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成皋令鼎铭及相关问题

（首发）

有虞同

旅顺博物馆收藏一件“十四年成令”铜鼎。[1]据描述，“盖器相合呈扁球体，盖上有三个圆形环，可却置，附立双耳，稍外撇，三蹄足。器盖外侧有阴刻铭文‘王后左相室’。口沿下阴刻铭文‘十四年成皋令赵容造公鼒容斗’。”（第52页）原书只有铜鼎照片而未专门附列盖、器铭文拓片。从照片来看，器铭可勉强辨认而盖铭干脆就见不到。

此前已经著录的刻有“王后左相（引按，“相”字暂从流行释法）室”文字的鼎一共有三件，即《集成》^[1]4·2097、2360号的两件（据“铭文说明”，前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契斋拓本，后者也是考古所藏拓，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器身另有刻铭8字）与《新收》^[2]第631号收录的一件“□昜”鼎（陕西清涧县出土，铭文14字刻于器身口沿）。另外，《新收》第807号收录一件刻有“王大后右相室”的鼎（陕西澄城县出土），器身与耳、盖的铭文内容相同；《新收》第320号收录一件“大子左相室”鼎（洛阳出土，铭文刻于鼎身口沿）；洛阳大学文物馆收藏一件“王大后·大子左相室”鼎。[2]旅顺博物馆收藏的这件鼎，由于器铭与上引各鼎不同，应是第四件“王后左相室”鼎，未被《集成》等书收录的“十四年成皋令”等内容也属于首次发表。

照片上的器铭虽不能全部辨认出来，但原书的释文肯定有误，比如所谓“鼒”字应释为“（鼎）”，而“公”、“斗” 等笔画不清，所释应存疑。从格式及内容来看，口沿的这处铭文应属三晋文字，而其中的“造”字从贝、攴、告声，又是典型的韩国文字用法。[3]因此，这件铜鼎的国别应为韩国。整理者将鼎铭的“ 成”释读为“成皋”（第52页），虽未明说鼎的国别，却与成皋为韩地的情况正相符合。已知的几件“王后相室”鼎均为燕国刻铭，估计这件鼎的“王后左相室”等文字也不会例外。如果这个推测符合实际，就说明这件鼎原为韩国制造，后因某种缘由转用于燕国。从形制来看，该鼎属于战国中晚期三晋地区比较流行的样式。由于自韩昭侯至桓惠王时期的韩国君主在位时间都超过十四年，因此铸造该鼎的具体王世待定。

“成皋”或作“城皋”，见于《战国策》等书，在战国时期的绝大多数时间内为韩国领土。《韩策一》“三晋已破智氏”章云：“三晋已破智氏，将分其地。段规谓韩王曰： ‘分地必取成皋。’······至韩之取郑也，果从成皋始。”《史记·韩世家》：“（桓惠王）二十四年，秦拔我城皋、荥阳。”地在今河南荥阳市西北。[4]元代吴师道等人以为策文的“成皋”就是见于《左传 ·庄公二十一年》的“虎牢”（也叫“制”）。从战国韩文字中既有“（制）”（郑州出土，《陶汇》^[3]6·147——148）、“司工”（《玺汇》^[4]第2 227号）、“戈”（《新收》第1728号，刻铭），也有 “成皋”（上引鼎铭）的情况看，当时成皋、制地似为二地。类似的情况还可举出“命瓜（令狐）”（铜壶，《集成》 15·9719）与“奇氏（猗氏）”（方足小布，《货系》^[5]第1723号；“陭氏”铜戈，《新收》第1705号）、“修武”（《玺汇》0302号）与“宁”（《集成》16·9997“二十七年宁皿”）等，据《水经·涑水注》引阚骃曰“令狐即猗氏也”、《史记正义》引《韩诗外传》“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故曰修武”，它们似是一地二名，但又都出现于同一国别的文字中，具体原因暂不宜强解。

战国文字资料中首次出现的“成皋”地名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具体地说，从地名用字习惯方面为检讨旧说提供了依据。下面试作说明。

鼎铭“成”之“”从“咎”得声，自可读为“ 皋”。上古音“咎”在群母、幽部，“皋”在见母、幽部，[5]二字的声母同属牙音且叠韵，读音很近。古书中有“ 咎”、“皋”及从“咎”、“皋”得声之字相通假的例证。比如，“皋陶”又作“咎繇”、“咎陶”等。[6]出土文献中也不乏“咎”、“皋”相通假的例子，比如，李家浩先生考证《玺汇》0049号三晋官印文字中的“咎郎”即《汉书·地理志》西河郡的 “皋狼”等；[7]三晋兵器铭文中的“咎茖”、“上咎茖”，蔡运章、刘钊先生定为见于《左传·闵公二年》的“皋落”。[8]从地理位置上看，这几方“咎郎”官印的国别属赵，学界已无争议；两件“皋落戈”，学者也多以为韩国之物。

从上举玺印、兵器资料来看，三晋文字中的地名用字 “皋”是以“咎”或从“咎”得声之字来表示的。三晋文字中还有以“咎”开头的地名。比如，《货系》第1715号有“咎奴”方足小布，这个地名还见于山西中阳县出土的铜壶、[9]《集成》17·11341号“四年咎奴令戈”等铭文之中。

关于方足小布“咎奴”的地望，清代学者翁树培认为：“咎即皋字，与高通。《汉志》有高奴，属上郡。”[10]黄盛璋也认为“古咎、高、皋同音，《史记·集解》说：‘咎音高’，又皋陶古或作咎繇，可证。所以咎奴就是高奴”，并进一步认为《集成》11341号戈铭的“咎奴”也即“高奴”、该戈国别属魏。[11]此说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赞同。[12]清代李佐贤《古泉汇》则认为币文地名与《左传·成公三年》晋国讨伐的 “廧咎如”有关（元集卷四），[13]少数当代学者赞同此说。[14]两种意见之内对“咎奴”地望的考定、国别归属上意见尚不一致，此不赘引。

也有的学者不同意方足小布“咎奴”即“高奴”的意见，提出魏国桥形布币中已有“高女（奴）”[15]一地，在同一国家之内地名用字比较统一的情况下，“咎奴”就是高奴的说法比较可疑；从可以确认的布币地名的地望来看，魏国在今陕西境内并未铸造过方足小布，而且 “咎奴”布币也从未在陕西境内出土过。[16]此说似乎一直未得到学界的回应。其实从地名用字的角度来看，这个怀疑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这需要从“高”、“咎”、“皋”等字在战国文字中的使用情况说起。

翁树培、黄盛璋等学者都认为“高”、“咎”、“皋 ”等字古音相近可通，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留意一下它们之间相互通假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典籍中“皋”、“咎”或从之得声的字相通假的例子很多，而“皋”与“高”、“咎”与“高”相通假的例子很少，《古字通假会典》举出的分别只有3例、1例（第711、733页），差别明显。从古音归部来看，“高”在宵部，而“皋”、“咎”均在幽部，“高”与“皋 ”或“咎”的通假属于旁转，明显不如“皋”与“咎”的叠韵来得直接。事实上，目前出土文献中能找到的被认为是“咎 ”、“高”直接通假的例证也仅有上引方足小布与兵器中的“咎奴”而已。在三晋兵器、玺印文字、金文中多次出现“咎 ”与“皋”通假、地名“高”字多用为本字[17]的情况下，还把货币、兵器中的“咎奴”读为“高奴”，实有些固执。

“咎奴”如读为“咎（皋）如”，传世文献中无法找到直接对应的地名，这大概也是学界多采用“高奴”说的原因之一。本文认为，旧以为“咎如”的可能性不容忽视。“咎 ”字不用破读，“奴”、“如”均从“女”得声（上古音“奴”在泥母、鱼部，“如”在日母、鱼部），自可通假。“咎如”就是“廧咎如”的省称，类似情况在地名资料里不乏其例。比如，上引“皋落”是“东山皋落”的省称，《魏世家》的“观”是“斟灌”的省称，等等。因此，“咎如”为“廧咎如”之省称并无不妥。

据《左传》传文及杜注，僖公二十三年、成公三年的 “廧咎如”为“赤狄之余”，其地望所在历来有争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一“廧咎如”条云：“或曰在山西太原府境，亦赤狄别种。咎读若皋。”也有学者认为在今河南安阳市西南，《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史稿地图集》等工具书多采用这一意见。[18]如“咎如”在今太原一带，上引咎奴壶、“咎奴” 布币可能是赵物（出土铜壶的中阳县在战国时期属赵地）；如在今安阳市一带，则属魏器的可能性很大（据《赵世家》，安阳属赵时间极短，且在战国末期）。不过，咎奴令戈铭文中“冶”字的写法与十一年咎茖令戈相同、“令”字之前有修饰词“蓸”，似表明它可能是韩兵。从地名发生的角度看，“咎奴”既是“廧咎如”的省称，那么随着狄族活动区域的不断变动，“咎如”的地名自然就会出现在不同的地区（就像东山皋落氏的迁徙一样），其具体地望一时难以确定。也许赵、魏、韩三国境内都有名为“咎奴”的地名，就象三晋均有安阳、平阳等地名一样。

参  考  文  献

[1]  《集成》——《殷周金文集成》（1——18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4年——1994年。

[2]  《新收》——《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一、二、附录），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  编著，[台北]艺文印书馆，2007年4月。

[3]  《陶汇》——《古陶文汇编》，高明  编著，中华书局1990年。

[4]  《玺汇》——《古玺汇编》，故宫博物院  编、罗福颐 主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

[5]  《货系》——《中国历代货币大系·1先秦货币》，马飞海 总主编、汪庆正 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