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楚系金文中“媵”字的演變
(首發)
嬴泉
楚系金文中的“媵”字,數量不甚多,一般用於媵器的銘文中,按照其構形規律,大致可以分作下列幾式:
Ia:樊君鬲3.626 兩周之際/春秋初年
Ib:蓋、器 上鄀公瑚 春秋中期後段
曾子原彝瑚9.4573 春秋晚期
蔡大司馬燮盤 春秋晚期。
、;蔡侯媵孟姬瑚 春秋晚期
蔡侯作姬丹盤 春秋晚期前段
蔡侯作姬丹匜
蔡叔季之孫〈尹/貝〉匜16.10284 春秋晚期
IIa:許子妝瑚蓋9.4616 春秋晚期
IIb:蔡侯作大孟姬尊(11.5939)春秋晚期後段
蔡侯作大孟姬尊(11.6010)
蔡侯作大孟姬盤16.10171
蔡侯申作大孟姬缶 春秋晚期後段
IIc:楚季苟盤16.10125 春秋早期前段
、楚王熊頷媵徐季嬭遡母甗 春秋早期後段
楚王媵邛仲嬭南鐘1.72 春秋中期前段
曾侯瑚(叔姬霝瑚)9.4598 春秋中期前段
鄧子與盤 春秋中期後段
蔡大師鼎5.2738 春秋晚期。
、長子沫臣瑚9.4625 春秋晚期
伯受瑚9.4599 春秋晚期前段
復公仲簋蓋8.4128 春秋晚期
III:蓋、器 楚屈子赤目瑚9.4612 春秋中期後段
IV:;曾子季瑚[1] 春秋中期後段
曾季臣盤
曾臣匜
不難發現,“媵”字的基本結構一般是從舟、從貝、聲。在實際的字例中,“舟”通常又可換作“女”,也可以省去,如上舉蔡侯申所作諸器;“貝”亦常常省去,如上列曾季臣諸器;而“”部的構成,更是千變萬化,但亦非無轍可尋,此試條述之。
早期較為古樸的“”形,減省下從之“収”形,中間所從之 “”或換作“”、或變作“”,就便成了“”、“”二形;而“”形或減省上部之“”,或變中間之“”為“”,則“”、“”形便生。
要之,由以上的分析,我們大致可以認為,楚系銘文中“媵”字的演變大致有兩條不同的途徑:即兩周之際或春秋初年出現的“”形,在春秋晚期,演變成“”、“”二形,其間不但有“”部的減省演變,亦有偏旁替換的發生(“舟”旁變“女”旁);其另外一途,則由春秋時期常見的形減省作“”[2]、“”,前者僅是“”部的減省,後者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省去“貝”旁,而更有甚者,則省變作 “”形,僅僅保留了聲符部分了,由此亦可觀之,《說文》云𧷽“从貝、朕聲”,恐怕是不夠確切的。
需要指出的是,楚屈子赤目瑚的 “”字有學者釋作“朕”,讀作“媵”。從字形來看,并無問題,不過從上列各式字形的關聯及演變的關係、且古文字中“关”、“”常混用的現象來看,我們覺著在銘文中徑釋作“媵”似乎更為允當,而不必再轉來通去的徒費周折了。
又,樊君鬲之“”,很可能為“舟”旁之殘,《金文編》 431頁摹作“”形,有誤導之嫌,以為其乃人旁,或非是。銅器銘文中確有“從或人”之“媵”字,如季良父瑚(9.4563、4564)[3],不過,有二者應提請讀者注意,一是其字皆從“舟 ”(、),一是二例之“人”旁豎上部皆有筆明顯彎折,且收筆略微外撇。而樊君鬲之 “”形則與常見之“人”形略異,因此,我們主張,此字從“人”之可能性較小,而從“舟”之可能性極大。而且,同器之“寶”字原篆作“”,其“宀”旁右側因接近器沿亦有殘損;又從“媵”字省減“舟”旁者,其例甚少,且時代較晚,而樊君鬲至遲不晚於春秋初年,且此字形體較為古樸來看,我們更加確信這一推斷。
[1] “”即“媵”,參見陳偉武2008兩件新見曾國銅器銘文考述,“第五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合肥:安徽大學, 2008年4月。
[2] 從“”形目前最早的例子出現在春秋中期後段而“”形有春秋早期前段的例子來看,不排除其演變順序是後者即前者的增繁現象,不過這其實無關宏旨,因為即便如是,還是可以將其納入到這一演變的途徑之中來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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