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犯编钟年代补释

(首发)

赵晓龙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子犯编钟的铭文内容与著名的城濮之战有关，诸家多有考释。笔者通过研究，认为钟铭记载“朝王”的年代应该为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

关键词：子犯编钟 唯王五月初吉

自张光远先生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发表了子犯编钟的著录情况后，引起了学者的激烈讨论。子犯编钟共有铭文132字，铭文内容与著名的城濮之战有关，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仅对其中几个颇有争议的问题试作以探讨。

现综合各家意见，先将铭文释写如下(隶定皆用宽式)：

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博(搏)伐楚荆，孔休大功，楚荆丧厥师，灭厥禹(渠)。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易(赐)子犯辂车、四马、衣、裳、带、市、佩。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用为和钟九堵，孔淑且硕，乃和且鸣，用燕用宁，用享用孝，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乐。

关于钟铭“朝王”的年代问题

子犯编钟铭文时间没有系年，造成了学者认识的分歧，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张闻玉先生认为，钟铭记录了子犯一生之大功，即所谓“晋公子复国”、 “城濮之战”、“践土之盟”三件大事。进而认为钟铭“五月初吉丁未”为鲁僖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39年），子犯等人谋划灌醉安于享乐的重耳，乘醉去齐之时。[1]

第二种观点，彭裕商先生认为“春秋器铭的历日基本上都是铸器之日，本器也不应例外。”彭先生坚持初吉即是朔日的观点，因此他“据《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周历周襄王二十三年（公元前629年）五月戊申朔，与丁未只差一日”，应即铸器的时间。[2]

第三种观点，以冯时、陈双新先生为代表，认为“钟铭纪年明确反映的是子犯佑晋公归国的日期”，丁未是晋文公归国即位之日，即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3]

第四种观点，张光远、李学勤、裘锡圭、武家璧、白光琦等先生认为，五月初吉丁未即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惟王五月初吉丁未”，篇首纪时，自是彝铭通例。“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是说自己辅佐晋公成就霸业。“来复其邦”指再现文侯之功、武公之业。开宗明义，道出了全文要旨。第二段，“诸楚荆不听命于王所”至“灭厥禹(渠)”，讲城濮之战。第三段讲践土之盟。第四段回过头来讲自己因立功受到赏赐，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丁未，献楚俘于王”，子犯由此受到周王的赏赐，自然最值得纪念，因著其月日于篇，俾垂之百世。[4]

以上是诸家的观点，莫衷一是。那么，“来复其邦”是不是张闻玉说的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重耳去齐返晋，笔者以为大有问题。众所周知，重耳去齐后并未立即返回晋国，而是依次经过卫、曹、宋、郑、楚、秦，直到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才返回晋国。若依张先生的说法，那么“五月初吉丁未”与“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的事件在时间上隔三年之久，不符合一般叙事逻辑。实际上，张先生是囿于初吉即是朔日的传统说法，因为此年寅正五月丁未正是朔日，所以他认为“五月初吉丁未”在此年。

依彭裕商先生的说法，说的精确一些“五月初吉丁未”，是器主命人铸器之日。因为器铭是“唯王五月初吉丁未”，所以铸器时间只能限定在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至三十三年（前619年）之间。但是彭先生并未找到事先假定“五月初吉丁未”是朔日的那一天，所以只能把与“五月初吉丁未”相近的周襄王二十三年（前629年）五月戊申朔作为铸器日期，因为这一天是朔日。丁未日与戊申日相差六天，与钟铭明显不合，实际上彭先生也是囿于初吉即是朔日的观点。其所说“春秋器铭的历日基本上都是铸器之日”确为春秋铸器的一般情况，但是忽视了铸器勒铭的特殊意义。“彝器之来，嘉功之由”，（《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铭其功烈，以示子孙”。（《左传》襄公十九年）子犯随晋文公在外流亡多年，经过多方筹划，最终辅佐重耳回国即位。之后又以“求诸侯莫若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劝晋文公出兵勤王。在城濮之战中又出谋划策，随后举行践土之盟。五月丁未，向周襄王献俘，晋文公受到周襄王册命，达到了“取威、定霸”的目的，子犯也因参与了“克奠王位”行动，因而受到了周王的赏赐。这对他来说应该是至高的荣誉。铭文两次出现“子犯佑晋公左右”，强调子犯的功劳，所以“唯王五月初吉丁未”不可能是随便的铸器的日子。而且，如果是自己选择吉日铸器，东周铸器铭文中一般都会说明。

冯时先生推算晋文公元年前后的历日后肯定了王韬《春秋朔闰日至考》提出的“《传》‘二月甲午，晋师军于卢柳。’二月无甲午，以下并差一月。前年之闰应移于此年岁终则合矣”的结论。只能得出重耳当于三月丁未“朝于武宫”。由于《左传》记载的历日与诸家历谱不合，转而从铭文“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加以推断。冯先生“认为子犯在佑助重耳归晋的过程中，其作用恐怕也远较他在城濮之战及践土之盟中所起的作用重要”，并且认为：《左传》很多本之晋史，而晋史是当时之人以其所行用的夏历记载的。[5]钟铭“唯王五月”表明其纪年系用周历，以子月为一月。子犯钟铭用的是周历，而晋用夏正，周正五月恰好是晋国所用的夏历三月。如此，《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及《史记·晋世家》的记载重耳归晋即位的具体时间二月丁未与钟铭“唯王五月”其间3月之差便不存在问题了。[6]实际上，《国语·晋语四》记载这件事时所用的是夏历，《春秋》与《左传》记载这件事都用的是周历。周历建子，夏历建寅，因而与《左传》此年的计时存在两个月的时间差根本就不存在问题，冯先生此说迂曲。而且钟铭“唯王五月初吉丁未”明显用的是周历。其次，此时晋文公还没有讨伐楚国，朝觐周王，那么，子犯何来赏赐？故冯时、陈双新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

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以为钟铭“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就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丁未，献楚俘于王”的这天。不过“唯王五月初吉丁未”与“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应连为一句理解，其中的“复” 应理解为向天子奏报。“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佑晋公左右，来复其邦”的意思是，在周历（周襄王二十一年）五月丁未，子犯随晋公左右，向天子奏报。下面是奏报的具体内容，城濮之战的战绩。然后晋文公、子犯受到周王赏赐。诸侯进献上等好铜于子犯之所，子犯用它铸造和谐的编钟九堵。

初吉一定是朔日吗？“唯王五月初吉丁未”是朔日吗？查张培瑜先生的《中国先秦史历表》，鲁僖公二十八周历五月是丁酉朔，丁未是该月十一日。其实，“初吉不一定是朔日，但必在一月之初”。[7]冯时认为“西周金文(甲骨文)的初吉（月吉）、既吉属于吉日系统，而既死霸、旁死霸、既生霸、既望则属于月相系统，这两个是并行使用的。初吉乃人为择取的吉日，可以出现与历月之中的任何位置。”[8]“初吉和月相不是同一系统，初吉始于朔，似包括以下第一旬”，李学勤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 [9]看来，认为初吉即是朔日的传统说法值得商榷，什么是初吉，仍须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是李先生认为铭文“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之事，在《春秋》经传该年（鲁僖公二十八年）四至七月间是没有记载，所以他在《子犯编钟的历日问题》第三篇论文中转而支持了彭裕商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李先生忽略了《左传》僖公二十八（五月）癸亥，王子虎盟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说明在城濮之战后的五月诸侯朝王，确有其事。所以，钟铭“唯王五月初吉丁未”朝王的年代应该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即公元前632年。

注释：

《周礼·宰夫》：宰夫之职,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 玄谓复之言报也,反也。反报於王，谓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谓上书。

参考文献：

[1]张闻玉.子犯和钟“五月初吉丁未”解[N].中国文物报，1996-1-7.

[2]彭裕商.也谈子犯编钟的 “五月初吉丁未”[N].中国文物报，1996-2-11.

[3]a.冯时. 春秋子犯编钟纪年研究——晋重耳归国考 [J].文物世界，1997，(04).

b.陈双新.子犯钟铭考释[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1）.

[4]a.张光远.春秋晋文称霸“子犯和钟”初释.台湾：故宫文物月刊[J]，1995（4），(总145期)

b.李学勤.补论子犯编钟[N].中国文物报，1995-5- 28.

c.裘锡圭.关于子犯编钟的排次及其他问题[N] .中国文物报，1995 -10-8.

d.武家璧.子犯钟钟铭考释[J].中原文物，1998（02）.

e.白光琦.子犯编钟的年份问题[J]. 文物世界， 1997，（02）.

[5]冯时.春秋子犯编钟纪年研究——晋重耳归国考 [J].文物世界，1997，(4).

[6]陈双新.子犯钟铭考释[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1）.

[7]李学勤.由蔡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夏商周年代学札记[C]．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8]a.冯时. 春秋子犯编钟纪年研究——晋重耳归国考 [J].文物世界，1997，(04).

b.冯时.中国古文字研究五十年[J].考古，1999，(09).

[9]李学勤.子犯编钟的历日问题．夏商周年代学札记[C]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08年8月2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08年8月24日

0184子犯编钟年代补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