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法》校注商兌

（首發）

鄔可晶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鄭慧生先生《校勘雜志》[1]收錄其所著《〈司馬法〉校注》一書（以下簡稱“校注”）。此書廣搜衆本，備列舊注，所輯《司馬法》佚文、歷代論述《司馬法》資料，以及作者精心撰寫的《〈司馬法〉一書及其流傳》，都為學者閱讀、研究《司馬法》帶來了資料方面的便利，大大提高了《校注》的學術價值。

不過，實事求是地講，《校注》在《司馬法》一書的“校”和“注”（主要反映在“校注”部分對異文、舊注的取捨和“語譯”部分作者的新見）方面存在著不少值得商榷之處。《校注》對當前學術界跟《司馬法》校釋有關的新成果吸收得也很不夠。[2]例如李家浩先生曾正確校出《司馬法·天子之義》“人之執也”的“執” 當是“埶”之訛，讀為“槷（臬）”，訓“法”；[3]《校注》沒有加以引用。[4]1992年6月出版的李零先生《司馬法譯注》一書（以下簡稱“譯注”）[5]，對《司馬法》作了較高質量的整理。此後，鈕國平《司馬法箋證》 [6]（以下簡稱“箋證”）、褚玉蘭《兵法精典新解》[7]（以下簡稱“新解”）等也有一些可供參考之處。特別是《箋證》，引證富贍，注釋頗多發明。不少《譯注》等書已經正確出注的內容，《校注》全然不顧，一仍其誤，這是很不應該的。下 面就舉一些這方面的例子，同時也附帶指出《箋證》、《新解》等書相關的正誤情况。

《仁本》：“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譯注》注“不窮不能”為“不去逼迫喪失戰鬥力的敵人”（頁5）、《新解》譯文作“不殺害失去戰鬥力的敵人”（頁289），甚是。《箋證》譯文作“不為難戰敗的將士”，用古注直接釋“不能 ”為“戰敗也”（頁6），過於籠統。“不能”作名詞用，可指“無能之人”，如銀雀山漢簡《論政論兵之類》“將失”：“廿三曰：與不能，可敗也。”[8]“與不能”疑當讀為“舉不能”，任用無能之人。所謂“喪失戰鬥力的敵人”，即由此引申而來。《校注》反而錯譯為“不知道適可而止就不能奪取最後的勝利”（頁238）。

《仁本》：“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譯注》指出“舍服”就是“赦免服降的敵人”（頁6），基本正確[9]（《新解》譯文作“對降服的敵人給予赦免”，見頁290，可能參考過《譯注》的講法。《箋證》訓“舍”為“免其罪而釋放之”，見頁6，一個“舍”字不可能同時兼有“免其罪”和“釋放之”兩層意思） 。《校注》把整句話譯為“有功而不貪功，功成就知道停止，這樣做可以表示自己是知‘勇’的”（頁238），對“舍服”的理解完全不對。

《仁本》“立國辨職”的“辨”，《譯注》說“是分別之義”，並指出可參看《周禮》每篇開頭的“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等語（頁 7）；《箋證》（頁7）、《新解》（頁287）引《匯解·直解》也已指出了這一點。而《校注》卻說“辨”通“辦” （頁239），譯為“行使”（頁240），不如《譯注》等書的講法有根據。

《天子之義》：“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屯（純）”為總括詞，相當於“皆”，這一點朱德熙等先生已有論定。[10]《譯注》注“純”為“完全”（頁14），即本於此。《校注》（頁249）、《新解》（頁296）在翻譯此句時把“純”字完全漏掉，《箋證》則把“純”誤譯為“一心一意”（頁16。此誤當承襲自古注，如明代劉寅《司馬法直解》[11]——以下簡稱“直解”——即說：“純，純一而不雜也。” ）。

《天子之義》“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 的“陷”，《校注》引古注訓作“壞”、“敗”（頁251），又語譯為“擊潰”（頁252），《箋證》訓“害”（頁19），《新解》譯作“陷入敵軍圈套”（頁297），顯然當從《譯注》之說解釋為“中其埋伏”（頁17），最直截了當。上博竹書《曹沫之陳》簡60：“毋冒以陷，必過前攻。”[12]銀雀山漢簡《論政論兵之類》“十問”：“交和而舍，客主兩陳（陣）。敵人刑（形）箕。計啇（敵）所願，欲我陷。”[13]凡此，皆“陷”指戰時中埋伏之例。

《天子之義》：“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譯注》引《周禮·春官·司常》“日月為常，交龍為旂”謂這裏的“章”是指旗幟上的圖案（頁22）。其說極是。《校注》引《直解》曰：“士卒所戴之章也。”（頁 255）又據此而譯為“士卒身上佩戴的圖案”（頁257），這是誤信了古注。（《箋證》、《新解》也都把“章”錯譯作“徽章”，分見各書頁26、27和頁298）其實，《校注》在為“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出注時已經引到《釋名 ·釋兵》“日月為常，畫日月於其端”（頁255），可見《校注》作者並不知道“常”有旗幟義。

《定爵》：“凡戰，固衆相利，治亂進止， ……小罪勝，大罪因。”“固衆相利”與“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省罰”對文，均為兩個動賓結構的短語組成並列結構，“相”、“進”必是動詞。明代茅元儀所刻《武備志》（以下簡稱“武備”）的注解釋“相利”為“相度便利”（《校注》頁267引）、《譯注》譯為“察知利害”（頁30）、《新解》譯文作“辨別利害”（頁305）、《箋證》訓“相”為“度”（頁40。但此書訓“利”為“地利”，蓋承襲自《直解》“相度地利”，所指似過於狹窄），都是正確的。可《校注》卻語譯為“必須用一定的利益來鞏固部隊”（頁267），誤把“相利”當作“固衆”的補語了。《譯注》注“進止”為“進其止者”（頁30），也是正確的。《箋證》為“進”注“這裏是激勵的意思”，為“止” 注“指委靡退卻的士卒”（頁40），雖然從嚴格的訓詁角度看不夠精確，對於文義的理解卻大致不差。《校注》引《武備》注“審兵進止”、語譯為“令行則行令止則止”（頁267）、《新解》譯文作“進退有節”（頁305。此誤蓋承襲自《直解》“知進止之節”），都由於不顧句子的語法結構而致誤。“小罪勝”的“勝”，《校注》據《說文》“勝，任也”而譯作“小罪仍能任用”（頁267），顯然是誤解了《說文》的原義。段玉裁在“勝，任也”下注：“凡能舉之、能克之，皆曰勝。”[14]可知所謂“任也”，當是“勝任”之“任”，不是“任用”之“任”。《校注》把“大罪因”語譯為“大罪依法而決”（頁267），未必可信。這兩句話很不好懂，《譯注》解釋為“小罪如果得逞，大罪就會隨之而來”（頁30。《箋證》說與之同，見頁41），亦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定爵》有“右兵”之語，《校注》不管與它並稱“五慮”的“順天”、“阜財”、“懌衆”、“利地”皆為動賓結構的語言事實，釋“右”為“陰”，並說：“古人以兵為陰象，故謂兵器為右兵。”（頁268）而《譯注》根據下文言“右兵”為“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釋“ 右”為“幫助”，指“使各種兵器配合使用，相得益彰”（頁31），其可信度要比《校注》所說高。（應該指出，《譯注》關於“右兵” 的說法可能參考自有的古注，如《直解》云：“右兵者，長短相助而為用也。……‘右’是‘助’也。”）《箋證》譯“右兵”為“發揮兵器的威力”，其根據是“右”可訓“強”（頁42）。按《漢語大字典》為“右”的“強”義所舉的例證是《後漢書·陳寵傳》“西州豪右兼併，吏多奸貪”。[15]可見所謂“強”，是指豪強之強，跟《箋證》所說的意思無關。《新解》為“右兵”出注說：“右，重視。古時尚右。《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位在廉頗之右。’右兵，重視軍事。”（頁 301）此說把“右兵”看作動賓結構是合理的。但是，“右”並無重視之義，作者所引的《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的例子只是表明，先秦曾以右為尊位，不能作為“右”可訓“重視”的例證。作者在後面的譯文中把“兵”譯為“兵器”（頁305），此注中卻釋“兵”為“軍事”，因前後失照而自相矛盾。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陳忌問壘”云：“長兵次之，所以救其隋（隳）也。從（鏦）次之，所以為長兵【□】也。短兵次之者，所以難其歸而徼（邀）其衰也。弩次之，所以當投幾（機）也。”[16]說的也是作戰時“各種兵器配合使用”的情況，可與“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參看。

《定爵》：“迭戰則久，皆戰則彊。”《校注》譯“迭戰則久”為“連續作戰就會久困不決”（頁270），據《太平御覽》所引把各本的“彊”校改為“疆”，又據《廣雅·釋詁》“疆，窮也”譯“皆戰則疆”為“全面作戰就會民窮財盡”（頁269、270）。這些校譯都是錯誤的。從上下文看，“迭戰”二句承“凡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而言，應該仍然說的是“右兵”之事。“更迭”義是“迭”的常訓，所以“迭戰而久”當從《譯注》說解釋為“將它們（引者按：指長短兵器）輪番用於作戰可以持久”（頁32）；《校注》訓“迭”為“連續”，顯係臆造。《廣雅·釋詁四》“疆，窮也”之“窮”，猶《詩·豳風·七月》“萬壽無疆”、《禮記·中庸》“悠久無疆”之“疆”，是“邊際、止境” [17]的意思，不能混同為“窮困、窮盡”。所以，此句仍當從各本作“皆戰而彊（強）”。《譯注》翻譯為“一起用於作戰可以提高戰鬥力”（頁32），可以備參。《箋證》（頁43、44）、《新解》（頁301、305）關於這兩句話的解釋與《譯注》同。

《定爵》：“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這幾句話，實即“見敵則靜，見亂則暇，見危難則無忘其衆”的句式結構，古漢語並不鮮見。《譯注》的譯文作 “碰到敵人要鎮靜沉著，碰到混亂要不慌不忙，碰到危險災難不可丟下其部下不管”（頁39），非常正確。《箋證》（頁58）、《新解》（頁306）關於這幾話的理解與《譯注》同。《校注》把“見敵靜，見亂暇”錯譯為“要看到敵人幽靜深處的動機，看到自己內部的不安定因素”（頁277），其誤蓋本于《武備》注“軍中驚亂，宜閒暇以鎮之”云云。

《定爵》“威利章”，《校注》誤信《武備》注“威嚴之用利於章顯”之說（《直解》說與此同），進而譯作“威嚴還是要顯現出來”（頁279），把“利”字完全丟掉了。《箋證》訓“利”為“勢”，“威利”即“ 威勢，猶軍威”，訓“章”為“盛”（頁60）。“利”當名詞“勢”講、“章”當形容詞“盛”講，都是缺乏根據的臆說。《新解》譯文作“軍令威嚴利於制度貫徹”（頁306），則把“利”作為動詞“利於”看待。這當然是無可厚非的。但結合“ 章”決不可能譯為“制度貫徹”這一點來看，《新解》關於“威利章”語法結構的理解是靠不住的。《譯注》認為“威” 指罰，“利”指賞，“章”讀為“彰”，“威利章”就是“賞罰分明”。（頁40）其說信而可徵。《韓非子·二柄》：“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明以“賞罰”對應“威利”。《呂氏春秋·壹行》的一段話可以看得更清楚：“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禁”、“勸”即“罰”、“賞”。

《定爵》“成基一天下之形”一句比較費解，《譯注》說：“‘成基’，疑讀為‘成其’。‘一天下之形’，統一天下之勢。”（頁41）[18]“一天下”當“統一天下”講，在古書中是有其例的，我們姑舉二證：《戰國策·楚策一》：“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大戴禮記·保傅》：“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荀子·禮論》有如下之語：“故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成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一天下之功于是就”就是 “成基（其）一天下之形”的意思。我們認為《譯注》的講法很可能是正確的。[19]《新解》關於此句的譯文與《譯注》說同。（頁307）《校注》以“成基”作一句讀，譯為“招致福祥的開始來臨”（頁 280），已嫌不辭。又謂“‘天下之形’當作‘天示之形’”，理由是甲骨文 “示”字與篆文“下”字形同而混。（頁280）這就更不可信了。我們知道，大約在戰國時期成書的《司馬法》是絕對不可能用殷代甲骨文書寫的，而戰國時代各系文字中的“下”和“示”的寫法迥乎不同，[20]無從相混。

《定爵》：“人人，正正，辭辭，火火。” 《校注》引《廣雅·釋詁》“人，仁也”釋“人人”為“以仁待人”，引《釋名·釋天》“火，化也……亦言毀也”釋“ 火火”為“消炎熄火”（頁282、283），犯了以言其“得名之始”的“聲訓”為具體詞義的毛病。又據《書· 湯誓》偽孔傳“正，政也”、《淮南子·氾論》高誘注“政，治也”，釋“正正”為“治其正也”、“以正治官”（頁 282、283），據《說文通訓定聲》對“辭”字的分析“从辛，會意，猶理辜也。，理也”，釋“辭辭”為“理其辭也”、“修飾文辭”（頁282、283），問題更加嚴重。所引高誘注，《淮南子·氾論》的原文作“（周公）聽天下之政”，此“政”顯然是名詞。《校注》誤解高注為“治理”之“治”，又以“正，政也”的聲訓材料為過渡，僅從邏輯上看就是不合理的。《說文通訓定聲》對“辭”字形義的分析，從古文字角度看，並不可信。前人早已指出， “”象兩手理絲之形，《通訓定聲》所謂“，理也”，當指治理之“理”，跟《校注》解釋的“修飾”也不是一回事。何況，“辭”在文獻中沒有當“理”講的例子。我們懷疑，“人人，正正，辭辭，火火”猶言“人其人，正其正，辭其辭，火其火”，即“以其人為人，以其正為正，以其辭為辭，以其火為火”，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以其君為君，以其臣為臣，以其父為父，以其子為子”同例。《譯注》翻譯為“人必得其人，正必得其正，辭必得其辭，火必得其火”（頁43），《箋證》譯文作“用賢得當，正政得當，發辭得當，火攻得當”（頁 64～65），《新解》譯文作“用人要用真正的人才，推行政令要是公正的政令，言辭必須得體，火攻必須適宜”（頁307），其所說文義近是。[21]

《定爵》：“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試以名行，必善行之。……人生之宜謂之法。”《校注》讀“形” 為“刑”，引《廣雅·釋詁》：“刑，成也。”（頁283）“凡人之形，由衆之求”譯作“要把‘人’訓練出來，必須對衆人嚴格要求”（頁284）。傳世文獻中表示“成”義的“刑”似以用“形”為常，如果作者想把“凡人之形”的“形”訓作“成”，根本沒有必要改讀為“刑”。以“必須對衆人嚴格要求”對譯“由衆之求”，除了“衆”之外，沒有一個詞能對應得上。這反過來說明《校注》訓“形”為“成 ”也是靠不住的。《譯注》讀“形”為“型”，整句話譯作“凡人之楷模，都是從衆人中選拔出來的”（頁44），無疑是正確的。戰國時期的中山王鼎銘在說到中山王考察相邦賈時有一段話，可與此文比讀（釋文用寬式，不嚴格隸定）：“ 今余方壯，知天若否，論其德，省其行，無不順道，考度唯型。”（《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集成”—— 5.2840）《校注》還把“試以名行，必善行之”標點為“試以名，行必善行之”（頁283），似乎反映了作者並不知道古書中的“名行”特指名聲操行，不能分割。[22]“人生之宜謂之法”的“人生”，《校注》理解為“生活”（頁 284），不免以今律古。當從《譯注》之說讀“生”為“性”（頁 44）。《鹽鐵論·刑德》：“法者，緣人情而制，非設罪以陷人也。”“法者緣人情而制”與“人生（性）之宜謂之法”義近。《新解》雖也把“形”讀為“型”（頁304），但從其譯文作“凡是要求各將士遵守的規定，應當來源於 衆人的要求，在試行過程中看它是否名副其實，如果確實是好的，就加以實行。……這些從人們實踐中產生的規定，就叫做‘法’”（頁307）來看，對這段話是指何而言的理解似乎出現了偏差，關於“名行”、“ 人生”的解釋亦全誤。《箋證》從“形”作“行”之本，認為指“民衆所行之法”，“試以名行，必善行之”被錯譯為“以‘法’考核所行之法，民衆必定順法而行”（頁67），其餘與《新解》之誤略同。

《定爵》：“立法：……四曰疾，……”《譯注》認為“疾”“疑指法令速行”（頁45），《箋證》訓為“力而行之”（頁69），《新解》譯作“雷厲風行”（頁308），至少可備一說。《校注》說“疾讀為庶”，引《列子·仲尼》“凡此 衆疾”之“疾”有異文作“庶”為證。（頁285～286）按：上古音“疾”屬從母質部，“庶”屬書母魚部，二者聲韻皆異，無由相通。“疾”、“庶”字形相近，疑《校注》本意是說“疾”是“庶”的形近訛字。即便如此，“庶”之一詞，也不可能如《校注》所說具有“衆庶有類”那樣複雜的意思。

《定爵》：“日成行微曰道。”《校注》語譯為：“天時的機緣已到、占卜的吉兆沒有消逝，這就叫做道。”（頁287）“行微”可以講成“占卜的吉兆沒有消逝”，不知作者有什麼訓詁上的依據。《箋證》譯“日成行微”為“日有成效，行事平穩”（頁71）。且不說“日成”的結構能否對譯為“日有成效”、“微”是否有“平穩”的意思，即如《箋證》所說，這兩句話跟本段講軍中之“道”的關係也顯得若即若離。[23]關於這句話，《譯注》有十分精當的解釋：“‘日’，戰日，作戰時間； ‘成’，既定；‘行’，行動；‘微’，微密。《孫子兵法·九地》：‘是故政舉之日，夷關折符，無通其使，厲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敵人開闔，必亟入之。先其所愛，微與之期。踐墨隨敵，以決戰爭。’‘是故政舉之日’相當 [24]這裏的‘日成’。‘微與之期’相當這裏的‘行微’。”（頁 46）其說甚是。《新解》譯文的大意與《譯注》說同。（頁308）附帶指出，前兩句為“軍無小聽，戰無小利”，“戰無小利”與《風後握奇經·八陣總述》“戰無常規”、馬融《樗蒲賦》“戰無常勝”（《全後漢文》卷十八引）、《吳子·應變》“戰無強敵，攻無堅陳”等同例，應該是“戰時沒有小利”的意思，指無論利益大小，作戰時都要爭取。據此，“軍無小聽”應該是“軍中沒有小的細作”的意思，指無論混入軍中的細作大小，都要提高警惕。《校注》譯作“兩軍作戰間諜耳目要遠，不要為了小利而輕舉妄動”（頁287），《譯注》譯作“軍中不聽細言，戰時不圖小利”（頁46），《新解》譯作“軍中不許有小道傳聞，作戰不可貪圖小利”（頁 308），大概都是受了《武備》注“不聽小謀，不爭小利”等的錯誤影響。（《箋證》把這兩句話譯為“治軍勿逞私智而違先王之法，與人戰勿爭小利”，見頁71。總體上看也是受了舊注的影響，但訓“聽”為“謀”的臆說，則是《箋證》所獨有。見頁70。）

《嚴位》：“凡三軍，人戒分日。”《校注》謂“分日”即“次日”：“《文選·魯靈光殿賦》李善注引《爾雅》：‘分，次也。’”（頁294）《文選·魯靈光殿賦》原文為：“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李善注：“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也。《爾雅》曰：‘分，次也。’《漢書》曰：‘泰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明堂，在少陽之地。”李善以“次”訓“分野”之“分”，即“位次”之“次”，跟《校注》所說的“次日”之“次”截然不同。下文“不可以分食”，《校注》據此釋為“再食”（頁294），也不能成立。下文有“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皆息”等語，“分日”與“三日”的語法地位相當，古書中“分”常訓“半”，[25]“分日”應即“半日”。被《校注》批評為“非”的《武備》注“分日即半日”（頁294引）以及《譯注》注為“半日”（頁51）、《新解》據《直解》注為“半日”（頁310），可能都是正確的。《箋證》據《左傳·哀公元年》“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杜注“分猶遍也”、《古書虛字集釋》“遍”可訓“盡”，從而把“分日”解釋為“盡日”，即一日。（頁78）仔細推敲，這個論證過程的第一步就是站不住腳的。“分”有“遍”義，除了見存於古代字書之外，能夠找到的文獻中的古注大概也只有《左傳》這一例。我們知道，“分”的核心義素是“半 ”，這顯然與“遍”反義。《左傳·哀公元年》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吳王闔廬在軍中，把熟食全部分給了士卒之後自己才敢進食。古書中“分”常當分予、給予講，[26]“熟食者分”的“分”即用此義。杜預注“猶遍也”，是指遍分熟食而言的，並不是說“分”有“遍”義。既明乎此，“分日”即“一日”之說就無庸辯駁了。下面附帶討論一下“一人之禁，無過皆息”的問題。由於本句“ 人戒分日”與下文“三軍之戒，無過三日”所說矛盾，《譯注》疑此處有脫文（頁51），似可從。“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的“不息”，《校注》聯繫下文 “一人之禁，無過皆息”，理解為“不足一日”（頁294，參看頁301）。《譯注》則把這句話譯為“禁令不解除，不允許吃飯”（頁 51）。從文義通順角度看，顯以《譯注》說為長。但《譯注》已指出前一句有脫文，說不定“人禁不息，不可以分食”也有數字或數句脫去，造成和“一人之禁，無過皆息”不能相應。《直解》即認為“人禁不息”就是“一人之禁不過一息”的意思，“此句上下亦有闕文”。待考。從“無過皆息”的“皆息”與“三日”、“分日”處於相同的語法地位來看，“皆息”也應指具體時間，《譯注》就認為指“比半天更短的時間”（頁 57）。不過，“皆息”的表達古無他例，十分彆扭，《校注》訓為“人皆息寢，一日也”（頁301），亦不可信。《武備》注說：“禁止一人之令，當皆在瞬息之間。”（《校注》頁301引）《直解》也說：“一人禁止之令，無過瞬息之間。”文義上較符合“ 皆息”指“比半天更短的時間”的條件。由此出發考慮，疑“皆息”為“一息”之誤。“一息”猶瞬間，極言其迅，其例甚多，略舉如下：《關尹子·一宇》：“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史記·太史公自序》“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司馬貞《索隱》有“以為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之語。“一人之禁，無過一息”，謂一人的戒備狀態，不超過瞬息。“一”古或訓 “皆”，[27]可能有人把“一息”之“一”誤解為“皆”，在“一”旁注“皆”，傳抄過程中旁注代替正文，“一”遂被臆改為“皆”。[28]《箋證》、《新解》所錄正文直接作“瞬息”，不知是否有版本上的根據。

《嚴位》“凡戰，以力久”至“惟權之視” （《譯注》從各本作“惟權視之”。此句與“惟敵之視”、“惟畏之視”對文，《校注》從《太平御覽》所引改，疑是），《校注》並為一段，《譯注》、《箋證》、《新解》分作兩段。這裏從《校注》的意見放在一起討論。《校注》對本段所作的校釋，問題很多。如“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的“以力久”、“以固久”，《校注》譯作“靠力氣就會久拖不決”、“靠保守就會久拖不決”（頁297），大概是把這些理解為戰爭中所不希望看到的反面情況，這就與前後文 “以力勝”、“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都從正面立論的行文邏輯相抵牾了。被《校注》所批評的《武備》注“人能飽佚，乃可持久”“陳勢堅固，乃可持久”（頁295引）以及《直解》所說“以力持久”“以固則能久”、《譯注》所譯“靠實力持守”“靠穩固持守”（頁51、52）、《箋證》所譯“靠兵力充實才能持久”“靠戰陣堅固難陷才能持久” （頁80）、《新解》所譯“靠兵力充實來持久”“靠陣地堅固來持久”（頁 313），反而可信。“甲以重固”一句，《校注》據《太平御覽》校改為“兼以重固”，又據《太平御覽》刪去了下句“兵以輕勝”的“兵”字（頁296）。按：前文有“以甲固，以兵勝”之語，《校注》並無異議，那麼這兩句“甲以重固，兵以輕勝”正是承前而言，“甲”指甲胄，“兵”指兵器，下文又云“舍謹兵甲”，均以“甲”、“兵” 對舉或連言，銀雀山漢簡《論政論兵之類》“略甲”有“兵利甲堅者勝乎？則勝易智（知）矣”[29]之語，可證；《譯注》譯作“甲胄份量重易於持守，兵器份量輕易於取勝 ”（頁53）、《箋證》譯作“甲胄靠厚重才能護衛，兵器靠輕銳才能取勝”（頁80）、《新解》譯作“鎧甲靠厚重而堅固，兵器靠輕捷而取勝”（頁313）是對的（《直解》等古注即持此說）。而且，“凡車以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句式結構也頗為工整。《太平御覽》所引的本子，顯然經過淺人妄改，不足為憑。“兩心交定”一句，《校注》據《太平御覽》改“定 ”為“支”，並引“《戰國策·西周策》鮑本注：‘支，猶拒。’”（頁296）譯為“勝心和怯心互相排斥”（頁297）。按：《戰國策·西周策》原文為：“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必因君而講，則君重矣。”這種用法的“支”，又見於《文選》所載干寶《晉紀總論》“屢拒諸葛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等。“支”的核心義素是“支持”，古訓為“拒”的“支”，其義偏重於據支持而抵抗，或就當“相持”講，這跟《校注》所翻譯的“互相排斥”是有區別的。《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在“兩心交支”下注“兩軍相當，兵相支持 ”。《校注》既從其文作“支”，就應該也從其注“兵相支持”，否則難以統一。《直解》、《校注》、《譯注》都主張 “兩心”是指上文所說“勝心”和“畏心”。從行文結構上看，“人有勝心，惟敵之視；人有畏心，惟畏之視”與“兩心交定，兩利若一，兩為之職，惟權之視”是對應而言的。“惟權之視”的“權”，《譯注》（頁53）、《新解》（頁313）釋為“權衡”（《箋證》釋為“權衡之法”，頁81），似不如《校注》釋為“權變”（頁297。《直解》、《武備》注已有此說）妥當。《司馬法》的作者大概認為“惟敵之視”和“惟畏之視”都不好，即不能只有求勝之心或只有畏敵之心，應該做到“惟權之視”。《武備》注對這段文義的串講十分精到：“既有勝敵之心，又有畏將之心，而兩心皆定矣，則皆可取利，若一途焉。軍中惟此兩心為職主也，然又當用權變，以視其所勝所畏之何如。”（《校注》頁296引）《譯注》以“互相彌補”來解釋“交定”（頁53），其義近是，但“定”似乎沒有“彌補”的意思。“定”古訓為“成” 、“安”、“止”、“息”等，[30]都含有安而止、靜而定的意思，“兩心交定”大概是說勝心和畏心都平定下來了。《箋證》似乎試圖把“交定”說成同義連文，“定，亦‘交’也”，是“交雜衡量”的意思（頁81）。不過，他引以證明“定，亦‘交’也”的唯一材料卻是《廣雅·釋詁四》（原文誤作“《廣雅·卷四》”）的“交，定也”。這條書證只能說明“交”有“定”義，並不能反過來說明“定” 也有“交”義。《新解》把“交定”譯為“一起使用”（頁313），其誤甚明（“定”沒有“使用”的意思）。至於《太平御覽》所引本子作“支”，推測有以下兩種可能性：其一，從上古音說，“定”是定母耕部字，“支”是章母支部字，聲母同系，韻部為嚴格的陰陽對轉，“支”有可能是“定”的假借字。其二，從古文字字形說，六國文字“定”或作“”（侯馬盟書314）、“”（包山簡165），秦文字“企”或作“”（龍崗秦簡217），二者的形體無疑是很近似的。頗疑秦在實施“書同文字”政策時，曾把與秦系文字“企”的形體相近的六國文字中的個別“定”字誤改為“企”。“企”又常寫作“跂”，《太平御覽》所保留的“支”可能是“跂”的進一步省借。

《嚴位》：“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服膚輕，服美重。凡馬車堅，甲兵利，輕乃重。”以上文字，《校注》並為一段，《譯注》、《新解》分作兩段。就文義而言，以分作兩段為宜。為了討論的方便，這裏暫且從《校注》之說並為一段。《校注》對本段的解釋，問題也很多。如把所有對舉的“輕”、“重”，都理解為“輕而取勝” 、“難於作戰”或“勇於作戰”、“怯於作戰”（頁299），這是很不妥當的。按照這種說法，凡言“重”者，皆為貶義，所以《校注》把“上煩輕，上暇重”譯作“平時要求苛細就會輕而取勝，平時要求鬆懈用時就難於作戰”（頁299）。但是，《司馬法》一書對於“暇”，是作為治軍之道來正面提倡的。如《定爵》“上暇人教，是謂煩陳”，是說“上級對下級干預少，士兵素有訓練，這叫複雜的陣形”（《譯注》頁 38）；“見敵靜，見亂暇”，是說“碰到敵人要鎮靜沉著，碰到混亂要不慌不忙”（《譯注》頁39，參看上文的討論）。把本句的“暇”釋為“要求鬆懈”，則與全書的語言習慣不符合。《校注》又訓“服膚輕，服美重”之“服”為“行”，譯作“德義宣傳得越淺士卒越是勇於戰鬥，德義宣傳得越美士卒越是怯於作戰”（頁299）。按：此說不但“增字解經”，譯文的主語“德義”顯然是《校注》憑空加上去的；而且與全書宣揚以德義治國、治軍的思想相矛盾。《仁本》“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為正”、“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天子之義》“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德義不相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嚴位》“以義戰”等等，可見一斑。凡此，皆說明《校注》對“輕”、“重”的理解是不合實際的。“上煩輕，上暇重”，當從《武備》所注“上煩擾則兵勢輕弱，上閒暇則兵勢堅重”（《校注》頁298引）。[31]本書所說“服”，除了指服從、降服之外，還指服飾，如《定爵》：“凡治亂之道：……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無淫服。”可見，“服膚輕，服美重”二句，《武備》注為“服色膚淺則兵容輕，服色鮮美則兵容重”（《校注》頁299引）、《譯注》譯為“衣服單薄顯得不莊重，服飾盛多顯得莊重”（頁 55）是正確的。[32]“輕乃重”一句，《武備》注為“承上言如此則雖輕兵亦可行重地”（《校注》頁299引，標點略有不同）、《譯注》連同上兩句譯為“通常如果戰車堅固，兵器鋒利，則愈是輕便，反而愈有殺傷力”（頁56），都比《校注》“士卒越是勇於作戰主帥越是要怯於開戰”（頁 299）合理。[33]“敬則慊，率則服”二句，《校注》語譯為“對士卒一味謙恭就會失去威嚴，只有統治指揮他們那些人才會服從聽話”（頁299），其根據是《說文》“慊，疑也”、《詩·周頌·思文》毛傳“率，用也”。（頁298）按：段注已經指出，《說文》訓為“疑”的“慊”，後世寫作“嫌”。 [34]“敬則慊”的“慊”顯然與此無涉。《詩·周頌·思文》原文作：“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毛傳所謂的“用”，劉淇《助字辨略》卷五謂猶“以”，“乃辭之助，非作用之用”。[35]《校注》錯把連詞“用”與動詞“用”混為一談。《譯注》讀“慊”為“ 謙”，“敬則慊”即“態度恭敬就會謙遜”（頁55）之意，較《校注》說為優。“敬則慊”與“率則服”對文，語法結構理應相同。從“率則服”指“正身率下則人服”（《校注》頁298引《武備》注，《譯注》說同）來看，“敬”的主語是上級，“慊”的主語應是下級。就這一點說，《譯注》的講法也有不妥之處。《直解》早已指出，“慊”有“快足”義。《莊子·天運》： “盡去而後慊。”成玄英疏：“慊，足也。”《孟子·公孫丑上》：“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趙歧注：“慊，快也。” 這兩句話大概是說，上級恭敬則下級人心快足，上級以身作則則下級服從。《箋證》也訓“慊”為“足”，又解釋“敬” 為“持重”（頁84）。從這句話被譯成“主將持重就事順而成”（頁85）來看，作者大概是把快足、滿足之“足”誤解為完足之“足”了。“慊 ”沒有“完足”或“成”一類的意思。《新解》已指出“慊”當訓“滿足”，上舉《莊子·天運》一例也已引到。（頁 310）這都是很正確的。但此書認為“敬”指謹慎，整句話的意思是“以謹慎的態度從事就可以達到目的”（頁313），則並不可信。這大概是由於沒有注意到應與“率則服”的語法結構一致所造成的。

《嚴位》：“凡鼓，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齊。”《校注》據宋本刪“七”字（頁303），非是。“鼓旌旗，鼓車，鼓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正合“七鼓”，“七鼓兼齊”之“七”即指此而言，刪之則所指不明，宋本當有奪。《校注》把“鼓旌旗……”的“鼓”直接翻譯為“鼓動”（頁303），似不如《譯注》釋為“用鼓指揮”（頁58）來得通順。《校注》譯“鼓兼齊”為“都要用戰鼓來鼓動他們”（頁 303），從譯文的準確性來說，也不如《譯注》“七種功能必須全部具備”（頁59）之說。（關於這幾句話的解釋，《新解》與《譯注》大致相同。見其書頁314。《箋證》惟“兼齊”之“齊”訓為“中”，意指“準確無誤”，其餘也與《譯注》大致相同。見其書頁93。按：從《箋證》所引《管子·內業》“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看，訓“中”之“齊”可能就是適中的意思，不是與“準確無誤”有關的“中節”之“中”——讀zhòng。《箋證》說誤。）

《嚴位》：“若使不勝，取過在己。”《校注》據《太平御覽》改“取過”為“使過”（頁306）。其實，《校注》（頁306）、《譯注》（頁61）、《箋證》（頁98）、《新解》（頁314）都把這兩句話理解為如果戰不能取勝，就把罪過歸於自己，也就是說，即使把“取過”改為“使過”，其義仍然不變。從典籍用語習慣看，“使過”頗嫌不辭，“取過”則于古有徵。《後漢書 ·陳龜列傳》：“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取過目前”謂不良之牧守招致過錯於目前，與“取過在己”同例。古書中還有“取罪”、“取亡”等說，猶言“獲罪”、“招致滅亡”，這些“取”的用法都是一樣的。《譯注》、《箋證》、《新解》從各本作“取過在己”，當是。《太平御覽》所引本疑涉上文“若使”之“使”而譌“取” 為“使”。

上面在談《校注》沒有吸收《譯注》等書的正確說法時，對於《譯注》等書所釋不很準確的內容，其實已有所涉及。下面再挑一些我們認為《校注》、《譯注》、《箋證》、《新解》等書中所存在的比較普遍的問題，逐條提出看法。

戰，春不東征，秋不西伐，月食班師，所以省戰也。（《仁本》）

事極脩，則百官給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天子之義》）

《校注》語譯“所以省戰也”曰：“這一切都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戰爭。”（頁234）語譯“事極脩”兩句為“國事將得到最好的治理，百官也能各盡其力各得其食了；以最簡單的教化，培養出最純樸的民風”（頁250）。“教極省”，《譯注》譯為“訓練極其簡明扼要”（頁17），《箋證》譯為“推行戰德教育極其省事”（頁18）。按：從譯文看，上引諸說大概把這兩處的“省”都理解為“減省”了。由於把“省戰”之“省”訓作“減省”，勢必要憑空增添“不必要的”一類定語，這就犯了“增字解經”之弊。教化極為減省而能使“民興良”，這顯然是道家思想，與全書所倡“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仁本》）、臨戰而“申教詔”、“教惟豫”（《定爵》）等說矛盾。可見以上諸說對“省”的理解都是錯誤的。“省”有“善”義，《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鄭玄注：“省，善也。”《大戴禮記·朝事》：“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孔廣森謂“省”當訓“善”。這些“省”應是動詞，“省於其君”、“省於天子”猶言得到國君、天子的好評。關於“省”訓“善”的由來，郝懿行在為《爾雅·釋詁上》“省，善也”條作義疏時說過：“省者，察之善也。明察省視，故又訓善。”[36]其說可信。這種當“察之善也”講的“省”在更早的文獻中已見萌芽，如《禮記·緇衣》引《尚書·兌命》：“惟干戈省厥躬。”後被人編入《偽古文尚書》的《說命中》。偽孔傳解釋此語道：“兵不可任非其才。”孔穎達疏：“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已把“ 察之善也”的意思表達出來了。西周中期的疐鼎：“攻龠（䠯）無啻（敵），省于人身，俘戈。”（《集成》5.2731）“省于人身”與“省厥躬”同義，[37]是作器者誇耀自己作戰天下無敵，察而善任其職，俘獲大量戰利品。 [38]和“教極省”處於對文地位的“事極脩”的“脩”，就有“善”的意思，如古書屢見的“脩名”、“脩行”，即指好的名聲、好的品行。表示“善”義的“省”也可以用作形容詞，錢大昕在《廿二史考異》中指出，《史記·太史公自序》“有省不省耳”和“惟仲之省”二句中的“省”都當訓“善”。[39]至少“有省不省耳”的“省”沒有問題就是形容詞。所以，此二處“省” 若訓為“善”，“所以省戰也”謂用以對戰爭有好處，“教極省，則民興良矣”謂教化極善極到位則民風純良，無不文從字順。《新解》雖未為“省”出注，但把“教極省”一句譯作“教育非常明瞭，民衆就會學得好”（頁297），看來已經通過上下文隱約體會到了“省”的含義。

故仁見親，義見說，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仁本》）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定爵》）

關於《仁本》的“方”，《校注》引《孫子 ·九地篇》“方馬埋輪”曹操注：“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謂“方馬埋輪，以示必死無退”。（頁 234）語譯道：“君主的勇往直前，就會換來百姓的效命戰場。”（頁 234～235）按：據曹操注，“方馬”訓作“縛馬”，實際上是讀“方”為“縛”。這跟語譯所謂的“效命戰場”完全不是一回事。況且，“方”當“效命戰場”講，也沒有故訓依據。作者把“親”對譯為 “親附歸順”、“說”對譯為“心悅誠服”，校注引《群書治要》注解釋“信”為“信之”（頁234），都很正確。把“恃”對譯為“信心百倍”（頁234）則不妥。“恃”應該直接解釋為“依靠”、“依附”。“方”既與“親 ”、“說”、“恃”、“信”對文，顯然也是親附、信服一類的意思，《直解》解釋“勇見方”曰：“有勇者，人見而歸向之。”文義較順。[40]疑“方”當讀為“傅”或“附”。依憑、歸附之義，文獻常用“傅”來表示，如《左傳·僖公十四年》：“皮之未存，毛將焉傅？”不必枚舉。“傅”與“方”，上古音幫母雙聲，魚、陽陰陽對轉。“旁”與“輔”、“榜”與“輔”具有同源關係，[41]“方”、“溥”都有“大”義，聲韻極近，也應屬同一詞族。所以，“方 ”可以讀為“傅”。“傅”與“付”、“傅”與“附”古多相通。[42]又，古書中“方”與“負”通，“附”亦可與“負”通，[43]“少府”之“府”，長陵盉寫作“”（《集成》15.9452），這是“方”、“附”間接相通之例。由此可見，“方”、“附”古音相差不遠。《後漢紀·孝明皇帝紀》下卷：“王莽末，天下兵起，宗族及閭里聞勇而有義，爭往附之。”這是“勇”而 衆人往“附”之例，可與“勇見方（傅/附）”的說法相印證。郭店竹書《尊德義》簡34～36：“（均）不足（以）坪（平）正（政），（緩）不足（以）安民，（勇）不足（以）沬衆，尃（博）不足（以）知善，快（慧）不足（以）知侖（倫），殺不足（以）（勝）民。”[44]“（勇）不足（以）沬衆”的“沬衆”疑當讀為“會衆”，[45]“勇不足以會衆”反過來說就是“勇以會衆”，猶《後漢紀·孝獻皇帝紀》所說的“勇而得衆心”。此說若確，亦可為“勇見方（傅/附）”的讀法提供佐證。[46]《定爵》“在軍見方”的“方”跟《仁本》的“方”當是一指。其上文說：“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廣以武”、“法”，也就是“勇”。 [47]《校注》把此語譯作“治理軍隊要使患難與共”（頁277），《新解》譯為“治理軍隊才能使軍隊敬服”（頁306），雖然“方”沒有“患難與共”、“敬服”的意思（《新解》關於本句“方”的譯文還與他對“勇見方”的解釋自相矛盾，詳下），但把握文義的大方向卻是對的。“方”與“好”、“信”對文，也應讀為“傅”或“附”，“在軍見方”大概是說“在軍中要使人心歸附”。《箋證》謂“勇見方”的“方”同“仿效”之“仿”（頁 2），“在軍見方”的“方”訓為“宜”，指“為士卒所親善”（頁 59）。其說一則自相矛盾，二則“方”沒有“宜”的意思（《廣雅·釋詁二》有“方，義也”之訓，但這個“義”是指“道”而言，與“宜”無關），且“宜”與“親善”在詞義上也有很大距離。《譯注》把兩處的“方”都讀為“放”，意指依據、仿效（頁2、39）；《新解》把“勇見方”的“方”訓為“效仿”（頁286）。這些意見恐均非是。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仁本》）

古者逐奔不遠，縱綏不及。（《天子之義》）

凡從奔勿息。（《用衆》）

《仁本》句下《校注》表示不同意《武備》注“不戰而退軍為綏”、《直解》“古者以軍退為綏”的說法，認為“綏訓退軍與下文‘縱綏不及……不及則難陷’鑿枘，當從李靖訓索為宜”（頁237），語譯為“放開馬韁繩追擊，一次也不能超過九十里”（頁238），“縱綏不及”則被譯為“放開韁繩縱馬前進也不要和敵人接觸”（頁 252）。按：鄭氏在“凡從奔勿息”句的校注中已引《詩·齊風·還》毛傳“ 從，逐也”和《武備》注“追敵之敗奔者，勿得止息”（頁315），正確地訓釋了“從”之義。“縱”、“從”本一語分化，古多通用，《武備》注說“縱綏不過三舍”之“縱”或作“從”（頁237），並且《仁本》和《天子之義》的兩句話中“縱綏”都跟“逐奔”對文，可證“縱綏”之“縱”就是“從奔”之“從”。《譯注》引《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引《司馬法》逸文裴松之注以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杜預注對《司馬法》“逐奔不遠，縱綏不及”的解釋，指出“綏”有“退卻”義，在此指“退卻的敵人”。（頁5）其說正確可從。不過，他把“縱”訓為“跟蹤”，似未達一間。他說： “‘縱’有跟蹤之義，《淮南子·覽冥》‘縱矢躡風’，注：‘縱，履也。’不簋：‘戎大同（恫），從（縱）追女（汝）。”（頁5）《淮南子·覽冥》“縱”、“躡”對舉，高誘注為“履”，應該和“跟蹤”尚非一事。此段話是描寫“鉗且、大丙之御”風馳電掣，下句說“追猋歸忽”，“猋”即是“飄風”；[48]《漢書·敘傳上》“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埶”[49]，“躡”、“履”對文同義。由此看來，“縱”、“躡”、“履”可能都是“追”的意思。至於不簋“從”、“追”連文，把“從”訓為“追逐”無疑是最直接的了。西周晚期的多友鼎有“從至追，搏于世”之語（《集成》5.2835）。據學者研究，“追”即西北戎狄“雕”，“從至追”猶言“趕上追”。[50]這個“從”也是“追逐”的意思，與不簋銘同。[51]古書中也有“從”、“追”連文之例，如《後漢書·耿弇列傳》：“時軍士疲弊，遂大敗奔還，壁范陽，數日乃振，賊亦退去，從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連戰破之。”《後漢書·岑彭列傳》：“彭復與耿弇、賈復及積弩將軍傅俊、騎都尉臧宮等從追鄧奉于小長安。”《續漢書·郡國志》注引袁山松《後漢書·賈復傳》說：“賈復從擊鄧奉，追至夕陽聚。”《後漢書·光武帝紀》“戰于小長安”李賢注：“《續漢書》曰：淯陽縣有小長安聚。故城在今鄧州南陽縣南。”據《續漢書·郡國志》，“夕陽聚”就在南陽郡宛縣。《水經注·淯水注》說：“宛有瓜裏津、夕陽聚。”可知袁山松《後漢書·賈復傳》所說的“追至夕陽聚”就是范曄《後漢書·岑彭列傳》所說的“從追鄧奉于小長安”。“從追”猶“追”也。“從擊”亦應解釋為“追擊”。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人君不善之應”有“今兵之從敵急”之語，[52]應該就是“士兵追敵甚急”的意思，與“凡從敵勿息”頗類，可以互證。總之，把《司馬法》“縱綏”和“從奔”聯繫起來考察，就能對“縱”的確詁有一大致把握。《新解》謂“縱綏”指“追逐退卻的敵人”，比《譯注》說更為精確。但《新解》的這一解釋是建立在把“縱”讀為“踵”的基礎上的（頁 287），似毫無必要。“從”的“追”義當由“跟從”引伸而來。《直解》謂“縱綏不過三舍”即“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縱綏不及”即“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之”、“從奔勿息”即“從敵之奔敗勿得止息”，《箋注》為“縱綏不過三舍”的“縱”出注“同‘從’，追也”（頁5。不過此書為“凡從奔勿息”的“從”注“追擊”則非，見頁 110。鑒於古書有“從擊”之說的存在，——見上引——“從”只能訓為“追 ”），均是。以上所說可作為對《直解》、《箋證》的補充。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仁本》）

“官民之德”一句，《校注》語譯為“培養民衆順天守道的自覺性”（頁240）。《譯注》則說“官”是“授以官職”的意思，“指使民之有德望者為官”（頁7），《箋證》注釋（頁7）和譯文（頁8）、《新解》譯文（頁290）皆與之同。此說可能參考自古注，如《直解》就說“謂仁賢使能，俊傑在位也”。下面就以《譯注》為此說代表。按：二說各有得失。《校注》譯“官”為“培養”，無據。《譯注》解釋為“ 授以官職”，從古漢語名動相因的特點看，是可以成立的。但事實上其說亦非，這要在確定“民之德”的含義後才能知道。古書凡言“民之德”，幾乎無一例外都指人民所遵守的道德。如：《周禮·地官·司諫》：“司諫，掌糾萬民之德 而勸之。”《管子·君臣下》：“故智者假衆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 ”《大戴禮記·虞戴德》：“屬於斯，昭天之福，迎之以祥；作地之福，制之以昌；興民之德，守之以長。”《大戴禮記·少閑》：“君度其上下咸通之，權其輕重居之；准民之色，目既見之；鼓民之聲，耳既聞之；動民之德 ，心既和之；通民之欲，兼而壹之；愛民親賢而教不能，民庶說乎？”《譯注》把《司馬法·天子之義》“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的“民之德”也解釋成“民之有德行者”（頁 26），結合上舉文獻中“民之德”的含義看，此說同樣不能成立。由此可知，《譯注》釋“官”為“授以官職”，殊為不辭。上舉文獻中“民之德”之前的動詞，為“糾”、“正”、“興”、“動 ”、“明”等；“官民之德”的“官”既應與這些動詞同類，也應與上文的“順”、“設”等相關。循此綫索考慮，疑“ 官”當訓為“掌管”。《荀子·解蔽》“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楊倞注：“官，謂不失其任。”《管子·宙合》“故不官於物而旁通于道”尹知章注：“官，主也。”所謂“官民之德”，就是掌管民之道德的意思。上面引過的《大戴禮記·虞戴德》，有如下一段文字：“禮失則壞，名失則惛。是故上古不諱，正天名也；天子之宮四通，正地事也 ；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正民德也；斂此三者而一舉之，戴天履地，以順民事。”“正天名”、“正地事”、“正民德”與本篇“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可以互參。

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仁本》）

《校注》語譯此句為：“私改曆法，篡改國史，超越規定的服飾等級，改變禮制典刑，那就要將他放逐出去。”（頁243）按照這種理解，原文當標點為：“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53]（《譯注》附錄所輯逸文，此條在“衣服”與“文章”之間施以頓號（頁 76）。由於未作注譯，故不知作者對文義是如何理解的）。其實，“衣服” 和“文章”很可能是有關禮制的兩個內容，不一定就如《校注》所說的指“規定的服飾等級”，即“衣服之文章”。《後漢紀·孝桓皇帝紀》“正月甲子，皇帝加徽號”注引《禮記大傳》：“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詩·大雅·旱麓》“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孔穎達疏引《禮含文嘉》“九賜”之文宋均注：“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步。言成文章，行成法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可見，“文章”是指成文的規章法則，“衣服”是指禮制所規定的各個級別當穿的衣服。《仁本》前文有“名文章車服”（頁239）之語，《校注》譯作“按爵位等級規定各級人員的服飾標準”（頁 241），若據此說，原文當說“名車服文章”，而不會說“名文章車服”。從這一點也可看出，“衣服”或“車服”和“文章”不是修飾與被修飾的關係，而是並列的兩種禮制內容。

娶同姓、以妾為妻，則變。（《仁本》）

《校注》語譯此句為：“娶同姓女子做妻，破壞嫡妾制度以妾為正妻，那就要強迫他改變既成事實。”（頁243）按：《校注》作者說：“‘則’字原無，以文義不明，姑妄補之。”（頁242）本條及上條所說的內容，為《司馬法》逸文，皆據《太平御覽》所引補。檢《太平御覽》卷六百三十六，“變”前確無“則”字。也就是說，“娶同姓、以妾為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關、絕降交，則幽”（此句斷句的討論詳下）跟“不會朝過聘，則劉”、“廢貢職、擅稱兵、相侵削，廢天子之命，則黜 ”、“改曆、史、衣服、文章，易禮變刑，則放”、“慢神省哀，奪民之時，重粟畜貨，重罰暴虐，自佚，宮室過度，宮婦過數，則削地損爵”等句群構成語義上的對舉。《校注》釋“則變”的“變”為 “強迫他改變既成事實”，這跟“劉”、“黜”、“放”、 “削地損爵”等刑罰顯然不屬於一類，可見《校注》在“變” 前臆增“則”是缺乏根據的。“變太子”可能是指擅自更立太子，也可能是指驚擾太子（“變”有驚擾之義，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鬥毆變人，耐為隸臣妾。”《孫子·軍爭》：“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待考。《校注》把下文標點作“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關絕降交，則幽”，語譯為“太子專權作惡，大夫自封自立，閉關絕交，欺壓外來使節，那就要將他幽禁起來”（頁243）；《譯注》附錄所輯逸文，未在“變”前加“則”，把這段話標點作“ 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關絕降交，則幽”（頁76），似都存在一些問題。“專罪”不是“專權作惡”的意思，而是說把罪過專門歸於一人之身，如《左傳·宣公十二年》：“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如果知道這一點，也許《校注》就不至於把“太子專罪”連讀，進而在“變”上臆補“則”了。《譯注》“專罪”作一句讀，也嫌指代不明。疑“專罪大夫”為一句，謂把罪過專歸於大夫，當受幽禁之罰。“關絕降交”語不可通，疑斷句不確。《校注》體會這句話裏有“閉關絕交”的意思，不無道理。“降”可訓“止”，《莊子·外物》：“天之穿之，日夜無降。”成玄英疏：“降，止也。”“絕”“降”可能是同義連文（《宋書·禮志四》：“大夫以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容複異。 ”），“絕降交”猶“絕交”，即無故與他邦斷絕交往。也可能“降”、“交”二字誤倒，當互乙，原文作“絕交，降” ，不僅說與他邦斷絕往來，還有私懷降敵之意。“關”當屬上讀，“擅立關”猶“擅立關市”，也不排除“關”下就奪“ 市”字的可能性，意謂擅自設立關市，徵收賦稅。這段文字究竟應如何訓讀，還可以進一步研究。不過，無論按照《校注》還是《譯注》的斷句，文義都很難講通。

雖遇壯者，不校無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仁本》）

《校注》語譯此句為：“就是遇到強壯有力的人，只要不發生敵對行為就不要加以干涉。我們的敵人只要負了傷，都要加以治療然後送他回家。”（頁244）《譯注》譯為：“即使碰到壯年人，不抵抗也不要把他們當敵人；敵人如果受了傷，也要給予醫治，放他們回去。”（頁10）《新解》的譯文作“即使遇見壯年人，只要他們不抵抗就不以敵人相對待。如果遇到受傷的敵人，要給予醫治並放他們回家”（頁290），與《譯注》幾乎相同，下面就以《譯注》為此說代表。按：“雖遇壯者，不校無敵”一句《譯注》所釋略有微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一句則二說皆有可商。《校注》把“不校無敵”譯成“只要不發生敵對行為就不要加以干涉”，很容易讓人誤解為原文當作“不敵無校”。《譯注》譯“校”為“抵抗”，甚是。《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王先慎引高誘注《戰國策·秦策四》“韓魏之強足以校于秦矣” ：“校，猶亢也。”[54]“不校無敵”之“敵”，猶《孟子·梁惠王上》“以一服八，何以異于鄒敵楚哉”之“敵”，即王引之所說的“兩軍相遇而戰謂之敵”[55]。前面提到過的中山王鼎銘有“克敵大邦”之句（《集成》5.2840），“敵”的用法與此相近。“敵若傷之，藥而歸之”句，按照《校注》、《譯注》的譯文，前一分句的主語是“敵”，後一分句被省略的主語是“我”，這不符合古漢語主語一致可承前省略的原則。“敵若傷之”的“敵”也應是敵鬥的意思，此二分句的主語與前二分句的主語均為“我”。《箋證》訓“敵”為“仇”（頁10），把這幾句話譯作“即使遇到少壯者，若不抵抗，就不得視為仇敵。若與我為敵而受傷，也醫治敷藥而放歸本國”（頁11）。此說有兩個問題：第一，兩個“敵”，前者當“視為仇敵”講，後者當“與我為敵”講，不能統一；第二，細味其譯文，“敵若傷之”的主語似為“被視為仇敵者”，但這樣一來“傷之”的 “之”就沒有著落了；“醫藥歸之”的主語似為“我”。這兩句話的主語極其混亂，也不能統一。因此，《箋證》之說實際上與《譯注》沒什麼區別。

下面根據我們的理解，將句子重譯於此：即使遇到強壯之人，不發生對抗衝突就不要迎戰；如果迎戰而把對方弄傷了，就給予治療並放他們回去。

方慮極物。（《定爵》）

《校注》引《莊子·山木》《釋文》訓“方 ”為“並”，“方慮謂兼此五慮”，“方慮極物”，“言兼此五慮而至於影響人心之外部因素”。（頁266）按：《校注》之說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極物”不是“至於影響人心之外部因素”的意思。《譯注》指出：“下文‘極物以豫’，‘極物’與此同義，指窮究事物情狀。”（頁29）其說可從。《校注》把下文的“極物以豫”解釋成“豫之至於影響民心之外境”（頁272），譯作“對一切足以影響人心的外界動靜都能掌握”（頁273）。據此解，原文當說“豫以極物”或“以極物豫”，而不是“極物以豫 ”；何況，“豫”譯為“掌握”，在訓詁學上也缺乏根據。凡此足以說明《校注》對“極物”的理解是錯誤的。其次，《校注》為“方慮”注“兼此五慮”，顯然把“慮”看作名詞，“方慮”是動賓結構。而在“語譯”中，作者卻以“全面考慮戰爭的各種因素”云云對譯之（頁266），“全面考慮”則是偏正結構，“慮”似又被看作了動詞。《譯注》釋 “方慮”為“依類而求”（頁29），在語法結構的理解上與《校注》的“語譯”說同。從“方慮極物”與 “變嫌推疑”、“養力索巧”對文來看，“方慮”應該是動賓結構的短語，《校注》的前一種意見近是。不過，在文義的理解方面，“兼此五慮”顯然不如“全面考慮”來得順適。《新解》據《直解》所說，訓“方”為“比”（頁 300），整句話譯為“比較多種方案探索事物根源”（頁304～305）。對於“方慮”的語法結構的理解是對的，但把“方”譯釋為“比較” ，實出於對古訓的誤解。按《直解》說：“方慮者，比方其慮，欲計之深也。”古人把“方”訓為“比”或“比方”，是比擬、比照的意思，不是指比較。《禮記·檀弓》“服勤至死，方喪三年”孔穎達疏：“方，謂比方也。有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故《新解》之說無據。而《直解》說這句話有“欲計之深也”的意味，則與前引《校注》“全面考慮”云云相近，是很有道理的。“方”有“遍（徧）”義，[56]“方慮”猶“遍其思慮”。古書有“極慮”之說，與“方慮”同為動賓結構，其義亦近，可供參考：《淮南子·氾論訓》：“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漢書·鄒陽列傳》“易精極慮”顏師古注引如淳說：“改易精思以極盡謀慮也。”《漢書·東方朔列傳》“皆極慮盡忠”、《郊祀志》“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均“極”、“盡”對文；此文“方”、“極”對文，與之同例。《箋證》訓“方”為“大”、“慮”為“謀思”（頁39），近是。訓“極”為“遠”、訓“物”為“相也，考察的意思”（頁 39），則與下文“極物以豫”的“極物”從《直解》說釋為“盡物力”（頁 48）相矛盾，可知其說不確。

進退無疑，見敵無謀，聽誅。（《定爵》）

這幾句話，《校注》譯作“進兵退兵沒有一定考慮、臨敵決戰心中無數，那就只有等待著失敗了”（頁279），《譯注》譯作“進退不加小心，臨敵拿不出對策，要聽受處罰”（頁 41）。二說大意略同。具體來看，《譯注》把“無疑”、“無謀”的“無” 對譯為“不”，比《校注》對譯為“沒有”更不合語言事實；“無疑”無論解釋為“沒有一定考慮”還是“不加小心”，在古漢語中都找不出相應的例證。因而二說並誤。“無疑”最常見的意義是“沒有迷惑”、“沒有疑問”，不過，若說“ 進退無疑惑”卻要聽受處罰，實於情理不通。可見這裏的“疑”很可能是個假借字。“疑”、“凝”古通，[57]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威王問”說：“孫子曰：‘營而離之，我並卒而（擊）之，毋令適（敵）知之。然而不離，案而止。毋（擊）疑。’”[58]“毋（擊）疑”之“疑”即“不離”，當讀為“凝”，簡文的意思是說敵人聚集而不離散時不要出擊。由此可知，軍隊若凝聚不離，就很難給人以襲擊的機會；反之，若離而不凝，就可能在進退之際遭襲而兵敗。銀雀山漢簡《論政論兵之類》“十問”的一段話可以證明這一點：“……攻其所必救，使離其固，以揆其慮，施伏設爰（援），擊其移庶，此擊葆固之道也。”[59]疑“進退無疑”的“疑”也當讀為“凝”。這幾句話大概是說，進兵退兵時沒有聚集在一起，臨陣遇敵時沒有對策謀略，要聽受處罰。《箋證》訓“疑”為“定”，“進退無定，是說進退無主意 ”（頁60）。按“疑”確有“定”義，《詩·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傳：“ 疑，定也。”從“止”、“疑”連文看，訓“定”的“疑”其實就是止息的意思。《箋證》關於“無主意”的解釋若是由此而來，就顯得有些牽強。古書裏也沒有“無疑”當“無定”即“無主意”講的例子可資佐證。從譯文看，《新解》把“ 進退無疑”連上讀，與“慮既定，心乃強”屬同一語意群（頁306）。若此說可信，則“疑”就不必讀為“凝”而文義自明了。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即本段從“凡陳，行惟疏”開始，都是三字句，到“心乃強”為止；從“進退無疑”開始變為四字句（“聽誅 ”除外）。根據一般的行文規律，“進退無疑”與“見敵無謀”構成一語意群的可能性無疑要比跟“慮既定，心乃強”構成一語意群大。因此，《新解》之說尚須存疑。

不過改意。（《定爵》）

《校注》為此語加注說：“不知過者挫其意。”（頁282）又語譯為“不知改過反而會被迫改變主意”（頁283）。“不過”顯然不能增字解作“不知改過”。《譯注》釋為“不要過分輕易地改變主意”（頁42），似乎把“過”看作“改意”的修飾語，這種句子結構讀來十分彆扭。雖然“過”有副詞“過分”義，但是按照“不要過分”的講法，原文當作“無（毋）過”，決不會作“不過”。“輕易地 ”非原文所有，係作者臆加。《箋證》、《新解》都把“容色積威，不過改意”連作一句讀，前者譯為“悅色、重刑，不過是為了使將士改惡向善（與上同心）”（頁64），後者譯為“和顏悅色或聲色俱厲，都不過為了使人改惡從善”（頁 307）。按：《直解》云：“容色者，容人之色，所以勸善。積威者，積我之威，所以懲惡。二者不過更改志意而為之。”可見，二說實皆襲自古注。“容色積威”無疑是主謂賓俱全的獨立句子，《譯注》據《新書·容經》“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釋為“面色保持著威嚴”（頁42），從文義看似不如《校注》“軍容嚴整可以形成威勢”（頁 283）的講法妥帖。《直解》、《箋證》、《新解》所說的這種“不過”，恐怕在先秦古書裏根本找不出同樣的用例。雖然如此，我們認為《直解》、《箋證》、《新解》對“改意”的理解還是值得注意的。“改意”一語，在古書中基本上就是指改其初衷。如《前漢紀·孝成皇帝紀》：“卒改意而親友。”《後漢書·楊厚列傳》：“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托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恩養加篤。”《三國志·魏書·閻溫列傳》：“時（馬）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閻）溫，冀其改意。”《晉書·郭默列傳》：“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晉書·劉毅列傳》：“賴宰輔藏疾，特加遵養，遂復推轂陝西，寵榮隆泰，庶能洗心感遇，革音改意。”《世說新語·容止》：“（周處）聞裏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這是沒有疑問的。關於“不過”，下面試提出兩種解釋，供大家參考。“過”有“責”義，[60]“不過改意”意思是說“對改其初衷之人不加責怪”。《太平經》“使能無爭訟法”說：“其人有過，因而責之，責問其所長，不過所短。”“不過所短”與“不過改意”句法結構相同。這是第一種解釋。《大戴禮記·盛德》：“過，失也。人情莫不有過，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類似的話還見於《孔子家語·五帝》：“過失人之情，莫不有焉，過而改之，是為不過。”）《韓詩外傳》卷三：“昔桀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王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過而改之，是不過也。”（類似的話還見於《說苑·君道》：“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其亡也忽焉；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興也勃焉；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所謂“不過”，即指“過而改之”，與“改意”義近同。“不過”、“改意”為並列結構。這是第二種解釋。從下文說“ 惟仁有親”來看，或以第一種解釋相對合理。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嚴位》）

《校注》據《禮記·中庸》鄭玄注“位猶正也”、《漢書·五行志》顏師古注“正者長帥之稱”、《爾雅·釋言》“誓，謹也”（頁291），將此句譯為“長帥下車、官佐下車、甲士就不能再下，小心翼翼逐步前進”（頁293）。《譯注》也疑“位”指將軍，“下”指自臺上或車上而下（頁 49），但“誓”指約誓儀式，整句話是說“將軍自臺上下，左右亦下，甲士皆跪坐，約誓儀式緩緩舉行”（頁50）。“位”指長帥或將軍，並無實據。《校注》引古注以為據，有偷樑換柱之嫌。所謂鄭玄注“位猶正也”，是就《禮記·中庸》“天地位焉”的“位”而言的。其意略謂致中和，則天地之位正。這跟指長帥而言的“正長”之“正”顯非一事。《司馬法》一書，“位”一共出現五次，除了本句及下文的“位逮徒甲 ”，《定爵》“定爵位”之“位”、《嚴位》之“位”、“位欲嚴”之“位”，均指位次。這也可以證明把“位”解釋為長帥或將軍是不可信的。《校注》解釋“甲坐”說：“《左傳·文公十二年》‘裹糧坐甲’孔穎達疏：‘甲者所以制御非常，臨敵則被之於身，未戰且坐之於地。’”（頁291。按《直解》已引到《左傳》的“裹糧坐甲”）孔疏所說的“坐甲”，是指徒步的甲士而言的，即下文“ 徒甲”之“甲”所穿的甲胄，故可“未戰且坐之於地”。這裏的“甲”由於跟在車左車右之後，很可能是指戰車上的擐甲之士。前文有“坐進跪”之語，《校注》指出說的是車上甲兵進攻時的姿勢（頁291、293），這是很正確的（作戰所用陣法中的甲兵，在某些情況下按照佈陣的要求，可以“坐”。如銀雀山漢簡《論政論兵之類》“十陣”即有“玄之陳（陣），……甲亂則坐，車亂則行”[61]、“數陳（陣）之法，……甲恐則坐，以聲坐□”[62]等語）。結合下文所言“跪坐坐伏，則膝行而寬誓之”，疑“甲坐，誓徐行之”的斷句有誤：不但應在“坐”後點斷，還須在“誓”後點斷，意謂車上的甲士坐而約誓，然後隊伍徐徐前行。“左右下”，大概是說車左車右須下車約誓。《國語·周語中》“左右皆免胄而下拜”，公序本無“皆”、“拜”二字，並有注云：“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胄，兜鍪也。免，脫也。脫胄而下，敬天王也。”[63]“左右下”即指車左車右下車。如果上述兩點能夠肯定，那麼“位下”之“下”就有可能是衍文。“位”是指約誓時的位次。按照這種解釋，此句可重新標點如下（以“{}”表示衍文）：

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下文“位逮徒甲，籌以輕重”的“位”亦指位次，《武備》注：“位法下逮，徒卒甲士。”（《校注》頁291～292引。“逮”下的逗號似當取消）可從。這句話的大意是，徒卒和步行的甲士所居的位次，需要根據軍事上的利害輕重來安排。這段話，《箋證》標點為“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頁 74），並說“位”由“將帥之位”指代“將帥”，“下”指“從居守處下” ，“左右下甲坐”是“左右行列士卒卸甲坐”的意思（頁75）。“位”指“將帥”的說法，太過迂曲，不如解釋為“位次”直接。《箋證》認為“下甲”當“卸甲”講，可是這種意義的“下”出現得相當晚，《漢語大字典》在此義項下舉出的最早的例證是《儒林外史》的“摘門下瓦”，[64]先秦時代似無此意。《新解》的標點作“位下左右，下甲坐，誓徐行之” （頁309），譯為“在陣中的位置，按左右行列分佈。臨時停止時採用坐陣。軍令下達要從容”（頁312），很多詞的翻譯似未能一一對應（如“位下”之“下”顯無“分佈”義，“下甲”也不能解釋為“臨時停止”，“誓”非指“軍令下達”），故不足信。

上同無獲，上專多死。（《嚴位》）

《校注》認為此二句連同下二句“上生多疑，上死不勝”[65]的“上”都應讀為“尚”，並指責《武備》注訓為“上人”“全誤”（頁 299～300）。按：本書出現的“上”，除了用作“上面”之義，多特指上級，如《天子之義》“上貴不伐之士”、“上使民不得其義”、“上不尊德而任詐慝”，《定爵》“上暇人教，是謂煩陳”、“若人不信上”等等，無一例肯定當讀為“尚”的。前文討論的“上煩輕，上暇重”就在此句之前，《校注》也主張讀為“尚”，非是。《校注》由於把“上同無獲”解釋為“將帥用兵，處處和大家想的一致就不會取得成功”，下句若作“上專多死”則與之“悖謬”，遂據《太平御覽》改“ 多”為“不”（頁300）。按：下二句“上生多疑，上死不勝”，《校注》認為前者是說“猶豫不決”，後者是說“不會取得勝利”（頁301），亦即此二句都是從作戰失敗的反面角度立論的。那麼，似乎就沒有理由堅持“上同無獲，上專多死”必須得從一反一正的不同角度立論。況且，《太平御覽》注說：“將無明智，恥求賢問智，自專事，為衆所弊，故戰多死也。”這些都對《校注》改“多”為“不”的說法不利。《譯注》、《箋證》、《新解》即從各本作“上專多死”。我們認為，“上專多死”據《太平御覽》卷二百七十二校改為“上專不死 ”[66]很可能是對的，只不過《校注》對此二句的訓釋有誤。《譯注》把“上專多死”譯為“上級過於專斷則往往覆軍殺將”（頁56。《新解》關於這兩句話的解釋與《譯注》同，《箋證》讀“上”為“尚 ”，同於《校注》，釋義則同於《譯注》，見各書頁313和頁86、87。下面的討論就以《譯注》為代表），表面上看似乎文義很順。考本書言“專斷”之“專”，基本上都是作者所稱揚者。如《定爵》：“凡治亂之道：一曰仁，二曰信，三曰直，四曰一，五曰義，六曰變，七曰專。”“專”是“ 治亂之道”之一。“凡軍，使法在己曰專，與下畏法曰法。”“凡戰，正不行則事專，不服則法，不相信則一。”如果這裏的“專”也當“專斷”講，從《司馬法》整體思想的一致性而言，應該得不出“多死”的結論。可見《譯注》的講法實際上是有問題的。那麼，《校注》校譯此句為“准許他們獨斷專行才能免於兵敗身亡”（頁301）是否正確？前面已經指出，“上同無獲，上專不〈多〉死”都是從作戰失敗的反面角度立論的，《校注》顯然把後一句當成了正面之論，因而其說亦不可從。《譯注》又謂“上同無獲”的“上同”指“將無決斷，一味曲上附下”（頁55），跟《校注》的講法一樣，都很難使人信服。既然“專”非“專斷”義，與之對文的“同”釋為“無決斷”也須重新考慮。《黃石公三略·上略》引《軍讖》以說“君用佞人，必受禍殃”，有 “專任自己，舉措伐功”、“無善無惡，皆與己同”之語。疑“上同無獲”的“同”即“無善無惡，皆與己同”之“同” ，“上專不〈多〉死”之“專”即“專任自己，舉措伐功”之“專”。上級專功，其後果只能是下級不肯拼死殺敵。《嚴位》下文說：“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無論是輕於死，還是死於正，都是指戰爭是拼死賣命而言的，與這一句所說的“死”相類。上博竹書《曹沫之陣》簡58：“率車以車，率徒以徒，所以同死。”[67]說的可能也是率兵作戰時一同赴死之事。據此，“上專多死”的“多”應從《太平御覽》所引校改為“不”。這兩句話的大意是，上級善惡不分、一味同己則作戰無所斬獲，上級貪冒戰功為己有則下級不肯赴死賣命。後人由於對“專”的含義不甚了然，從而臆改“不死”為“多死”，《太平御覽》的注與正文不能相應，就反映了這一點。

凡民，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鬥，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嚴位》）

　　這一段，《校注》從《武備》注“凡用民”的話，把“ 凡民”云云理解為“統治者對於民衆”所採取的方式（頁308。《箋證》、《新解》關於這幾話的解釋與之略同，見各書頁99、100和頁314。下面的討論就以《校注》為代表），《譯注》則直接把“ 以仁救”等看作是民的行為（頁62～63）。按照《校注》之說，“以仁救，以義戰，以智決，以勇鬥，以信專，以利勸，以功勝”就是“以仁使民救，以義使民戰，以智使民決……”的意思；按照《譯注》之說，則是“民以仁救，民以義戰，民以智決……”的意思。本段下文言“讓以和，人自洽”、“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人］說其心，效其力 ”[68]，都是從上級、統治者的角度來講的，“凡民”云云當與之同例。《校注》之說疑是。“以仁救”一句，《校注》引《呂氏春秋·勸學》高誘注：“救，治也。”及《武備》注“以仁救其難”（頁307），語譯為“用仁愛來挽救道德”（頁308），《譯注》譯作“靠仁愛來相互救助”（頁62），《箋證》認為指“用仁愛解救士卒的危難”（頁99），均不可信。《校注》所引《呂氏春秋·勸學》，其原文為“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救病”猶“治病”，顯然不能由此得出“以仁救”的“救”指“挽救道德”的結論。根據有關材料來看，只有《直解》“以仁愛救其危難”和《校注》所引《武備》注“以仁救其難”的意見近是。《韓詩外傳》卷八有“國危不救，非仁也”之語，《漢書·蕭望列傳》說：“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 可見，古人常把救危難與“仁”聯繫起來。《國語·晉語七》有如下一段文字：

　　韓獻子老，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辭曰：“厲公之亂，無忌

備公族，不能死。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今無

忌，智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

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

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

韓穆子自稱“智不能匡君”、“仁不能救”、“勇不能死” ，跟“以智決”、“以仁救”、“以勇鬥”的說法無疑是很接近的。凡此，皆說明“以仁救”是指救其難而言的，意謂統治者用仁愛來使民赴救危難。

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說其心，效其力。（《嚴位》）

這幾句話的問題較多，下面依次討論。先說 “自予以不循”。《校注》據宋本改“予”為“子”，將此句譯為“自愛自敬不要重復舊錯”（頁308），其依據是“《國策·秦策》姚本注：‘子，愛也。’《禮記·少儀》 ‘毋循枉’孔穎達疏：‘循，猶追述也。’”（頁307）按：“循”有“述”義，是指順從而述，決不可能進而引申出“重復舊錯”這樣的意思。即使撇開這一層不論，“不要重復舊錯”也應由“無（毋）循”來表達，而不會說成“不循”。這一點，前文已不止一次指出過。“子”訓“愛”，是由“以……為子”引申而來的，因而多特指統治者對於民衆的愛，如《校注》所提到的《戰國策·秦策一》原文作“今欲並天下，淩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就是一例。“自敬自愛”之“愛”絕對不會用“子”這個詞來表示。《校注》改“予” 為“子”，文義根本無法講通，故不足取。《譯注》雖從各本作“自予以不循”，但只籠統地說“疑指不敢師心自用”（頁62），也是有問題的。古書中常以“自予”指引不好的事情以自歸，例如：《漢書·元後列傳》：“今大將軍乃引過自予，欲上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將軍乃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向焉！”《蕭何列傳》：“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論衡· 詰術篇》：“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故鬼擊之。”《自然篇》：“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書虛篇》：“ 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等等。因此，《武備》說解此句文義為“不循理之事則引以自歸”（《校注》頁 307），要比《譯注》、《校注》諸說都接近事實。再說“爭賢以為”。《校注》據《武備》注“爭相賢譽，則惟知為人而不為己”，將“人”屬上讀，即“爭賢以為人”。（頁307）[69]表面上看，這種讀法無可非議。《武備》的解釋在文義上也十分合適。不過，這裏有一個古漢語表達的問題。衆所周知，如果兩個句子處於前後位置，後一句子的主語與前一句子不同，變化了的主語第一次出現時基本不能省略。“自予”兩句的主語是統治者或上級，“說其心，效其力”的主語是“人”，後者的主語若被隱去，實在是很奇怪的事情。這是持“人”屬上讀之說者所不能回避的問題。根據這一理由，我們認為“ 人”屬下讀是對的。但《譯注》謂“爭賢以為”係“爭賢以為循”的省文，就是“爭以賢人為榜樣”的意思，（頁 62、63）亦頗難使人相信。這樣一來，應與“自予以不循”對文的“爭賢以為” 無疑少了一個字，其文未完。根據古人的書寫習慣，連續出現兩次的字往往只寫一遍，以其下加重文號“＝”表示重讀一次。疑“人”下原有重文號，轉抄脫去，其文應讀作“爭賢以為人，人說其心”。“爭賢以為人”猶“以為人爭賢”，即以其為人（與“為己”反義）而被爭相賢譽，跟“自予以不循”的句式結構近同。總之，這幾句話可以重新標點如下（用［］表示補出的缺文）：

自予以不循，爭賢以為人，［人］說其心，效其力。

《新解》也以“人”屬上讀，把“自予”譯為“自己承擔過失”（頁315），都很正確。譯“不循”為“不循私情”（頁315），顯以“自予”與“不循”為並列結構。“爭賢以為人”一句被譯作“ 將榮譽讓給別人”（頁315）。如此一來，相對為文的這兩句話的語法結構就變得很不一致了，可見其說亦不儘然。在諸說之中，還有《直解》和《箋證》關於“自予以不循”的意見與我們相同。前者說：“事有不順於理，上之人自歸於己。”後者說：“自予以不循：即以不循自予；不循，不順理之事，即過錯。”（頁100）前者以“爭賢”為“爭相賢”，與《武備》同，亦是。後者認為“爭賢以為人”“即爭以賢予人”（頁100），則與其對文的“自予以不循”語法結構有異。“為人”之“為”恐怕也沒有“予”的意思。

因其病，攻其怠，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用衆》）

首六字是《校注》據《北堂書鈔》所引補出的。其文猶言“因（利用）其（指敵人）病，于其怠時攻，于其疑時擊，于其卒時加，于其屈時致，于其規時襲；因（利用）其（指敵人）不避，于其圖時阻，于其慮時奪，于其懼時乘”，除了兩個條件句外，其餘結構都很一致。據此可以知道，《校注》把“加其卒”譯為“強加兵於他”（頁314），引《孟子·滕文公》“威武不能屈”趙岐注“屈，挫其志也”（頁 313），把“致其屈”譯為“迫使他屈服”（頁314），把“乘其懼”譯為“加劇他們的恐懼情緒”（頁314），都是不妥當的。“加其卒”的“卒”，《譯注》讀為“瘁”，謂“加兵其勞困之時”（頁68）；《直解》說“敵人倉卒而來則加之”，《武備》注“敵人倉卒則以兵加之”（《校注》頁313引），《箋證》解釋為“倉猝失備”（頁109），《新解》譯為“倉促無備”（頁317），並與之同，實即讀“卒”為“促”或“猝”。二說都有可能。“致其屈”的“屈”，當從《譯注》說解釋為“窮竭”（頁68），這一意義古人常訓作“竭”或“盡”。[70]“致”應該是我方的行動，《譯注》解釋為“致使，造成”（頁 68）、《新解》譯為“使其”（頁317），[71]均未達一間。《箋證》認為此“致”即“致師”之“致”，是“挑戰的意思 ”（頁109），顯然比上引二說要合理一些。《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孔穎達疏：“《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己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揚威武以挑之。”其實，此“致”很可能是招致的意思，[72]“致師”即主動招致敵軍，猶言“挑戰”。單獨的“致”似不能訓為“挑戰”。“致”除了可當“致使”、“招致”講，比較習見的還有“致送”之義。《戰國策·趙策四》：“臣願足下之大發攻宋之舉，而無庸致兵，姑待已耕，[73]以觀奉陽君之應足下也。”《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于齊二十餘年。”上引“致兵”，就是致送其兵於某地，猶言 “發兵”。銀雀山漢簡《陰陽時令占候之類》“三十時”有殘簡“安致兵每內”[74]，不知這個“致兵”是否也與此同意。疑“致其屈”意謂於敵人力盡氣衰時發兵。“乘其懼”，《校注》之說固誤，《譯注》訓“乘”為“乘機進攻”（頁68），亦不確。其實，《校注》曾引《國語·周語》“乘人不義”韋昭注“ 乘，陵也”（頁314），除了感情色彩正好相反之外，其義用來解釋“乘其懼”之“乘”還是很合適的。《史記·高祖本紀》：“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大敗垓下。”張守節《正義》：“乘，進也。”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官一”：“猋凡振陳，所以乘疑也。”[75]整理者讀“猋凡振陳”為“飆風振塵”，[76]似可從。“乘疑”猶“乘于疑”，略同于本文的“擊其疑”。意思是說，飆風振塵，用來使敵人生疑，並在此時進攻之。所謂“乘其懼”，就是于敵人恐懼時進攻。[77]《淮南子·兵略》：“因其饑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八陣”：“適（敵）弱以亂，先其選卒以乘之。”[78]同書“篡卒”：“勝在盡□，明賞，撰（選）卒，乘適（敵）之□。是胃（謂）泰（大）武之葆（寶）。”[79]“之”下之字，圖版模糊難辨，可能是與“懼”或“疑”義近的詞。《論政論兵之類》“十問”：“擊其不□，攻其不御，其駘（怠），攻其疑。”[80]這些都可與此文對讀。《新解》譯“乘其懼”為“乘它軍心恐慌時加以殲滅”（頁318），似乎對“乘”的理解已離事實不遠。然而，若結合對“阻其圖，奪其慮”的譯文看，《新解》實際上是把“乘”翻譯為“乘它軍心……”之“乘”，“加以殲滅”係作者臆增。“阻其圖”二句，《新解》譯為“設法阻撓它實現自己的意圖，打破它的行動計畫”（頁318），可見作者把“阻其圖，奪其慮”看作一般的動賓結構，而與前文“在敵軍倉促無備時發起攻擊”（加其卒）等句式完全不同。就譯文來看，作者所理解的句式結構發生變化是從“致其屈，襲其規”開始的。這顯然毫無道理可言。基於此，作者大概把“乘其懼”也看作動賓結構，即“乘它軍心恐慌”；但這樣翻譯語意未完，遂增入“加以殲滅”等話。《箋證》把末三句譯為“挫敗他的計謀，動搖他的鬥志，因其恐懼而打敗他”（頁110），其誤與《新解》殆同。

以上所舉的例子，僅是《校注》以及《譯注》、《箋證》、《新解》等書所存在的問題的很少一部分。誠如《譯注》前言所說，“《司馬法》原文古奧艱澀”，“可以用來比較的材料較少”（頁2），所以我們的批評也難免失當，以不誤為誤，懇請方家指正。

順便指出，《校注》一書凡“冢”字，如頁241“冢社”、“冢宰”之“冢”，頁242“校注”［六］、［八］共四個“冢”，頁243“冢宰”之“冢”，差不多都訛寫成了“冡”。[81]這一錯誤出現在一本講校勘的專著裏，令人感到十分遺憾。

2008年6月23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