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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前進:“侯六“”魏九“考
在 2021/9/9 17:14:40 发布

“侯六”“魏九”考

 

(首發)

陳前進

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要:在《國語》中,相較於其他國家的人,晉人對話中主語用“吾”者最多。同時《侯馬盟書》中有許多以“WRFL`]]T]3GI`PJCAMM73E7”(吾)為主語成分的例子。因安大簡《侯》詩的抄寫者自敘的兩句話中兩次用到了“魚(吾)”,所以筆者認為《侯》為晉詩的可能性最大,《侯》當為三家分晉前後的《唐風》。《耆夜》所記載的活動當是在畢公的封地畢地舉行,之後畢公後人畢萬被封於魏而代魏國,故《蟋蟀》成魏詩,所以安大簡所記“魏九”可信。

 

關鍵詞:侯六;魏九;《耆夜》;《蟋蟀》

 

安大簡(一)包含了今本《毛詩·國風》中的六種诗,分別是:《周南》《召南》《秦》《侯》《甬(鄘)》《魏》。其中“侯”為首見,但《侯》詩六首皆見於毛詩《魏風》。在簡本原文中,抄寫者在所抄的六首《侯》詩下寫有“侯六”兩字,代表《侯風》共六首,這種寫法也存在於其他各風中。但《魏風》共錄十首,而《魏風》十首詩下寫有“魏九”兩字,代表《魏風》共有九首。在《魏風》中,除第一首屬今本《魏風》外,其餘九首皆屬今本《唐風》。所以簡本一經公佈,其中的“侯六”和“魏九”問題就引起了廣大學者的關注。

對於“侯六”的問題,其關鍵點在於如何解釋於史無征的“侯”,以及如何解釋“侯”與“魏”的關係,關於“魏九”問題,目前主要是討論點在分析“魏”與“唐”的關係。

 

一、“侯六”問題研究現狀

1.《侯》即《毛詩·王風》

安大簡的整理者認為“侯”或屬《毛詩·王風》。整理者認為以“侯”代“王”有貶之之意,《侯》所屬的六篇疑為抄手誤置。[[1]]

2.《侯》為晉詩

夏大兆認為《侯風》為晉詩。侯六的“侯”當為晉國自稱,無須再標出晉。據此,作者推測安大簡的底本可能是晉國的一個抄本或摘編本,後流傳到楚國,用楚文字抄寫了出來。[[2]]也可能是流行於晉地的而由楚人抄寫的一個摘編本。[[3]]

3.侯風即魏風

胡平生認為從安大簡《侯》《魏》置詩情況來看,《侯》或為魏詩。戰國前期魏國有魏文侯,魏文侯曾師於子夏,而子夏擅詩,所以,其所稱之侯或為魏文侯,簡文當為魏國人所抄。[[4]]胡寧認為“侯”是“魏”的假借字,表語氣詞“侯”“維”兩字可相通,所以“侯”也可通“魏”。[[5]]網友子居認為“侯”當讀為“句”,因為魏桓子曾都安邑,而安邑有舊有“句”地,可以此代魏風。[[6]]

4.侯風為唐風

王寧曾指出,“侯”或通“唐”,從字形上看,“侯”可能是從矢昜聲的古“唐”字之訛,所以侯風應是唐風。[[7]]但是其以唐代《碧落碑》為證,時代有待商榷。陳民鎮也認為侯風可能是唐風。因為在《毛詩》《詩譜》和《左傳》中,都是《魏》在《唐》前,所以,安大簡中的《侯》《唐》可能是傳世文獻中的《魏》《唐》。[[8]]

從總體來看,解决此問題的核心在於如何處理“侯”“魏”“唐”三者間的關係。總體上,以侯代指新的地名皆不能與“季劄觀樂”相自洽,因為“季劄觀樂”中所記載的國風篇名並無新的地名。可見遠在季劄時代,十五國風已經基本完備。退一步講,如果出現了一種新的以我們之前沒有發現的地名所命名的某風,而且這一國風所攝之詩皆為《毛詩·魏風》中的篇章,那對於這麼重要的篇章,季劄一定會觀賞到,而不會出現“自《檜》以下無譏焉”這種情況。所以我們討論“侯”的出發點應該是認同“侯”為十五國風中的其中一風,而非新的地名。

 

二、國風形成的條件

《毛詩》中十五國風分別是:“《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 。 筆者認為,國風的形成要具備兩個條件:

a.國家建立早

b.國家面積小

(一)所謂國家建立早,是指能形成國風的諸侯國的歷史一定很悠久。能形成國風的國家一定在西周甚至西周以前就已經建立了,不管這個國家到春秋時期是否還存在,即使此時它已經被其他國家所兼併,也不影響它的詩歌被流傳下來。據皮錫瑞《經學通論》考證,春秋之國見於經傳者共一百二十個。[[9]]其中的大多數分封於周初。周初封國大多數以姬姓領之,同時仍被保留古國名。而原來由商代遺留下來的部族或者被滅,或者被迫遷移。所以雖然有一些古國甚至可以追溯到三代以上,但是就部族上層而言,這些國家早已經不再是原來的部族,只是保留了原來的名字而已。

以晉國為例,晉原名唐,考古學界對古唐國的始封地位置還有很大爭議[[10]]。而隨著山西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的成功發掘,有學者認定晉國早期都城“故絳”當在山西曲沃、冀城兩縣交界處的天馬——曲村一帶,而該地即為古唐地。[[11]]但是學者也沒有確切證據表明其為陶唐始封地,只是為西周時期晉國故都“故絳”所在地。

《史記·晉世家》:“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12]]

陶唐古國歷史悠久,其部族為堯之後裔。商代末年,該部落歸順周人。周成王時,三監作亂,堯裔唐國亦從之,後周公滅之,遷唐國故族於杜(今西安附近)。後成王以桐葉戲封其弟叔虞於唐地,國號亦名唐,自此,唐國更為姬姓。後唐叔虞之子燮父改國號為晉,在天馬——曲村遺址中即有燮父之墓。

後晉國分為韓趙魏三國,國風無晉風,但有唐風,我們一般認為唐風即為晉詩,但是筆者認為實際情況可能比較複雜。韓趙魏三國皆系戰國初年新出,所以其三者並沒有形成國風,筆者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三國較其他有國風之國來說歷史較短,且已經過了大量采詩的時代。同時,國風無晉風,正是體現了第一條原則,晉國由唐國改名而來,雖說兩個國家一脈相承,但從某種意義來說,唐國的歷史更加悠久。

(二)西周初年,各地封國面積皆較小,筆者認為這是能夠形成國風的一個重要條件。上博簡《孔子詩論》載:“邦風其納物也,溥觀人俗焉,大斂材焉。”[[13]]其中提到國風的一個重要的目的即是“觀人俗”和“大斂材”。我們知道能夠形成一個特定風俗的地區一定不會太大。如果一個地區面積過大,那麼這個地區的某種風俗將不再具有代表性。所以筆者認為,國風當至少定型在春秋大量兼併時代到來之前,所以筆者認為國風形成過程中文化因素遠大於政治因素。所謂文化,即風俗。所謂政治,即為《毛詩序》中所附會的各國史事,後者皆不符合“觀人俗”的標準。一個重要體現就是十五國風既無晉風也無楚風,其中一個最直接的原因是兩個國家在國風形成時期都在迅速擴張領土,隨著所兼併的土地的迅速增加,兩者皆無法形成統一的國風,最終晉國和楚國成為了文化風俗的集合體。同時,“三家分晉”更是如此,韓趙魏三家所代表的是三個政治集合體,領土的劃分在地域和文化上有一定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同時,各國大量的人口流動和複雜的文化因素使其已經喪失了形成國風的條件。

晉國和楚國在分封初期所轄面積皆不大,以晉國為例。《國語·晉語一》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14]]後晉國不斷兼併周圍小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15]]在晉國所兼併的小國中,有姬姓魏國。此魏國即為《詩經·魏風》所關涉之地。後晉侯封畢萬於此,亦名魏國。同時,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在隸屬關係上,姬姓魏國原為周朝的臣屬國,後被晉攻滅,變為了晉國的臣屬國。

 

三、《侯》爲晋诗

筆者認同夏大兆的觀點,認為《侯》詩當是晉詩,侯當為“晉侯”之省。安大簡“侯六”下有“作魚(吾)之詩▌魚(吾)心蟲(忡)之”這句話。[[16]]筆者總結了《國語》中“吾”作主語成分的例子,如下表1所示:

1.《國語》對話中以“吾”為主語的數量統計表

 

周語上

 

5

 

 

 

 

 

 

周語中

3

3

 

 

 

 

 

 

周語下

4

4

 

 

 

 

 

 

魯語上

 

 

15

 

 

 

 

 

魯語下

2

 

20

 

 

 

 

 

齊語

 

 

 

10

 

 

 

 

晉語一

25

 

 

 

 

 

 

 

晉語二

40

 

 

 

 

2

 

 

晉語三

5

 

 

 

 

7

 

 

晉語四

14

 

 

4

 

 

 

 

晉語五

19

 

 

 

 

 

 

 

晉語六

26

 

 

 

 

 

 

 

晉語七

 

 

 

 

 

 

 

 

晉語八

32

 

1

 

 

2

 

 

晉語九

32

 

 

 

 

 

 

 

楚語上

 

 

 

 

13

 

 

 

楚語下

 

 

 

 

15

 

 

 

吳語

 

 

 

 

 

 

22

20

越語

 

 

 

 

 

 

5

6

合計

202

12

36

14

28

11

27

26

平均值

10.63

0.63

1.89

0.74

1.47

0.58

1.42

1.37

 

因篇幅有限,個別對整體數據影響較小的例子不再出現在表格中,分別為:《周語上》鄭國2個;《周語中》邵國3個;《周語下》單國5個;《魯語下》鄭國1個;《晉語四》曹國1個,鄭國1個;《楚語下》鄖國3個。

由以上統計可知,晉國人較其他諸侯國更喜歡用“吾”作主語。另外,出土於晉地的《侯馬盟書》中有“0RDO]O@4]UGE21I6L]CJ{UD(魚)君其明亟IMG_20210812_115210之”(一五六,三3[[17]]一例,而這句話在《盟書》中主語多為“SZ][(9%12W`90%TR(ZG)~37WRFL`]]T]3GI`PJCAMM73E7)君”,共有235例之多。[[18]]WRFL`]]T]3GI`PJCAMM73E7、魚皆可通“吾”。魚(吾)君即指晉國國君。《侯馬盟書》中用“余”作主語者僅有兩例,且皆用以自稱,非指國君。《國語》中“余”字用例亦較少,不再贅述。同時,夏大兆指出劉剛曾提出安大簡《園有桃》中的$5J}9QI_H9BIZS$Z`{}H2YH(棘)字寫法有三晉文字風格。[[19]]而夏氏曾提出安大簡可能是由晉人所寫和楚人所寫兩種不同觀點,從《楚語》中“吾”的用例來看,楚明顯少于晉。且楚國國君從不稱侯,而晉國國君稱侯已成共識,並且“晉侯”逐漸變成了一個指代晉君的專有名詞。比如,《國語· 周語中》:“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20]]所以安大簡的抄寫者為晉人的可能性更大,而《侯》詩當為三家分晉前後的的《唐風》,也就是季劄所言的“何憂之深”的《唐風》(西元前544年前後)。之後晉國被滅後經子夏學派的重新整理而變成了後來《毛詩》中的《魏風》。

 

四、“魏九”問題

清華簡《耆夜》中有周公所“作”之《蟋蟀》,而安大簡中也有《魏·蟋蟀》,毛詩中也有《唐風·蟋蟀》,三者詞句大同小異:

毛詩《唐風·蟋蟀》: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21]]

清華簡《蟋蟀》:

蟋蟀在堂,役車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樂。 夫日□□,□□□忘 () 。毋已大樂,則終以康,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䢍䢍(方)。

蟋蟀在席,歲矞員() 莫。今夫君子,不喜不樂。日月其邁,從朝及夕,毋已大康,則終以祚。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愳 ()

蟋蟀在舒,歲矞員 () □,□□□□,□□□□,□□□□□□,□□□□毋已大康,則終以愳() 。康樂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愳愳 () [[22]]

安大簡《魏·蟋蟀》:

蟋蟀在堂,歲矞其逝。今者不樂,日月其邁。毋已內康,猶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歲矞其暮。今者不樂,日月其除。毋已大康,猶思其懼。好樂毋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者不樂,日月其慆。毋已大康,猶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浮浮。[[23]]

我們發現毛詩《蟋蟀》和安大簡《蟋蟀》較為接近,而和清華簡《蟋蟀》差別較大。

《耆夜》載: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還,乃飲至於文太室。畢公高為客,召公保奭為夾,周公叔旦為主,辛公甲為立(位),作冊逸為東堂之客,呂尚父命為司政(正),監飲酒。王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王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終曰《HW9O9T@9ZCY`P9K`HOTF@1G乘》……周公夜爵酬畢公,作歌一終曰《贔贔》……周公或夜爵酬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周公秉爵未飲。 蟋蟀降於堂,公作歌一終曰《蟋蟀》……[[24]]

由這段記載可知,畢公在當時地位極高,按照周朝傳統,畢公首先被敬酒當是在戡黎戰爭中立了很大戰功。黃振雲認為“飲至”非禮,而文王之墓在當畢公的封地畢地,所以此次《耆夜》所描述的活動當是在文王墓前進行的,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文太室,而這裏也是畢公的采邑。[[25]]這種觀點頗具啟發性。筆者也不認同將“飲至”看作一種特定的禮,因為《耆夜》所描述的活動是在文太室,在這麼重要的地方舉辦活動,一切應該按照固定程式進行,但是周公卻在看到一只蟋蟀後自行賦詩,而前面的文王是“夜爵酬”畢公和周公後各為作歌一終,周公在“夜爵酬”畢公和文王后各為作歌一終。接下來的周公見蟋蟀而作歌有些突兀,正式的禮應該不會出現這一步,而且文王所作《蟋蟀》也非完全的四字齊言詩,而雜言詩一般不會在正式的祭祀或其他的正式活動中出現。同時,“東堂之客”也不符合“主人居東,客人居西”的燕享之禮的規定。所以筆者認同黃振雲的觀點,認為“飲至”當不是禮。

《史記·魏世家》云: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高與周同姓。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之十六年,趙夙為禦,畢萬為右,以伐霍、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26]]

畢公高的後裔畢萬被晉獻公封於魏。周公在畢地作《蟋蟀》之後,這首詩當在畢國流傳,後畢國被滅,畢氏散居各地,致使這首詩流傳漸廣,同時這首詩當一直為畢國後人所熟知,直至畢萬被封於魏,《蟋蟀》遂成魏詩,所以在安大簡中,其被標為“魏”也就不奇怪了。

《唐風》當是在晉國擴張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其中應當包含了其所兼併的不同地區的詩歌,而非單一的古唐地的詩歌。魏氏之魏國為晉所封,《蟋蟀》後來很可能被采入晉國,而改編成為唐風,晉國很可能在原詩的基礎之上做了改進,使之更加整齊。清華簡和安大簡以及毛詩在字句上的差別,反映的當是音樂上差別。如簡本作“今夫君子,不喜不樂。”而毛詩作“今我不樂”,筆者認為,這兩者的差別主要體現在形式上,而兩者在意義上基本相同。上博簡有“懷爾明德”[[27]],與今本毛詩《皇矣》“帝謂文王,予懷明德”相似,也當是一種改編。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劄來聘……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28]]

畢萬封於魏大約發生於西元前661年前後,“季劄觀樂”大約發生於西元前544年前後,韓趙魏聯合滅智氏大約發生在西元前453年前後,而魏文侯師子夏大約發生在西元前445——前396年,而“三家分晉”大約發生在西元前376年前後。

從以上時間節點我們不難看出,季劄所觀的“魏風”不可能是戰國時期的魏國國風,其所指的魏國只可能是被晉國所滅的姬姓魏國或者初期的畢裔魏氏之魏國。《左傳·襄公二十七年》:“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29]]印段為鄭國人,這樣看來,直到這一時期,春秋各國手中的《蟋蟀》版本應當還是周公所作的那個版本,其主旨沒有變化,上博簡《孔子詩論》中有“《蟋蟀》知難”。[[30]]這一主旨也類似於《左傳》中所言的“保家之主”的描述,而且和《耆夜》所記載之事相呼應。但是,為什麼同為戰國簡的安大簡中的《蟋蟀》的內容和清華簡卻不同呢?筆者認為,其本質上的差別在於時代,清華簡所記多古史,而安大簡所抄的《詩經》卻要講求時效性,抄《詩經》的目的是要用於時事政治,而抄清華簡古史的目的更多是為了記錄,所以清華簡並不具有時效性。而安大簡《詩經》必須要能夠跟上時代潮流,因為每個人手中的詩需要讓別的國家的人讀得懂,所以安大簡《詩經》錯亂所反映正是三家分晉前後紛繁複雜的世界格局。

 



[[1]]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中西書局,2019115.

[[2]] 夏大兆.安大簡《詩經》“侯六”考.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184):119-125.

[[3]] 夏大兆.安大簡《詩經》“侯六”續考.北方論叢,20201):5-16.

[[4]] 胡平生.安大簡《詩經》“矦”為“魏風”說.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網站,2019-09-30.

[[5]] 胡寧.安大簡《詩經》“侯六”及相關問題析論.上大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2019-10-01.

[[6]] 子居.安大簡《詩經》“侯”風及清華簡《厚父》試說.中國先秦史網站,2017-10-21.

[[7]] 王寧.安大簡《詩經》“侯”臆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9-04-06.

[[8]] 陳民鎮.安大簡《國風》的次序及“侯風”試解.北方論叢.2020(1):25.

[[9]] 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195433.

[[10]] 張曉崢.晉國始封地辨析.文物世界,20162):12-15.

[[11]] 鄒衡.論早期晉都.文物,19941):29-32.

[[12]]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1635.

[[13]] 濮茅左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 子羔 魯邦大旱》.中西書局,201416.

[[14]] 佚名.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57.

[[15]]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258.

[[16]] 夏大兆.安大簡《詩經》“侯六”考.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184):119-125.

[[17]] 張道升.侯馬盟書文字編.黃山書社,2017343.

[[18]] 張道升.侯馬盟書文字編.黃山書社,2017178-182.

[[19]] 夏大兆.安大簡《詩經》“侯六”考.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184):125.

[[20]] 佚名.國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57.

[[21]](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正義.毛詩正義.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0442-445.

[[22]] 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中西書局,2010150.

[[23]]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中西書局,2019139.

[[24]] 李學勤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中西書局,2010150.

[[25]]黃震雲.清華簡《耆夜》三歌的寫作時地和禮儀性質.詩學研究,20192):5-14.

[[26]]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19591835.

[[27]] 濮茅左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 子羔 魯邦大旱》.中西書局,201424.

[[28]]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263-1264.

[[29]]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春秋左傳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1223.

[[30]] 濮茅左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孔子詩論 子羔 魯邦大旱》.中西書局,201464.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1年9月8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1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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