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049：韓巍

編者按：爲了向青年研究人員和在讀學生提供學習、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經驗，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約請從事相關研究並卓有成就的部分學者接受我們的訪談，題爲“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青年學者訪談”，由“古文字微刊”公眾號、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陸續發佈。衷心感謝各位參與訪談的學者。

個人簡介

2012年11月在武漢大學主辦的“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上發言

韓巍，男，1978年生，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長聘副教授。本科和研究生階段先後求學于北京大學歷史學系、考古文博學院和中文系，獲歷史學碩士、文學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爲先秦歷史、考古和出土文獻，近年來主要致力於西周青銅器銘文和西周史、戰國秦漢出土簡帛文獻的研究，先後參加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和秦簡牘、南昌西漢海昏侯墓出土簡牘的整理工作。編著有《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發表論文30餘篇。

1. 請介紹一下您學習和研究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的經歷。

劉釗老師八月份就囑咐我做一期訪談，但由於各種事務耽擱，再加上我也想借此機會好好梳理一下自己求學和治學的歷程，沒想到一寫就收不住，到現在才交稿，實在不好意思。不過這也讓我有機會先聆聽了前面幾十位學者的講述，獲益匪淺。他們已經講得很透徹的那些方面，我就可以不再重複，重點談談我自己的經歷和體會。

我注意到前面幾十位接受訪談的學者，本科階段大多是中文系語言學（古漢語）或文獻學專業出身，到研究生階段由於各種機緣轉到古文字專業，從事古文字考釋或出土文獻文本的整理和研究。我的學術背景不太一樣，接受的教育和訓練主要是在歷史學和考古學方面，研究領域主要是先秦史和周代考古。對於出土文獻和古文字，我大多只是作爲材料使用，很少做專門的研究。尤其是在文字、音韻、訓詁等傳統“小學”方面，我的專業基礎比較薄弱，因此對於古文字考釋至今“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國古文字研究會年會多次給我發邀請函，我自忖在古文字學方面始終是個“門外漢”，難以拿出過硬的文章，至今未敢貿然參會。所以我今天講的主要是我學習先秦史和商周考古的經驗，有點“文不對題”，大家姑妄聽之吧。

每次我向不熟悉的朋友介紹自己的學術背景，都要費一番唇舌，因爲我的經歷比較複雜。雖然我從上大學開始就沒離開過北大，但求學期間前後換過三個院系：本科在歷史系、碩士在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在中文系古文獻專業。博士畢業又回到歷史系做了兩年博士後，然後留系任教至今。兜了這麼一大圈子，其實學習和研究的重心始終在中國上古的歷史和文化。我的博士導師李零先生介紹他自己的治學領域，常常說是“三古”：古文獻、古文字和考古。我的學問比李老師差得遠，涉及的領域也窄得多，勉強可以算是“兩古”：古史和考古。

我於1996年進入北大歷史系中國史專業本科學習。當時，北大文科的大一新生都必須去昌平校區呆一年。那個校區是上世紀50年代建的，離十三陵不遠，周圍都是農田，非常偏僻、荒涼。對大學生活充滿夢想和憧憬的大一新生，一下子被扔到那樣的環境裏，結果可想而知，心理落差是相當大的。後來我覺得與其在苦悶中虛度光陰，不如坐下來耐心讀一些“原典”，書讀到肚子裏總歸是自己的。昌平校區的圖書館很小，書的質量也不高，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的一套“今註今譯”系列。我就拿起其中的《史記今註今譯》，對照注釋和譯文一點一點地啃下去，不知不覺在一年中把《史記》讀完了。進大學之前，我基本沒怎麼接觸過先秦兩漢經典；除了語文課本裏的古文外，只讀過一點《論語》。《史記》是我通讀過的第一部史書。現在回想起來，冥冥之中似乎有命運的安排：如果我當時拿起的第一本書不是《史記》，而是《資治通鑒》，我可能就會去研究魏晉隋唐史了，因爲北大歷史系的中古史方向力量最強，名師輩出，是青年學子的首選。

大一學年結束的時候，按歷史系的要求需要寫一篇“讀史報告”。當時北大歷史系很重視本科生的寫作訓練，大一要寫“讀史報告”，就是讀一部史書，將自己的心得寫成一篇小論文；大二要寫“讀論報告”，就是圍繞某一歷史問題或理論閱讀前人論著，寫一篇綜述和評論；這兩個報告各佔1學分，然後到大三、大四才是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這種循序漸進的訓練對於培養學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是非常有效的。後來不知從哪年開始，“讀史報告”和“讀論報告”被廢除了，我覺得很可惜。

當時我讀到《史記》的戰國部分，注意到戰國晚期燕國大將樂毅伐齊，其實是六國聯合起來打齊國，而且有名的縱橫家蘇秦在其中起到穿針引綫的作用，於是我就寫了一篇《“六國伐齊之役”探源》作爲“讀史報告”。這篇文章寫了一萬五六千字，我後來寫文章往往一動手就收不住，動輒兩三萬字，這毛病大概就是從那時起養成的。文章交給負責我們中國古代史下半段的張帆老師，他看後覺得還不錯，給了90分。大二回到燕園之後，我向張老師求教應該選擇研究中國歷史的哪一段。他告訴我，以往學生問這個問題，他都會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來回答：如果學生比較聰明，對問題很敏感，就建議研究隋唐以前，稍微遲鈍一些的則建議研究隋唐以後；因爲隋唐以前史料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多，想要做出新意，就必須有想法，善於發現問題；而隋唐以後史料大增，未開發的空白點很多，聰明人往往看過一點材料就冒出很多想法，不能耐着性子把書一部部讀完，反而容易犯錯誤，不如遲鈍一點的人老老實實下苦功夫，總能有所成就。他說從我的論文看來，我適合研究前段，甚至可以考慮搞先秦；因爲先秦史和秦漢魏晉還不一樣，分支學科很多，如古文字、考古等，不愁沒有題目可做。張老師的建議和鼓勵對我選擇先秦史起到關鍵的推動作用。他還把我的“讀史報告”推薦給好友丁一川老師，丁老師是吳榮曾先生的學生，當時歷史系唯一研究先秦史的青年教師。丁老師看過之後也覺得孺子可教，於是他就成了我跨入先秦史研究門檻的啟蒙老師。

丁老師告訴我《史記》中關於蘇秦的記載頗多混亂和錯誤，甚至將蘇秦的活動年代提前了幾十年，同時把蘇秦的很多事跡張冠李戴到他弟弟蘇代身上，對此前輩學者已有深入辨析。這讓我第一次意識到利用史料之前必須加以考辨，即使《史記》這樣的經典也不可盡信。丁老師還提到馬王堆帛書《戰國縱橫家書》中有一些與蘇秦有關的新材料。我就從圖書館借來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的32開普及本《戰國縱橫家書》，此書除了收入《戰國縱橫家書》釋文和注釋外，“附錄”部分還收錄了唐蘭、楊寬、馬雍三位先生的論文。我研讀之後，發現對於《戰國縱橫家書》各章的繫年和先後次序，三位學者意見很不一致。《戰國縱橫家書》的前十四章是蘇秦在“六國伐齊”之役前幾年給各國君主、權臣的書信和遊說之辭，正好跟我的“讀史報告”研究的問題有關。於是我又爬梳了《戰國策》中的相關材料，重新排定《戰國縱橫家書》前十四章的先後次序並加以繫年，提出與以往各家均不相同的新說，寫成三萬多字的《帛書〈戰國縱橫家書〉前十四章繫年問題辨正》一文，作爲大二的“讀論報告”。丁老師對這篇文章評價較高，認爲考辨精細扎實，言之有據。經過這次鍛煉，我在搜集和處理文獻史料方面的能力有很大提高，而且第一次接觸到出土文獻，雖然當時利用的只是現成的釋文，連核對帛書圖版的意識都沒有。

正當我對這點小成績沾沾自喜的時候，丁老師又提醒我，《戰國策》這類材料多是策士遊說之辭，長期沉浸其中容易鑽牛角尖；要想真正跨入先秦史的殿堂，必須從通讀《左傳》入手。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非常感謝丁老師的及時點撥，將我引入學問的正途。於是我在大三、大四期間陸續讀完了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而且學年論文和畢業論文選題都和《左傳》有關。《左傳》對於中國上古研究的重要意義，前面接受訪談的很多老師都強調過，我覺得再怎麼強調也不爲過。對於研究古漢語、古文字的學者，《左傳》是培養語感最好的讀本；而對於研究先秦史的學者，《左傳》不僅蘊藏着發掘不盡的珍貴史料，更重要的是提供了無數鮮活的歷史場景，是首屈一指的能夠培養“歷史現場感”的先秦史書。學習先秦史，《左傳》要反復讀，讀熟、讀透，研究的路子才能走得正。我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是《春秋時代的家臣》，寫了六萬多字。此後20年間陸續又看到一些討論周代家臣的文章和學位論文，但我那篇舊文在研究的全面和深度方面似乎還沒有被超越。

從大二開始，本系幾位老師聽說我想做先秦史，都建議我要學習古文字和考古。尤其是羅新老師，有一次課間閒聊，他說不學考古就讀不懂考古報告，不能算合格的先秦史研究者，這可能是我後來轉投考古系的緣起。當時的北大學生還殘留着老北大“亂聽課”的遺風，我就是一個“不守規矩”的典型，經常逃掉自己的必修課，去旁聽外系的課，或者本系高年級甚至研究生的專業課。當時還沒有“績點”一說，成績和學分我根本不放在心上。每到開學時就去教務那裏抄各系的課表，然後跑到自己感興趣的課堂上，坐在後排，感覺有收穫就一直聽下去，覺得沒意思就溜之大吉。這樣在幾年之間不知不覺就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我們系的吳榮曾和祝總斌兩位老先生，當時都是退休返聘，最後一次給研究生開課，我都有幸到場“蹭聽”。祝先生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和史學史兩門課都從頭到尾聽完了，他那驚人的記憶力、優美的板書和樸實無華的風格給我很深的觸動。如今我自己走上講台也已十餘年，每每回想起祝先生在課堂上的風采，仍然不免自慚形穢。

中文系古文獻、古文字方向的課程以及考古系的基礎課，我都是有意識、有計劃地旁聽的。當時裘錫圭、李家浩、沈培等幾位先生還在古文字教研室，古文獻方向的隊伍也甚是齊整。我聽過沈培老師的“文字學”，董洪利老師的“訓詁學”，李家浩老師的“《說文解字》概論”、“戰國文字研究”等。還“蹭聽”過幾門研究生課，比如裘錫圭先生的“考古資料與先秦秦漢古籍整理”，李零老師的“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等。雖然老師們講授的很多內容我都似懂非懂，但接觸過跟沒接觸過畢竟是完全不一樣的。配合聽課，閱讀了一些古文字學方面的入門書，比如李學勤先生《古文字學初階》、唐蘭先生《古文字學導論》、裘錫圭先生《文字學概要》、王宇信先生《甲骨學通論》等。有一次隨手翻閱《學林春秋》，看到裘先生那篇《我和古文字研究》，深受啟發，也想效仿裘先生年輕時抄錄《卜辭通纂》、《殷契粹編》、《兩周金文辭大系》的壯舉，但堅持了沒多久就放棄了。不過《卜辭通纂》當時還是對照釋文一片一片堅持讀完的，由此對甲骨文有初步了解，也認識了一些常見字形。最大的遺憾是沒下功夫好好學音韻學，兩次旁聽中文系的音韻學課，都因爲沒堅持做課後作業，逐漸跟不上進度而半途作罷，最終在古音方面仍然是外行。這個知識結構上的重大缺陷也是我後來不敢涉足古文字考釋的重要原因。

相比古文字學，我跟考古學的緣分好像更多一些。本科時先後聽過黃蘊平老師的“舊石器考古”、張江凱老師的“新石器考古”、劉緒老師的“商周考古”、趙化成老師的“戰國秦漢考古”、孫華老師的“青銅器”等課程。其中“新石器考古”是我唯一正式選修的外系課程，張江凱老師給了我95分的全班最高分，我至今引以爲傲。劉緒老師講課條理清晰，隨手就能在黑板上畫出漂亮的器物綫圖，讓我欽佩不已，他待人處事的熱情誠懇更給人難得的溫暖。商周考古課有一次配合上課去國博和故宮參觀，回來以後劉老師特意叮囑我把往返公交車票給他，事後他讓考古系同學把報銷的錢交給我，他的周到細緻於此可見一斑。

人生有所得必有所失，由於我平時不重視考試成績，到1999年秋大四保研的時候就遇到了麻煩。那年我們班保送本系的名額只有11個，我的成績排名是13名，可謂“命懸一綫”。班主任黃春高老師建議我尋找保送外系或外校的機會。情急之下我聯繫了正在陝西周原帶隊實習的劉緒老師。正是在劉老師和歷史系幾位老師的努力下，歷史系才從學校爭取到兩個額外的保研名額，考古文博學院也同意接收我攻讀碩士。雖然當時我已做好考研的準備，但如果保研不成功，我的學術道路還是有可能就此終止，因此老師們的無私幫助讓我終身感念。

碩士期間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去周原遺址參加田野考古實習的半年。北大考古系向來重視本科生的田野考古基礎實習，其水平之高、要求之嚴在考古學界有口皆碑；由新石器和商周考古兩個方向的老師輪流帶隊，實習地點都是選擇全國條件最好的著名遺址；實習全過程長達一個學期，前半段是田野發掘，後半段是室內整理和撰寫發掘報告。實習的目標是通過系統而嚴格的訓練，使本科生達到基本可以獨立從事考古發掘的水平。對於外校、外專業來北大考古系讀研的學生，凡是沒有參加過田野實習的，導師一般都會要求跟隨本科生一起實習半年。我研二的上學期（2001年秋季）正好趕上商周考古方向帶實習，地點就在大名鼎鼎的周原遺址，由劉緒、徐天進、雷興山三位老師帶隊。因爲是北大與社科院考古所、陝西省考古所三家聯合發掘，所以社科院考古所的徐良高、傅仲揚和陝西所的王占奎、孫秉君等幾位老師也常在工地。我們這年的發掘區選在岐山縣境內的王家嘴遺址，目標是尋找晚商時期的遺存。這是我第一次接觸田野考古，而且我的基礎還不如考古系的本科生，諸如考古測量、繪圖、攝影這些技術性課程我都沒上過，因此一開始頗有點手忙腳亂。幸虧劉緒老師經常來我的探方手把手指導，教我如何辨別土質土色，如何區分遺跡現象，如何測量、繪圖。而且隔壁探方有兩位社科院考古所剛剛碩士畢業留所工作的青年學者宋江寧和唐錦瓊（如今都已是獨當一面的業務骨幹），也不時給我指點一二，於是我的發掘很快走上了正軌。在我的探方裏發現了一個巨大的晚商時期灰坑H77，出土了四萬多陶片，是以高領袋足鬲爲代表的先周文化遺存。熟悉商周考古的人都知道，鄒衡先生在《論先周文化》那篇名文中提出過一個影響很大的觀點，即晚商時期關中地區以聯襠鬲爲代表的遺存是姬姓周人的文化，而以高領袋足鬲爲代表的遺存是姜姓戎人的文化。然而我們在王家嘴遺址的發現卻證明，在殷墟三期商文化撤出周原以後，這裏佔據主體地位的考古學文化不是聯襠鬲類遺存（即鄭家坡文化），而是袋足鬲類遺存（即碾子坡文化和劉家文化），這就對鄒先生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在我們發掘期間，鄒衡先生曾親自來工地考察，仔細觀摩了我們發掘的陶片，然後在給我們做講座時特別強調這次發掘對於先周文化探索的意義重大。此後我在發掘的時候就特別注意觀察出土的陶片，慢慢地對先周陶器的特點和演變規律熟悉起來。雷興山老師當時還在寫他的博士論文《先周文化探索》，複印了很多資料帶到工地，我利用晚上的時間借來學習，了解到各家對先周文化的不同認識。我挖出來的那些東西對於解決以往的爭論究竟有何意義？在此後的發掘和室內整理中，我腦子裏一直在琢磨這些問題。

2001年9月周原王家嘴遺址開工前合影，前排右四爲劉緒教授，右六爲作者

關中地區秋季多雨，每逢下雨天無法下地發掘，老師們總是安排我們以各種方式學習。或是到庫房觀摩以前出土的陶器，或是包車出門參觀各地遺址和博物館。記得一次劉老師帶大家到庫房，講解西周早中晚各期陶器的特徵，最後用殘破的陶器口沿考試，每人認五個陶片，要說出是什麼器物、什麼年代，我是以滿分過關。寶雞地區和西安周邊的重要遺址和博物館，我們都參觀過。平時每工作十天休息一天，我經常約幾個同學出去遠足，半年之內幾乎把周原遺址都跑遍了。出門都帶着手鏟和陶片袋，看到路邊斷面上暴露的灰坑，就學老師的樣子刮一刮，撿些陶片帶回去。有一次走到住地西邊十餘里的岐陽堡，在村頭看到一個仰韶時期的大灰坑，遍地都是陶片，興奮得不得了，撿了滿滿一口袋，硬是扛回了住地，晚上又吭哧吭哧地洗陶片、晾乾，忙得不亦樂乎。就這樣過了半年，對周原一帶的地形地貌、風土人情，以及各時期考古遺存的面貌，都有了整體的認識。

到11月底，田野發掘結束，轉入室內整理。首先是對每一個單位出土的陶片進行分類統計，把不同質地、顏色、紋飾的陶片分開，一片一片地點數，將數字填入統計表中。然後是拼對，盡量把碎陶片拼合，爭取復原成完整的器物。這些工作異常瑣碎、枯燥，但是很能磨煉人的耐性。接下來進入“器物排隊”階段，先將各探方內的地層和遺跡單位按照疊壓打破關係排列成一張總表，在地面上畫成像“跳房子”那樣的方格，然後選取各地層、單位比較完整的陶器標本放入方格中。到這個時候，原來一盤散沙似的陶片突然有了邏輯，各種陶器從早到晚的演變序列開始變得清晰起來。比如我最熟悉的高領袋足鬲，其足根如何從鴨嘴形變爲扁錐形再變爲圓錐形，襠部如何從平滑變得滿是凹坑，繩紋如何由細變粗，都一目了然。過去從書本上看俞偉超、嚴文明先生講地層學和類型學的關係，道理是明白的，但總覺得像霧裏看花，到這時才有了真切的體會。所以說考古學是一門實際操作性很強的學問，光靠看書是學不到的，必須得下到地裏挖一挖，親手拼陶片、摸陶器，排隊分期，才能品出其中三昧。考古教學和研究的主陣地不像文史哲那樣在教室和圖書館裏，而是在廣闊田野中。所有這些，如果不參加這次實習，我是永遠領會不到的。

室內整理進入最後階段，是給挑選出來的器物標本（包括陶器、各種工具、飾品）繪製綫圖，然後就進入考古發掘報告的編寫。雖然是實習報告，但要求跟正式考古報告一樣，前言、地層堆積、典型遺跡介紹、遺物分型分式介紹、分期、結語，一個都不能少。我寫到“結語”這部分，感覺突然把發掘和整理期間縈繞於腦海中的問題想通了，於是大膽地提出了一個“先周文化突變論”的假說，寫了一萬多字。我當時的想法是，王家嘴遺址以高領袋足鬲爲代表的遺存來自涇水上游的碾子坡文化，屬於姬姓周人集團，而以劉家墓地爲代表的遺存則屬於關中西部的姜姓集團。這兩種文化都以高領袋足鬲爲主要炊器，其特徵和演變規律完全相同，葬俗卻截然不同——王家嘴的墓葬是豎穴土坑墓，一般只隨葬一件陶鬲，劉家墓地則是偏洞室墓，隨葬多件陶鬲、陶罐。兩種文化在殷墟三期商文化撤出後同時進入周原，這與《詩·大雅·緜》中“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的記載恰相吻合。而我們在賀家村北的發掘證明，直到商末周初，周原遺址佔據統治地位的仍是高領袋足鬲類遺存。因此我認爲，姬姓周人和姜姓集團最初都是使用高領袋足鬲的人群，他們在太王之後逐漸向關中東部擴張，征服、吸納了使用聯襠鬲的以鄭家坡文化爲代表的族群。由於後者的人數遠遠超過姬姜聯盟，使得姬姜聯盟在較短時間內放棄了原先使用的袋足鬲，改用了被征服者的聯襠鬲。這一過程大約在文王時期完成，因此在灃西H18出土的陶器中，聯襠鬲所佔比例已經超過了袋足鬲（但袋足鬲直到西周初年仍有少量遺留，在關中西部延續時間更長，後來岐山周公廟和寶雞石鼓山的發現都證明了這一點）。從先周文化向西周文化的演變，不是同一文化系統內部的直綫式“漸變”，而是一種文化取代另一種文化的“突變”。對於鄒衡先生創立的以“單綫進化論”爲基礎、由商文化和西周文化向前追溯先商和先周文化的研究範式，我的這個假說可以說是徹底的“離經叛道”。以致鑽研先周文化多年的雷興山老師看過我的初稿後大驚，找我聊了一個晚上，連聲說“小韓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劉緒老師卻對我的想法表示肯定，高興地把我的實習報告拿給陝西省考古所的王占奎老師看。王老師看後當即對我說“你畢業以後來我們所工作，我絕對歡迎”。老師們的寬容和肯定對我這個初入考古之門的年輕人是莫大的鼓勵，堅定了我繼續探索的信心。

實習結束返回北大以後，我重讀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受他的“關隴集團說”啟發，我在原先的“先周文化突變論”基礎上總結出“西土集團說”。2002年冬，我在歷史系幾位老師主辦的網站“往復論壇”上發表了一個帖子，題爲“關於商周歷史的思考”，大致闡述了這個假說。商代早期定都於河南中西部的鄭洛地區，北面的晉中、晉南和西面的關中都成爲商文化的勢力範圍，即商王朝的“西土”。不少商人以及臣屬於商人的東方族群在此時遷入西土，與當地土著（其中最重要的是夏遺民）以及晉陝高原南下的戎狄（應是從鬼方、土方等方國中分化而出）逐漸融合，形成一些既深受商文化影響，又帶有北方青銅文化印記的部族。如果用陳寅恪先生的學說來比附，這些部族就相當於北魏的“六鎮集團”。殷墟二期（武丁）以後，商文化勢力範圍迅速收縮，短時間內撤出關中和晉南大部地區，留下的真空再次造成族群遷徙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姬姓周人即在此時進入關中西部。作爲原本弱小、落後的部族，周人在東向擴張過程中採取開放、包容的態度，盡力吸納周邊族群。留在晉南、豫西和關中東部的商代“西土六鎮”部族陸續被周人征服、吸納，成爲周人建國克商最重要的助力（上博簡《容成氏》所載“文王伐九邦”故事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具體寫照）。周人在短期內將“西土”族源不同、文化各異的族群聚於麾下，勢必要採取一系列制度、文化上的措施將其整合、凝聚爲一個整體，姓氏和同姓不婚之制乃應運而生。王季從殷商迎娶太妊、文王娶夏人後裔有莘氏的太姒爲王后，都是利用異姓聯姻拉攏東方族群的措施。受同門師兄林鵠的碩士論文《周代政治與“姓”觀念》的啟發，我認爲周初還曾“賜”一些被吸納的異族以姬姓，如使用日名的召公家族就是典型，後來這一觀點在我的博士論文中發展爲“周初賜姓說”。在姓氏制度確立的同時，可能還伴隨着各“姓”祖先神話和族源傳說的建構。周人在整合“西土”各族時還有效利用了“夏”的政治旗號，於是“諸夏”、“華夏”從此成爲中原先進族群的代稱。經過文王時期的經營，至武王克商之前，已經形成以姬周王室爲核心、以“西土”諸部族爲主體的強大政治集團，《尚書·牧誓》所謂“西土之人”正是這一集團的自我認同，因此我稱之爲“西土集團”。當時我在文中寫道：“此‘西土集團’以姬姓周人爲領袖，以西進之東方族群與夏遺民爲主體，承有夏之正統，受殷商之文化，具戎狄之武力，其對內之向心力及對外之包容性均遠非商人狹義血族政權可比，實乃周人得以滅商建國的關鍵。”以聯襠鬲爲代表的考古學上的西周文化，其核心就是“西土集團”的文化。現在想來，這篇18年前的大膽“思考”其實確定了我後來在西周世族和西周政治史領域的研究方向，我博士論文中的一些核心觀點，最早都發端於此。

實習歸來，碩士論文的寫作提上日程，劉緒老師覺得我有歷史和文獻的基礎，選題最好能將考古資料與文獻結合，建議我將西周墓葬的殉牲現象梳理一下。當我開始動手搜集資料時，他特別強調不能只翻《考古學文獻目錄》，必須把所有考古期刊、集刊和報告都過一遍，做到竭澤而漁；而且在看報告的時候不要只盯着殉牲現象，其他方面也要注意，遇到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和材料就隨手記下來，說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場。劉老師的這一教導讓我受益無窮，我泡在考古系資料室，把所有文物考古類期刊、集刊從頭到尾都翻了一遍。在搜集殉人、殉牲資料的同時，我對西周墓葬的形制、葬俗、隨葬器物等各方面都形成了整體印象，成爲日後開展研究的基礎。我從此養成無論研究什麼題目，處理何種材料，文獻、古文字還是器物、考古，都要首先將全部資料過一遍，爭取做到巨細靡遺，而且現在指導學生也要求他們這樣做。我將搜集到的資料分地區進行整理，很快就發現西周墓葬中的腰坑殉狗、殉人和隨葬牲腿現象經常同時出現，而且採用這些葬俗的墓葬在同一墓地中往往聚集成群。眾所周知，這些葬俗都是晚商時期商文化墓葬的典型特徵。因此我得出一個認識，西周時期採用腰坑殉狗和殉人葬俗的墓葬，其墓主大多是殷遺民或受商文化影響的東方族群。過去在“古史分期”討論中，人殉人牲現象往往被視爲奴隸制的一種表現，西周墓葬中的人殉經常被當作西周爲奴隸社會的證據，雖有少數學者將人殉習俗與殷遺民相聯繫，但在學界並未產生多大影響。我的碩士論文大概是第一次將人殉與腰坑殉狗現象聯繫在一起，並對西周墓葬做全面系統考察的作品。雖然論文的結果與劉老師原先設想的結合文獻的禮制研究完全不同，但他也表示滿意，後來又指導我的師弟馮峰繼續研究東周墓葬的人殉習俗。馮峰做得比我更深入細緻，他的結論是東周時期人殉習俗主要流行於東夷、淮夷系統各國以及受其影響的鄰近地區，此外就是源出淮夷的秦、趙兩國，這進一步證明人殉習俗是商周時期東方系族群根深蒂固的一項文化傳統。我的碩士論文出來以後，承蒙學界同仁不棄，經常見有論著引用，而且不時有人問我何時正式發表。可惜後來注意力轉移到其他方面，無暇再顧及碩論，而且若不將新出考古資料補充進去並做大幅修改，心中也覺不安。馮峰的情況與我類似，因此我倆的碩論至今都未正式發表。我想將來如果有時間跟馮峰合作，把我們的碩論合在一起並加以擴展，寫成一部《周代墓葬殉人殉牲習俗與族群問題研究》，應該對學界不無裨益。

我在考古系的三年學習既然收穫如此豐厚，按常理應該繼續在考古這條路上走下去，但是考古實習生活的辛苦和枯燥卻讓我打起了退堂鼓。我去周原的時候背了滿滿一包書，包括孫詒讓《周禮正義》，準備利用晚上的時間看書。沒想到發掘開始以後，每天一身泥土回到宿舍，倒在床上就不想起來，別說看書，連琢磨點問題都覺得大腦運轉不靈。那套《周禮正義》基本上連翻都沒翻就背回了北京。室內整理階段雖然體力消耗不大，但工作更加枯燥乏味，尤其是數陶片、拼陶片的時候，真是感覺時光停滯，不知何時是盡頭。回來之後我思考了很久，覺得自己雖然對考古學很有興趣，也確實摸到了門道，但真正想研究的還是人的歷史，田野中的摸爬滾打與我理想中的學術生活相距太遠。恰好此時師姐王藝從考古系考回中文系跟隨李零老師讀博士——她本科就讀於中文系古文獻專業，也是因爲對考古有興趣，被李老師推薦到考古系跟孫華老師讀碩士。我在本科和碩士期間聽過李零老師幾門課，對他的學識十分仰慕，李老師對我也有印象，於是經王藝師姐引薦，我就報考了李老師的博士。劉緒老師對我的這一選擇十分支持，考博過程也很順利。碩士畢業後，我於2003年9月成爲中文系古文獻專業的博士生。

我讀博第一年，裘錫圭先生和沈培、陳劍兩位老師還在古文字教研室，我有幸選修了裘先生在北大開設的最後一門課“郭店楚簡研究”。早就聽說裘先生的課給分極其嚴格，不由提心吊膽；最後期末論文得了80分，還有點小得意；後來同學告訴我裘先生上年紀以後給分已經放寬很多，以5分爲一個檔次，那麼我這80分也就相當於早年的剛及格吧。同班宋華強兄是李家浩先生的博士，平常都在古文字教研室那間大“書房”裏看書，我也不時過去串門。記得當時經常泡在那間屋的還有陳劍老師，已經去考古系做博後的董珊師兄，正在跟裘先生做博後的馮勝君老師，裘先生的博士張富海兄，以及訪問學者陶安先生。可惜我當時覺得以後日子還長，沒有抓緊時間向他們多多請教，白白錯過了在古文字方面學習進步的大好機會。沒想到讀博第二年，裘先生和沈培、陳劍兩位老師就去了復旦，北大古文字學科這棵大樹被連根拔起。此後幾年間，我基本上只跟李零老師“單綫聯繫”，跟古文獻專業的其他老師沒有什麼交集。因此雖然我從本科到博士轉過三個院系，最後拿的是文學博士，但我最認同的還是歷史和考古，對中文系反而有點隔膜。

博士入學不久，李零老師就問我博士論文的選題意向，向我建議了兩個題目：一個是楚簡遣策和隨葬器物的對照研究，一個是西周金文所見世族的研究。我開始系統接觸金文其實並不早。本科期間雖然翻過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但沒留下什麼印象。碩士期間旁聽裘先生的“金文研讀”課，一學期只講了何尊、大盂鼎、令方彝三篇銘文，且前兩篇銘文就佔去了大半時間；雖然裘先生的旁徵博引、深邃謹嚴令我肅然起敬，但我當時基礎太差，難以領會其精彩之處。直到碩士三年級，爲了籌措生活費，我經朋友介紹給一家專門做古籍電子化的公司打工。他們想把金文、簡帛等出土文獻做成數據庫，其中金文的底本選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的《〈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先由打字員將釋文錄入電腦，然後由我來校對。我前後大概校了三次，借此機會把《殷周金文集成》過了幾遍，由此引發對金文的興趣，這才回過頭把《大系》又通讀一過。李零老師談到自吳其昌《金文世族譜》之後，還沒有學者對西周金文所見世族做過通盤梳理。因爲我碩士論文做的是西周墓葬，不久前又正好把《集成》翻過幾遍，感覺“西周金文世族研究”這個題目正對我的胃口，於是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它。

隨後開始着手搜集資料，那時還沒有《商周金文資料通鑒》這樣的數據庫可供檢索，我主要利用的是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和吳鎮烽《金文人名索引》這些工具書。爲防止遺漏，我還把《集成》和後來出版的《近出殷周金文集錄》、《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等資料集從頭到尾翻檢一過。我遵照劉緒老師的教導，在翻檢資料的時候，並不把眼光局限在與西周世族有關的信息上，凡是覺得有意思、有價值的材料都隨手錄入電腦，分類做成電子文檔，比如冊命、職官、名物、戰爭等。在搜集資料的同時，配合研讀郭沫若《大系》、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唐蘭《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等經典論著。漸漸地我發現西周銅器斷代是金文研究中一個繞不開的難點。經常碰到一件重要銅器，各家的斷代意見相差很大，在對西周青銅器和銘文還很不熟悉的情況下，我很難判斷孰是孰非，看各家的論證好像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於是我還是按照以往的經驗，從原始資料開始摸起。我選擇西周中晚期最多見也最容易讀的冊命銘文入手，將所有冊命銘文分爲時間、地點、右者、史官、職司、賞賜、親稱等要素，排列成一張大表格，就像考古室內整理分期排隊時在地上畫的那個“跳房子”一樣。這張表格一排出來，哪些銘文中出現了同一個冊命地點、同一位右者或史官，就一目了然了。在斷代研究中如何通過相同的“人、地、事”來進行繫聯，道理一下子就清楚了。由此我才真正體會到郭沫若在《大系》中提出的“標準器斷代法”和“繫聯法”，在具體研究中應該如何運用。直到現在我給研究生講金文，總是建議他們自己動手去把銘文排成這樣一張表格；只有像這樣將原始材料親手梳理過一遍，才能產生整體和系統的認識。

2007年秋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馬工作站，左起：李夏廷、韓巍、吉琨璋、李永迪、馮峰

銅器斷代研究，銘文只是一個方面，青銅器的考古學特徵（即器形和紋飾）也非常重要，二者必須互相結合。而且借用李零老師經常說的一句話：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器形、紋飾是大道理，限定住銅器年代的上下限；銘文則透露出作器者所處時代的歷史細節，幫助我們進一步縮小器物的年代範圍。我雖然在碩士期間聽過青銅器課，而且在撰寫碩士論文時將西周墓葬資料整體摸過一遍，對西周銅器有一定了解，但僅能大致區分早中晚各段，距離真正的斷代研究還差得遠。恰好師弟馮峰此時也繼續跟隨劉緒老師攻讀博士，跟我住前後樓，經常過來串門聊天。他的博士論文打算做東周墓葬的喪葬禮儀，對東周銅器下過很大功夫，對西周銅器也比我熟悉得多，於是在閒聊中向我傳授了不少知識。記得有一次他拿起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三位先生合著的《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一邊翻一邊指出書中存在的問題，並結合圖片分析西周晚期早段（夷厲時期）和晚段（宣幽時期）青銅器的差異，令我茅塞頓開。在他啟發之下，我將田野考古實習中學到的考古類型學方法應用到青銅器研究中，逐漸學會如何觀察一件銅器，捕捉器形和紋飾的細微差別，總結出不同類型青銅器的演變軌跡。隨着資料的積累，看過的銅器越來越多，頭腦中的“數據庫”不斷擴充，最後基本達到提起哪件銅器，腦海中就會自動浮現出器形和銘文的大致情形；而且這些銅器自然而然地在“數據庫”中“分期排隊”，並隨着新資料的“輸入”不斷修正。我從郭沫若、陳夢家、唐蘭等前輩學者那裏學到的方法，就是從不孤立地看待一件銅器，總是努力找出與之相關的一群銅器，並將其放置在周代銅器和銘文演變的大趨勢中去考察。因爲學過考古，相比失去考古背景的傳世器和被盜流散器，我更重視經考古發掘出土的，尤其是出自保存完好的墓葬的青銅器。在研究這些器物時，其同出青銅禮樂器的特徵和組合，以及同出兵器、車馬器、陶器、玉器等器物的特徵，乃至整個墓葬的形制、等級、位置等信息，都必須綜合考慮。總結以往的西周銅器斷代研究，大致可分爲“以銘文爲中心”和“以銅器考古學特徵（主要是形制、紋飾）爲中心”兩種路徑。以銘文爲中心的古文字學者雖然都主張要兼顧器形、紋飾，但畢竟未經考古學訓練，無法進行系統的類型學研究，且不能充分利用銅器的考古學背景信息。以銅器考古學特徵爲中心的考古學者，則多數不能充分發掘銘文自身包含的歷史信息，而且在類型學分析方面過於“粗放”。因爲有考古方面的基礎，我在從事銅器斷代研究時，能夠將器形、紋飾與銘文相結合，做到“兩條腿走路”；而且在類型學分析方面做得更爲系統和精細，並能充分利用銅器的出土背景信息。這大概是我能在西周銅器斷代方面提出一些新想法的原因。

迄今爲止，我在西周銅器斷代方面主要提出了兩個自認爲有一定創獲的假說。其一我稱之爲“恭王長年說”。關於西周恭王的在位年數，傳世文獻說法不一，過去學者多認爲不太長，“夏商周斷代工程”將恭王年數定爲23年，於是西周中期凡紀年高於23年的銅器大多被放到穆王時。2006年，我撰寫了《?簋年代及相關問題》一文，以當時國博新入藏的?簋爲突破口，從冊命銘文的形式和演變規律出發，論證?簋的年代應爲恭王24年，而非學界主流意見所認定的穆王24年。我的主要根據是，?簋銘文已是非常成熟、規矩的冊命銘文，而冊命銘文在穆恭之際尚處於萌芽階段，不可能在穆王中期就出現?簋這樣成熟的形態。進而我認爲紀年高於24年的廿七年裘衛簋和卅年虎簋蓋，均應爲恭王時器，恭王紀年至少在30年以上。此文發表後，又陸續有卅年作冊吳盉、廿八年簋等恭王時期高紀年銅器問世，於是我又先後寫了《簡論作冊吳盉及相關銅器的年代》和《由新出青銅器再論“恭王長年說”——兼論西周中期後段青銅器的變化》兩文，繼續深入論證這一觀點。後一篇文章還對恭王時期青銅器做了全面的清理，進而討論了這一時期在西周青銅器由前期向後期轉變過程中的重要地位。目前，將這些高紀年銅器定爲穆王器的觀點雖然仍爲主流，但已有一些學者對“恭王長年說”表示支持。近年發現的橫水、大河口兩處西周墓地以穆、恭時期的墓葬資料最爲豐富，大大增強了我對“恭王長年說”的信心。

第二個假說，我稱之爲“厲宣分界說”，即根據冊命銘文中地點的變化來區分厲、宣兩代銅器。我發現西周冊命銘文中凡地點在“周康某宮”或“周康宮某大室”者，其年代均在宣幽時期，目前所見有“周康昭宮”、“周康穆宮”（或“周康宮穆大室”）、“周康夷宮”（或“周康宮夷大室”）、“周康厲宮”四處；且目前所見此類銘文紀年均不早於宣王十六年，因此可利用這一標準來區分厲王和宣王銅器。2009年我在《文物》發表《冊命銘文的變化與西周厲、宣銅器分界》一文，提出了這一假說，並指出冊命銘文在宣王後期又發生一些變化，比如出現兩位史官，冊命儀式最後多出“返入覲璋（圭）”儀節等等。但由於《文物》對文章篇幅限制較嚴，此文未能展開論述，很多地方只能點到爲止。同時我還注意到西周晚期前段（夷厲）和後段（宣幽）的銘文在習慣用語方面有明顯差別，特別是銘文末尾句式整齊且用韻的長篇嘏辭，夷厲時期剛剛開始露頭，到宣幽時期才廣泛流行，於是又寫了《單逑諸器銘文習語的時代特點和斷代意義》一文。這兩篇文章是我從銘文內容和形式方面探索厲、宣銅器分界的一點嘗試，我在文末提出希望將來能對西周晚期銅器做類型學方面的全面研究，從形制、紋飾方面總結厲、宣兩代銅器的差異。多年來雖然已積累了不少資料，也摸索出一些綫索，但由於工作量浩大，一直沒有動手。近十年來新出銅器銘文數量雖多，但西周晚期後段的冊命銘文卻幾乎沒有發現，使我的這一假說無法得到進一步證實或證僞。總之，這第二個假說還有待未來更多新材料的檢驗和進一步的工作。

以上西周銅器斷代方面的研究，雖然多數發表於博士畢業之後，但想法其實在讀博期間已經產生，可以說是博士論文寫作的副產品。我在博論的資料搜集基本完成後，就將各家族的銅器銘文歸攏到一起，然後對其姓氏、族源、世系、職官、封地、婚姻等問題一一進行考訂。其中以“世系”的研究難度最大，因爲要通過零星散亂的金文資料復原一個家族的世系，實際上等於要確定此家族在不同時期有哪些代表人物，這些人物彼此是什麼關係。這就牽涉到金文研究中的兩個“老大難”問題——“斷代”和“稱謂”。正因爲如此，我才在撰寫博論期間對銅器斷代狠下功夫，最後至少在西周中晚期銅器斷代方面已初步形成自己的體系，對各家之說能做出獨立判斷，或擇善而從，或另立新說。有了這一基礎，才能對各個家族的銅器做更爲精細、準確的斷代，進而推斷其代表人物的活動年代。對於西周金文中資料較豐富的一些家族，如虢氏、井氏、榮氏、益氏等，我都盡力復原其家族世系和宗支分衍情況，儘管其中很多環節存在推測成分，也要爲後人繼續研究提供一個基礎。

關於金文人名稱謂的通例，以往學者研究較爲充分，總體上已達成不少共識，但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的環節。比如西周金文中的“伯”究竟是一種爵稱，還是家族長子（宗子）的通稱？學界還有不同意見。又如金文人名中的排行字“伯仲叔季”，究竟是代表個人在兄弟中的排行，還是代表同一家族內部的不同分支（小宗）？學界的認識也比較混亂。我在搜集資料過程中隨時注意總結金文人名稱謂的一些規律，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比如金文中的“伯”，我認爲並非“爵稱”，而是各家族嫡長子的通稱，後來逐漸演變爲對宗子的尊稱。至於金文中“伯仲叔季”等排行字，大多是指個人在兄弟中的實際排行；只有極少數能夠確認在同一家族內部世代相承，或有“某叔氏”、“某季氏”等明確的銘文證據，比如西周金文中的“井叔氏”、“虢季氏”，實際上是井氏、虢氏的小宗，在大宗氏名“井”、“虢”之後加上本分支始祖的排行，形成一種“復合氏名”。因此我們不能一看到某家族出現“某仲”、“某叔”的稱謂，就認爲此家族存在“某仲氏”、“某叔氏”的小宗旁支。博論完成後，我又在《重論西周單氏家族世系——兼談周代家族制度的一些問題》一文中對這些問題有更深入的論證。另外，以往學者已注意到西周貴族稱謂存在“內外服”之間的明顯差別：“侯”本爲“外服”尤其是邊疆地區執行軍事任務的職官，西周時已演變爲世襲的“爵稱”；“內服”王臣則多以“氏名+排行”爲稱呼，家族宗子多稱“某伯”，地位較高者或稱“公”，未見有稱“侯”者；可以說“內服無諸侯”已成爲多數學者的共識。然而我讀博前後公佈的一些新出金文資料顯示，即使同爲“外服”諸侯，其稱謂也非一成不變。2010年我剛留校任教不久，接到芝加哥大學夏含夷教授邀請，赴芝大參加“二十年來新見古代中國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爲初出茅廬的後生小子，我深感榮幸，連續熬夜趕出了《新出金文與西周諸侯稱謂的再認識》一文。此文指出西周時期有一些外服諸侯國（如滕、晉、應等），其受封初期的一代或幾代君主均不稱“侯”，而是或稱“伯”，或稱“公”，與內服王臣無異。衛國則更爲特殊，其始封君稱“康侯”，不久即改封於衛而稱“伯”（見沫司土疑簋及清華簡《繫年》），至衛頃侯又“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爲侯”（《史記·衛康叔世家》），可見衛君的稱謂經過從“侯”到“伯”、再到“侯”的兩次轉變。因此，西周諸侯的稱謂並非由其地理位置決定，而是與其承擔的職責即“服”直接相關；有些諸侯國始封時本爲內服王臣，後因其所處地域戰略形勢的變化而增加了軍事職能，於是再次受命爲“侯”；因此“內服”與“外服”之間並沒有一條固定不變的地理界綫，“內服”的邊緣地區可能因軍事壓力增大而變爲“外服”，“外服”的少數地區也可能因軍事壓力消失而變爲“內服”。此文也因爲我的疏懶而一直未正式發表，僅有電子版在網上流傳。其後幾年中先後有王世民、李峰、朱鳳瀚、劉源等先生就西周金文中的諸侯“爵稱”問題發表文章，研讀之後我覺得自己的認識還是有與各家不同之處，因此準備將此文原樣收入即將出版的一本論文集，至於文中未盡之意，當另外撰文詳論。

其實在西周世族的研究中，“稱謂”、“斷代”、“世系”乃至“族姓”等問題都是互相牽扯、環環相扣的，討論其中一個問題很難不涉及其他問題。我最早發表的《周原強家西周銅器群世系問題辨析》、《眉縣盠器群的族姓、年代及相關問題》以及前述關於單氏世系的論文，都是由博士論文的某一章節發展成文。其中有關家族世系的復原都是以銅器斷代研究爲基礎。例如我將年代較晚的“師望”器從強家銅器群所屬家族中排除出去，重新推定該家族世系，並根據銘文中祖考稱謂指出該家族應是從“虢季氏”分出的“虢叔氏”。而對於眉縣李家村出土盠器群，我之所以跟學界主流意見“唱反調”，提出“盠”與單逑的祖先“惠仲盠父”並非一人，其出發點也是盠方尊、方彝銘文屬於成熟的冊命銘文，再加上其形制較晚，不可能早至“惠仲盠父”所處的昭穆時期。金文中同一人可使用不同稱謂，同一稱謂也未必是同一人；除去族氏、謚號、爵稱、排行等容易重合的因素，金文中還普遍存在重名、重字現象。爲此我寫有《西周金文中的“異人同名”現象及其對斷代研究的影響》，通過幾個確鑿的例證，說明同名、同字現象的普遍性，指出在斷代研究中使用“人名繫聯法”時應避免將同一稱謂簡單認定爲同一人。2015年6月，我在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主辦的“西周金文與青銅器研討班”上做報告，即以博士論文中關於井氏家族的研究爲例，題爲“稱謂、斷代與世系——西周世族研究的關鍵問題”，代表了我對西周世族研究方法的總結。

博士論文的最初設想是分爲上、下兩篇。“上篇”是對各世族金文資料的匯集與考訂，採用“以姓爲綱、姓下分氏”的原則；每個“氏”（家族）之下再分姓氏與族源、世系、職官、封地、家臣、婚姻等項，匯集相關資料一一進行考訂。“下篇”是對西周世族若干專題的綜合研究，例如族姓的來源與構成、家族形態、世官制度、封地與采邑、世族之間的通婚關係、世族在王朝政治中的作用等。然而這一研究計劃過於龐大，當時的博士生學習年限只有三年，每月補助僅350元，經濟壓力極大。爲了寫好論文，我又主動申請延期一年。到第四年，原計劃的“上篇”已基本完成，李零老師覺得畢業應無問題，於是我將“下篇”已寫好的六七萬字改爲論文的最後一章，題爲“世族與西周政治”。這一章分爲三節，第一節“西周世族的種族結構和族屬來源”，指出西周統治階層主要由兩大群體構成，即克商以前形成的“西土集團”和克商以後歸順的“殷遺民”。關於“西土集團”的認識，是由《關於商周歷史的思考》的思路深化而來；博論中通過對西周金文中族姓的統計，發現姬、姜、姞、姒四姓佔據大半江山，是“西土集團”的核心，同時詳細論證了召、榮、南宮三個家族是文王時期被“賜予”姬姓的異族；因此“西土集團”在族姓來源上可分爲姬周王室、被賜姬姓之異族、與姬周王室聯姻之異姓三個部分。關於“殷遺民”的研究也在碩士論文基礎上向銅器銘文擴展，利用族氏銘文和日名兩項標準識別廣義的“殷遺民”銅器；通過對銘文的排比，發現“殷遺民”在西周貴族中屬於“中間階層”，且大多數史官和武官“師氏”由“殷遺民”擔任。近年我受到張帆老師在分析蒙元帝國政治構造時使用的“圈層結構”概念啟發，感覺這一概念借用來描述西 周王朝也十分貼切：處於“圈層結構”最核心的當然是姬周王室及其分支，其外層是“西土集團”中被“賜”姬姓的家族和周王室的姻親家族，再外層是歸順的“殷遺民”貴族，再外層是“周人”的普通貴族和平民，最外層是被征服的各地土著。第二、三節分別討論了西周早、中、晚期各世族勢力的消長及其與王權的關係。西周早期佔據政權中心的是西周開國功臣集團的後裔，至穆王時期情況開始發生變化；穆、恭之際伴隨着冊命制度的形成，以井、榮、益爲代表的少數大族壟斷了冊命儀式中“右者”的位置，長期把持王朝權力中樞；這種“冊命體制”與“世族政治”共生的模式一直延續到厲王時期，力圖重振王權的周厲王與大世族發生衝突，導致“國人暴動”；宣王即位後繼續推行集權政策，冊命儀式中的“右者”不再集中於少數家族，同時此前長期專權的幾個家族一蹶不振，而長期衰落的一批周初舊族和新興家族走上前台，“冊命體制”與“世族政治”格局終歸瓦解。以上可說是我在撰寫博士論文過程中對西周政治史產生的最重要的認識。2008年我到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訪學三個月，爲了完成規定的任務，我將“世族與西周政治”一章後兩節的內容改寫爲《冊命體制與世族政治——西周中晚期王朝政治解析》一文，發表於該中心主編的《九州學林》。

在我博士畢業之後，周代考古不斷傳來驚人的大消息。僅就西周時期而言，北有山西绛縣橫水倗氏、翼城大河口霸氏兩處墓地，南有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一北一南交相輝映，都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發現。因爲有濃厚的學術興趣和前期研究基礎，我一直對這些考古新發現保持着追蹤。關於橫水、大河口兩處墓地，我撰有《橫水、大河口西周墓地若干問題的探討》，指出墓地所屬的倗氏、霸氏兩個家族屬於晉國受封時領有的“懷姓九宗”，具有“王臣”與“晉臣”的雙重身份，這一新發現對於理解西周王朝政體結構的複雜性有重要意義。同時兩處墓地的墓向皆爲東西向，流行腰坑殉狗和殉人葬俗，具有濃厚商文化色彩，這完全符合我對“西土集團”中周王室以外各族群文化屬性和族屬來源的判斷。關於隨州葉家山墓地，我撰有《從葉家山墓地看西周南宮氏與曾國——兼論“周初賜姓說”》。葉家山墓地簡報公佈後，我發現其墓向與橫水、大河口一樣皆爲東西向，而出土銅器銘文說明其主人無疑是從南宮氏分出的姬姓曾國，興奮之情一時難以抑制，因爲這恰好印證了我在博論中提出的“周初賜姓說”。以理推之，曾國的大宗南宮氏也應具有相似的葬俗，他們雖與周王室同爲姬姓，但葬俗的明顯差異以及使用日名、族氏銘文的傳統，說明他們來自文化淵源不同的另一族群。與橫水、大河口相同的東西向墓向，暗示着南宮氏可能源自晉南地區，同樣採用東西向墓向的秦人也曾在晉南停留。銅器銘文顯示有一部分媿姓族群與南宮氏一同南下，且長期與之保持通婚關係，曾侯諫夫人爲媿姓女子，橫水墓地曾出土南宮倗姬簋、南宮姬簋，皆爲明證。至於後來陸續公佈的春秋中晚期的曾侯編鐘和羋加編鐘銘文，稱曾國公室爲“后稷之玄孫”、“文王之孫”，則是南宮氏後裔與“賜姓”相配合而產生的一種“歷史記憶的構建”，不能簡單視爲“史實”。近年來這幾處西周墓地的考古資料陸續公佈，我也跟蹤新材料撰寫了一些新的文章。相信將來隨着正式考古報告的出版，西周青銅器、金文乃至西周考古研究的面貌將會有整體的改觀。

2018年9月參加“西周王朝與封國”前沿學術論壇的學者在北大中古史中心合影

我的博士論文于2007年6月順利答辯通過，答辯委員有朱鳳瀚、劉緒、陳平等幾位先生，對論文的評價都還不錯。但我此前找工作頗有點波折，雖然當時尋找高校教職遠沒有現在那麼難，但北京高校已經開始強調論文發表這道門檻。我當時對此懵然無知，臨近畢業時只有一篇已刊和兩篇待刊的論文，且均非“核心期刊”，嘗試寄出幾份簡歷也都石沉大海。後來我聯繫朱鳳瀚先生，想去歷史系做博士後，朱先生參加過我的博士論文開題，非常爽快答應幫忙。在朱先生和歷史系幾位老師的幫助下，我終於順利回到歷史系，贏得了博士後兩年的“喘息之機”。

2009年初，就在我博士後即將出站時，北京大學入藏了3000多枚西漢竹簡，由此開啟了我學術道路上的第二個重要領域：北大藏秦漢簡牘的整理和研究。由朱鳳瀚先生牽頭，集合歷史、考古、中文三個院系在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方面的專家組成了“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一年以後，又一批近800枚秦簡牘入藏北大。我和當時博士尚未畢業的陳侃理兄作爲僅有的兩個年輕人，在簡牘清理、拍照、初步整理以及申報項目的過程中承擔了大量工作。簡牘整理有很多方面類似於考古資料的室內整理，有大量繁瑣的簡單重複勞動。不過借此機會接觸大量簡牘實物，使我對簡牘保護和整理有了直觀認識和第一手經驗，並且跟我過去從事田野考古和青銅器研究的經驗聯繫了起來。相比戰國竹簡，秦漢簡牘文字釋讀的難度要小得多，以我相對薄弱的文字學基礎也勉強可以勝任。而考古方面的基礎，讓我更加關注簡牘的物質形態及其與文本之間的關係。北大漢簡和秦簡牘的保存狀態都比較好，尤其是秦簡牘，入藏時基本維持着出土時的原始狀態，這對於通過考古學方法復原簡冊的原初面貌是得天獨厚的條件。因此我在整理北大秦漢簡牘時，將重點放在了文本復原方面。

北大藏西漢竹書中由我負責整理的是《老子》，另外《周馴》的釋文和注釋初稿以及《趙正書》的簡序編聯和初步釋文也是我做的。《老子》是哲學思辨色彩最濃的先秦經典，但我對思想史一向沒有關注，於是把重點放在了漢簡《老子》文本的復原及其與出土、傳世重要《老子》版本的校勘上。因爲有傳世本可以對照，漢簡《老子》簡序的編聯不成問題，但每章均另外起頭抄寫，這就使“章序”的確認成了難題。此時竹簡的物質形態意外地發揮了決定性作用。當時在考古文博學院讀大二的孫沛陽同學在參加秦簡的清理、拍照工作時，發現秦簡背後有墨書或刻劃的斜綫，並且意識到這種“劃綫”可能與簡冊的編聯順序有關。在他提示下，我們立即去檢查漢簡背面，果然發現普遍存在斜直劃痕。經過研究，我們採取測量劃綫起止位置的做法，採集了秦漢簡的全部簡背劃綫數據，並據以繪製“簡背劃綫示意圖”。有了簡背劃綫的提示，漢簡《老子》七十七章的章序很快得以確認，與傳世八十一章本《老子》完全一致。我還注意到漢簡《老子》簡背劃綫存在多處不能銜接的地方，而且有些竹簡背面有上下兩道劃綫。這一現象讓我百思不得其解，於是又到庫房再次檢查竹簡背面，結果發現有更多的竹簡背面存在上下兩道劃綫。由於竹簡拍照之後用兩片玻璃夾住再用三道棉綫捆扎固定，並在一端系上編號標籤牌，有些竹簡頭端或中部的劃痕遂被棉綫或標籤牌遮擋；負責觀察、測量簡背劃痕的同學在找到一條劃痕以後，沒有再注意尋找另一條劃痕，因此造成了遺漏。在將遺漏的劃綫補充到數據表和示意圖上之後，情況立刻有了改觀，我發現存在上下兩道劃綫的竹簡都集中在一組竹簡的開頭和結尾處，而且其劃綫可以相互銜接。於是我恍然大悟：所謂“簡冊背劃綫”並不是像我們原先想象的那樣，是將做好的竹簡背面向上排列在一個平面上，用利器刻劃出一道道平行綫，而是在製作竹簡之前就在竹筒上刻劃出螺旋狀劃綫。我爲此撰寫了《西漢竹書〈老子〉簡背劃痕的初步分析》一文，收入漢簡《老子》一書的“附錄”。漢簡《老子》的整理可以說是利用竹簡物質形態復原簡冊原貌的一個成功案例。正是有了簡背劃綫的提示，才使漢簡《老子》章序的確認成爲可能；反過來，也正因爲有漢簡《老子》這樣一個保存基本完整且有傳世本可資對照的簡冊標本，才使我們得以窺知簡冊背劃綫形成的原因和竹簡的製作程序。

由於我“小學”功底薄弱，在撰寫漢簡《老子》注釋過程中雖然下了一些功夫，但自知錯誤肯定少不了（果然書出版之後陸續被學者指出）。出於“勤能補拙“的考慮，也爲了方便讀者，我在“附錄”中增加了一個《〈老子〉主要版本全文對照表》，共收入九種出土和傳世《老子》版本的全文。爲保證錄文的準確，我前後校勘了好幾遍。《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老子》）於2012年底出版之後，不斷有學者向我稱讚這個《全文對照表》對研究很有幫助，看來我花的“笨力氣”沒有白費。該書“附錄”還收有我的一篇長文《西漢竹書〈老子〉的文本特徵和學術價值》，其實是一篇概述；我在文章最後提出，隨着近年出土簡帛古書文本的極大豐富，像《老子》這樣的經典已經有多個不同時期的文本可供比較，有了這一基礎，簡帛古書的研究應該繼1980年代從“古書辨僞學”轉變爲“古書年代學”之後，繼續向“古書文本形態學”邁進。這一看法提出後也得到一些學界同道的關注和肯定。

在漢簡《周馴》的整理過程中，簡背劃綫對竹簡編聯順序的確認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在發現簡背劃綫之前，我已經做了初步的釋文和編聯，但由於很多竹簡遺失，有不少地方文意無法連貫。後來有了簡背劃綫的幫助，我發現好多原先覺得文意連貫的竹簡其實並非編聯在一起；而根據劃綫的提示調整位置以後，很多原先猶疑不決或無法確定位置的零星竹簡也隨之編聯起來，大段完整、通順的簡文隨之呈現。這種近乎神奇的效應讓我體會到，在整理失去原始編聯順序、竹簡保存狀況又不理想的簡冊時，如果沒有數字序號或簡背劃綫的提示，僅憑對文意的理解，再加上誤釋、誤讀簡文的干擾，出現錯誤的概率是相當大的。郭店、上博楚簡很多有關竹簡編聯順序的爭議就是由此產生。我最終將《周馴》文本復原爲以“維歲某月更旦之日”開頭的十四章，在“閏月”章和“歲終享賀之日”章之間，還有一個特殊的“小章群”。後來陳劍老師在一篇網文中提出“小章群”應包含在“歲終享賀之日”章中，但我覺得這樣就會造成“章中有章”的特殊現象，而在目前所見簡帛古書文本中尚未發現類似現象，因此我仍保留原先的看法。在2015年出版的《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一書“附錄”中收有我的《西漢竹書〈周馴〉若干問題的探討》一文，長達六萬字。我在文中提出《周馴》文本“層累形成”的假說：《周馴》最初的文本可能只有“正月”至“十二月”各章，然後增加了“閏月”章，後來在流傳過程中逐漸附加了“小章群”，最後在“小章群”基礎上形成“歲終享賀之日”章。這可以算是我在“古書文本形態學”領域的又一次大膽嘗試。我在文中還用很大篇幅討論了竹書《周馴》的性質和學派歸屬問題。早在2009年11月召開的“北大西漢竹書情況通報暨專家座談會”上，裘錫圭先生就懷疑竹書《周馴》跟《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周訓》十四篇”可能不是同一種書；因爲《漢志》的《周訓》屬於道家，而從我們當時介紹的竹書《周馴》內容看來，跟道家似乎扯不上什麼關係。後來根據我們陸續公佈的一些簡文，程少軒兄也撰文對竹書《周馴》是否即《漢志》的《周訓》提出質疑。此後幾年在對竹書《周馴》進行整理、注釋的過程中，我陸續發現一些比較堅實的證據，足以說明竹書《周馴》跟《漢志》著錄的“《周訓》十四篇”是同一種書，其性質是依託“周昭文公”和“恭太子”事跡以闡發治國爲君之道的“子書”，屬於戰國晚期流行的道家“黃老之學”中通過“歷記成敗禍福古今之道”來宣揚“君人南面之術”的派別。竹書《周馴》出版之後，至今似未見學者對此提出不同意見，看來我對《周馴》的認識已得到學界認可。我承擔的西漢竹書整理任務至此就算完成了。

北大藏秦簡牘雖然數量不算多，但其中不少內容是此前出土的秦簡所未見的，而且簡牘入藏時基本保持原始狀態，採用考古學方法進行了精細的“室內發掘”，爲簡冊復原和簡牘物質形態的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料。我受命負責整理秦簡牘中與數學有關的文獻，包括編號“卷三”、“卷四”的兩卷竹簡中的三種“算書”，以及“卷四”中的《道里書》。竹簡“卷四”有300多枚簡，是目前所見最長的出土簡冊，而且多數竹簡是正、背兩面書寫，由多位書手陸續抄寫了十種不同文獻，其形態十分罕見。我負責完成“卷四”最初的釋文和編聯，由此引發對竹書“篇”、“卷”關係的思考。試想如果“卷四”是上博簡、清華簡那樣的被盜流散竹簡，其原始編聯狀態被完全破壞，那麼大概率會被當作若干獨立的“篇”來整理，很難復原其同“卷”關係。由此反觀流散竹簡中那些長度、形制、文字書體相同而內容不同的“篇”，恐怕應該有相當一部分原先是編聯爲同一“卷”的，這已經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隨着近年出土簡牘資料的大量增加和整理經驗的積累，簡牘整理工作不僅要重視以文字內容爲中心的“文本單位”（篇）的復原，也應該重視作爲“物質單位”的簡冊（卷）的復原。在整理“卷四”時還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卷四”背面的《祓除》篇有四枚竹簡，其正面全爲空白，但其前後竹簡的正面卻抄寫《魯久次問數于陳起》篇且內容完全能夠銜接；也就是說如果將《祓除》篇這四枚簡編聯入簡冊，那麼正面的《魯久次》篇就必須硬生生插入四枚空白簡。爲解釋這一怪現象，我反復核對當初“室內發掘”時拍攝的原始照片，最終確認這四枚簡並不是跟其他竹簡一起編聯入簡冊，而是先單獨成編，再卷入簡冊中，其形態類似今天書中的“活頁”或“夾條”。推測《祓除》篇的書手抄寫至此，發現原先預留的空白簡不夠用，只能臨時加上了這個“活頁”，這也說明“卷四”背面的各種文獻不是按時間順序依次抄寫的。這種罕見的現象大大豐富了我們對古代簡冊製作、書寫和使用方式的認識，但揭示這種現象的前提，是簡冊原始狀態得以完好保存，且經過科學、精細的考古發掘和記錄。可以預見在今後的簡牘發掘和整理中，考古學方法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對於我個人來說，承擔秦簡數學文獻的整理真像接了一個燙手山芋。我從小數學就不好，所以高中毫不猶豫地選了文科，高三拼命惡補一年，高考時數學才沒有拖後腿。上大學之後終於不用學數學了，仿佛人生卸下了一副重擔，沒想到三十多歲又要跟古代數學打交道。一開始我還想硬着頭皮啃啃《九章算術》，但沒有看完就知難而退。好在後來找到了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中國古代數學史方面的專家鄒大海老師，由他和同所高峰老師一起負責秦簡與數學有關的注釋，我只需負責文字釋讀，至此心中一塊石頭方才落地。目前北大秦簡牘已進入最後的排版、編校階段，預計明年上半年能與讀者見面。

也許在旁人看來，我有機會親手整理這兩批重要的簡牘資料，應該趁熱打鐵出不少成果。但說來慚愧，近十年來我在簡牘方面發表的文章並不多，而且多是參與科研項目必須完成的“作業”，屬於概述或局部的階段性認識，自己的發明很有限。這當然首先要歸咎於自己的疏懶，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的學術興趣始終沒有轉到簡帛研究上來。不過親身參與簡牘整理，讓我獲得了寶貴的第一手經驗，而且借此機會向眾多高水平專家學習，使過去靠看書得來的膚淺知識得以提升和深化。留校任教以後，我給歷史系研究生開了一門“簡帛文獻與學術史”的專業課，初衷是接續李零老師曾經開設的“出土文獻與學術源流”課程（講義後出版爲《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一書），讓學生對簡帛古書的出土和研究狀況有大致了解。上課的一大好處就是迫使自己去追蹤近年出土、公佈的新材料和學界的研究動向，讓自己不至於在這方面落伍。將來若有時間，還是想重回簡帛學領域，做一些真正有深度的研究。

2. 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領域有哪些？該領域今後的預想研究或擬待研究的方向和課題有哪些？

我目前的學術興趣還是集中在金文、青銅器和周代考古方面。一個首要的任務就是將我的博士論文《西周金文世族研究》增補、修改，爭取盡快出版。我博士畢業至今已經13年，其間西周金文、青銅器和考古資料又有大規模增長。考古方面，除了前面講過的橫水、大河口、葉家山等西周墓地外，還有春秋早期的韓城梁帶村、澄城劉家窪芮氏墓地，以及其他一些諸侯國墓地。金文方面，吳鎮烽先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及《續編》等資料總集陸續出版，其中收錄了不少零星出土和私家收藏、被盜流散的重要資料。這些新材料都必須補入我的博論中，原先的一些觀點也需要做相應調整，另外我還想補配青銅器和銘文的照片和拓片，使之成爲一部按家族分類的西周青銅器和銘文資料集，以便讀者利用，這樣工作量就增大了很多。2009年以後我的主要精力不得不轉入北大漢簡、秦簡的整理研究，再加上成家生子、各種家務牽累，導致博論的增補修改一再遷延。2011年我在博論基礎上申請了一個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西周金文所見世族通考”，結項報告已將截止2017年時新發表的資料補入。今年上半年跟上海古籍出版社簽訂了合同，計劃在2021年之內以《西周金文世族通考》的書名出版。眼下正在進行最後的突擊，還想補寫博論未曾涉及的芮氏、倗氏、霸氏等幾個家族。然而此書僅僅完成了博論原計劃的“上篇”即資料考訂部分，原計劃的“下篇”即西周世族綜合研究仍只有少量舊稿，若要成書，至少還需增加西周世族的家族形態、婚姻、封地和采邑、世官制度等內容，這些還有待今後努力。

最近十幾年來，春秋時期尤其是春秋早期的高等級墓地不斷被發現，成爲商周考古領域最引人注目的亮點，如陝西韓城梁帶村、澄城劉家窪、甘肅寧縣石家、山西襄汾陶寺北、黎城西關、河南南陽夏餉鋪、湖北棗陽郭家廟、京山蘇家壟等，隨棗走廊一帶的曾國墓地還形成了從西周早期直至戰國早期幾乎完整的年代序列（目前尚缺西周中晚期）。再加上過去發現的三門峽上村嶺虢氏墓地等舊材料，使得春秋早期成爲東周考古資料最豐富的一個段落。過去我研究的虢氏、芮氏等西周世族，其年代下限都延伸入春秋早期，近年不斷湧現的考古新發現又激發了我對這一時期的興趣。

近年來我一直在追蹤考古新發現，積累材料，同時對過去不太關注的春秋金文和青銅器也有了更深入的認識。考古研究最基礎的是年代問題，而春秋早期很多考古遺存的年代問題尚未最終解決。例如三門峽虢氏墓地的年代，早年發掘者認爲上限可到西周晚期，後來多數學者認爲墓地主體應在春秋早期，但仍有一些學者堅持舊說。由於三門峽發掘時間早，後來經常被各地考古學者引爲同時期墓葬斷代的標尺，因此相當一部分春秋早期墓葬的年代被提前到西周晚期，影響極大。而且三門峽虢氏墓地的斷代還牽扯到對西虢東遷等“兩周之際”重大歷史問題的解釋。我在撰寫博士論文期間就感到傳世重器虢季子白盤的斷代是澄清這一問題的關鍵。民國時期曾有一些學者根據虢盤銘文的文體書風將其定爲平王或春秋早期器，但後來主張虢盤爲宣王器的觀點佔了上風，直到現在仍是學界主流意見。讀博期間，師弟馮峰向我指出，虢盤銘文中的“王”應爲“二王並立”時期平王的對立面“攜王”，其“十二年”即攜王十二年；而且虢季子白所作虢宣公子白鼎的形制、紋飾特徵（腹部帶有紋飾的半球腹蹄足鼎），可作爲判斷春秋早期銅鼎的標準，據此可將三門峽虢氏墓地及同期很多墓葬的年代定爲春秋早期。我當即意識到這一發現的重大學術意義，並將馮峰有關虢盤爲攜王器的觀點寫入博論的“虢氏”一節，但當時限於時間和篇幅，未能展開論述。2011年清華簡《繫年》公佈，其第二章有關“二王並立”的記載爲虢盤斷代提供了更充分的證據。此後我在給研究生開設的“商周金文研讀”和“簡帛文獻研讀”課上曾多次講過這一問題，並與學生展開討論。然而馮峰過於謹慎，一直未就此問題寫成文章，我也覺得此問題牽涉面太大，思考尚未成熟不能輕易動手。直到去年國家博物館發來“青銅器論壇”邀請，我就想借此機會逼一下自己，將虢盤問題弄出個結果來。今年8、9月間重新梳理有關材料，確有一些新發現，趕在9月底開會之前弄出了一個PPT，沒想到會上發言得到與會學者廣泛肯定。我想盡快將文章寫出來，結束這個前後思考長達15年的問題，也算給自己和馮峰一個交代。

近年我構想了一個“兩周之際考古與歷史綜合研究”的計劃，虢盤的斷代只是其中的第一步。我希望隨着新發掘的春秋早期墓地資料的陸續公佈，對春秋早期考古資料做整體的分期斷代研究，建立起考古學上的年代框架。然後結合清華簡《繫年》及相關文獻，重新考察兩周之際歷史中的疑難問題，尤其是“二王並立”和平王東遷的具體經過，以及虢、鄭、秦、申、呂等國族東遷的時間和地理問題。進而重新認識“兩周之際”這一歷史轉折時期在周代歷史與文化演進過程中的地位。這一計劃涉及的工作很多，恐非我一人之力所能完成，除了推動學界同好一同參與，有些問題還可交給研究生做學位論文。

以上是我目前正在研究或計劃開展的課題，分量已經足夠大，希望能在退休之前完成。平日總感覺一個人的精力和時間太有限，即使全力以赴，一輩子恐怕也做不了幾件事情，何況還有外界各種干擾和牽絆。每每看到前輩時賢精力旺盛，焚膏繼晷，著作等身的事跡，都不免望洋興歎。我自己資質駑鈍，加之最近十年來罹患眼疾，視力嚴重下降，現在看紙質書已感甚爲吃力，只能勉強利用電腦工作，也不敢熬夜加班，工作效率因此大打折扣。由於家務纏身，再加上自己寫東西太慢，畏懼拖欠“文債”，我多年來很少去外地開會。在微信上看到學界各種會議、講座消息，年少俊彥英才輩出，佳作如雲、議論風發，不免有“沉舟側畔千帆過”之感。面對現實，也只能用阿Q精神來安慰自己，能做多少是多少，實在做不動了就休息吧。

3. 您在從事學術研究的過程中，在閲讀、收集資料、撰寫論文、投稿發表等方面有什麼心得體會？

關於閱讀和收集資料，前文已經談得不少了。我在投稿發表方面完全沒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因爲運氣好，我剛開始發表論文的那幾年，文章都有老師們熱心幫忙推薦，基本沒有自己往雜誌投過稿。後來就有朋友來約稿，也有參加會議的論文在會議論文集或集刊發表；近年朱鳳瀚先生主編《青銅器與金文》集刊，我每輯都要貢獻一篇，加上我寫文章慢，幾乎總是處於“還文債”的狀態，從未在投稿方面費過什麼力氣。在這裏必須要感謝北大對青年教師的寬鬆政策，我們在日常考核和評職稱方面幾乎沒有發表核心期刊、頂級期刊的壓力。這也導致我在選擇發表刊物時從來不上心，文章有人要就給，集刊發表週期短，又不限制字數，更適合我的風格。又如我關於漢簡《老子》、《周馴》的兩篇長文，換了別人可能早已分作多篇文章發表，但我懶得費力，最後只作爲書中“附錄”了事。作爲歷史系的教師，我至今沒有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文史》等大刊物上發過文章，在《文物》、《北大學報》等核心期刊上發表的文章也多是參加北大簡整理項目的組稿，這在其他高校恐怕是難以想象的。

關於撰寫論文，我自己的體會是，凡是比較重要的問題，從產生想法、搜集資料到寫成文章都要經歷一個相當長的過程。不能坐等想法在頭腦中自行成熟，必須盡快動手搜集資料，開始寫作。寫作的過程也是推動思想走向成熟、深化的過程，很多構思在腦海中感覺已經完全形成邏輯鏈條，但一動筆就不是那麼回事了。寫作過程中會不斷有意想不到的新問題、新材料冒出來，促使自己進一步擴大資料搜集面，將一些原先忽視的問題納入思考當中。無論是歷史學、考古學，還是古文字學、古文獻學，都是以實證研究爲基礎的學科，講究“無徵不信”，而且不僅要有充足的正面證據，還必須盡量排除反證。記得田餘慶先生說過，凡是複雜的問題都必然有反證，沒有反證的問題都是簡單的問題，排除反證的過程也就是思考進一步深入的過程。我寫文章總是盡量把涉及到的問題都搞清楚，遇到的所有反證都盡力排除，或者盡量給予合理的解釋。因此我的文章常常“節外生枝”，由一條主綫帶動相關的若干問題，涉及的問題不能說都做到窮根究底，至少也要給個交代。這樣做的缺點就是文章篇幅過長，而且寫作週期動輒數年，可能不適合現在面臨巨大發表壓力的年輕人。

近幾年我瀏覽專業方面新發表的論文，加上自己給幾種刊物審稿，發現現在年輕人的文章大多是討論非常具體、瑣碎的問題。並不是說研究小問題就沒有價值，能把小問題做深做透，也需要很高的水平，有很大的貢獻；但是要把小問題做好，眼光往往要放得很大，不能就事論事。我講銅器斷代時總要提到唐蘭先生對“康宮問題”的研究；他在1930年代討論令方尊、方彝的文章中已經明確提出“康宮原則”，到1960年代發表《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才將這一問題做了系統、全面的論證；到1970年代後期他去世之前終於完成《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運用“康宮原則”將昭王銅器做了徹底的清理，最終讓這一學說獲得學界廣泛認可。對“康宮問題”的追索幾乎貫穿了唐蘭先生學術生命的始終，僅憑這一貢獻，他就足以在學術史上佔有重要位置。今天的學者大概很難像這樣“不惜工本”地投入一個問題的研究。但我總是鼓勵學生，要趁着血氣方剛之時啃一啃“硬骨頭”，選擇具有挑戰性的課題，這樣才能鍛煉自己，爲今後的學術道路奠定一個開闊的格局。

4. 對您迄今爲止的學習和研究影響較大的著作或學者有哪些（或哪幾位）？

我能夠在學術研究的道路上走到今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幸遇到很多好老師，像前文提到的張帆、丁一川、劉緒等幾位老師，都在我人生面臨選擇或轉折的關鍵時刻給我指點和幫助，讓我少走了很多彎路。李零老師治學格局宏大，視野開闊，追求古今中外的會通；他對學生很少手把手具體指導，而是指出有發掘潛力的問題和方向，讓他們根據自己的基礎和興趣盡量自由發展。讀博士的幾年間，最大的收穫就是每週一次跟李老師和諸位同門在辦公室見面聊天，不僅交流研究心得、學界見聞，而且各種國際熱點、掌故八卦無所不談。朱鳳瀚先生爲人寬厚，古道熱腸，我能夠回到歷史系做博士後並最終留校，得到他的幫助很多。後來在他領導下參加北大簡的整理，對於我們年輕人工作中的失誤和莽撞，他總是盡量包容。我最感興趣的西周青銅器和金文也正是朱先生的學術專長，每有新的想法向他匯報，他無論讚同與否，都大力支持年輕人的大膽探索。記得我系已故的劉浦江老師回憶鄧廣銘先生，說他在鄧先生身邊耳濡目染多年，“不知不覺地就成了一個學者”，此言深得我心。

我覺得自己之所以能取得一點成績，主要得益於“流竄”三個院系、接觸不同學科的學術背景，由此得以受教於風格迥異但都學有專長的幾位老師，正所謂“轉益多師是我師”。因此我向來主張做學問應該破除“門戶之見”，包括學科之間的壁壘。只要跟自己的研究相關，無論前輩時賢，哪一學科、哪一流派，只要其學問有可取之處，都應該秉持“取其所長、爲我所用”的原則。而且學術絕不是師傅帶徒弟的“作坊式生產”，有很多學者無緣成爲大師親炙弟子，但因仰慕其學問，用心研讀其著作，反而能得其學問真傳，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唐長孺先生所謂“教外何妨有別傳”正是此意。做學問如入寶山，美玉、寶石琳瑯滿目，正應該放眼欣賞，努力採拾，如果只抱定其中一塊，豈不可惜？在我求學過程中，歷史、考古、古文字乃至民族學、人類學領域很多前輩學者的著作，先秦史方面如王國維、顧頡剛、楊寬、童書業、張政烺，考古學方面如鄒衡、俞偉超、童恩正、張光直，古文字方面如陳夢家、李學勤、裘錫圭、林澐，民族學、人類學方面如凌純聲、王明珂等等，對我都有很大影響。我尤其欣賞陳夢家先生的治學方法，無論研究甲骨、青銅器還是簡牘，他都能在短短幾年中深入這個領域，拿出綜合性的論著；他研究某一領域，是從整個學科的高度着眼，先將全部資料一網打盡，然後分門別類進行整理，很快就使一團亂麻似的原材料變得井井有條，在此基礎上重點研究具有全局意義的關鍵問題，並指出未來學者可以用力的方向。目前在世的前輩學者中，我特別欽佩林澐先生，能夠兼跨考古、古文字、古史三大領域，且都能取得一流成就，更爲難能可貴的是在理論、方法層面有深刻的思考。林先生的學問我今生難以企及，只能心嚮往之。

我還經常建議學先秦史的同學平常多讀一些其他斷代史、專題史研究的經典論著。尤其是秦漢魏晉史領域，名家輩出，佳作如雲，其研究的系統性和深度都非先秦史領域可比。如唐長孺、田餘慶等先生的文章，無論是其提出問題的角度和眼光，對史料的選擇去取，解決問題的思路，還是文章的謀篇佈局、遣詞造句，都堪稱史學研究和寫作的典範，值得反復揣摩、學習。我博士論文的核心觀點，就受到陳寅恪先生“種族文化史觀”的很大影響。而我在寫作博論最後一章“世族與西周政治”時，手邊放着一本田餘慶先生的《東晉門閥政治》；遇到思路不順的地方，就拿起來讀一段，讀着讀着忽覺眼前一亮，靈感隨之而生。另外，人類學和民族史領域的很多理論和方法對於研究先秦史頗有借鑒意義。晚期一些北方民族的社會組織、政權結構乃至生活習俗，與商周時期有很多相似之處。過去顧頡剛、楊寬、張政烺等先生都經常引用民族學資料來解釋先秦史中的問題，這一優良傳統應該得到繼承發揚。

5. 請結合您的學習和研究經歷，爲初學者提供一些建議。

一、在本科和碩士階段要盡量拓寬知識面，建立全面、完整的知識體系。研究古文字必須打好語言學、文獻學方面的基礎，還要熟讀最重要的先秦兩漢經典。研究先秦史，除了熟讀《史記》、《左傳》等基本史料，了解先秦史領域的經典論著，還要在商周考古和古文字方面下功夫。今天的先秦史研究已經是一種綜合傳世文獻、古文字資料和考古資料的立體式研究，文獻、古文字、考古是“三駕馬車”，缺一不可。

二、做學問切忌隨波逐流，要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天賦選擇最合適的研究方向，然後牢牢抓住根本，最遲在撰寫博士論文之前要形成對某一領域的系統性認識。至少在讀博和畢業後的幾年內，應該圍繞一個中心開展研究，力爭在一些關鍵問題上有所突破，而不是一味跟風追新材料，寫一些“短平快”的文章。

三、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不盲目從眾，也不迷信權威。學術貴在推陳出新，就是要突破慣性思維，於不疑處有疑，敢於對一些學界普遍接受的“成說”、“常識”打個問號——當然前提是有理有據。

6. 在數字化和信息化的時代，電腦技術或網絡資源對您的研究具有什麼樣的影響或作用？

我是一個標準的“文科男”，技術方面近乎“白癡”，現在電腦遇到什麼問題都是求助於學生。因爲我基本不做字形方面的研究，這方面的網絡資源和數據庫用得很少，跟自己的研究相關、用得最多的就是吳鎮烽先生開發的《商周金文資料通鑒》。我感覺有了這樣的數據庫，研究確實如虎添翼，一方面大大減少了翻檢資料耗費的時間和精力，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資料的遺漏。不過我覺得，即便今天電子檢索手段日新月異，但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電腦仍然遠遠無法取代人腦。我很尊敬的一位老師說過，就算所有文獻都能很方便地檢索，但檢索的“關鍵詞”仍需學者自己來設定；而究竟檢索什麼，取決於學者事前對研究對象的認識和思考，更何況檢索出來的材料還需要學者自己去解讀。以青銅器研究爲例，我經常跟學生說，你們要做研究，腦子裏起碼先裝上一千件器物，提到哪件銅器，眼前要像放幻燈片一樣立刻打出器形和銘文。只有先把自己的大腦變成一個“數據庫”，看到新材料時才能激發學術興奮點，意識到新材料的價值何在，可以往哪些方向開展研究。我相信隨着圖像識別技術的進步，不久應該就能開發出器物類型學研究的軟件和數據庫，但到那時候人腦仍然不會被淘汰，因爲總有一些器物和現象是“不合邏輯”、電腦難以處理的。至於人文學科的研究，本質上是一個人類不斷自我認識、自我反省的過程，更不是簡單的數字化、信息化所能涵蓋。

7.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與眾不同的一點，在於許多論文或觀點是發佈在專業學術網站上甚至相關論壇的跟帖裏的，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您對相關的學術規範有何認識或思考？

我這個人比較“保守”，總覺得文章必須白紙鉛字印出來才算數。雖然我也經常上復旦網、簡帛網看文章，但自己從來沒有往網站投過稿。跟傳統紙媒相比，在新媒體上發佈學術信息和論文、觀點，在時效性方面具有很大優勢，也大大方便了學者之間的交流。但是我有點擔心的是，年輕人中間搶新材料、搶“發明權”的風氣可能由此而起。其實一批新材料出來，最先被指出的往往是那些大家能看到的問題，誰先說、誰後說，我個人以爲意義並不大。而且，無論是認識一個古文字還是解決一個歷史問題，從提出問題到深入、系統論證，最後得出讓學界普遍承認的結論，這中間還有很長的距離，“發明權”往往不能歸功於一兩個人。現在有不少年輕人熱衷於追蹤新材料，做一些“糾錯”、“補缺”類的“短平快”文章，長此以往可能會讓自己的學問陷於“碎片化”，忽視那些更具有學術價值的關鍵問題。

8. 您如何處理學術研究與其他日常生活之間的關係？學術之外您有何鍛煉或休閒活動？

我日常承擔家務比較多，這一點可能跟很多同行不一樣。我家兩個小孩，都是我們夫妻兩人一手帶大的，沒有讓老人幫過忙，這在今天的年輕人裏恐怕不多見，個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家務肯定不可避免地要擠佔學術研究的時間，我的博士論文拖了十幾年未能出版，這也是一個原因。小孩陸續上幼兒園、上學以後，情況逐漸好轉。每天早上把小孩送進學校和幼兒園，白天的時間可以歸自己支配。下午四五點鐘接孩子回家，然後就要忙着做飯，輔導功課，等小孩睡下以後，還可以再工作一兩個小時。多年下來自己也習慣了這樣的生活節奏，學會了充分利用零碎時間。今年上半年受疫情影響，學校、幼兒園全部停課，兩個小孩成天窩在家裏，我幾乎什麼正事也做不成，但也只好順其自然。

因爲眼睛不好，幾年前開始用“訊飛語音”等文字語音轉換工具聽微信平台上的文章，後來發現微信上的學術資源越來越豐富，目前已成爲我了解學界動態、保持與外部世界聯繫的主要渠道。我個人的關注面比較廣泛，舉凡古今中外歷史、考古、學界掌故、國際國內時事、社會新聞，只要看到感興趣的標題就用語音工具保存下來。做家務的時候可以邊做邊聽，既充分利用了時間，又排遣了家務的單調。這樣得來的知識雖然比較膚淺且“碎片化”，但長期積累下來也能學到不少東西，特別是自己不熟悉的一些領域，我戲稱爲“耳食之學”。我現在承擔一門面向全校學生的通選課“中國古代史”，自己的專業偏於“前段”，對隋唐以後的歷史了解很少，那些“聽”來的知識就派上了用場。可惜古文字和出土文獻方面的文章因爲字形的關係，多數是用圖片格式發表，沒法“聽”，這是一大遺憾。

過去上學的時候業餘愛好比較多，尤其熱愛古典音樂和藝術電影，收集了很多CD、影碟。工作、成家以後越來越忙，這些愛好慢慢都放下了，現在只在電腦上打字的時候順便放一點音樂。另外這幾年喜歡養多肉植物，陽台和窗外逐漸形成一個“小花園”。在電腦前工作一段時間，就起身踱到窗前看看花草，對眼睛和大腦都是很好的調節。

體育運動從來是我最大的弱項，作爲資深“宅男”，過去基本不運動。今年上半年被迫“宅家抗疫”，在朋友影響下開始嘗試跑步，雖然時斷時續，但一直堅持了下來，這無疑是我2020年取得的最大進步。

感謝韓巍先生接受訪談。本文所有圖片均蒙韓先生提供。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11月7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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