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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048:程浩
在 2020/11/3 17:03:50 发布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48:程浩

 

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2018年参加纪念中国古文字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研讨会

 

程浩,山东巨野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清华简以及先秦文献与历史的研究。

 

1.  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2007年,我进入上海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立志要好好学习。开学的第一门课“中国历史导论”由系里各个断代的老师轮流担纲,其中先秦史因为时代在前,便由宁镇疆老师负责上第一课。也正是在大学第一堂课上,我了解到了出土文献的重要作用与不朽魅力,从此步入了学习与研究出土文献的道路。李学勤先生生前曾谦称自己的求学经历“不足为训”(最近读到马楠师姐在访谈中也如此说),但是我却经常试着推广自己的经历,并以自身为例鼓动中心老师为本科生上课、为一年级本科生上课、为一年级本科生上第一堂课。希望因此有更多的学生能像我一样,刚上大学就被“先入为主”地吸引到这个领域里来。

在整个本科阶段,除了完成历史系的常规培养方案之外,我的学习兴趣基本上都在出土文献与先秦典籍方面。上海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学校,图书馆收藏的与人文有关的书籍不多,但是却在六层专辟了一间属于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的资料室,里面有很多关于出土文献的大部头的书。我当时应该曾全部浏览一过,但是显然效果不佳,因为现在一本都叫不上名字了。

为了响应中学课本中“早立志,立大志,立长志”的号召,大概在大二的时候,我就早早地为自己选定了银雀山汉简中的兵书作为“研究方向”,并准备将其打造为自己的“终生事业”。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想法无疑是十分幼稚的。凭我当时的还不能称之为“学力”的基础,以及裘锡圭、李零等先生高峰在前,必然是不会有什么创获的。但是这种无知无畏的勇敢,又何尝不是一片赤诚的学术初心呢?当然我对银雀山简的关注也并非一无所获,当时写的一篇讨论《孙子》篇题木牍的小文章,后来还获得了第七届全国“史学新秀奖”的一等奖,这对我后来能坚持学术信念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在即将进入大四的时候,我面临着升学的抉择,宁镇疆老师鼓励我到外校读研,以丰富自己的学术理路。当时适逢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到上海招收推免研究生,感召于王子今、孙家洲、黄朴民等先生的大名,我参加了其在复旦校园中的一方石桌上举行的面试,并获录取。但是由于我没有争取到本校的外推名额(当年外推名额每院只有1个,由各系轮流,我虽是历史系第1,但无奈当年轮空),所以最终未能成行,就选择留在本校继续随宁老师读硕士。

 

2020年在宁老师主持的重大项目开题会上发言

 

在完成推免本校硕士的手续后,我从宿舍楼报刊架上的《光明日报》获知了清华简入藏的消息,也不自量力想凑一下热闹,找了很多关于《尚书》学史的书来读。后来清华简的第一辑整理报告发布,我第一时间跑到了当时还在打浦路上的中西书局购书,但是由于那里并不是门市部,工作人员还去请示了领导(现在回想有可能是秦总)才把书卖给我。出于对清华简的高度热情,我选择了《金縢》篇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题目,并用两年的时间提前完成了硕士的学业。在此之后,又十分幸运地考入了清华大学,在李学勤先生门下读博士。

到了清华之后,蒙李先生不弃,允许我们全程参与清华简的整理工作会议。我入学的时候第三辑已经交稿,最开始跟着读的是《筮法》《别卦》等第四辑的内容。那两年里我写了不少讨论易学文献的文章,现在重读起来觉得自己当时实在是“勇敢”,也很庆幸自己没有脑袋一热跳进这个大坑。后来经李先生同意,我接续硕士时所作的《金縢》,选择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为题写出了博士论文。后来李先生与赵平安老师都希望我留下继续参与相关工作,我就在廖名春老师的指导下,利用清华简中的新史料作了题为“出土文献与郑国史新探”的博士后报告。再后来留校后忙于工作,我就再也没有好好学习的机会了。

在清华的学习经历主要围绕清华简展开,很简单也很充实。我一直对别人说,跟李先生读书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上大学的时候读李先生的书,听谢维扬老师、宁镇疆老师介绍李先生的学问,总认为李先生高高在上,有一种不属于我这个时代的感觉。即便后来就在李先生身边问学,我也总感觉自己在云里雾里飘忽,好像在跟古人对话一样,很多时候都没有真正体悟到先生的深刻用意。现在梦醒了,先生真的作了古人,回忆起先生的点滴教诲,我多想再重新回到梦里。

 

2015年博士论文答辩后与李学勤先生合影

 

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由于要参与清华简的整理工作,我们的研究基本上是根据清华简的内容不断切换的,很难说有一个集中的领域。比如前面提到第四辑是“易”类,第五辑又变回了“书”,第六第七辑以春秋史为主,第八第九辑又变成了思想文献,第十辑甚至还有天文历法的内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假装什么都懂一点,但实际上对每个领域研究得都不够深入。

等到清华简的整理工作完成以后,我想试着发掘一下清华简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据之深入开展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当然这类研究的前提仍是文字、文本的问题已经得到基本清理,或许需要等到很多年以后了。

 

3.  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

我习惯于带着问题意识去阅读材料,在发现问题之后再通过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资料范围。进入到撰写论文的阶段,则需要先梳理出一条有一定逻辑的思路来总领相关材料,再进行具体的论述。论文完成初稿后,最好请熟悉该话题的师友把把关,再根据他们的意见反复修改,最终形成相对成熟的文稿。

关于投稿发表,我的心得体会只有一点就是脸皮要厚。我们每个人都有投稿被拒的经历,而接到退稿函时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糟糕的(更不用提杳无音信带来的煎熬了),强烈的挫败感和自我怀疑经常会让我们有放弃继续投稿的打算。实际上,正是由于投稿的艰难与退稿的苦涩,才放大了文章发表时的快乐。如果坚信自己的研究尚有一定的价值,还是应该通过不断投稿的尝试把它发表出来。在我尚且算不上长的学术生涯里,曾经向一家刊物投过9篇稿子,至今无一录用(第9篇待审查中)。每当纠结是否要“义无再辱”之时,我都会劝自己说退稿只是编辑部的常规工作而已,没有人会在意你到底投过几次稿。但是在学术会议上遇到这家刊物的编辑,我都会躲得远远的,以免对方心中默念原来这就是那个脸皮很厚的人。

 

4.  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除了前面提到的博士导师李学勤先生、硕士导师宁镇疆老师以及博士后合作导师廖名春老师外,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上海大学的谢维扬老师。谢老师于我虽然没有现代导师制意义上的师生名分,但我从大四开始就每周跟谢老师指导的博士生一起到他家里听课,谢老师也认可我为升堂入室的弟子。谢老师是出土文献与先秦史领域为数不多的理论家,他的广阔视野以及对先秦文献的深刻理解,都对我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告诫我们学位论文最后的结论一定要有自己的概括提炼与理论升华,如此才能流传久远,我经常转述给现在的学生。

 

2013年与谢维扬老师、赵争师兄在李先生80寿诞纪念会议上合影

 

我在到清华学习之前,虽然对出土文献有一定的了解,但基本上没有接受过古文字的训练。系统的古文字学知识,基本上都是在赵平安、李守奎两位老师的课堂上学到的。如果读者读过我写古文字的文章,一定可以从中看到模仿他们的痕迹。

读书期间,还曾尝试过向李均明、刘国忠两位老师学习秦汉文书简,可惜半途而废了。这几年我想学习甲骨文,经常向黄天树、黄德宽、王子杨三位老师请教。平时与陈颖飞、马楠、贾连翔、石小力、魏栋等同仁的互相切磋,也对我帮助很大。


2018年与贾连翔师兄一同带队参观随州叶家山墓地文物库房

 

裘锡圭先生的著作我都认真读过,但不敢说都读懂学会了。裘先生曾经当面鼓励过我,实在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鼓舞。

另外李零先生关于《孙子》的著作,以及《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都是我反复读过多遍的。李零先生经常参加中心举办的活动,我虽然从未敢跟他搭过讪,但内心中一直认为他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学者。

 

5.  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对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这样一个复杂的学科,我其实也只是一个初学者。我可能没有太多的建议可以分享,但我总觉得自己的学习经历中缺少必要的批评。宁镇疆老师在我读书的时候一向以严厉著称,据说他为我们上一届开设的一门本科生专业必修课,竟然没有一人获得通过。然而对于我,宁老师却似乎没有太严格的要求,也很少进行批评。而到了博士阶段,李先生对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春风化雨、和颜悦色,我甚至从来没有见过李先生批评任何人。最近看到复旦的同仁在访谈中纷纷回忆曾被裘先生严厉批评,我甚至十分羡慕。就像在家里被宠坏的孩子迟早要遭受社会的“毒打”,我总觉得自己之前的顺遂以后是要还回去的。

所以我建议初学者们要珍惜别人的批评,重视别人的批评,甚至想办法多创造一些被批评的机会(如参加学术会议或组织同学间的论文互评活动)。

 

6.  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这几年学术界特别推崇“大数据”以及“数字人文”等概念,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都还没有准确掌握其具体内涵,但实际上早已置身其中了。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的利用,无疑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特别是在资料获取方面,可以节省大量的用于翻检的时间。而利用数字工具对基础材料进行分析的方法,虽然在出土文献领域还没有大规模推广,却已经成为人文学界共同关注的趋势。最近翻阅清华大学与中华书局合作编辑的《数字人文》杂志,在这方面还是获得了颇多启发,推荐大家多去了解一下。

我所成长的时段正与电脑技术高速发展的年代相合,刚上小学就专门去培训机构学习过五笔打字以及编程技术等,本应该成为对信息技术融会贯通的“弄潮儿”。但是由于自身的懒惰,现在已经堕落为恬不知耻的“伸手党”。前几年复旦大学的任攀老师在清华做博士后的时候,每有所需,我便乞怜于他的百宝箱,几乎有求必应。随着攀哥南归,以及引得市、国学大师、古音小镜等资料网站由于版权问题纷纷下架原文阅读功能,使得我现在常常有被釜底抽薪之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基于我的教训,还是建议大家要掌握基本的检索方式并建立自己的资料库。

 

7.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学术网站,大致是在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新材料公布以及国内“互联网2.0”(强调交互功能)兴起的合力之下得以蓬勃发展的。在本世纪初至于2015年的15年间,专业学术网站的影响力是空前绝后的,甚至有取代传统学术出版方式的趋势。

但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最近五年专业网站上无论是发文,还是跟帖、评论的数量,都明显地减少了。这当然不是由于出土文献领域的学术创造力出现了问题,而是学者在网络发言的激情与动力有所减弱。究其原因,大概是受两方面的影响:第一,国内的互联网已经发展到3.0时代,个人移动终端(手机)已经成为信息交互的主流,传统页面的网站自然会随之日薄西山;第二,由于相关机制不健全,学术网站上的发文既得不到知识产权方面的有效保护,也无法作为非本领域学术评价的成果(同行会看、会引用,但无法用来评职称)。为了解决传统学术出版周期过长的弊病而诞生的专业网站,在壁垒森严、层级分明的学术出版领域与学术评价体系中显得特别无力。

要解决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尴尬,我建议可以参照自然科学领域的做法,把传统文史学科的学术网站整合、转型为学界共同认可的“论文预发布平台”。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预印本(Preprint)是指“科研工作者的研究成果还未在正式出版物上发表,而出于和同行交流目的自愿先在学术会议上或通过互联网发布的科研论文、科技报告等文章”。现在各个自然科学领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预印本网站,如物理、数学有arXiv,化学有ChemRxiv,生物学有BioRxiv。学者可以把论文初稿刊登在预印本网站供同行评议,相关刊物的编辑也会到该平台选稿。如此以来,既可以保障研究的时效性与首发权,又可以解决论文“正式发表”的问题。在今年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中,很多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研究都是先发表在BioRxiv上的。据统计,在首例确诊病例后的4个月内BioRxiv共发布了16,000多篇与COVID-19相关的科学文章,很好地显现了预印本平台在科学传播中的积极作用。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要建立人文社科领域的“论文预发布平台”,最关键的是要有自上而下的政策,并获得学术期刊的支持,毕竟这对于期刊编辑来说意味着工作方式的彻底转变。如果进一步构想我的“乌托邦”,这项工作最好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来做,因为他们有着最健全的期刊矩阵,并且已经在前期建立了国家层面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在这样的基础之下,只需在制度层面稍加助力即可。而“论文预发布平台”一旦建立起来,我想绝大多数人文研究者都是会积极响应的。

说到这里已经有些偏题了,下面还是回答一下具体问题:对于此前已经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以及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论文、观点,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只要进行了实际性的参考,照理说都是应该加以说明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编辑规范以及行文体例的限制,有时候对于跟帖确实难以具引。在这样的前提下,只要不是核心观点完全相同,对于相关的跟帖没有引用大概也不能算作学术失范。

 

8.  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我以前是一个有着丰富日常生活的人,喜欢打网络游戏、喜欢看电视剧,现在随着教学科研的任务越来越重,便有意不再在这些事情上花时间了。游戏账号已经不记得了,视频网站的会员也早已过期。本来还很期待“断舍离”之后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我的全部日常生活,但实际上大部分时间还是被工作上其他杂务所占据。

体育运动是我的另外一大爱好,尤其是足球、篮球这样的高对抗项目。虽然我并没有什么运动天赋,但是却一贯地积极参与竞技,在比赛中享受运动的激情。然而与学术研究不同的是,体育运动中勤在很多时候都不能补拙。运动能力非但不会随着时间积累提升,身体机能反而会随着年龄增长急剧下降。在我读本科的时候,由于中国足球逐渐开始臭名昭著,已经没有多少中国人去球场上踢球了,对手经常是来自非洲的留学生。我虽然技术不怎么样,但由于身体力量出色,即便与留学生对抗犹有一战之力,经常被队长安排踢“搅屎棍型”前锋,通过与对方后卫肉搏为队友赢得捡漏的机会。而到了博士阶段,我的位置开始逐渐后移,最终成为了一名拖后中卫,还时常因为体能原因被替换下场。幸运的是,与同样由前锋改踢后卫的于大宝一样,我也自带福将属性,所参加的校内正式比赛,所在球队最后竟然都夺了冠。

 

本科时一场比赛前院队首发的合影

 

最近几年,由于长期缺乏锻炼,我已经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福”将,不再能踢比赛了,甚至偶尔与退休大爷们踢野球竟然也跟不上节奏。即便如此,每年清华踢“马杯”的时候我也经常去凑凑热闹,看到球场上拼搏的年轻学子们,满眼都是自己十八岁的样子。

 

2018年为郑邦宏出站送行

 

感谢程浩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程先生提供。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11月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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