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065:王化平
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2015年7月,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院内
王化平,1976年生,湖南隆回人。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出土文献与《周易》研究。
我第一次听说简牍是大学第一学期,中国古代史老师冷鹏飞先生有一次刚走进教室,气息未定,就兴奋地说,平和堂的工地上挖出了大量竹简。这批简就是“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虽然湖南师大有地利之便,但当时并无老师做简牍方面的研究。到四川大学读硕士后,我才真正接触简帛文献。导师魏启鹏先生在开学后第一次见面就给了我《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要我先看马王堆汉墓帛书《要》篇。到第二学期,又听魏师讲郭店楚简《老子》。为了读懂《要》篇,我先是找了朱熹的《周易本义》,请示魏师,是否可读此书入门,他说不妥。后来找到黄寿祺和张善文两位先生合撰的《周易译注》,从正文前的“读易要例”开始。这本书现在已然破旧,封面和封底都脱落了,但因翻检方便,且有一定资料性,所以我仍将之置于案头。读《老子》是从《老子道德经河上公章句》开始的,第一次看的时候将帛书《老子》、郭店简《老子》的部分异文抄在天头地脚。硕士期间的阅读偏重历史和思想史,基本没有注意释读古文字。
报考博士时,最初是在魏师的推荐下,联系了武汉大学陈伟先生。考试时,我先是笔试没考好,继而因非典爆发,没有正常面试。武大名额紧张,眼看我录取无望,陈先生帮我联系了彭浩先生,看能否争取到委培。后来是我考虑再三,放弃争取委培,转而投考川大。到博士阶段时,我才开始重视古文字的释读,看《说文解字》《古文字类编》《殷周金文集录》《殷虚卜辞综述》和《卜辞通纂》等书,又摹写古文字,并计划学位论文以秦文字为研究对象。两学期下来后,发现收效甚微。我记忆力不好,记字形尤其吃力。所以从第三学期起,我做了调整,将学习重点放在古典文献方向,在硕士的基础上,接着读先秦典籍。由于读帛书《要》篇和郭店简《老子》的原因,我深感要研究出土文献,不能不熟悉传世文献。后来硕士论文是研究秦简《为吏之道》,更需要有传世文献的基础。所以在博士一年级时,我花了很多时间读“四书”,并背诵了一遍。后来又重点读了《诗经》《尚书》《礼记》等书。读这些书的目的是为了读懂出土文献,加深对先秦秦汉典籍、思想和文化的了解。
我的博士论文选择研究出土简帛中的“孔子言论”,在准备和正式撰写的过程中,开始关注古书辨伪和古书体例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感兴趣,一是因为当时学界有相当多的讨论,二是我恰巧读了余嘉锡的《古书通例》和顾颉刚编的《古史辨》。这个兴趣一直持续到工作后,在清华简开始刊行后,才逐渐转移,转而以《周易》为重点。在准备博士论文时,接触到了数字卦。为了探究这个问题,还特意去读了一些人类学的作品,如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工作以后,申请了一个教育部项目,就是研究数字卦的。为此还到甘孜、丽江做田野调查,我对数字卦的一些想法在田野调查和查阅民族志资料的过程中慢慢产生。2014年初,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册公布,其中的《筮法》正好印证了我此前的一些想法,因此很快写了几篇文章,与之前的结项成果合并成一本书出版。与此同时,我还在整理《周易》异文和收集前人注释的基础上,重新注释《周易》古经。从2012年开始做资料长编,历经七八年,成果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应该可以出版。
2006年5月27日,博士论文答辩,有幸邀请到李学勤先生任答辩主席。前排左起:方述鑫、李昭和、陈廷湘、李学勤、彭裕商、霍巍、何崝、彭邦本。后排左起:申红义、杨怀源、秦彦仕、王化平。
读古代典籍时选择正确的入门读物很关键,像《周易》《尚书》《诗经》,难度很大,对一般人来说宜从权威可信的译注本开始,若从《十三经注疏》开始,大部分人恐怕会中途放弃,或者收获很少。若是较早接触典籍,或基础很好者,自然另当别论。这三本书我都是在读了一段时间的译注本和相关学术史的作品后,再看《十三经注疏》,这时候对注疏体例、篇章大意都有了一些了解,看古人注疏不至于如坠云雾中不知所云。现代人与传统学术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想要跳过去,不能不多做准备。
至于古文字释读,若有条件和兴趣,在本科或硕士阶段就开始是比较理想的。我到博士阶段才做尝试,有点晚了,再加上方法未必妥当,所以效果很差,一直到现在,还在努力弥补。这算是一个不小的教训。
我目前主要研究出土简帛中的易学文献,以及相关的一些数术文献。同时还关注出土简帛中与经典文献相关的一些材料和涉医文献。至于新出的材料,像安徽大学藏竹简《诗经》和清华简,也在努力跟进。出土易学文献中,马王堆帛书《易传》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一些疑难字词的释读、篇中对一些卦爻辞的阐释、帛书与先秦秦汉易学的关系等。清华简《筮法》中一些占例的阐释方法、阴阳思想以及与象数相关的问题,仍有研究空间。涉医文献只是我的业余爱好,研究不深。目前写的相关文章主要是从文献学、数术的角度入手。这几年新出的材料中,与医学相关者不少,大宗的就有成都老官山汉简、湖北荆州胡家草场的医方简,这方面的研究会是接下来几年的热点。在关注清华简的过程中,我发现出土文献中有许多与史学史相关的材料,学界对这方面的关注不算太多,随着简牍史书的增加,这方面的研究应该会受到更多关注。我曾指导一个学生写过这方面的学位论文,可惜由于难度过大,加之时间紧张,效果并不理想。
另外,古书体例方面我现在并没有放弃,今年暑假又整理了一些资料,以后应该会继续写点文章。随着清华简等新材料的公布和简帛整理的越来越科学严谨,研究古书体例的材料增加了不少。与此同时,这两年时或有学者申请了这方面的课题,证明古书体例方面确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在材料增多、投入加大的双重推动下,古书体例的研究有望实现一些突破。
就个人经验来说,资料收集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前人说资料收集要做到涸泽而渔,这当然是很好的。不过,不是所有研究都必须等到资料收集达到这个程度时才开始。农民在池塘里抓鱼,只需大多数鱼露出背鳍,就可以开始大肆行动,不必等到水干见底。有些学术问题也是这样,在收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研究思路也在逐渐成形、慢慢调试,等到主要文献看完,有些研究工作就可以开始了。
现在搜集资料虽然手段很多,也很便捷,但也分散,无疑增加了难度。为了收集资料,除了关注期刊、著作外,还得关注各种会议论文集、集刊、网站、论坛。大约是2008年,我开始用NOTEEXPRESS整理论文资料,这两年还用“知网研学”。以前用word做笔记,每看一本书就建一个文件,或者围绕某个问题建一个文件。现在同时用印象笔记,在不同终端都安装这款软件,方便随时浏览。
我平常比较散漫,所以论文写得也慢。前些年为了多发表,总是心急火燎,在有灵感而思考未及成熟时就动笔,不仅过程痛苦,产出也不佳。反而是那些深思熟虑的文章,虽然在动笔前花的时间长,但一旦动笔,写起来却比较顺利,最终质量也要好一点。文章写好后会给师长、朋友看,请他们提意见。更多是参加学术会议,吸纳同行们的建议。比写作更痛苦的是投稿、等待。投稿必然会遇到退稿。刚开始时,收到退稿信就很紧张,后来多了、久了就麻木了。看了退稿信就把它们丢了,转头继续改,继续投。从事科研工作,要能扛得住各种压力。现在很多高校的科研评价制度对传统的基础学科并不友好,若没有坚强的神经,恐怕会过得比较郁闷。
谈到对我影响较大的著作,我想说说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我在硕士第一学期时读了这本书,感觉很过瘾,能从中得到许多读书治学的经验。这些经验都来自严耕望先生的亲身经历,他在讲述时又辅以恰当例证,使人看过之后完全可以依葫芦画瓢,照着做就能摸索到门径。坊间有一些知名学者的“学记”,或传记一类的书,虽然会谈到治学经验,但都不及《治史三书》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我很幸运,认识了许多优秀的长辈和学者,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各有不同,很多对我有较长久的影响。我家就在小学旁边,所以经常去在小学工作的大舅那拿书看,看得多了,就对历史产生了兴趣。高考填报志愿时,受时风影响,并未将历史专业填为首选,而是填在第二志愿,最后竟被录取。在本科阶段,郭汉民先生对我的影响较大,他的“研讨式五步教学法”主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将课堂交给学生,学生选题目做论文,然后登台发表,最后结集成册。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学术研究必须重视资料收集,论文撰写要善于提炼观点。写本科毕业论文时,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湖南省图书馆查阅近代报刊资料,就是遵循郭先生的教诲。
到研究生阶段,自然是魏启鹏先生、彭邦本先生和彭裕商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魏师有名士做派,博学多识,通医理,擅书法。他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我,更在学术上指导我、影响我,我现在的工作以《周易》为中心,就是魏师指导的。在我求学期间,魏师经常叫我到校外吃饭,我至今记得武侯祠的加州牛排、燃灯寺的清水煮四季豆、玉林路的冷啖杯、水井坊的羊杂汤、文殊院的麻婆豆腐。吃饭时,魏师会问我最近在看什么书,提醒我当注意哪些书,或者将他注意到的资料带给我。与魏师一起吃饭,至今是我对成都这座城市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不仅能品尝到地道的川菜,而且能听魏师讲读书治学,感受他笃厚的学者之风。毕业多年之后,师母见到我,说:“有年你们魏老师说他招了一个学生,又黑又瘦,看样子家里贫困,需要改善伙食才行。”这个学生就是我。
2011年国庆与恩师魏启鹏先生合影
研三时,魏师工作调动,我转由彭邦本先生指导。在教学实践和毕业论文的撰写阶段,彭邦本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每次谈话都使我如沐春风。
彭裕商先生是我博士期间的导师,我在本科时就读过他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的《谥法探源》,虽然大多看不懂,但能感觉到文风与一般的学术文章不同。在我读博期间,彭师先后出版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和《文子校注》。前一本书出版后,研究生们人手一本。读过之后,对书中所用研究方法比较感兴趣。在谈到后一本书时,我记得彭师强调校注古书时不宜掉书袋子。众所周知,彭师是徐中舒先生的弟子,彭师对徐先生非常感激,在徐先生去世后,每年清明都会去扫墓。博士期间,我们一干学生也随着彭师去崇州扫墓。第一次去的时候,彭师解释了他为什么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评价徐先生。当时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到西南大学参加工作后,张显成、喻遂生和毛远明三位先生对年轻教师关爱有加,不仅鼓励大家努力探索,而且指导论文和课题申报。所里年轻老师的课题申报书三位先生大多看过,甚至一字一句地修改过。我的研究以简帛材料为主,与张显成先生擅长的领域接近。他2012年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时,命我承担其中一个子课题,使我一时诚惶诚恐。我近年偶尔写一点涉医文献方面的文章,就是受张显成先生的提点。
建议实在不好意思谈,首先是因为我自己的研究还在不断的摸索中,其次是每个人的学习环境、成长经历都有不同。就个人体验来说,初学出土文献或古文字时,最重要的是多读古书,争取打下扎实的文献基础。现在不时有简牍出土,在研读新出资料时,要注意放慢脚步,不仅要回头看此前出土的材料,更要持续不断地读传世典籍。读古代典籍不能求快,要慢慢读,反复读。传世文献有前人注释,出土文献很多没有,更需要慢慢读。一直读到可以将原文今译的程度,可能才敢说读懂了点,否则就是囫囵吞枣。
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直接打破了地区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川大读书时,找资料比较困难,尤其是找港台的资料和一些会议论文集。现在完全不一样,通过网络,很多资料差不多唾手可得。随着智能设备的普及,科研与生活融合得更加紧密,随时随地都可进入到工作状态。为了方便,我在手机上装了一些APP,比如MDICT、道客阅读、手机知网、国学大师、当当云阅读、印象笔记等。生活中有很多碎片时间,有了这些APP后,可以将一些碎片时间利用起来。
我比较少关注论坛,有时为了搜集资料,会去论坛里一次性地把所有跟帖看完。有平台可以自由讨论、平等交流,这是很好的。学术需要交流,现代人的交流方式在变化,学术交流的方式自然会随之变化,这是势所必然的。不过,在论坛里发言与正式发表学术论文是两回事,前者随性,难有周密论证。这类发言多了,论坛里就容易泥沙俱下,造成一些浪费。如果论坛管理方加以适当管理,再加上跟帖者的自我约束,谨慎发表意见,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
去年安大简《诗经》发布之后,孟蓬生老师提议组织一个微信群,为学界的讨论建立一个平台。在讨论期间,我们基本上每天一篇纪要,将当天的讨论加以总结、提炼,然后发布在“语言与文献”、“章黄国学”等微信公众平台上。当时之所以有写“纪要”的想法,主要是想将大家的讨论整理一下,梳理脉络、突出重点。全部讨论结束之后,效果看上去还不错,不过写纪要的同学和审稿的老师们也累得够呛。
日常生活中,科研和教学占据的时间最多,其次是行政,家庭分到的时间最少。为了效率,尽量将教学和科研结合紧密一点,所以我上课讲的一些内容,不是已经发表的,就是正在构思的,有些课会随着我的兴趣而更换材料。尽管如此,还是得专门分出一些时间来备课,一是重温过往内容,二是应付可能涉及到的一些不熟悉的内容,或为临时的一些想法做准备。文献所人不多,行政工作要少一点,但还是会占用一些时间。我最喜欢假期。一到假期,我就可以专心看书、踏实宅在家里,教学和行政都暂时抛一边,和家人待在一起,才觉得最自在。
平常的休闲活动其实很少,主要花在阅读、看电影和运动上,交际比较少。在专业之外,我看书比较杂,前几年会看一些小说,近年喜欢看一些文化名人的传记或回忆录。看电影以前喜欢情节晦涩的,现在喜欢节奏快一点的。以前经常打篮球,后来打不动了,就跑步。跑步受伤了,就游泳。游泳除了费钱点,效果似乎还不错,对腰颈椎都有好处。科研之路漫漫其修远兮,身体健康才能上下求索。
感谢王化平先生接受访谈。本文所有图片均蒙王先生提供。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0年12月26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0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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