顾有信（Joachim Kurtz）、黎惠伦（Whalen Lai）、梅维恒（Victor H. Mair）、马绛（John S. Major）、普鸣（Michael Puett）、桂思卓（Sarah A. Queen）、罗慕士（Moss Roberts）、史嘉柏（David Schaberg）、席文（Nathan Sivin）、邢文、徐少华和叶山（Robin D. S. Yates）等先生。并要特别感谢万百安（Bryan W. Van Norden）先生，他通读原稿后赐我诸多中肯的评价，并为本书第八章命名。

我要感谢埃里克·亨利（Eric Henry）给我参考他尚未出版的《左传》中所引《诗》之索引。感谢军士长尤金·巴顿（Eugene B. Patton III），并感谢国防语言学院外语中心和蒙特雷（Monterey）要塞所提供给我的有关语言教学的信息。最后，十分感谢帕特里夏·克罗斯比（Patricia Crosby）和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们，他们始终耐心地包容我作为作者所提出的种种特殊要求。

谨以此书纪念马几道先生，他是我所见过的对汉字了解最多的西方人。记得第一次见面当天，我们就成了朋友，很快就成了研究伙伴。承蒙马先生提供使用其一流的图书馆，本书原稿的最后部分才得以撰写完成——这是一位学者所能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本书大部分章节最初曾作为会议论文或讲座分享过，我想感谢当时听众们对我所提出的中肯问题和批评。另外有些章节的初版原在别处发表过，包括：

《中国哲学的深度描写》（“Toward a Thick Descrip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部分内容曾发表于《美国东方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20.1（2000）：77-81页，及122.1（2002）：83-85页。

《郭店楚简视角下的〈荀子〉》（“Xunzi in the Light of the Guodian Manuscripts”），《古代中国》（Early China），25（2000）：113-146页。

《韩非的自私说》（“Han Fei’s Doctrine of Self-Interest”），《亚洲哲学》（Asian Philosophy），11.3（2001）：151-159页。

《天朝丞相李斯》（“Li Si, Chancellor of the Universe”），《古代中国的人文传统》（The Human Tradition in Premodern China），2002年，15-25页。

《〈战国策〉的修辞与计谋》（“Rhetoric and Machination in Stratagem of the Warring States”），《汉学柏拉图文库》（Sino-Platonic Papers），41（1993）：1-27页。（原文标题为《阴谋诡计：〈战国策〉与古典修辞》“Miching Mallecho: The Zhanguo ce and Classical Rhetoric”）。

《〈淮南子〉政治哲学的潜在融合》（“Insidious Syncretism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uainanzi”），《亚洲哲学》，9.3（1999）：165-191页。

《言者不知》（“Those Who Don’t Know Speak”），《亚洲哲学》，12.3（2002）：183-195页。

译例

1. 原书注释采用尾注，分章统一附于全书之后；为适应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本译著一律改为当页下脚注。

2. 原书征引古籍文段时，兼列中文和作者的英文翻译。我们只保留了中文，并在个别处根据中文句读习惯，对其标点酌情调整；不录其英文翻译（第八章除外，因为其主题讨论的就是翻译问题），但对于作者所加的注释则予以保留（一般是作者强调的对有争议字句含义的取舍讨论），并在脚注中说明作者的观点。

3. 根据中国大陆读者的习惯，本译著使用简体汉字，对于原书中所引用的古籍，我们也转写成了简体字。但个别若使用简体字则可能会引起歧义者、或者需要用繁体字形来说明文句含义者除外。如：第六章引《吕氏春秋》讨论“韩昭釐侯视所以祠庙之牲”，用“嚮”和“饗”，而非“向”和“飨”，以体现两字可通假的依据（声符相同）。

4. 对于一些经典古籍，原作者根据西方读者的习惯，用序号表示其篇目；译者则根据中文读者的习惯，补出篇名。如：“Mencius 2B”，译作“《孟子·公孙丑下》”。

5. 对于原书中提及的西文文献，除译出中文信息外，多仍保留原文信息，以方便读者查找、参考原文。

6. 译著中涉及的中国人（包括古人、现代人）和海外的华人、华裔，均使用其通行的中文名字，若其西文名非汉语拼音，则括注其西文名，如：陈金梁（Alan K. L. Chan）。对于拥有中文名字的西方汉学家，亦使用其中文名，并括注其西文名，如：安乐哲（Roger T. Ames）。对于日本汉学家，则使用其名字的中国汉字写法，并括注其西文读音（日语罗马字），如：浅野裕一（Asano Yūichi）。

7. 根据译者的理解，本书脚注中酌加“译者按”，以方便读者了解相关信息。

8. 对于原书中的个别打印错误，译者径改，不烦标注。如：“参考文献”《尸子》条所列《二十二子》的编者，原书作“王继培”，应作“汪继培”。

译者后记

这是译者翻译的第一本书。我能够有机会将这样一本观点深邃的学术精品作为自己翻译实践的处女之作，万分荣幸。但是实际上，在完成本译著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惶恐和不安。由于我个人的一些原因，翻译工作进展缓慢，拖得如此之久，以致于大大超出了出版计划的时限，令我十分愧疚。但无论如何，这本书能够最终得以面世，真令我深感庆幸，我曾以为自己会辜负了这次在新的学术领域中开拓进取的机会。

翻译本不是我的本行，但我的这次翻译实践，可以说既是机缘巧合，又是我的必经之路。在此过程中，年近不惑的我又一次体会到了成长的感觉。我本科和硕士阶段都在中文系学习，主要以传统语言文字学（文字、音韵、训诂）为学术基础，2005年至厦门大学，师从刘钊教授，攻读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对古文字学、出土文献资料和先秦史有所研习，并培养起了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的习惯。毕业工作以后我出版了一部相关专著。这是我学术兴趣的一次转变，当时我曾戏称自己是“由经入史”。

2012年，我通过电子邮件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东亚系的汉学家金鹏程教授结识，后受其邀请于2014年赴宾大访问学习。金教授在北美中国思想史学界是举足轻重的著名学者，素以学术观点深刻、独到、犀利而著称。故我初见金教授时，曾战战兢兢、执礼甚恭。后来熟识了，才了解到原来他也是一位非常幽默的学者。相似的脾气秉性和交往中时常涌现的心灵默契使得我们甚感投缘。

早在2015年，鉴于金教授所出版的几本专著均未有中文译本，我便萌生了翻译一本金教授著作的想法。我在访学期间曾旁听了金教授的两门课程，回国之后，每逢他来中国（北京等地）讲学，我亦必到场聆听，还曾做过翻译、与谈（panellist）等工作。因此我对金教授的学术思想体系和特点还算比较了解。读金教授的文章，听他用英语讲中国早期哲学文献，大大地拓宽了我的学术视野，也促使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第二次转变。比如，我近些年用英文撰写了几篇关于“西王母”、 《论衡》《论语》《左传》等问题的论文稿（待刊）。这一次我又戏称自己是“由史入子”。

我在近些年的学校教学工作中，为研究生开设了“文化人类学”英文讨论课（Seminar）；在宾大的学习经历又激发了我对考古学的浓厚兴趣（我的博士导师刘钊教授即学考古学出身，亦对我有重要影响），希望我将来能有机会深入学习；而近两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系列“古典学”工作坊，又让我对古希腊-罗马文明、圣经学，甚至埃及学有所涉猎。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是正在以金教授为榜样，围绕“早期中国”（Early China），“全面发展”自己。而能够站在这样一个宏观的角度，回望、审视自己过去的学术经历，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至于本书的翻译，要感谢陈致教授、朱渊清教授的热情介绍，并得到了大象出版社张前进副总编的认可和帮助，与本书原版权单位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签订了授权合同，使本译著纳入“大象学术译丛”系列。尤其是编辑徐淯琪女士，她为本译著的修改、出版付出了诸多辛苦，她深厚的专业知识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为保证本译著的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此致以我深深的谢意。当然，我还要感谢夏威夷大学出版社的艾莉森·克莱科维斯基（Alison Kleczewski）女士，她的宽容令我充满自责地完成了翻译工作。另外，我的学生周亚琳、程胜鑫、樊璧珠、胡钰琬、刘鑫慧、元滢洁为本书翻译做了很多辅助工作，我亦深表感谢。

我是一个比较追求完美的人。译出初稿后，我又对全书进行了多次修改，很多地方对照原文反复推敲、斟酌，努力在保证准确表达作者原意的基础上做到行文流畅、言简意赅，符合中文学术风格，方便读者理解。尽管如此，由于我的外语和专业水平有限，译文中也一定有不少疏漏、错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陈家宁

2018年9月9日于天津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