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顾颉刚“古史层累说”

(首发)

黄海烈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是中国近现代杰出的史学家，贯通经史，著述等身，学术思想包罗宏富，在诸多学术研究领域都做出了巨大贡献。[1]顾颉刚史学思想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未来的学术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古史辨派”主要代表的顾颉刚，其古史学观点与思想在民国初年的社会、政治和学术背景下产生，继承传统，融会创新，从已是危机重重的传统学术研究中脱颖而出，开创了古史研究领域内的史学革命。

顾颉刚的古史学说在解放前有两个主要的课题：前期古史学说的重心是“古史层累说”；后期古史学说的重心是“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 “古史层累说”是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最先提出，是主要核心与灵魂，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体系。就具体的古史研究而言，顾颉刚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提出了“古史层累说”，这既是一种历史观，又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说这是在“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支配下的方法论体系。在顾颉刚具体的古史研究中，无论他运用何种具体的史学方法，实际上都是从“古史层累说”演化出来的，或者说某一种具体的方法都是“古史层累说”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都是为其“层累地造成古史”观所服务的。他所提出的“古史层累说”估定了传统经学的价值，开创了新的古史研究方法，成为二十世纪古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范式之一，其余响至今仍在古史学界内回荡。

新中国建立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发展与成熟，地下出土材料的纷纷涌现，使过去被认为是伪书的古籍得以重新认识，过去模糊的古史认识也日益清晰，自宋代以来的疑古思想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致力于出土文献和传统文献的相互证明，以求对上古史再认识的一部分学者们纷纷提出 “走出疑古时代”等口号。[2]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一直以来都坚持认为：搜集和考辨史料，这样的工作在任何时代的历史研究中都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说， “疑古时代”又是走不出去的。[3]这样不可避免地在围绕如何看待“古史辨”与顾颉刚古史学说的学术价值等问题方面，形成两股分歧比较大的观点与认识，并形成当今古史学界重要的学术论争。[4]对“古史层累说”的基础理论和具体观点，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分析与整理，能够更为清楚地认识到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意义与不足，这对争论的解决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就要求我们“回溯原典”，在二十世纪初中国古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全面具体地揭示其基本面貌，客观评价其意义、作用及其局限性。在此基础上，不仅可以找寻到顾颉刚古史学说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上准确的定位，[5]而且对顾颉刚学术思想研究的本身也是有着积极意义。

顾颉刚一踏入古史学界便提出“古史层累说”，并由此“暴得大名”，确立其在学术界的地位。顾颉刚终其一生都将“古史层累说”奉为其古史学研究的核心理论、主要指导思想和基本研究方法。“古史层累说”的思想来源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为进化论等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影响；二为前人辨伪学和今古经文家学说的影响；三为戏曲、歌谣和民俗学研究的启发；四为新兴近代考古学的刺激。

顾颉刚通过对进化论等西方近代科学的了解与接受，使其学说具有了现代史学的眼光与观念，懂得了用进化演变的科学理念来治学。治学态度上，顾颉刚受到了章太炎等古文经学家的启发，认为治学应当放弃“致用”，而坚持“求真”。在“古史层累说”的具体形成过程中，顾颉刚则分别受到了崔述和康有为的影响，虽然顾颉刚对于他们的治学目的都不接受，但显然接受了他们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和手段，并将其融会贯通，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崔述的疑古辨伪学说对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形成，起到了较为突出的作用。[6]无论是理论方法、思维结构亦或是具体观点，“古史层累说”的形成都在技术层面上受到了崔述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顾颉刚解释旧上古史系统是如何形成时，崔述的朴素“层累说”和对史事繁密的考证启发了他。但崔述限于理学家的思维，只是怀疑传记，未敢触动经，顾颉刚则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利用康有为对经的客观破坏结果，认为经也不可信，进而无限制地使用“默证法”以破经。康有为的学说是顾颉刚创立“古史层累说”的直接诱因，康有为为了尊孔及“托古改制”而对上古信史所从事的解消工作，几无保留地被顾颉刚所继承。[7]具体观点上，康有为的学说启发了顾颉刚，如“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点；[8]具体方法上，顾颉刚接受了《孔子改制考》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考》的刘歆伪造说，并将这一观念扩大化，形成了“社会背景分析”的方法。虽然顾颉刚对于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但由于其在学说结构上过分依赖今文经学，使得今文经学对古史不信任的特性深深影响到顾颉刚。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推倒了古文经的信史性，而《孔子改制考》则更进一步地全盘推倒了今文经及先秦诸子的信史性。这就使得顾颉刚对于经学中的“经”和“史”都抱有不信任的态度，进而造成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一开始就带有全盘抹煞上古信史的倾向，在还没有逐步检视大部分重要史事前，就先抹煞古书古史，而这个倾向主要是继承清季今文经学家的历史观而来。[9]此外，顾颉刚还将从戏曲、歌谣和民俗学中总结出的治学之道，归结为故事的演变方式，应用到整理古史中，形成了“古史层累说”中重要的指导原则与宗旨，即“不立一真，惟穷流变”。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形成之初，还受到了尚处于萌芽时期考古学的刺激和支持，可以说，“古史层累说”的提出，在当时还得力于如考古学这样的新学识。

“古史层累说”在上古史研究领域里的形成，和顾颉刚当时所处的学术思想环境、所处的地缘条件和其自身的实际情况有着绝大的关系。从大的思想环境来看，五四运动如火如荼，新文化运动兴起，反传统思潮笼罩着思想界。传统的学问界，“经”与“史”的地位正在发生着剧烈的转变，特别是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对原居于中心位置的经学及经学家的地位产生了强烈冲击，经学的衰退、史学地位之高涨几乎同时发生。[10]为了摆脱由于经学桎梏所造成的经史中存在的自相矛盾的反常现象，学者们群起脱离经学，并有意识的展开对今古文经学的批判。在面对经学出现的危机时，顾颉刚继承了康有为、崔述等经学家的客观怀疑的成果，吸收西方进化理论，彻底冲出了经学的束缚，完成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变。从地缘条件来看，顾颉刚的学术训练期和成熟期是在北京和北京大学这一当时文化教育界的中心完成的，这就为“古史层累说”的提出，创造了地缘上的优势。[11]从顾颉刚本人成长的经历来看，他未曾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学术训练，正因如此才能在别人不曾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才能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束缚，成为当时宿儒林立的学术界中的后起之秀。[12]

顾颉刚至迟在1922年便为提出“古史层累说”做好了各项准备，观点已经大致酝酿成熟。1922年春，顾颉刚在家为商务印书馆编撰《本国史教科书》，将《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材料按其发生的次序进行了排比性的研究，发现“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的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顾颉刚据此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13]“古史层累说”从开始提出到初具规模，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可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归结为理论体系“三个方法论核心”。1923年2月间顾颉刚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将其这一段时间的古史研究的看法写出。5月又将这一封信冠名为《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在《读书杂志》上，在前言中将其“古史层累说”三点要义和盘托出：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禹，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一个“齐家而后治国”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14]

第二阶段，可将《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归结为打破非信史的“四个标准”，视为第一阶段的外延性研究。1923年6月，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11期上发表《答刘胡两先生书》，表示准备与刘掞藜、胡厪人两先生讨论有关禹、后稷和尧舜禹的具体史事问题，并为从混淆无章的古史观念中区分出信史与非信史，顾颉刚提出在推翻非信史方面必须打破的四个传统观念。一，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15]

第三阶段，可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文归结为“六个问题”。1923年6月－11月间，顾颉刚紧接着《答刘胡两先生书》一文，又在《读书杂志》第12－16期上连载了《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一篇长文，具体讨论了六个问题：一，禹是否有天神性？二，禹与夏有没有关系？三，禹的来源何处？四，尧、舜、禹的关系是如何来的？五，后稷的实在怎样？六，文王是纣臣吗？[16]通过对这六个具体史实问题的详细阐述，回答了刘、胡二人辩论以来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并从实证的角度对“古史层累说”进行了检验。这六个问题只是对前两个阶段理论假设的实证性回应，而且顾颉刚以后的许多工作也都是这个六个问题的延续，如《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文。

所以说，这三个阶段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任何单拿出某一部分，都不可称之为“古史层累说”。后来，顾颉刚在此基础上，对“古史层累说”进行了一定的修正补充，虽然在理论体系上有所完善，但其基本理论内核并没有改变。

顾颉刚实际上通过“古史层累说”的提出，对以往的古史学进行了一次重新估定，重新评价了上古史的史实，推翻了延续二千多年的上古史研究的潜规则，在古史学领域中是一次史学革命。[17]顾颉刚运用“古史层累说”拆毁了旧的古史系统，剥去了附在先秦典籍上的“圣道王功”，将整个传统社会的道德学说与价值观念置于被怀疑的境地，这对旧的道德体系和思维模式起到了摧枯拉朽地作用。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对中国古史学的影响是十分巨大而深远的。从广度上来看，涉及到了古史学的史学观念、治史精神与态度、治史方法与领域等方方面面；从深度上来看，无论是该学说的支持者亦或是反对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其影响。

总之，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古史学领域引发了一场史学革命，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起到了改造的作用，在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也要看到它对未来中国古史学的负面影响亦十分深远。

顾颉刚通过“古史层累说”的提出，首倡古史学革命，解决了以往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研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但也要看到，随着古史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拓展和延伸，“古史层累说”也遗留了大量无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当时为了造成革命性的效果，往往矫枉过正，客观上致使中国上古史研究领域内史料的“真空化”，由此所形成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估量的。经过一场史学革命后，许多旧有的对于传统文献的解释和分析，都已经和现有的研究互不相干了，进而被新的解释和分析所替代。但是要将所有的上古史问题都用“古史层累说”来解释，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顾颉刚在利用“古史层累说”这一理论体系来重新诠释上古史时，也会出现其难以企及的研究范围，亦或是精确度的偏离。

顾颉刚在理论方法上由于时代的局限，受到康有为等清代今文经学家的影响，特别是当时急于在中国古史学领域内掀起一场“革命”，不免忽略了对史事史书的精研细考，所以造成“古史层累说”中存在着一些有缺陷的、有待补充或修改的理论方法和学术见解。这就在顾颉刚古史研究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结果之间形成了一种吊诡的现象，即主观愿望是建立真实的古史，客观上则是旧古史系统被推翻，新的古史系统也未建立，整个上古史研究领域处于“真空”的状态。这一客观效果除了使古史学者们认为上古史事茫昧无稽，真伪难辨外，更多的是留给他们古代典籍多不可信的印象，从而给中国古史学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在理论方法和研究对象上的局限，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古史层累说”过于注重史料和古史认识是如何层累演化的，却忽略了某些史料和古史认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而日趋递减以至于消亡的现象。这种“古史剥蚀”现象是与“古史层累”现象客观并存。[18]正是顾颉刚对“古史剥蚀”现象的忽略，才会在史料剥蚀残缺的情况下对史实轻易加以断言，进而形成“古史层累说”一大理论缺陷——“默证法”的过度使用。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顾颉刚十分注意古籍古文献的成篇成书时代和古史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注意将古代学术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相联系。这种善于分析层累形成的每一个历史观念所在时代背景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通过对形成过程的全局性把握，寻出这一历史观念产生的背景原因的方法可以称为“社会背景分析法”。这一方法对于寻找历史认识的源头，无疑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与意义。但由于顾颉刚在批判继承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的过程中，受到了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扩大成“诸子改制说”；“刘歆伪造说”扩大成“汉人整齐说”，这无意间便放大了战国秦汉间人为造伪的范围。这种方法的弊病在于没有意识到古史的层累除了有人为伪造附加上的，还有一种是自然层累形成的情况。[19]当这种意识形成思维定势时，极其容易走向极端。认为战国秦汉间人有意无意的伪造古史是相当普遍，以至于使得这一时期的每位学者所言所说或某部古典文献中的所有内容，都蒙上了伪造的嫌疑，而忽略了去个别分析、具体对待。从而不仅视这些古籍古文献为不可信，就连其中有可能存在的真实史实素地也一概忽视。

第三，“古史层累说”的指导原则，是 “不立一真，惟穷流变”。[20]顾颉刚把“传说的经历”看得比“史迹的整理”还重要，这是中国传统学问研究者在历史意识方面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21]但也要看到，“惟穷流变”造成顾颉刚只注重对“历史认识”的衍生发展的研究，忽视了对“客观历史事实”这一“真”的追寻和探求，并且很容易造成研究对象的错位。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最初是由史料辨伪开始的，他比较注意从史料的演变流传中比较、分析和辨别史料真伪，而对历史本体的客观事实的关注则相对比较薄弱。当顾颉刚的疑古辨伪体系形成后，再想针对上古史实的进行深入考辨时，则必然受到他的已有知识结构、研究习惯和学说体系的限制与影响。

第四，“古史层累说”所应用的主要研究领域，多属于史料学和传统文献学的范畴。顾颉刚提出此说，是基于当时史料学状况，但随着古史史料学的发展，特别是地下新出土材料的发现，使得史料的范围不断地扩大，内容不断地扩充。顾颉刚运用“古史层累说”所提出的某些具体古史学的观点，因此也受到影响和冲击，反观“古史层累说”，也应该予以重新认识。

顾颉刚“古史层累说”中的某些具体古史学观点，由于受到有偏差的理论方法的影响，有些辨伪不免有些过疑，有些论断不免有些武断。随着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些出土文献的性质、成书年代和学派归属得以确定，这无疑都影响到了顾颉刚当初运用“古史层累说” 所作出的某些论断。

特别是上博简《容成氏》等新出土文献材料给这些具体古史学观点带来了较大的冲击，也为在新的史料基础上重新检验“古史层累说”创造了条件。例如上博简《容成氏》和墨家思想十分接近，墨家思想中的“尚贤”、“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思想内容在上博简《容成氏》都有所体现。甚至于某些史事记载和制度、个别字词的理解等方面，上博简《容成氏》和今本《墨子》亦有相合之处。上博简《容成氏》与儒道等家先秦两汉文献材料虽亦有个别相合之处，但通观《容成氏》全文，还是与墨家最为接近。而且从地域上来说，在楚简中发现墨家文献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上博简《容成氏》篇与墨家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或可直接认为其就是墨家“佚文”。[22]《容成氏》的学派归属问题得以确定后，顾颉刚在《战国秦汉人的造伪与辨伪》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等文中的一些观点则可以得到重新认识。

《战国秦汉人的造伪与辨伪》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是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成熟期的代表作。[23]而顾颉刚在“古史层累说”创立的最初阶段，也曾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讨论古史答 刘胡二先生》等文章中先后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如 “禹的神化问题”、“文王非纣臣论”等。[24]这两个观点是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创期的核心，顾颉刚通过这两个观点的论述，彻底地拆毁了旧古史系统。“禹”的问题破除了尧舜禹的禅让说，“文王非纣臣论”破除了夏商周君臣相继的革命说。结合新出土文献为代表的考古学材料来重新审查顾颉刚的这些重要观点，并将顾颉刚“古史层累说 ”的初创期与成熟期两个阶段的古史学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也会发现以往对“古史层累说”研究中易于被忽视的问题。

第一，《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民族合并而产生一元化观念，就是在这融合的过程中，利用了同种的话来打破各方面的种族观念。这一看法无疑是正确的。《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为了表明中国古代的伪古史系统和伪古史观是如何构建成的，运用了“社会背景分析法”，认为战国诸子在大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下，先后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改制措施，为了达到相互竞争最终取胜的目的，诸子们在缺乏历史观念的情况下，纷纷托古伪造古史。先出的儒墨两家的上古系统较短，只有尧舜禹，而后起的道家则将上古系统编造的更长，造出了诸如“容成氏”这样的上古帝王系统。现存的包含有众多的上古圣王的古史系统是由战国秦汉时期的古史家在前段采用了较长的道家说，而后段则是采用了较短的儒墨家说，层累地形成了古史。但新出土文献材料证明[25]：首先，顾颉刚认为的墨家古史系统较短的认识应该得到修正，这主要是顾颉刚滥用“默证法”造成的。其次，顾颉刚认为古史系统是“战国时期的古史家在前段采用了较长的道家说，而后段则是采用了较短的儒墨家说，综合形成的”，这种“层累”的认识也是不成立的。最后，极端运用“社会背景分析法”，夸大战国诸子的造伪能力，认为战国时期都是在有意地造伪，这样的结论显然有些过头，最终导致了错误认识。这些今文经学家的负面影响也是我们在批判继承顾颉刚古史学时所必须清除的。

第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是顾颉刚从《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中延伸出来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墨家只提出了尧舜的禅让，舜禹禅让的故事乃是后人加添上去”的认识。顾颉刚为论述这一观点，提出了三点证据，但都有失偏颇。《墨子·尚贤上》篇没有说到舜举禹，便认为墨家文献中不存在着舜禅让禹的记载。可见，顾颉刚此处显然是使用了“默证法”；对《墨子· 非攻下》“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此皆立为圣王。”这段话，还有断章取义，曲解原文的嫌疑；[26]为了回避《墨子·尚贤下》中的反面证据，认为该篇是晚出的文献。[27]顾颉刚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构成墨家先起，提出尧舜禅让，儒家续起，再叠加上舜禹禅让，以表明“禅让说”是以层累方式形成的。顾颉刚认为“禅让说”最后写定于汉代的《尧典》的看法，也是有问题的。他认为《尧典》中有关“禅让说”的内容，有两个最为重要的来源。其一，《淮南子·泰族训》；其二，在《尧典》的话中，足知其所涵墨家的成分甚重。而新出土文献中的儒墨家材料为这些观点提供了反证，[28]所以顾颉刚不应该根据一两条证据便遽定《尧典》的“禅让说”是从何家而来，受那家影响最大。从现有的材料状况来看，战国中期以前的“禅让说”流传状况十分复杂，很难判断《尧典》中的“禅让说”到底受那家的影响最多。而且，认为今本《尧典》受诸子影响，也只能是一种推测，今本《尧典》和诸子中的“禅让说”究竟谁抄谁，或是各有来源，目前尚难断定。

第三，有关“禹”的问题。顾颉刚所认为的“禹有天神性”观点，[29]得到了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的验证与支持。[30]但顾颉刚认为禹的功绩中，第三种功绩“治水”是后起并受到《孟子》、《禹贡》的影响，是前后倒置的。而且顾颉刚他们并没有将其所发现的禹也曾用“堙塞”的治水方式与原有“疏导”的治水方式并列，却将“堙塞”的治水方式看作先起，而“疏导”的方式后起。这主要是受到了他们想以“社会背景分析法”来解释古史传说演变的牵制，认为古史传说中的特异现象都是战国时期的学者们根据战国的时势伪造出来的，而没有考虑到这些特异现象的出现在春秋以前可否有其根源。另外，顾颉刚认为“洪水原是禹为天子后的事，与尧舜无关”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31]

第四，“文王非纣臣论”的问题。基于顾颉刚所认为的纣与文王非后世君臣的关系，文王史迹等问题的观点，[32]结合田野考古的成果、[33]殷墟和周原甲骨文、[34]上博简《容成氏》、[35]“文王玉环”[36]等新材料，就会发现武王伐纣之前，商周之间交往密切，周对商存在服属关系，商王纣还曾册封过周文王。特别是《容成氏》中有关文王史迹的记载，在目前的史料条件下，可以最大程度地帮助复原文王与商纣之间的关系，对这些模糊不清的史事进行梳理。但也要看到顾颉刚在具体观点的陈述上还稍有漏洞。虽然在破除纣和文王之间是后世的“君臣”关系的观念上，顾颉刚的看法是较为合理和有说服力的，但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所复原的商周关系上来看，他的结论还是过于激烈和绝对。顾颉刚认为文王只是“割殷” “翦商”而没有服事殷纣。实际上，顾颉刚在这一点上已经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为了强调文王与纣之间没有后世的君臣关系，宁可抹煞商周之间的附属关系，认为文王并未服事过商纣，而只是翦商。根据《诗经》中的有关文王事迹的记载，顾颉刚还对《论语》“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孟子》“文王以百里”，《左传》“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史记》“纣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等文献史料表示怀疑，但这其中除了《孟子》“文王以百里”外，其他的记载还是可以找到史影的。

通过分别对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成熟期的两篇代表性文章《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以及初创期的两个主要观点“禹的神化问题”、“文王非纣臣论”的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实证性的具体考察，并将这前后两期的具体古史观点进行对比，会发现在“ 古史层累说”的初创期，顾颉刚在治史过程中，能够依照现代史学的基本规范，严格审查史料，忠实按照史料中所含的史学信息来研究古史，虽然以今天的后见之明看来，这一时期他所提出的具体史学观点还有些偏差，但大致是与真实的史实相去不远的。但在三十年代以后，“古史层累说”日益走向成熟，顾颉刚在一些代表性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治学态度却与初创期大异其趣，为了维护先前古史研究中所得来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的基本认识，他频频使用“默证法”和从今文经学家借鉴来的“社会背景分析法”，无限制地将以“层累叠加”方式形成的伪造古史扩大化，使得一些史学观点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偏差和失误。同时对后来的古史学研究也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表现即是使部分古史学者们认为中国上古史史料有着普遍的不可信性，无论其中是否含有真实的史实素地，一概抛弃一概抹煞，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上古史研究领域可用材料的“真空化”。[37]

没有任何理论能够解答在一定历史时期它所面临的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即使已经得到解答也常是不完满的，但恰恰正是这种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吻合精密度的不完满，才会产生许多未来研究的范围和课题，才会使后来者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地完善这个领域。如果理论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稍有不合，即成为抛弃该理论和方法的理由，那么任何的理论和方法随时都要面临着被抛弃的危机。吕思勉评价章、康、梁时说：“成败不足以论英雄，因为事之成否，多半决之于外来的因素，而一个人的主张，则是原于其所处的地位。任何一个人，其所主张，总代表着社会上一方面的需要，即使其人失败，其所主张亦决不会全然废弃。”^[38]刘家和在《崔述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序中评价崔述时亦说：“我们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几乎历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大学者都不可避免地有其深层的内在矛盾。如果他的学术已经到了完满无缺而无全任何矛盾的程度，恐怕学术真的就要到他为止了。”^[39]而对于顾颉刚的古史学说也应当如是观。

顾颉刚作为二十世纪的著名的学者、古史学家，引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乃至思想界一个重要思潮，即对以往传统的怀疑与反思，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总总迹象表明，顾颉刚对其在表述“古史层累说”这一理论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具体的方法与手段的局限性是有足够的认识的，但终其一生他都未改变他这一基本理论。^[40]他正是用旁人看来似乎是固执的行为来捍卫和表达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而恰恰是这一行为才使他没有随波逐流，才使他的学说充分展现于世人。^[41]对于前辈学者，不应该过分苛责他们对学科所作的贡献，对于他们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功绩不应忘记。前辈学者提出问题，并解决一部分问题，将余下的问题遗留给后人，这才能使后人沿着前人的足迹，利用后出的材料和日益完善的方法进一步解决问题，提高认识。所以说，前人的工作并非多余和无用。顾颉刚古史学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史，特别是古史学发展中重要的一环，有着不可替代的过程性。顾颉刚留给后世的并非只是其古史学说中的研究方法与具体观点，更重要的是其古史学说中的理念与精神，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学术遗产。古史学界现在所要做的是批判地继承顾颉刚古史学说，特别是继承其运用历史演进的治史方法、严格审查史料的态度和多元化的史观，扬弃史学理论方法和具体史学观点中矫枉过正的部分，清除今文经学家残留在其古史学说中的负面影响。分清何为后世演化的古史，何为后世层累的古史，何为曾经剥蚀缺失的古史，揭开蒙在古史上的层层迷雾，寻出古史中的真实素地。

应该如何认识顾颉刚“古史层累说”的得失优劣？又该对顾颉刚古史学说抱以何种态度？这些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初海内外中国古史学研究者们共同关注和思考的重要课题。通过对顾颉刚古史学说的核心与灵魂——“古史层累说”的系统回顾与梳理，可以看到“古史层累说”中打破非信史的“ 四个标准”等观点依然对目前的古史研究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42]但也要看到“古史层累说”无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具体史学观点，都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来的古史研究中，对顾颉刚古史学说中有益的成分加以继承和发扬，而对其中一些错误的理论方法或是“矫枉过正”的具体观点予以修正和补充，特别是顾颉刚在继承今文经学家的学说时对中国古史学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一定要清除。只有充分地批判继承顾颉刚古史学说，才能真正有利于中国古史学健康有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