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思明、聽思聰：紀念譚老師

雷敦龢

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說明

本人於1991年9月入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在譚樸森先生領導下，開始博士班的研究。1992年至 1993年我在北京社科院歷史研究所， 1993年9月回英國到1994年12月。1995年5~6月我在倫敦通過博士考試，然後離開英國。 1998年在美國Dartmouth大學參加郭店老子研討會再有機會與譚老師見面。我看到他的時段雖然不長，但是由於他是我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我們接觸的時間比普通更深。

前言

《視思明、聽思聰》是孔子形容君子的一句話，全文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這句話非常符合譚樸森先生。也許我們可以這樣翻譯：「君子會注意九件事情：用眼睛看的時候他一定要看清楚，廳別人講話他要抓住重點。表達自己內心的想法時他注意到溫暖，在人間關係方面他非常有禮貌。講話的時候他重視忠信，作事情方面他很尊敬。有疑問的時候他不怕問問題，碰到自己很難接受的事情就會想到避免發生更多的困擾。看到好機會的時候只想如何追求善。」以下我們用這句話反省譚老師的做人品質。

視思明

在郭店老子會議中，譚老師提供最有藝術、最仔細的文獻，可惜在出版時無法印刷他所使用的各種顏色，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要幫助我們了解出土資料與其他版本的關係，為此他把版本與版本列出來，用號碼、顏色、符號幫助讀者了解這些版本之間的關係，因而才能以科學的方式選擇最可靠的。他這樣很仔細研究每小部份。記得我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到了1994年年底我已經寫完，想安排考試時間，其實他那個時候還沒有看完我的論文，因為每次去看他的時候他會先提一件小事情然後這件事情提供一個多小時的討論。他那麼仔細看，就無法讀完！記得他對我說：「我不知道為什麼你那麼急？」其實，我就不願意留在倫敦，想趕快回東方。

譚老師的研究文獻法及版本研究是其他學者更有資格討論，也許是他對學術界最重要的貢獻。看起來很無聊、過分仔細，卻是非常重要，只有在此勞力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夠有可靠的版本，才能避免主觀的偏見。《視思明》是譚老師的風格，也是我們學術界應該保留的精神。

聽思聰

譚老師會非常認真地聽別人的意見，因此與他討論問題是很愉快的經驗，當然他的學問超過我的，所以他常講各種很有意思的小事情。他對語言研究特別強，能分析語言內的每一字每一辭甚至每一音。他花了很多時間研究語言與電腦的關係，不過最後好像沒有電腦公司能利用他的高見，結果到今天為止打中文電腦仍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現在必須用一個所謂「自然輸入法」，用拼音打的時候電腦應該提供最適當的辭，但是電腦自己會自動改變使得你必須一致檢查所打的字是否對。看起來電腦的設計缺乏譚老師對語言的研究，也缺乏他的聰明。這是現代中文世界的很可惜的現象。

色思溫

「色」在古文中有不同意思，在此應讀為臉上的表情。在此方面談老師一致保持他的溫良心情，很高興與人談話。第一次我與他談話是在電話上。我想來倫敦讀博士班，所以先給他或亞非學院寫信。不過後來沒有回信，而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入學，所以我從香港給他打電話，請他說是否接受他。當時他沒有意識到我需要很快知道學校會不會接受我，因此他什麼都沒有做。講電話時，他就明白，馬上說我可以放心，他會接受我而且會與入學委員會談，不用擔心。我看在台灣入大學的各種入學考試、各種條件和面試等，我非常高興我是靠人間的溫暖入學。聽說他生病的過程中他仍然保持平靜溫和的態度。

記念

也許其他學者、親友能繼續說明譚老師的美德，本人無法說很多。不是因為他沒有，但是由於我與他接觸的時間不多，還有因為我的記性很差。我無法記得具體的事情，日期地點都模糊。譚老師是否寫了很多學術論文我也不知道，因為我沒有很多機會繼續參加出土資料的研究或版本的研究。有時我可能記得譚氏的一個小故事，但是到了中間故事變成模糊。譬如，我記得他說小的時候他有一次在一個場合（也許在公車上）他開始講道理，如同他傳教士的父親一樣，給大家聽。但是這個故事與他兒子的故事混為一體，好像兒子（或是否女兒？）在中國講流利的華語，讓其他小朋友很驚訝。不過，到了美國（或英國）小朋友第一天從學校回家時說：「大家都將媽媽的話！」原來在家裡，譚氏講華語、夫人講英語，因此小朋友認為英語只有母親有資格講。

反省我對譚氏記憶的狀況讓我反省我們如何記得古人，其實也是那樣一句一話，有時可能有小故事，但是故事與語言分開，或那句話與其當時的時空背景已經完全脫離關係。《論語》就是這樣的書，零碎的一章一章，好像沒有多少關係，或若有，只是編者所加的，將同類的句子放在一起。也許我們今天的會議對譚先生也在進行類似的工作，我們已經開始編輯他的生傳，而且把重點放在他的學術活動，特別是他對出土資料的研究。

我們這樣做讓我想到馮友蘭先生形容愛因斯坦，從類型來看，愛因斯坦是物理學家而我們應該注意到他對物理學的貢獻，從特殊個體來看，愛因斯坦有某種性格、愛好等。在《新事論》馮友蘭先生認為我們應該研究文化的類別，從類型來學習，因此中國應該學西方的類型，即現代化、工業化。在同一本書中，馮先生也開始感覺到，除了類型，特殊性也重要，因此才說中國有些不可改變的基本文化特色。

我們今日會議分兩部份：出土資料與譚樸森先生的故事，也許我們可以說前者是強調譚氏的類型，一位研究出土文獻的學者，而且我們希望更多人學習他研究的方法，後者則重視他的特殊性格，他在生活歷史與喜好。從某方面看，後者不重要，學者只研究前者就可以。不過，如同馮氏在抗日戰爭發起時所感覺到的，我們不能完全放棄特殊性格，因為類型無法處理文化的特色。同樣我們學習譚先生的研究方式時，不必忘記他做人的特色。他對古文獻的仔細研究與他對親友的聆聽都一致，因此我選本文的題目時不能不想到孔子與《論語》。孔子的「道」與孔子的「作風」是一套，彼此互相說明。今日學術界常有明顯的公私之別，以學術研究當公，以個人私生生活當私。當然有理由，而且是好的理由，但是孔子與整體華人文化提醒我們，此公私之分不應該太過分，人是一個整體：個人生活模式與學術研究有彼此互動的聯結，相信這也是我們會議的最終目標。

寫完了上面的一段話，我剛好在讀Mirjam Pressler的Anne Frank: A Hidden Life (安妮的隱藏生活)一本書。作者編輯安妮的日記，而且認識很多認識安妮的人，但她也提到記性的問題，其中有一部分特別恰當：

大概我們對他人的記憶很像頓時畫圖的一幅水墨畫，本來在白紙上畫得很細，但過了幾年白紙黃化了，原來的顏色單調了。每次有人請你記得那個人，你再次將舊紙拿出來，為了協助觀眾你把線加黑，顏色加深，錯誤或誤會改善。也許由於本身很感動就加強原來的圖案，這是太容易的。安妮是什麼類的人？快樂嗎？那麼，多加點紅色吧。悲觀嗎？那麼，多加點藍影。當時的人是否承認她很特殊嗎？用粗黑線吧。每次問答使得那幅畫改變，最後你再看不到原來的細線，再不認識原來的顏色，那些暗示、猜測、疑問，致到你無法分清何為事實何為解釋[1]。

恐怕我們這兩天紀念譚老師亦是這樣的，當然從大家所提供的資料我們一定會對他有更深刻的影響，我們更能夠知道他做人的樣子，不過在此「必要的美化」中，我希望能夠在心理永保持那帶鬍子的笑容，那溫柔的聲音及充滿知識的言語，又是學者又是好父親的他，輕鬆地呼我：「Edmund…」。在充滿緊張的學術界中，我多麼幸福能認識Paul能於他學習，能有一位君子領導我。譚樸森先生 Paul 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