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综述

(首发)

 

王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传抄古文，是指历代展转摹写移录流传至今的战国古文资料，其中虽不免讹别诡更之类，而与出土战国文字实为一家之眷属。”传抄古文的资料比较庞杂，大致包括“《说文》古文，石经古文，《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中之古文，《玉篇》、《一切经音义》、《篆隶万象名义》、《龙龛手监》、《类篇》、《集韵》等字书所录古文”。[1]而本文仅对郭忠恕《汗简》和夏竦《古文四声韵》这两部古文字书的研究概况加以讨论，拟从以下两个方面切入：一、二书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二、古文字学家们对二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一、《汗简》《古文四声韵》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

《汗简》《古文四声韵》“以《说文解字》和《魏正始石经》做基础，进一步扩大搜集当时存世的其它一些字书、写本和石刻，汇辑其中的古文字体编写而成。”[2]但自宋代成书后，流传并不算太广，宋以后的古文字学家也往往不太重视，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两书所採用的那些古文材料后人大多见不到，无从核对其可靠性；二是其所收字体与宋以来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所谓‘ 真古文’）也有很大区别。特别是清代以来，《古文尚书》辨伪的大案在当时造成巨大影响，加之考据学家们尊崇许学，他们不大相信《说文》外还会有多少真正的古文流传下来。”[3]

最早对《汗简》一书进行系统研究的当属清代著名小学家郑珍，但在那个学者们尊崇《说文》而对其中所载古文深信不疑的时代，他著《汗简笺正》的动机也是通过批判《汗简》来维护《说文》在中国传统文字学中的地位。其他如钱大昕、潘祖荫、吴大澂等晚清学者都对《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所收古文持否定态度。[4]但晚清也有很多学者利用二书中的古文字形与甲、金文进行过考释的工作，如吴式芬、陈介祺、刘心源、方濬智、孙诒让等，虽然其中正误并现，但他们的工作肯定了《汗简》《古文四声韵》的价值。晚清学者研究二书的是非得失、经验教训，今天我们在研究古文字时仍值得借鉴。民国时期，沈兼士、唐兰等仍不承认二书的存在价值。 [5] 直到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率先运用‘二重证据法’，证明古文一系的材料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6]随着甲骨、铜器、古陶、玺印、货币、简帛等文字的大量发现，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信阳长台关、江陵望山等地大批竹简的相继出土，其中很多利用出土古文字难以考释的字，却借助《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字形得以解决，因此，学者们对二书越来越重视，对其学术价值开始作出重新评价，并且呼声高涨。李学勤在80年代曾撰文评价《汗简》：“近二十余年来，在古文字学中兴起了一个新分支，即战国文字研究，六国‘古文’的奥蕴逐渐被重新揭示。通过战国文字研究开展，前代‘古文’之学得到重新评价，《汗简》真实价值也为人们所认识。过去王国维先生指出《说文》‘古文’系六国文字，现在我们不妨说《汗简》‘古文’确以六国文字为其本源。”[7]张颔也指出“今天对《汗简》一书似有重新估价的必要”。[8]近年来，只要提起研究《汗简》《古文四声韵》的著作，莫不首推黄锡全的《汗简注释》，不过至今所见对《汗简》中的传抄古文作过系统全面梳理的专著也仅此一部，书中也每每将《古文四声韵》与《汗简》中的字形对比分析，互相补充。其他关于二书研究的则多是单篇论文，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但目的都是要证明书中的古文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证价值的传抄古文资料，这些将在下面的内容里提到。

总体来说，《汗简》《古文四声韵》在传统文字学发展中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前辈学者对二书有贬有褒，贬之者认为书中古文来历不明，上不合于商周，下有悖于《说文》，非“真古文”；褒之者认为二书是汉以后辑佚传抄古文的集大成者。起初，二书被贬得太低，而后来赞者呼声又过高。但这种情况也是可以解释的，正如李零所分析过的那样，宋代时青铜器大量出土，成为当时研究的焦点，而《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古文的出处已无从核实，继而由于晚清疑古思潮的影响，加上当时《说文》学大盛，对二书持批判否定态度的学者，肯定会受到那个时代学术风气的影响和局限，“门户之见”极其严重。但半个世纪之后，地不爱宝，出土了大量的实物资料，特别是载有战国文字的竹简，使学者们跳出了前人的那个时代局限，并开始在占有更多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将地下出土文字和地上传抄古文结合起来作更多的对比研究（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人们发现二书中的古文虽不合于甲、金文和《说文》，却与战国竹简文每每冥合，开拓了传抄古文字研究的新景象。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宋代和晚清学者在当时也能见到今天如此丰富的战国竹简等材料，他们的研究将会不亚于后人。今天的学者们多已能做到客观地评价《汗简》《古文四声韵》，书中的错误既有作者自身认识的问题，也有时代的局限。黄锡全《汗简注释·自序》已有详尽分析，兹不赘述。 “关键是我们必须对这些材料有真切的理解，有区别地加以对待，有条件地加以利用”，“今天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价《汗简》，就要认真分清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既要看到它积极的东西，又要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9]此段评价非常中肯，我们在以后的研究中，就要以这种审慎的态度去利用《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材料，从而更好地发挥它的价值。

 

二、古文字学家们对二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

上面已经提到，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地下新材料不断被发现，特别是战国简帛资料的大量出土，引起了众多学者对战国文字和传抄古文字关系的理性思考，他们利用出土古文字和《汗简》《古文四声韵》传抄古文互证的方法，开始从不同角度来研究二者的关系。

（一）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呈现，晚清学者利用《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考释甲、金文已相当普遍，如前面提到的吴式芬、陈介祺、刘心源、方濬智、孙诒让等，陈伟武《试论晚清学者对传抄古文的研究》一文对他们的考释成果有较为详细的举证和分析，兹不赘述。近几十年，这种考释古文字的方法和成果有增无减，翻检《甲骨文字诂林》《金文诂林》《战国古文字典》这些考字的大型工具书，便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例如《金文编》[10]就有20余处引用《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古文说解字形。特别是随着包山、郭店、上博等几批大宗竹简的出土和发现，利用《汗简》《古文四声韵》考释古文字的例子更是触手可及。

《朱德熙文集》第5卷中《释》一文据《说文》“就”字籀文所从及《三体石经》《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等均为“戚”字古文，且就戚二字声音相近，从而认为甲、金文中的“”应释为“就”。[11]王辉重申朱德熙的观点，并利用新出战国古文字资料中郭店简《六德》“圣与智壴（矣），（仁）与宜（义）壴（矣），忠与信壴（矣）”中的“就”字，以及《五行》“兑（悦）则﹦则新（亲）”“不兑（悦）不﹦﹦不新（亲）”“而信之，新（亲）也”中读为 “戚”的“就”字，证明鄂君启节中的亦应释为“就”。[12]《战国文字研究（六种）·智屨考》一文据《汗简》《古文四声韵》“婁”字古文作，而释仰天湖、信阳简为“缕”。[13]这些考释结果都已成定论，《朱德熙文集》中其他用《汗简》《古文四声韵》考释古文字的文章也很精彩。

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昆”字及从 “昆”的字》据《汗简》《古文四声韵》“昆”、“混”下古文作者，从而判断郭店简《六德》“为弟也，为妻亦肰（然）”、“ 为弟绝妻，为妻绝弟”中的应释为“昆”字。其他一些从古文“昆”的字如，现在也都得到了正确的认识，应分别释为惃、绲、、裩。[14]

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结合包山简中的“隋”字和《汗简》《古文四声韵》“隨”字古文，释“（隨）山濬川”的首字为“隨 ”。并分析了传抄古文改从“圣”为从“左”大概是受二者古音相近的影响。[15]

赵平安《上博简〈三德〉“毋奡贫” 解读》据《汗简》《古文四声韵》《三体石经》“傲”字下所收古文，认为上博《三德》“毋贫”第二字为读“傲”的“奡 ”。并上溯到甲骨文，推断下部所从的“矢”当由“大” 写讹而成，同时，还分析了下部所从的“夫”亦当由“大”变来。[16]

上述几例也是用出土古文与传抄古文互证的精彩例子，值得我们借鉴。另如：

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认为 “𨥇为彝壶”第三字与《汗简》作略似；“𠳵（邻）邦难（亲）”第一字上部所从吅是古文“鄰”，见汉代碑刻及《汗简》等书。[17]张桂光进一步分析“𠳵”“盖以两口（表城邑）相邻表意，以文标声”。[18]

白于蓝《〈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正误一例》据《古文四声韵》“耕”字所收隶定古文“畊、”论定《成之闻之》中的 应为“耕”字而非原书释文中的“加”。[19]

《九店楚简》考释部分根据包山简中同用为人名的和《古文四声韵》“达”字所引《古老子》，将“是胃（谓）日”（图板8）中的释为“达”。 [20]何琳仪《郭店简古文二考》亦据《古文四声韵》而释《郭店》应为“达”字。 [21]

此外，何琳仪《〈汗简〉和〈古文四声韵〉古文》[22]、黄锡全《〈汗简〉、〈古文四声韵〉中之石经、〈说文〉古文的研究》 [23]《〈汗简〉、〈古文四声韵〉中之〈义云章〉古文的研究》[24]等从整体上利用出土古文字与《汗简》《古文四声韵》中的传抄古文进行对比研究，均得出与王国维“古文一系的材料与战国文字为‘一家之眷属’”类似的结论。

陈炜湛《碧落碑研究》分析碑文书体与字形，研讨了其用字特色。[25]江梅《碧落碑研究》也对碑文进行了整理和注释。[26]杨慧真《〈汗简〉异部重文的在校订》“利用汉字形、音、义相结合的特点，对《汗简》异部重文进行了周遍性考察，基本廓清了《汗简》异部重文的真正面目”。[27]国一姝《〈古文四声韵〉异体字处理讹误的分析》“从异体字整理的角度对释字与其所领被释字的非异体关系(包括通假和误释)进行考析，并据出土古文材料分析字形讹误情况。” [28]

近年来，由于郭店、上博等大批量战国楚简资料的研究热潮持续不衰，《汗简》《古文四声韵》这份传抄古文资料也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利用其中的传抄古文与出土古文字互证，是古文字学领域研究的主要趋势。学术界在借助《汗简》《古文四声韵》考释古文字的同时，也利用一些新出材料来考辨传抄古文字的来源和流变过程中发生的讹误。

 

（二）从音韵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汗简》《古文四声韵》虽然以释形为主，但也有释音者。所以，一些学者开始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二书中的一些问题。

王国维《书〈古文四声韵〉后》仅讨论了此书与《唐韵》《切韵》等分韵情况的个别异同之处。[29]

吕朋林《〈汗简〉音切考校（上）》 [30]《〈汗简〉音切考校（下）》[31]将《汗简》中四百多条音注与《广韵》反切作比较，帮助人们认识《切韵》音系和《广韵》的性质。

周祖谟《〈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辨异》根据二者名称不同、上声分韵多寡不同、韵次也不同等推测“《集古文韵》是因承夏书，而采取与《集韵》所本的一类的韵书改作而成的，两者非一书不能混为一谈”。[32]

何琳仪《释闧》根据“闧”于《古文四声韵》分属觅和窥字下，而觅是古支部字，窥是古锡部字，觅、窥为叠韵通假。幸赖《古文四声韵》保存了闧与窥的唯一线索，进而给伯闧父盨“正名”为伯窥父盨。并且举了其他释音的例子，如以纯释谆，以般释班，以雵释雴，以雳释毁等。[33]又以《古文四声韵》卷四第三十七號韵“号”作、“號”作，印证“虐”“唬”通假。 [34]

笔者《〈古文四声韵〉重文间的关系试析》中也举了书中大量具有假借关系的古文，如源-、焉-、性-、贤-等，并举出同时期出土文献或传世文献中的假借用例，与之相印证，同时反映出上古音的一些规律。[35]

在音韵学方面，有很多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如一些韵部的分合、韵内字的归属等，笔者在这方面知识欠缺，只能说一些比较浅显的看法。看过王国维、吕朋林的文章后，试想是否能有学者将《汗简》中的四百多条反切材料与《古文四声韵》中的分韵情况综合起来，因为它们都成书于宋代，后者又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展而成的。然后再和其前的《切韵》《唐韵》进行横向对比，和其同时代的《广韵》《集韵》进行横向对比等。笔者通过写《〈古文四声韵〉重文间的关系试析》一文，发现书中很多具有假借关系的古文都能在与它同时期出土文献或传世文献中找到用例，如果把书中具有假借关系的古文全面系统地整理出来，将会解决很多学者写文章时难以给某些假借关系的字找旁证的棘手问题。

 

（三）从训诂学的角度进行研究。

主要体现在书中具有同义换读关系的古文之间，它是不同于假借和形借的一种义借现象，是意义相同而写了别字。但这种“义借”关系却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古文意义的理解。

笔者《〈古文四声韵〉重文间的关系试析》中就列举了一些具有同义换读关系的古文。如丹-彤、续-赓、圓-、 -䄃、顺--若、釣-、福-等等。[36]徐在国《谈隶定古文中的义近误置字》将此类情况看作是义近误置字。[37]

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言,这方面的问题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有待于人们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从探究古籍版本源流及辨伪的角度进行研究。

郑珍《汗简笺正》中专门单列一卷，对《汗简》古文所出的71种典籍进行了一番疏理，从中可看出这些版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古尚书》《古孝经》等伪本、《三体石经》《碧落文》等历经转写字体讹乱变形的版本、《卫宏字说》等篇名有误。陈奇《郑珍对古文的研究》[38]、黄锡全《汗简书目注释》[39]在郑珍书目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汗简》所引书目的问题。

周祖谟《〈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辨异》根据二者名称不同、上声分韵多寡不同、韵次也不同等推测“《集古文韵》是因承夏书，而采取与《集韵》所本的一类的韵书改作而成的，两者非一书不能混为一谈”。[40]笔者将《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中的字形大致对比分析后认为，二者所收古文结构差异不大，但后者的一些字形比前者讹变较甚，如前者“祷”字所收《说文》（3.20a）而后者作（14a），前者“禍”字下所收《古老子》 （3.21b）而后者作（15a），左半“歹”已讹成“止”,前者“理”下所收《古老子》（G3.7b）而后者作（4b）等；甚至收入一些不见于前者的古文字形，如（元，21b，《汗文》），（珍，11b，《说文》）等。所以“两者非一书不能混为一谈”的结论应该是可信的。

舒大刚《论日本传〈古文孝经〉决非 “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将《汗简》《古文四声韵》与日传《古文孝经》中字形的对比研究，“找不出日传《古文孝经》与我国唐、宋时期流行《古文孝经》之间互相承袭的迹象”。[41]此文所用将字形作对比研究的方法比较可行，结论也是值得肯定的。

曹建国、张玖青《李商隐〈字略〉真伪考辨》通过对《汗简》《古文四声韵》所收《李商（尚）隐字略》中古文的考述和传世文献的记载，论定了李商隐著《字略》一书的真实性。[42]此文方法与上文类似，结论亦可信。

徐刚《卫宏〈古文官书〉考述》根据《汗简》和传世典籍中有关卫宏《古文官书》的记载，对有关资料进行疏理和考辨，指出清代以来论述此书作者应是卫恒而不是卫宏的证据不能成立。[43]

由于《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所收字的出处加起来有近百种，目前所能见到的仅《说文》《三体石经》《碧落碑》等，而这近百种典籍在传世文献中偶有记载。但很多传世文献的版本真伪难定，有鉴于此，很多学者将《汗简》《古文四声韵》中所收古文与传世文献记载相结合，讨论传世古籍版本源流及真伪。由于材料的限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性文章不多，仅见于上述几篇，但他们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这也是今后《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的一个很好的角度。

 

（五）还有一些综述类评价《汗简》《古文四声韵》的文章。

李学勤《汗简》[44]、曾宪通《论〈汗简〉古文之是非得失——读〈汗简注释〉有感》[45] 、陈荣军《〈汗简〉研究综述》[46]、顾新民《夏竦与〈古文四声韵〉》[47]等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二书进行了客观的估价。

由于以往关于《汗简》《古文四声韵》研究的综述类文章往往是简单评价二书的在学术界的地位和价值，本文不揣简陋，从以上不同方面简单梳理了它们的研究概况、谈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三、总论。

今天，我们要客观地评价《汗简》《古文四声韵》，首先就要辨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以审慎的态度去利用书中的传抄古文材料。以上五个方面的研究还都很零散，除了黄锡全的《汗简注释》外，还没有系统全面的研究专著，这有待于我们多方面的努力。在广阔的领域内，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和利用这份宝贵的传抄古文资料，从而更好地发挥它在考释文字、审定音韵、古籍版本探源及辨伪等方面的价值。

 

注：为行文简洁，引文作者均省去先生这一尊称，特此说明。

 

参考文献：

[1]陈伟武：《试论晚清学者对传抄古文的研究》[A]，《第二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1999年，第857页；

[2][3]李零：《汗简 古文四声韵·出版后记》[A]，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第4页；

[4]由于目前已有多篇文章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此处从简。原文可参看：

陈荣军：《〈汗简〉研究综述》[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44-47页；

陈伟武：《试论晚清学者对传抄古文的研究》[A]，《第二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台湾高雄：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1999年，第857-881页；

黄锡全：《汗简注释·自序》[A]，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23页；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9-81页；

[5]原文可参看：

陈荣军：《〈汗简〉研究综述》[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45页；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0页；

[6]曾宪通：《是对〈汗简〉做出正确评价的时候了——读〈汗简注释〉有感》[A]，《曾宪通学术文集》[C]，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7]李学勤：《失落的文明》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3页；

[8]张颔：《中山王器文字编·序》[A]，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5页；

[9]同[6]，第13页；

[10]容庚：《金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1]朱德熙：《朱德熙文集》第 5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 1页；

[12]王辉：《释、》[A]，《古文字研究》第22辑[C]，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46-149页；

[13]同[11]，第36-37页；

[14]李家浩：《楚墓竹简中的“ 昆”字及从“昆”的字》[A]，《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06-317页；

[15]李学勤：《论公盨及其重要意义》[J]，《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第 7页；

[16]赵平安：《上博简〈三德〉 “毋奡贫”解读》[J]，武汉大学简帛网站，2007年1月，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_php?id=497；

[17]张政烺：《中山王壶及鼎铭考释》[A]，《古文字研究》第1辑[C]，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9页；

[18]张桂光：《〈战国楚竹书· 孔子诗论〉文字考释》[A]，《古文字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7页；

[19]白于蓝：《〈郭店楚墓竹简〉释文正误一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2期，第91页；

[2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九店楚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87 页；

[21]何琳仪：《郭店简古文二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5期，第1-2页；

[22]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9-81页；

[23][24]黄锡全：《古文字论丛》[C]，台北：艺文印书馆，1988年，第433-464页、第465-488页；

[25]陈炜湛：《碧落碑研究》 [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2期，第27-33页；

[26]江梅：《碧落碑研究》 [D]，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27]杨慧真：《〈汗简〉异部重文的再校订·绪论》[D]，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28]国一姝：《〈古文四声韵〉异体字处理讹误的分析·内容提要》[D]，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2年，硕士论文；

[29]王国维：《书〈古文四声韵〉后》[A]，《观堂集林》第8卷[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2003年，第183页；

[30]吕朋林：《〈汗简〉音切考校（上）》[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1 期，第15-19页；

[31]吕朋林：《〈汗简〉音切考校（下）》[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2 期，第45-49页；

[32]周祖谟：《〈新集古文四声韵〉与〈集古文韵〉辨异》[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9年，第1期，第7-9页；

[33]何琳仪：《释闧》[A]，《古文字论集》[C]，《考古与文物》（光盘版）1980-1984年；

[34]同[22]，第57页；

[35]王丹：《〈古文四声韵〉重文间的关系试析》[A]，《汉字研究》第1辑[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241-242页；

[36]同[35]，第242-243页；

[37]徐在国：《谈隶定古文中的义近误置字》[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第6期，第25-26页；

[38]陈奇：《郑珍对古文的研究》[J]，《贵州文史丛刊》，1987年，第2期，第 115页；

[39]黄锡全：《汗简注释》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4-63页；

[40]同[32]，第7-9页；

[41]舒大刚：《论日本传〈古文孝经〉决非“隋唐之际”由我国传入》[J]，《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第 110-117页；

[42]曹建国、张玖青：《李商隐〈字略〉真伪考辨》[J]，《文学遗产》，2004年，第3期，第 54-60页；

[43]徐刚：《卫宏〈古文官书〉考述》[J]，《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第78-84页；

[44]同[7]，第71-73页；

[45]同[6]，第9-13页；

[46]陈荣军：《〈汗简〉研究综述》[J]，《盐城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44-47页；

[47]顾新民：《夏竦与〈古文四声韵〉》[J]，《南方文物》，1987年，第1期，第 86-87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09年4月24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09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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