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楚地传说中“穴熊”与“鬻熊”

（首发）

迪迦

摘要：在楚简祭祷系统中，“熊”究竟对应传世文献中哪一位祖先长期以来困扰着学术界。本文梳理了学术发展脉络，根据清华简和安大简的内容，同意将“熊”对应传世文献中的“穴熊”和“鬻熊”的看法。同时认为“穴熊”、“鬻熊”应该为同一古史人物分化的关系，“鬻熊”可以读作“窦熊”。安大简记载的“穴熊”故事源于《山海经》所代表的早期传说，同时还受到了楚地改火观念的影响。

关键词：熊    穴熊    鬻熊    古史传说

一、关于“熊”的研究综述

在楚地祭祷系统中，有关于“楚先”的记录，如：（以下释文皆宽式隶定）

与祷楚先老童、祝融、熊，各一牂（包山简216+217）

【楚】先老童、祝【融】、熊，各一牂（望山简120+121）

祷楚先与五山（葛陵甲三134+108[1]）

葛陵简中又有“三楚先”的记录，如：

就祷三楚先屯一牂（葛陵乙一17）

三楚先、地主、二天子、危山、北【方】（葛陵乙四26）

就祷三楚先各一牂（葛陵乙三41）

从包山简的内容看，“楚先”应当包括了“老童、祝融、熊”三人。其中“老童”、“祝融”都见于传世文献，没有问题是楚国先祖[2]。比较复杂的是简文中“熊”的问题。下面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学界的研究成果：

学者对“熊”的认知随着新出文献的增多而不断丰富。“熊”之名首见于望山简，简文整理者疑未能定，认为可能指《山海经》中的“长琴”，也有可能指《史记》中的“穴熊”或“鬻熊”[3]。包山简的材料公布后，李家浩先生撰文认为“”当从“奴”声，与“长”声近，“熊”当即《山海经》中的“长琴”[4]。李学勤先生则即认为“”当从“蟲”省声，与“鬻熊”之“鬻”读音接近，因此对应典籍中的“鬻熊”[5]，后一种看法信从者较多。

在随后公布的葛陵简中，也出现了“穴熊”之名，如：

【祝】融、熊各一牂（葛陵乙一24）

【老】童、祝融、穴熊（葛陵甲三35）

“穴熊”之“穴”或作“”，从“土”、“穴”声。“穴熊”亦与“老童、祝融”相配接受祭祀，这似乎可以同望山、包山简中的“楚先老童、祝融、熊”联系起来考虑。对此，学者有不同的认识。贾连敏先生根据葛陵简内容认为“熊”即为“穴熊”，“”可能从“?”得声，“?”与“穴”音近可通[6]。

由于葛陵简中提到了“三楚先”，因而有学者在肯定“熊”为“鬻熊”的基础上，将包山、望山简的“楚先”与其联系起来。如宋华强先生则认为“三楚先”与“楚先”的含义完全相同，就是指“老童、祝融、鬻熊”。而葛陵简中的“老童、祝融、穴熊”在祭祀中的特征与“老童、祝融、鬻熊”并不相同，可知“穴熊”应被排除在“三楚先”之外[7]。刘信芳先生则认为“三楚先”指“老童、祝融、穴熊”，“楚先”指“老童、祝融、鬻熊”，两者并不等同[8]，因此上引葛陵乙一24和甲三35的内容实际是祭祷“三楚先”而非“楚先”。

还有一部分学者主张“鬻熊”与“穴熊”实为一人，如黄德宽先生认为“熊”当读为“鬻熊”，考虑到“穴”古音同幽觉部的密切关系，因此也不能排除“鬻熊”读为“穴熊”的可能[9]。魏宜辉、周言先生的观点与之相反，认为“穴熊”应为“鬻熊”之讹写，其“穴”形可能是“六”字的讹体，“六”与“鬻”、“流”音近通假[10]。

清华简《楚居》篇中提供了“鬻熊”、“穴熊”为一人的证据：

（季连）先处于京宗。穴熊迟徙于京宗，爰得妣，逆流载水，厥状聂耳，乃妻之，生侸叔、丽季。（简2+3）

对比《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的记载。《楚居》记“（穴熊）生侸叔、丽季”，“丽季”显然对应《史记》中鬻熊之子“熊丽”，可知此篇的作者是倾向于将“鬻熊”、“穴熊”看成一人的。2017年黄德宽先生介绍安大简楚史类文献的内容，提到“穴熊”、“鬻熊”与“季连”均为一人，“穴熊”之名取自“洞穴之熊”[11]。以此来看，上引魏宜辉、周言先生认为“穴熊”为讹写的看法就难以立足了。

至此“鬻熊”、“穴熊”的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祭祷类楚简中的“熊”、“熊”应为同一位楚国先祖，司马迁在《史记?楚世家》中已经不知道这一点，因而误分为两人。剩下的问题是何解释这种异名，李家浩先生从古音幽脂通转的角度出发，主张“鬻”、“穴”可相互通假，“熊”、“穴熊”为音近关系[12]。但是“鬻”上古声母为喻四，“穴”为匣母，即使认为韵部可以通转，两者声母也不算近。何况在葛陵简中两名并见，前引宋华强先生已经指出，葛陵简中的“老童、祝融、穴熊”在祭祀中的特征与“老童、祝融、鬻熊”并不相同，这说明在时人心目中，“熊”、“穴熊”应该还是有所区别，单以音近理论来解释似乎有不妥之处。我认为，“鬻熊”、“穴熊”实为传说中同一先祖的分化，在战国时期仍有早期传说的残留，这可以解释我们所看到文献中矛盾情况。下面对我的观点进行申说。

二、说“熊”、“鬻熊”、“穴熊”与“窦熊”

首先来讨论“”的字形问题：

其字在包山简中作“”形（包山216），从“女”从二“虫”，葛陵简作“”形（葛陵甲三188），从“示”从二“虫”，由于辞例相同，可知其右边“”形为声符。楚简中“祝融”之“融”作“”，亦当以“”为声符。上博、清华简中还有从“言”、从“”之字，作“”形（上博《孔子诗论》简8），用为谗言之“谗”。

曾宪通先生已经指出，战国文字中的“”形实际上有两类来源，一类为“流”、“毓”右旁“”的省变，其倒子头部被割裂作圈形，而后又被省去，就与“”形完全混同了，另一类则为“蟲”形省体[13]。包山简之“融”、上博、清华简之“谗”字，魏宜辉[14]、胡平生[15]、陈剑[16]、邬可晶[17]等学者赞同为后一种来源，即“蟲”字之省体；李家浩[18]、李零[19]先生则赞同为前一种来源，即从“”字省形，前说较为合理。“熊”之“”除前引李学勤先生的看法外，学者多认为当为前一类来源。董莲池、黄德宽、陈伟先生都认为“”就是“毓”字，“毓”、“鬻”古音极近，通假没有问题[20]。颜世铉先生则认为“流”、“毓”右旁所从的“”来源不同[21]，因此不能直接将“”认作是“毓”。李家浩先生观点与此接近，认为“”形所从之“”当为“流”字右旁“”的讹变，“”可分析为从“女”、“流”声，可能为“毓”之异体，此说可从。单从记录{毓}这个词的角度说，李家浩先生的看法同董莲池、黄德宽先生没有根本矛盾。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们将“熊”直接写作“鬻（毓）熊”。

葛陵简中有这样一段内容：“昔我先出自，宅兹沮、漳。（葛陵甲三11+甲三24）。”其中“”二字可直接隶定“[22]”，董珊先生将其读为“颛顼”，认为这是楚人是颛顼后裔的证据[23]，这一看法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近年来，裘锡圭先生指出，“”很可能读作“汌窦”而非“颛顼”，“窦”在古书中往往可以训为“孔穴”，与可以通到远处的地下穴道相连的洞穴也可称为“窦”，所以“汌窦”很可能就指汌水流域的地下穴道[24]。

我认为裘锡圭先生的看法可从，除了裘文提到的理由外，从出土文献用字的角度看，上博简《武王践祚》的“颛顼”写作“（简1）”，可隶作“端”，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甲篇则写作“（《阴甲》258）”，可隶作“耑玉”。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阴阳五行》甲篇文字含有大量楚国古文的成分，抄写者很可能是一位还未能掌握秦法定统一字体的楚人[25]。由此可见，楚文字中“颛顼”的写法是相当固定的，且“”的古音同“颛顼”也并非完全密合[26]，因此将其读为“汌窦”的看法可能更接近事实。

黄德宽先生提到安大简中有如下一段内容：

“融乃使人下请季连，求之弗得。见人在穴中，问之不言，以火爨其穴，乃惧，告曰：熊。”使人告融，“融曰：是穴之熊也。乃遂名之曰穴熊，是为荆王[27]。”

这是讲“穴熊”之名的由来。从简文内容看，楚人将季连称为“穴熊”是因为其藏匿于洞穴之中。将“鬻熊”的解释也往这个角度考虑，可以直接读为“窦熊”。“鬻”、“窦”的古音非常接近，古书“鬻”、“??”常互作，《国语?齐语》：“市贱鬻贵”、《左传?昭公十四年》：“鲋也鬻狱”，皆借“鬻”为“??”。“窦”正从“??”得声，则“鬻熊”读为“窦熊”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已经提到，楚简中“熊”可直接读为“毓熊”，《说文》提到“??”字“讀若育”，毓、育古音同義通。《周礼·地官·大司徒》：“以蕃鳥獸，以毓草木。”郑玄注：“毓，古育字。”则“熊”读成“窦熊”也是毫无问题的[28]。

前面已经提到，地下洞穴正可以称为“窦”，这就与安大简中“穴熊”的含义非常接近。这种看法比幽脂通转之说要更为直接，也能够很好契合安大简的记载。

三、说同“穴熊”相关的古史传说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早期传说中的“鬻熊”、“穴熊”由于意义上的联系，没有问题指的是同一个古史人物。在战国文献中，两者就有了分化的趋势，葛陵简中并见两名可以说明这一点。到《史记?楚世家》则直接记载：“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可见在秦汉时这一分化已经彻底完成。

这种传说人物分化的情况在战国时期并不罕见。我们以楚地传说进行举例：

楚人的祖先重黎，最早见于《书?吕刑》，作“遏絶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刘启釪先生已经指出，此处的重黎明明为一人[29]。到了《国语?楚语》中记载到：“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又安大简记老童四子分别为“重及黎、吴及韦（回）”，这可以说明战国时人们已经将重、黎看作两个人了。

又前面提到黄德宽先生指出安大简中季连与穴熊也为一人。目前的楚人祭祀系统中尚未见到季连，安大简的记载正好可以解释这一点[30]。《楚居》中提到“（季连）先处于京宗。穴熊迟徙于京宗”，说明此篇作者已经将其看作两人。而《史记》则记载“季连生附沮，附沮生穴熊”，这是将穴熊看成了季连的孙子。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来，战国时期楚国的帝系传说中有很多矛盾和龃龉之处，“鬻熊”、“穴熊”之间的矛盾应该也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但安大简中“是穴之熊也”的记载并不一定是楚人传说的最早形态。《山海经?中山经》中提到：“又东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凡国栋先生已经将其与《楚居》中提到“穴穷”联系起来[31]，其说可从。可以推想其先祖为熊且出于洞穴之中应该是楚人的一种共同族群记忆，安大简的记载很可能是楚人在此基础上进行的重新创作，对穴熊之名进行了理性解释，这同战国文献中提到的“黄帝四面”、“夔一足”的问题有相通之处，即郭永秉先生提到的战国时期的一种理性思潮[32]。

值得注意的是，王子搜避越人的故事与此非常相似：

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庄子?让王》）

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吕氏春秋?仲春纪》）

上引《吕氏春秋》和《庄子》文字上的区别很小，内容显然是同源的。王子搜藏在洞穴中是拒绝当王，安大简没有直接提到穴熊藏在洞穴的目的，从后面“乃遂名之曰穴熊，是为荆王”的记载看，很可能也是祝融请穴熊当楚王，穴熊为躲避才藏匿在山洞中的。两处的区别只在于越人是“熏之以艾”，楚人则“以火爨其穴”，其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

而楚人“以火爨其穴”这一行为也跟介子推的故事有相似之处：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庄子?盗跖》）

晋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咎犯而将之，召艾陵而相之，授田百万。介子推无爵齿而就位，…介子推曰：“推闻君子之道，为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者，则不敢当其后；为人臣而不见察于其君者，则不敢立于其朝。然推亦无索于天下矣。”遂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求之，不能得。以谓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不出，而焚死。（《新序?节士》[33]）

《庄子》的记载比较简略，只说介子推“抱木而燔死”。《新序》则详细记载了文公“焚其山”逼迫介子推出世的故事，这与楚人火爨洞穴逼迫穴熊出来的内容有共同之处。裘锡圭先生已经指出，介子推与寒食节的传说当同古人的“改火”习俗有关[34]。穴熊被“以火爨其穴”、介子推被“焚其山”、“抱木而燔死”的说法可能是战国人在改火习俗下的创作。

《诅楚文》中提到的楚王熊相，学者多以此为楚怀王熊槐。关于“相”、“槐”文字上的差异，陈琦先生已经指出，楚文字之“桑”字往往写作“”，从“丧”、“相”双声，熊相之“相”应可径读为“桑”，“桑”、“槐”当为怀王的一名一字。而“桑”、“槐”的叫法可能同改火习俗相关，《周礼·司爟》郑玄注提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可知季夏用桑，冬用槐，正好符合古人名、字相因的理念[35]。以此来看，在楚地确实应该有改火的观念和习俗。

总结本文的观点，我们认为，楚简祭祷系统中的“鬻熊”当读为“窦熊”，其与“穴熊”为一人分化的关系。安大简所记载的穴熊事迹应该是战国时人的一种创作，可能同王子搜的故事一样，都源于《山海经》所代表的早期传说，同时还受到了改火观念的影响。

2020年4月14日初稿

2020年4月24日修改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1年3月16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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