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全义先生著《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研究》出版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吕全义著《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研究》一书于2021年3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全书平装16开，定价人民币128元。

书影

作者简介

吕全义，1969年生于山西省五台县。1986年中师毕业后历任小学、初中和高中老师。2010年取得福建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硕士学位，师从巴新生教授。2016年取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师从朱凤瀚教授。2016年进入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工作，主要从事先秦史和出土文献研究。

内容提要

本书以先秦时期的两周为范围，以基层地域行政性居民组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其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轨迹。西周时期，对传世文献和出土青铜器铭文中的“里”的性质及其基本形态进行了勾勒；春秋时期，主要对以下三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里”和“乡”的基本形态，“州”和“书社”的基本情况，《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中记载的齐国的“三国五鄙”的异同。战国时期，主要围绕楚国、齐国、秦国和三晋居民组织功能的强化进行了研究；还有《墨子》城守诸篇反映的在战争期间居民组织所发挥的功能。最后，将《周礼》所见国野居民组织进行了梳理，以补充其他文献的记载。

目录

序一朱凤瀚　

序二巴新生　

绪论

第一章　西周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出现及其基本形态

第一节　商后期是否存在地域性居民组织探讨

第二节　西周时期“里”的性质

第三节　西周时期“里”的基本形态

第四节　西周时期“里”的地域设置

第五节　西周时期“里”的规模和结构试探

第六节　西周时期部分数字“邑”的性质

小结

第二章　春秋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普及和多样化

第一节　先秦时期居民组织“乡”出现的时代考

第二节　春秋时期的乡里地域设置及其关系试探

第三节　春秋时期乡里之职官、职能、规模和功能

第四节　春秋时期的“邑”的多样性　　

第五节　春秋时期的特殊性居民组织———“州”

第六节　春秋时期“书社”的性质及历史地位

第七节　《齐语》《小匡》之居民组织差异试析

小结

第三章　战国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功能的强化（上）

第一节　楚国基层居民组织之邑、里、丘和述（遂）

第二节　包山简所见“州”之性质讨论

第三节　楚国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对居民社会生活的统制

小结

第四章　战国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功能的强化（中）

第一节　齐陶文所见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

第二节　秦的乡里基层制度

第三节　三晋的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及其职官

小结

第五章　战国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功能的强化（下）

第一节　战国时期的什伍制

第二节　战国时期的户籍制度

第三节　《墨子》城守诸篇所见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军事功能

小结

第六章　《周礼》对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反映和沉淀

第一节　《周礼》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特征及时代

第二节　《周礼》所见居民组织之制度及其社会功能

第三节　《周礼》之什伍制和户籍制

第四节　《周礼》中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官吏的选拔和考绩制度

小结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一：本书引用古文字材料著录简称

附录二：秦系文字资料中的乡和里

后记

序　　一

朱凤瀚

吕全义博士的这部著作是在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经过几年的增补、修订完成的。此书对西周至战国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发展、变化的情况做了逐时段的系统研究，其成果有助于深化对两周国家结构形式演变的认识。

所谓两周国家结构形式之演变，实际上即由尚属中国早期国家的西周封建形态向后世长期延续的郡县制形态的过渡。这种演变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社会转型性质的变化，其研究价值的重要自不待言。

在国家结构形式的诸要素中，社会群体、社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素。两周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与以上两个要素皆有密切的关系。从地域性居民组织的滋生、发展及其与国家、官府之间的互动，可以看到社会结构的演变在基层社会的反映，同时也看到国家、官府的行政区划管理制度伴随着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的过程，看到春秋以后列国地域性居民组织如何渐渐成为集权政治施行的社会基础。

对于这个课题，以往已有学者做过研究，但是因为研究资料并不充足，与研究其他先秦时期的历史问题一样，涉及基层社会的材料更是较为缺乏，且相当零散，所以此前的研究较为宏观，从总体上看线条尚较粗犷。而且，即使面对有限的资料，研究者在理解上也存在不少差异，对有些具体问题看法很不一致。所以，对以往被使用过的各种资料在诸家研究基础上做更深入的考证、辨析，得出较为贴切的看法，仍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如果能从大家熟视无睹的材料中钩沉出有用的信息，当然更好。此外，近年来新出土文献中有益于此研究的不少，多可以丰富我们对以往讨论过的许多问题的认识，甚至弥补一些研究的空白点。鉴于上述情况，全义所做的此项研究还是有较高学术意义的。

具体而言，本书在以下几方面所做的工作，我以为应予以肯定：

首先，勾勒出自西周至战国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可以表述为，西周时期是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出现与初步形成阶段，春秋时期是其普及与多样化发展阶段，战国时期则是地域性居民组织功能的强化阶段。线索较清晰，大致抓住了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阶段性发展特征。

西周时期的“里”是否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仍有学者否定之。本书对有关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做了相当详尽的分析与论证，探讨了当时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出现的原因、形态、设置方式与规模等，在研究的深度上超出了前人。

春秋时段，本书主要抓住了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系统化”形成这一特点，证明“乡”出现于春秋，并着重考察了“乡”辖“里”制的形成与该系统的行政功能，同时对这时出现于列国的多种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如晋、楚的“州”及齐国的“书社”等作了探讨，有较多独立见解。

对于战国时段，囿于现有资料在国别上的不平衡，研究只能偏重于几个国家，但鉴于当时社会结构发展水平的大致平衡，这几个国家的材料应该还是可以约略反映出当时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状况的。所用资料除少量传世文献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简牍、陶文、玺印与封泥等，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考证。其中对包山楚简中所见“州”“里”“邑”“丘”及葛陵简中“遂”等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性质、规模、层属关系等，对以往诸家的研究结果大多有所修订。此外，综合考古发掘资料分析齐陶文内涵，探讨齐国制陶工匠之来源，以及对列国乡里实行什伍制的考察，亦是做得较深刻的。

《周礼》一书，在研究中如何处理，是治先秦史学者都会遇到的问题，其所述典制虽未必可以作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段的实录，但又当有所本，尤可作为治东周史的参考。本书将对《周礼》资料的分析放到全书末尾，也是一种处理方法，即将《周礼》所言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之系统与社会功能等，作为对前面所考察的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状况的参考与补充。

在本书尚处于原始状态，即博士论文的写作中，我即与全义讨论过，此题目并不好做，做起来很费力，但既然这个题目还是可以做细致、做深入的，如果通过这次工作能对于深化先秦史学中这一极有意义的题目的研究起到一些作用，那也是值得的。现在本书即将付梓，我想，当初设定的目标也许可以大致达到了。当然，书中存在的各种疏误与不足肯定会有，需要作者注意倾听学界的批评，作为提高自己学术水平难得的机会。

如果说就这个题目的写作，在现有资料基础上，还有什么可以再作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所想到的问题之一，就是需要从宏观的角度，考虑一下促进两周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发展都有哪些重要因素，特别是如果能从理论的高度对此做阐释，则将更有助于加深对本书所讨论的问题与其史学意义的理解。

2019年12月20日

序　　二

巴新生

吕全义博士把即将付梓的书稿寄给我，恳请我为其作序。作者曾在福建师大从我攻读硕士学位，后又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我国著名的先秦史研究大家朱凤瀚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在朱先生的悉心指导下，他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学业，而且学问精进，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一

望着作者寄来的厚厚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稿，禁不住浮想联翩。那是2007年“教师节”前夕，我的所有硕士研究生一起到我家里来拜访。十几个学生中，有一个我全然不认识。我不由地问：“你是谁的学生？”他说：“我也是您的学生呀。”我正诧异间，同学们都笑了，原来他是当年新入学的研究生。我告诉他按学校惯例在入学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导师和学生进行双向选择，现在还不到选导师的时候。他坚持说：“我就是要做您的学生！”此后他又多次向我表达了这一愿望，最终在学期结束时确定我作为其研习先秦史的指导老师。

作者是我招收的硕士生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其读书的劲头丝毫不逊于任何一个年轻的同学。比如，作者因入学前参加过多年工作而领取的津贴稍高一点，但也仅有不到三百元而已，显然依靠如此津贴维持在福州正常的学习和生活是比较困难的。若凭其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学经验，完全可以找一家高考辅导班兼职赚取一些生活费，但其安贫乐道，时间抓得非常紧，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当中。再如，我的一些学生曾跟我讲：作者在福州读书期间连蜚声中外的三坊七巷都没去过。我想这大概是由于他年龄较大，读书的紧迫感更强所致吧！

作者也是当年课下和我联系比较多的学生之一。记得“如何打下坚实的研究基础”是我俩最初讨论的话题之一。为了打好基础，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不仅修满本院开设的规定课程，还旁听了本院硕士研究生的隋唐史专题课，除此以外还去文学院旁听了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和版本目录学。以上这些课程的学习有些是接受了我的建议，有些是他自己在研究的过程中认识到非常必要而主动挤时间去旁听的。这些课程大多是相当专门而艰深的，短期内难以达到较高造诣，但他为了拓宽知识面，夯实基础，用力之勤，用功之深，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在此基础上，他的硕士学位论文《臣辰盉铭文研究》这种现在一般的研究生避之唯恐不及的青铜器铭文研究，在答辩时获得了答辩委员的广泛好评。

作者当年留给我的以上若干印象似可概括为：一心向学、迎难而上。可能正是因为对学术如此执着，其在福建师大毕业后选择北京大学进一步深造。

二

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书稿，对两周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产生、多样化发展和功能强化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其本身有一个更为完整和比较清晰的认识，而且有助于了解先秦时期国家的形成、发展和演变，也有益于理解分封制向郡县制转变的动因和条件，对我们把握先秦国家的结构形式也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因此其选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这一问题也早为研究者所关注。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以往的研究成果虽不乏颇有建树者，但从总体上对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进行贯通性研究的专著还不多见。

纵观作者本书的研究成果，有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一，以“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为对象进行考察时，碰到的第一个难点应该是史料问题，也正是由于史料的相对零散、贫乏和缺如，影响了贯通性研究成果的出现。好在近年来可观的考古资料的出土，使该问题有所改观。作者大量运用了出土古文字材料：从甲骨刻辞到两周金文、战国秦汉简帛、封泥和玺印等等，对涉及论题的史料进行了全面的搜集、整理、索隐和钩沉，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是可想而知的。《周礼》作为先秦史研究的文献资料是可取的，但在对《周礼》的具体使用上需要慎重。作者正是谨慎地使用《周礼》文献资料中所反映的周代地域性居民组织状况的史料，特别是对相关资料与考古资料相参照进行时代考察，即以“二重证据法”进行研究，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认识，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其二，关于地域性居民组织出现于先秦的什么时代，学界持有不同的看法。作者以西周前期的宜侯夨簋为突破口，收集铭文所有的拓本和照片，与西周前中期可靠的“生”字字形加以比较，赞同铭文“易（赐）才（在）宜王人□□七”之后一字是“里”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考据不仅为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学界大多数学者主张西周的“里”属于居民社会组织的判断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此基础上，作者对西周时期“里”的命名、职官以及“里”的其他基本形态（布局、族属、演变、规模和结构）进行了考察，尤其提出西周晚期“里”下有若干数字“邑”的主张也是应当值得肯定的。

作者对春秋时期的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考察，侧重在普及和多样化特征上。重点论证了春秋时期的乡和里的地域设置、乡和里的关系及其社会功能。此外，作者还对春秋时期“邑”的层级化、多样性及其在春秋时期的发展和演变予以考察，对春秋时期的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之“州”的特殊性予以考察；对春秋时期“书社”的性质及其演变的考察也有一定新意。

作者对战国时期包山楚简中涉及的居民组织，在学者已有的研究基础上予以进一步的分类和新的解读，利用出土材料主张楚国州下有“里”；并主张楚国之州并非都设置在都城和别都附近，对楚国居民组织的社会生活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对楚国之外列国之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及其中居民的社会生活也尽可能利用出土资料进行梳理，其中不乏新的见解。尤其是利用齐陶文和云梦睡虎地、里耶等秦简考察齐国和秦国之“里”和“乡”的基本情况，进一步丰富和细化了学界对战国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认识。

作者运用了“二重证据法”，以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为研究对象，视野宏阔，架构清晰，材料翔实。本书写作的逻辑性较强，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并进行合理的论证。对问题的论证做到了“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实事求是，论断审慎。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在微观研究上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且准确地概括了两周时期不同阶段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阶段性特征，即西周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出现，春秋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的普及和多样性发展，战国时期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功能的强化这样三个历史阶段，并且还展现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在联系性，给人以启迪。

总之，作者的书稿《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研究》选题十分重要，作者围绕这个选题的辛勤耕耘和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

但“两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研究”又是一个重大课题，涉及的问题非常多，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重要标志：“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里的“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就是本书所探讨的地域性居民组织。显然，恩格斯将其视为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之一。那么，中国何以在地域性居民组织出现以前便出现了国家，进入了文明社会？或者说，中国国家形成的路径，与希腊、罗马等国家的形成有什么不同？研究中国国家形成的自身发展道路，已引起学者们的很大关注。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必将使中国历史文化研究走向深入。提出此问题，供作者与读者共勉。

本书出版后，必定会受到学界的关注，衷心希望作者能够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加以修改，臻于美善。并祝愿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取得更大成就！

2020年1月于福建福州牡丹园

后记

拙著是在2016年取得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的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

首先感谢博导朱凤瀚先生！先生温润如玉，对我恩重如山。虽然现在不在先生身边了，但先生的教诲常在耳边萦回，先生的神态常在脑际浮现。唯有以先生为榜样，反复咀嚼、体会和实践先生的教导，才是对先生的最好回馈。

感谢参加我博士论文开题、预答辩和正式答辩的张帆、何晋、陈苏镇、陈絜、刘源、韩巍、罗新慧和何景成等老师以及五位匿名外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感谢李学勤、黄天树、孙玉文、冯蒸、李守奎、刘绪、董珊、孙华、徐天进和雷兴山诸位先生，从以上诸位先生的课堂或讲座汲取了许多养分。感谢就职于中国社科院的吕耀东教授和首都师大的崔金柱博士，二位对我在日文资料的利用上帮助甚大。感谢班主任李维和历史系彭小瑜二位先生的勉励和关怀！

感谢我的硕导巴新生先生！先生对我耳提面命甚勤，因而从先生处获益良多。此外，先生建议和鼓励我去文学院旁听了若干与研究领域相关的课程， 比如马重奇老师的音韵学，张尚文老师的文献学，林志强老师的文字学，连老师的训诂学，还有一位记不起姓名的老师的版本目录学。这些课程的研习为我此后在艰深的先秦史研究领域的耕耘拓宽了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视野。

感谢四川大学的徐亮工、彭邦本二位先生对我的肯定和鼓励！感谢华侨大学的朱晓雪博士为我无私提供了香港中文大学袁国华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复印件。感谢同门任伟、杨文胜、张怀通、张经、鲁鑫、赵燕娇、耿超、吴伟华、魏艽、李春利、郑子良、龚军（香港）、钱益汇、韦心滢（台湾）、陆青松、李蜜、王治国、钟春晖（澳门）、胡宁、杨博、石安瑞（捷克）、张海、亓民帅、谢能宗、杨坤、中国社科院的刘丽老师、北京印刷学院的崔存明教授、陕西师范大学的王伟老师、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田率博士和清华大学的邓少平博士，其中一些向我提供了必要的电子资料，为本书的撰写省了不少力。尤其需要提到：师妹郭晨晖博士在预答辩和正式答辩时忙前忙后；哈佛大学的傅希明（美国）博士帮助翻译了博士学位论文的英文摘要；师兄李裕杓（韩国）博士主动教我创建“导航窗格”。

感谢福建师大校友黄文川博士对我在京生活的照顾！感谢福建师大的同门张海涛、陈鹏等博士的热情帮助！

感谢一起读博走过来的郗冬、朱丙栋、吴帅和田跃新四位博士的鼓励和扶持！感谢学弟刘晨博士在毕业前夕的关照！

感谢2003年“非典”期间故去的北京师范大学刘宗绪教授。刘先生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的专家型学者，使我领略到大家风范，使我当年没有“下海”而仍执着于高中历史教学。感谢现供职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杨玉圣教授在北师大本科函授班对我的影响，使我下定决心自学英语。感谢2002年在南京晓庄学院附属中学有幸遇到的前青海师大校长张广志教授。张先生乃先秦史名家，先生的赐教对我后来选择先秦史作为研究方向具有重要影响。

感谢初中语文兼班主任老师王银堂和数学老师王二平。二位老师常将我单独喊到他俩的办公室，一边拍我的肩膀，一边连声说:“今年没走弓了！”①这使我受宠若惊，勇往直前，实现了求学的最重要的第一步。感谢初中化学老师杨爱光的教诲，使我得以拨正航向，专心向学，并在我当了高中老师后不断地提醒我要注重提高自身素质。感谢湾子初中的同窗郎鹏飞、孙进秀和罗金生等，是他们先读大学给我心理上带来的落差，刺激了早在读小学时由康焕莲老师播下的一粒上大学的种子开始发芽。

感谢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读中师不交学费还有够吃饭的津贴，包括后来参加工作后两度赴省教院脱产学习也不交学费还带全薪。若无此种保障，对于出身贫寒农家的我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教育的。

在此还要特别感谢五台槐荫高中已故校长张志槐。张校长常独自一人或与其他校领导一起“突袭”或不打招呼听我讲课。这种经历使我的心理素质得到了较好的锻炼，也促使我更加认真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感谢民办学校南北十年生活的磨炼，否则难有顽强的意志取得博士学位。特别感谢在京读书期间结识的温县籍赵堡太极拳师崔彦星的帮助，使我极大地提升了睡眠质量，博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便是在此时完成。

在此还不能不提另外一个人对我的影响。小时候脑子里的规矩甚少，到处乱跑，常去公社的供销社李主任家里玩，见其吃过晚饭后将小炕桌擦干净，放在地上靠门光线亮的地方，戴上老花镜，两手捧着古旧之书，神情安详地坐着小板凳当门阅读。该主任后被提拔为地区供销社主任。在当时那种闭塞的环境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总觉得李主任能被委以重任与其平时爱读书有关。幼时刻在脑中的上述场景总是不时地撞击着我的心灵。

祖籍系鄢陵县义女村。直系先祖吕文义于元至正四年（1344）随其兄弟举人吕文秀（字甫壤）赴五台作知州（金贞祐二年五台县升为州，称台州，元仍之）。适逢大旱，地裂禾死。吕文秀登上今县城西南八里的紫萝山顶骀台庙，自焚祷骀台神而降甘霖。后人感戴其恩，在山顶为其塑像。家庙在今县城之南的沟南村。《五台新志》在“吕文秀”下有小字：“河南杞县人，后占台籍。”②读中师时有一年过春节，父亲曾在家中悬挂画有七世列祖的“云布”，其中有两名秀才，其名字用娟秀的柳体书写，有别于其他名字的字体。我的父母都不识字，父亲会擀毡子，弹毛技艺堪称精湛。因有手艺，再加起早贪黑，才养活全家而不至于讨吃要饭。双亲生前对我很宽容，对我的选择一概尊重并尽量支持。读硕翌年，父亲去世；读博翌年，母亲去世。为了求学，未能陪双亲走完最后一程，而替我膝下尽孝的是我的兄弟和姐姐。若无他们尽心尽力照顾，我是难以专心读书拿学位的。

我出生和成长的村子虽是太行山的一个非常偏僻的小山村，但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属于公社乃至后来的乡政府所在地。小时候村中及其附近驻有操着南腔北调的解放军，比较热闹，这包括每星期有一晚能够沾光看电影，尤其是在正式影片放映之前的新闻纪录片——毛主席在古香古色的书房会见外宾。小学和初中同学有外地来我公社任职的干部子女和亲戚，学校老师也大多是外地的。村子距河北省很近，位于五台、阜平、平山和灵寿接壤之地，有许多“侉”亲戚常在我家经停。在这种环境下，我总是对外部的异质的东西感到既新鲜又兴奋，遂萌生了去外面看世界的想法。这时候国家开始从初中招收师范生，毕业后便是正式老师，于是走中考这条路去了忻州市读书。毕业后派遣证上本来写的是回本乡工作，当消息灵通的同学告诉我这个消息后，便托人改派到邻乡，还有后来在省会太原读教育学院（绝大部分中师同学在忻州教院就读），乃至后来在本县的最西边当高中老师和去全国许多省市的民办学校教书，总有开阔视野的心理在驱使着自己的脚步。有些是误打误撞，比如第一次去省教院进修，是因为忻州教院的中文指标没了，省教院的历史指标没人要。当年若不要省教院的指标，那就只好等下一年了。所以，进人“历史”纯属偶然。年龄稍大一些以后才明确意识到通过求学开阔视野无非两途：走出去和请进来。这点认识也是下面将要列举的在我的人生当中若干较重要的选择的内在驱动：在第一、二次省教院毕业后选择北师大函授历史本科（在忻州师范）和“历史教育研究生课程班”（在省教院），在福州和北京攻读硕博，修习英语和日语。正是通过求学、读书、工作和游历，自己的视野逐渐打开，也一步一步从小学老师登上大学讲台。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吴长青、贾利民、姚明辉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

谨以此书献给以上所有要感谢的人和我的岳父母及家人！

学术研究犹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企盼学界真诚的批评和指正！

2020年3月10日于晋中榆次大学城

注释：

①坦率地讲，当时只知道两位老师是在鼓励自己，却并不知道此话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在福建师大拜读徐中舒先生的大作《井田制度探原》中关于“疆”字的解释（《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下，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720页）时，始对二十多年前两位老师的话犹如触电般恍然大悟，今天才有能力将此话转写成书面语！

②徐继畬纂修：《五台新志·名宦》（光绪十年刻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94页。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惠赐新书讯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