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学三题

朱渊清

上海大学

汉代经学有今文经、古文经之别是常识，今文学、古文学之别也多有人论述，另外一个差别尚未被认识，就是口头语、书面语的差别。今试作论述 ,并略及前两项差别。考虑题目未定，姑且暂命以《汉代经学三题》。

一．      今文经和古文经

汉武帝设立国家官学，西汉学官五经博士用的文本是当时通行的隶书文本，称今文经。汉惠帝除挟书律后，一些为避秦火而藏在民间的或是通过某种秘传途径流传下来的用战国文字写经书文本重新被发现，这些的经书文本则称为古文经。如汉鲁恭王坏孔子宅，在壁中发现了数十篇古文字经书，[1]河间献王所得民间藏书，[2]鲁国淹中所出《礼》古经，[3]河内女子发老屋所得书，[4]民间壁中得《尚书?太誓》。[5]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6]颜贞上献《孝经》，[7]文帝时魏乐人窦公献《周官?大宗伯》的《大司乐》章， [8]李氏得《周官》上献河间献王。[9]东汉时古文经仍有发现，如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10]今文经立于学官，古文经出现后，争立学官，从而引发了今古文经之争。

刘歆因校勘国家典籍，最早提出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于学官。哀帝令其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遭冷遇。刘歆于是写《移书太常博士》，批评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结果被诸儒攻击。光武帝时，韩歆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遭博士范升反对，韩歆、陈元等与之辩论，虽立左氏学，旋立旋废。章帝时，贾逵向章帝讲《左氏传》、《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今文家李育《难左氏义》，章帝诏诸儒论经白虎观，仍是今文学胜。前三次今古文经之争都以古文经告负。桓、灵间，何休、郑玄就《公羊》、《左氏》又展开辩论，此次争论纯粹在民间进行。仅就知识学习看，东汉书籍流布传授较广，学者得以博综兼览，已不必赖于立官之博士，这是当时一大进步。[11]

就古文经最终未立学官这个角度言，古文经未能取胜。但古文经学者以较纯粹的五经文本学术研究为目的，东汉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古文经，如卫宏、贾逵、马融、许慎、服虔、郑兴、郑众、郑玄、杜林等，卫宏的《尚书训旨》、《汉旧仪》，贾逵的《左氏解诂》、《周礼解诂》、《经传义疏》，许慎的《说文解字》、《五经异议》，服虔的《左传解》，郑兴的《校左氏条例章句》、《左氏训诂三统历》，郑众的《春秋难记条例》、《周礼解诂》尤其是马融、郑玄的遍注群经并及《孝经》、《论语》。

实际上，今古文经的区别本来就不象皮锡瑞说得那么泾渭分明，《儒林传》中孙期、张驯、尹敏、贾逵、张楷、刘陶等都兼治今古文，至所谓博通五经者尚多有之。不闻今古文相水火也。[12]汉代《毛诗》不称古文。《左传》汉初自张苍、贾谊后就一直有传承，刘歆时尹咸就能治《左传》，虽多古字古言，也并不见称古文经，及刘歆校祕书，始见古文《左传》；刘歆后从尹咸所学也当是汉代通行的本子。明确称为古文的唯有《古文尚书》。另有费氏《易》，号古文《易》，是一个与中祕所藏古文文本更为接近的本子。

二．      今文学和古文学

廖平作《今古学考》 ，[13] 不使用今古文经之说。东汉今学、古学之对立远过于今文经、古文经之别。[14]今学、古学之别起始于章句、训诂两种传经模式的不同，它们引出了不同的治学目的和方法。

今文经、古文经关系的是经的文本内容，训诂、章句关系的则是传经的方式。通常认为，今学者传学的是章句大义，走的是现实仕途，关心的是依托圣人经典阐释发挥的人伦政治大道。古学者则致力于训诂文字、比勘同异的学术研究。其实，今文经没有文本问题，自然偏重文意解释的章句就会多。古文经文本有异，自然文字训诂、校勘对比是主要问题。所以古文经学家基本作的是以针对文本文献的训诂，而今文经学家通常就会被认为是作章句的。其实，不相信古文经的今文经学家未必不作训诂，但因为没有不同本子的比勘对证研究，所以训诂成就通常就不会如专门做这一行的古文经学家来得大。古文经学家未必也不做章句，只是通解文意未能体现出他们研究新出土文献形成的专业优势而已。

所谓今学者，即博士章句之学。孔安国之学传至后代孔僖，《后汉书•孔僖传》记孔僖有二子，“长彦好章句学，季彦守其家业”，季彦之学是古学，是孔安国家传之学；而长彦之学是章句学，也就是今学，或称内学。《孔丛子》卷7《连丛子下》：“孔大夫谓季彦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内，皆为章句内学，而君独治古义。治古义则不能不非章句内学，非章句内学，则危身之道也。独善固不容于世。今古义虽善，时世所废也。’”可见与古学相对应的是当时风行的章句内学，也就是今学。所谓古学者，即是训故之学。自刘向、杜林、贾徽、贾逵、许慎、马融、郑玄以下，为训故之古学者日众。

汉代传经两种主要传授体裁，一是训诂，一是章句。[15]

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传诂（汲本、殿本作“训诂”），及校三统历。[16]

《说文》曰：“诂，训古言也。”章句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也。[17]

训诂是以今语解释古语。[18]《尔雅》为训诂渊薮。《尔雅》以今语释古语，以雅言释方言；其内容是五经训诂，而其释读皆是雅言。郭璞已指明，《尔雅》释词基本来自经传文字。黄侃也曾论《尔雅》与经传百家多相同关系。 [19]比如《仪礼?丧服》中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父、母、世父、叔父、族父、姑、外舅、外姑、舅、从舅、兄、弟、姊、妹、子、孙等称谓，俱与《尔雅?释亲》相同。《礼记?乐记》中“绍，继也。”“夏，大也。”也与《尔雅》相同。传中也含有对经文字义的解说，《尔雅》释词义同于《易传》、《谷梁传》尤多。[20]

《尔雅》成书非出一手，编订时间很长；[21]大体定型的今本约编定于战国中后期（个别地方有更晚内容“增益”，何九盈曾指出《释训》“鬼之为言归也”条[22]）。但古《尔雅》发韧于孔子早年学生编订师说，最早大概仅是汇取了《诗》、《书》文字训诂。

《尔雅》以今语释古语，其关于《尚书》内容正对应于《尚书》之今古文。[23]陈澧《东塾读书记》、其后 黄侃都曾详举《尧典》为例，证明《史记》引《尚书》者“而以训诂代之，莫不同于《尔雅》。”[24]孔安国为汉《书》博士，传今文经；但他身系孔子后代，又家藏并传《古文尚书》， [25]司马迁从孔安国学，当知《尚书》今文、古文之不同。

《毛诗故训传》本《尔雅》而作。《汉书•艺文志》录《鲁故》《齐后氏故》《齐孙氏故》《韩故》，并言“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颜师古注曰：“故者，通其指义也。它皆类此。今流俗毛诗改故训传为诂字，失真尔。” 实际上称“诂训”表示了它仿《尔雅》而作，笔者以为《毛诗诂训传》应是其本来名称，取名来自《尔雅•释诂》、《释训》。《释诂》、《释训》多释《诗》之名词。《毛诗诂训传》内容亦多袭自《尔雅》，骆鸿凯说：“《释言》……‘贸，买也’以下23句，皆依《诗》之次弟，不一倒置。”[26]《毛诗诂训传》与《尔雅》两书释义相同的共有680余条，其中480余条完全相同。[27]

毛诗主力训诂并多承习《尔雅》之学，或亦正说明其渊源有自，得传孔子早期弟子之学。其中本自《释诂》章最多。如：“卬，我也。”[28]“定，题也。”[29]“肃肃，敬也。”[30]“南风谓之凯风。”[31]“下湿曰陧。”[32]“潜行为泳。”[33]“豕，猪也。”[34]

有些语词《毛传》与《尔雅》颠倒为训。如：“福履成之”毛传：“成，就也。”《释诂》：“就，成也。”“蔽芾甘棠”毛传：“甘棠，杜也。”《释木》：“杜，甘棠。”“有马白颠”毛传：“白颠，白颡也。”《释畜》：“白颡，白颠。”“施于中逵”毛传：“逵，九达之道。”《释宫》：“九达谓之逵。”“江有渚”毛传：“渚，小洲也。”《释水》：“小洲曰渚。”

但也有极少部分内容两书释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如，“蛇蛇硕言”毛传：“蛇蛇，浅意。”《释训》：“蛇蛇，美也。”“胡为飘风”毛传：“ 飘风，暴起之风。”《释天》：“回风为飘。”毛传此处释义与《尔雅》不同，但“匪风飘兮”毛传：“回风为飘”，则仍与《尔雅》一致。再如：“陟彼岵兮”，“陂彼屺兮”毛传：“山无草木曰岵，山有草木为屺。”《释山》：“多草木，岵；无草木，峐。”此处《毛传》恰与《尔雅》相反。《说文》：“岵，山有草木也；屺，山无草木也。”《释名 ?释山》：“山有草木曰岵，山无草木为屺。”并与毛传相反。但显然汉代通行的说法是有问题的，段玉裁、陈奂就都以为《毛传》正确。说明《毛传》在大量采用《尔雅》训诂时，也并非盲目，而是择善而从。

《毛诗故训传》也非单纯的文字训诂。“诂”改称“故”也有其故，“故”在汉初官学确实与传、说、记一样，主旨在“通其指义”。《毛诗故训传》称之为“传”既表明“传”是统称；也表明在文字训诂之外，还“传通其义”（《诗?周南?关睢》孔疏）。《毛诗故训传》说解诗之义理，常有统括诗旨者，如“求我庶士，迨其谓之”毛传；有时亦兼涉历史本事。最明显如 “二子乘舟，泛泛其景”毛传。[35]

章句，也就是经说，是经师传经时对经文文义的解说。所谓“离章辨句，委曲枝派”，[36]清沈钦韩说：“章句者，经师指括其文，敷畅其义，以相教授。”一直到汉代章句都不是专门针对零星字、词的解释，而是整段逐句的文义解说。传、记、说等都是章句一类，也是经说。传如《春秋》之有《公羊传》、《谷梁传》、《左氏传》，记则如《礼经》之有《礼记》，口耳相传后书于竹帛的经说称“说”，他如阐发精微义理的“微”，参己见商讨的“议”，或亦可广称“经说”。

章句之名源自断句，“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37]“章决句断，事事可晓。”[38]最早的经学章句传统以为是子夏所作，《后汉书?徐防传》：“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后诸家分析，各有异说。” 

不同的句读自然意味着对经文的不同解说，不同的章句就形成汉代各家的家法。立于学官的家法则称师法。“汉兴，儒者竞复比谊会意，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辞，弥以驰远。”[39]“一经之学，数家竞爽，章句既异，舛驳非一。”[40]所以，《后汉书•胡广传》“儒者试经学”，《顺帝纪》作“诸生通章句”，《左雄传》作“诸生试家法”。

汉代章句不是专门针对零星字词的解释，而是整段逐句的文义解说，章句是经师授课的讲义，写定就成为他的经学学说，如“庆氏学”[41]、“桥君学”[42]、“樊侯学”[43]。

章句解说文义，广采博纳以饰其说，批评者以为“章句小儒，破碎大道”。[44]汉宣帝以后，繁琐章句，愈演愈烈。丁宽作《易说》三万言，还不算繁琐，故后来称为小章句。秦恭守小夏侯说，增师法至百万言，所谓“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秦恭秦延君，桓谭《新论》误作秦近君，《新论?正经》：“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这也即是《艺文志》所谓“说五字之文，至二三万言”。

东汉时，删省章句渐成共识。汉章帝诏：“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45]《儒林传下》：“诏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复重，以授皇太子。”桓荣受朱普学章句四十万言，以为浮辞繁长，减为二十三万言，后又删成十二万言。张奂也将牟氏章句四十五万余言减为九万言。由于不满于繁琐章句，很多学者精研经文而不再守各家章句，比如荀淑、韩融、卢植、班固等都不为章句之学。

三．      口头语和书面语

郑玄遍注群经，集群经解释之大成，完成了经学的一体化。郑玄注经的根本意义，在于“注”是明确针对书面文字的书写，而此前训诂、章句都是经师传经教学过程中口语的文字记录。这也就意味着，教师这个社会职业中区分出了对文本真伪负责的学者。正是郑玄通过注经，倡导了较纯的学术研究，确立了文字训诂、文献考据作为中国学术研究的根本方法。

郑玄无疑是最著名的早期使用“注”这种新形式的人，他遍注了五经，“郑玄以博学洽闻，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46]郑玄因为宗《毛传》，故为之作注，为别于为经所作的注，称笺。《说文解字》：“笺，表识书也。”笺是郑玄发明的对于传的注解体裁。郑玄说：“注《诗》宗毛为主，其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47]《毛诗故训传》就其称“传”而言，还是独立单行的。对于另一本经典《周易》，郑玄以《彖》、《象》附于上下二经之下，此前可能费直是最早小规模尝试这样一个开创性工作的人，他用《传》义分开释《经》文。

由于《后汉书》对“注”这种经学著述体裁的概念使用并非严格，我们对当时其他大学者有无“注”经尚不能论定。据《后汉书》本传，马融“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但《儒林传上》：“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说明马融为古文《尚书》作的是传，不是注。郑众著有《春秋牒例章句》、《春秋删》；贾逵《左传》著作包括《春秋左氏长经章句》、《春秋左氏解诂》、《春秋释训》、《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既有章句又有解诂；但也并不称注。

东汉的学术，与西汉有了大的不同，清儒皮锡瑞指出有两点，一是西汉学者专主一经，后汉学者则诸经兼治；另一点是西汉学者著述量少，东汉学者著述量大。这种学风的变化是与纸的发明密切相关的。[48]

东汉时期，纸迅速普及。与蔡伦的同时代的崔瑗《与葛元甫书》：“今遣奉书，钱千为貲，并送《许子》10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49]葛元甫名龚，永初（107—113）中举孝廉。信中崔瑗表明，自己因为贫穷只能用纸而不是缣帛写信。[50]东汉大学者马融《与窦伯向书》：“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51]马融弟子延笃《答张奂书》：“伯英来，惠书盈四纸，读之三复，喜不可言。”张奂《与阴氏书》：“笃念既密，文章灿烂，名实相副。奉读周旋，纸弊墨渝，不离于手。”[52]张奂说到他将朋友的书简反复阅读，以至纸坏墨损。[53]

纸张的普及使用，书籍数量激增和流通的兴隆，东汉的学者多能兼治诸经，如何休、许慎、蔡玄都能通“五经”、“六经”，出现“五经”、“六经 ”这样的总括性名称，意味着这三人的时代，经书已被看作是一套书籍。因为纸的发明和应用，写本易于制作，书籍的副本量及其差异同步增多，而且将民间的古文经学和官方的今文经学总合起来校刊注释也成为可能，大学者郑玄“遍注诸经，立言百万，集汉学之大成”（皮锡瑞语）。这些书籍如果是竹简数量将庞大无比，是缣帛则昂贵异常，而郑玄却是位“ 客耕东莱”的贫穷学者。笔者特别想指出的是，由郑玄开始的“注”的解经形式，所谓如水灌注，必须附经而行，不可能独立于经，夹注在经文中间的解释更适合 在纸上进行，在细长只容单行书写的竹简上是无法夹注的。新的书写载体促成了学术的新形式。

郑玄注经广涉制度、事件、文字等各个方面。其中文字训诂，是郑玄作注解释文字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法。郑玄《周礼注序》：“皆作《周礼解诂》……然犹有参错，同事相违，则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

《尔雅》、《方言》、《说文解字》以后，语言文字解释发展出诸如以音释义的新方法，郑玄在注群经中，大量使用音训方法。实际上，在他之前，马融即使用音训方法。比如《易?说卦》：“参天两地而倚数”，《经典释文》卷 2《周易音义》引马融注：“倚，依也。”倚、依双声为训。因声求义，是郑玄注解文字的主要方法。如：《诗?周南?关雎》毛传：“鸟挚而有别”，郑玄笺：“挚之言至也，谓王雎之鸟，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别。”《周易?屯》“而不宁”，《经典释文》卷2《周易音义》曰：“郑读而曰能，能犹安也。”《周易 ?说卦》“乾卦”，《经典释文》卷2《周易音义》引郑玄曰：“乾当为幹，阳在外能幹正也。” 《周礼?天官?冢宰》“胥十有二人”，郑玄注：“胥读为諝。”段玉裁对郑玄注经方法有深刻认识，《经义杂记序》说：

其于经学之当定者，必相其文义之离合，审其音韵远近，以定众说之是非，而己说为之补正。凡拟其音者，例曰读如、读若；音同而义略可知也。凡易其字者，例如读为、读曰；谓易之以音相近之字而义乃瞭然也。凡审知为声相近、形相似二者之误，则曰当为，谓非六书假借而转写纰缪者也。汉人作注，皆不离此三者，惟郑君独探其本原。

段玉裁评价郑玄对今古文“ 则善而从，绝无偏执”。[54]郑玄注《尚书》主古文，注《诗》用古文毛诗，但也兼采齐、鲁、韩诗，注《礼》兼用今、古文。比如：《仪礼?士冠礼》：“主人紒而迎宾，……礼如阼”，郑玄曰：“古文‘紒’为‘结’，今文‘阼’作‘醴’”，“紒”用今文，“阼”用古文，并予注明。

随着经典阐释的历时丰富，根本是书面语文本替代了日常口语，文字文本不再流动而可以批判，学术从教育中独立出来；确定性的知识增长也有了可能。在郑玄注五经、经注合写于同一载体——纸张的新形式出现后不久，西晋初年，面对新出土编年史记注的学术研究就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学科的形成。

荆州经学有替代洛阳太学的功能，宋衷正定了五经。虽然经典的五经文字经过正定，但教育教学还是口耳相传。

六朝出现了一种新的知识传播形式是对于传注的“疏”。牟润孙、[55] 尚永琪[56]研究“疏”的形成，都认为这种新体裁来自于佛教讲经的文本。其实经义讲说论难一直就存在于日常经学教学活动中。就称名言，最早的“疏”是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但陆疏只是针对毛诗的草木虫鱼进行解释。

义疏也称讲疏、文句义、义、疏等名。有关魏晋经学教学中讲说论难的记载非常多，如《经典释文•叙录》：“魏太常王肃，更述毛申郑，荆州刺史王基驳王肃申郑义，晋豫州刺史孙毓为《诗评》，评毛、郑、王肃三家异同，朋于王。徐州从事陈统难孙申郑。”通常经师讲，学生问，有时天子也会去主持经义论难。高贵乡公曹髦就曾幸太学，问诸儒《周易》、《尚书》义，博士淳于俊、庾峻等应答，辨析郑玄、王肃注异同。《隋志》记载《周易义疏》十九卷下就注明：“宋明帝集群臣讲”。又说：“梁又有《国子讲易录》六卷，宋明帝集群臣讲《易义疏》二十卷，齐永明国学讲《周易义疏》二十六卷。”

论难问答的文本记录不难理解，但多家不同的讲疏如何形式化地成为一种文本，其源则来自一种会集多家注的文本“集解”。也就是说，义疏的内容直接来源于经学教学过程中的辩难和讲说，但其形式则来自书面文本的集注。（这也是“疏不破注”原则之所有来。）皇侃《论语义疏序》：“侃今之讲，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诸人有可采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于何集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

义疏是为集解而疏，集解将各种传注与经文相合，是书面的文字会抄。如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分经附传，聚集经传为之注解，并称之为集解。其他如李颙《集解尚书》、刘寔《集解春秋序》、范宁《春秋谷梁传记解》、谢万《集解孝经》、何晏《论语集解》、孙焯《论语集解》、江熙《论语集解》等。何晏《论语集解序》：“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杜预书参考了张苍、贾谊、尹咸、刘歆、郑众、贾逵、服虔、许惠卿、颖容诸家说，范宁书则参考了董仲舒、尹更始、刘向、许慎、郑玄、何休、谯周等汉魏诸家、郑嗣、徐乾、江熙、徐邈等门生故吏、范邵、范泰、范雍、范凯等兄弟子侄之说。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义疏内容含义之斑驳杂陈。义疏或称隐义，《梁书•处士传》胤傅说：“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大概讲堂上的论难讲说当时就记在《集解》文本纸张的背面。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说：“按齐梁时何胤注书，于卷背书之，谓为隐义，背隐之义盖如此。由是推寻，则凡称音隐、音义隐之类，大抵皆从卷背录出，皆是前人隐而未发之义，当时别无书名，故即就本书加隐字以名之。”姚说略近其实，盖教学所用之经注文本，经师讲解，学生问答；以及疑难记诵之处，都记于书背，这就是隐义、隐音之来源。潘重规先生记巴黎所藏敦煌《毛诗训诂传》残卷（《伯》2669号），指出和伦敦所藏《斯》 10号相类，所注之音都书于当字之背，“苟非敦煌卷子尚存天壤间，将终古不得其解矣。”[57]《隋书•经籍志》有《毛诗音隐》、《毛诗表隐》、《毛诗背隐义》、《毛诗隐义》，《经典释文•叙录》：“郑玄《诗谱》二卷，徐整畅，太叔裘隐”，大概就是这类最早记录的文本。

唐贞观年间撰修《五经正义》，意为取其正义，去其外义，根据其序文和本疏所引，是采南北朝数十家义疏之说，据一家为本，删其所短，博取诸家之长以补充，并间申己意。如《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甝、顾彪、刘焯、刘炫等家而主刘炫。《毛诗》有全缓、何胤、舒瑗、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等而主刘焯、刘炫。《礼记》南有贺循、贺玚、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但当时仅见皇、熊二家，据皇氏以为本。因为科考所用，故经义必定于一尊，这也就是所谓“疏不破注”原则；南北朝诸家义疏，多求新意，所以删定其不守本注之说。其后，凡与正义所尊之注相违背之说，渐趋亡佚。《五经正义》成为科举时代士人读经以参加科举应试的标准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