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保訓》篇的“中”

（首發）

王連龍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中”是《保訓》篇的核心觀念，其涵義的釋說將直接影響到我們對《保訓》篇的研讀。雖然目前學界對“中”有所論述[1]，其中也不乏精見，但這個問題仍然存在進一步探討的必要。筆者關於《保訓》篇的“中”也有些自己看法，今略陳如下，並就正于同道。

在具體探討“中”涵義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其作一个通篇的考察。在《保訓》篇中，“中”出現於與舜、微有關的兩則史事傳說中，四見其用。那麼，這就涉及到四個“中”的涵義是否一致問題。就《保訓》篇的訓誡主題來看，其要求主題必須明確而集中。如果在涵義不同的“中”的使用基礎上，還要表達出一個用“中”治國的寶訓，這顯然不符合遺訓體裁，也有悖於常理。所以說，《保訓》篇四個“中”的涵義应当是一致的。同時，這種涵義的一致性還反映在與“中”有關的表述上。如文王用“中”四次，分別是 “求中”、“得中”、“假中”及“歸中”，這種形式如一的形象表述也可以佐證四個“中”涵義相同。這也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即“中”應是個有形之物，這一點也得到學者的普遍認同。

在四個“中”涵義相同及“中”應為有形之物的前提下，我們首先分析一下《保訓》篇的第一個“中”，即舜“求中”與“得中”。通過文王的敍述，可以知道舜曾親耕曆丘，進而“求中 ”，在“得中”後，為堯所舉，即帝位。顯然，舜“求中”至“得中”，是這則史事的主題，也是舜即帝位的一個直接原因。關於舜即位前的事蹟，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均有所載。最常見的事蹟莫過於舜耕曆山、漁雷澤及陶河濱。而事实上，舜在即帝位之前還有一件事情為大家所忽略，那就是營建宮室（“宮室”的涵義前後有所變化，考古發掘表明，在仰紹文化後期、紅山文化後期、大汶口文化後期出現許多中心聚落遺址，這大體與本文所講的“宮室” 相當）。如《史記·五帝本紀》在敍述舜耕曆山等事蹟後，載舜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即營建宮室。與《五帝本紀》記載相一致，舜營建宮室事還見載于《管子·治國》、《墨子·辭過》、《大戴禮記·少閑 》、《屍子》、《慎子·外篇》、《呂氏春秋·貴因》、《淮南子·修務訓》等傳世文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獻在記述舜營建宮室時，均以其與堯授禪位相聯繫，認為舜營建宮室與即帝位存在著因果關係。在傳世文獻之外，上博簡《容成氏》篇記載舜立禹為司空，治理山陵水潦，天下之民“始可處”[2]。也與傳世文獻載舜營建宮室事相印證。

如果說，上面的論述說明了舜“求中”與營建宮室有關係的話。那麼，接下來關於“求中”內容的闡釋，則可進一步證明“求中”就是營建宮室。在分析《保訓》篇所載舜“求中”活動後，我們可以知道其大體分為不違民欲、施惠遠近、易位測陰陽及四方之民鹹順等幾個方面。為了便於說明問題，我們儘量採用主題相同的禹、公劉、公亶父營建宮室的相關材料。如與舜“求中”相對應，禹營建宮室事見載于上博簡《容成氏》：“禹乃因山陵平隰之可封邑者，而繁實之，乃因邇以知遠，去苛而行簡，因民之欲，會天地之利夫，是近者悅治，而遠者自至。四海之內及四海之外皆請貢。禹然後始為之號旗，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東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鳥。”[3]通過比較，明顯可以看出禹“因民之欲”與舜不違民欲對應，“會天地之利”近者悅、遠者至對應施惠遠近，四海內外皆請貢對應四方之民鹹順不擾，而禹建旗號也與舜“求中”也存在著對應關係，下文將詳述。公劉與公亶父營建宮室事雖時代較晚，但與舜“求中”也存在對應關係。如《詩經·大雅·公劉》載公劉營建宮室之前，“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考察其是否適合發展農業生產，這與舜“求中”前親耕於曆丘是相對應的。而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更是與舜易位測陰陽相一致，即選擇適宜地點建築居邑。另外，載公亶父營建宮室事的《詩經·大雅·緜》，在描寫公亶父選定地點之前也提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謂其土地肥沃，適合農業生產。凡此種種相類記載，都可以證明舜“求中 ”就是營建宮室。

“求中”所指既明，我們再探討一下“中”的涵義。“中”字見於甲骨文及金文，其字義通常有旂旗、仲、中正、中日、中室、人名、測風工具以及由“中日”引申出與天文活動有關的“ 立表測影”[4]。當然，這些字義所屬的商代要比舜的原始社會末期晚得多。但就《保訓》篇而言，筆者認為“中”釋為旂旗還是比較合適的。

通過歷史學、民族學及文化學的相關研究，目前，旂旗由原始社會部落或氏族的標誌發展而來，具有立旗圈地、聚集成員的功能，已經成為學界的共識。而我們說，旂旗所具有的這些功能恰恰在舜營建宮室的活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

據傳世文獻所載，有虞氏發展至舜時，七世“微為庶人” [5]，其氏族有所衰落，後舜勵精圖治，復興有虞氏。這也與《保訓》篇中舜營建宮室的記載暗合。而在有虞氏的復興過程中，旂旗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史籍中，我們也可以找到許多相關記載。如“有虞氏之旂”[6]、“舜有告善之旌”[7]、“緌，有虞氏之旌也”[8]、“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9]等等，這些記載雖稱謂略異，但同為旂旗之屬是沒有問題的。上文在論述《保訓》與《容成氏》的對應關係時，曾提到大禹營建宮室，始為旗號。對此，有學者已經指出此旗號與原始氏族圖騰徽幟有關，意義在於按地域劃分不同的族群[10]。這是非常正確的。基於這種判斷，我們也可以說，舜所求的“中 ”與大禹始為旗號同指一件事情，那就是建立具有領導地位之象徵的氏族徽幟。

旂旗在作為氏族標誌之外，其所具有的集眾及圈地作用，更為學界所關注。如唐蘭先生就認為：“中者最初為氏族社會中之徽幟，……古時用以集眾。”[11]後來，胡厚宣先生對唐氏觀點又有所發展，主張甲骨卜辭中的“立中”，“是原始社會立旗圈地，開闢疆土的孑遺。”[12] 唐、胡兩位先生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在《保訓》篇所載舜“求中 ”活動中，舜不違民欲、施惠遠近及建造居邑，以致四方之民皆來歸順，正是旂旗集眾功能所在。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求中”之“求”，也可訓為“聚”。王引之《經義述聞·詩·萬福來求》云：“《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桑邑》篇‘萬福來求’。‘求’與‘逑 ’同，逑，聚也。”又，《逸周書·大聚》“王若欲求天下之民”，此“求”亦可訓為“聚”。如此，“求中”也就是聚 “中”，聚集在旂旗之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保訓》篇的“中”就是集眾的旂旗。另外，《大學》、《孟子·離婁上》、《呂氏春秋·慎人》等傳世文獻關於舜凝聚民眾的記載很多，也可與《保訓》相印證，不贅。

我們說，舜營建宮室主要有兩個內容：一是建立氏族徽幟，二是集民圈地，而旂旗正是這兩項活動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換句話說，舜“求中”之“中”就是指旂旗。

下面我們再談一下《保訓》篇第二處用“中”，也就是上甲微“假中”[13]及“歸中”。筆者認為，這個“中”也可以釋為旂旗。為學者所熟知，上甲微為其父王亥報仇的史事還見載于《周易》、《山海經》、《竹書紀年》、《楚辭》等傳世文獻。特別是，《竹書紀年》所載“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與《保訓》“ 微假中於河，以複有易”正相吻合。這種事蹟上的吻合已為李學勤先生所指出，近又有學者從文字學角度論證了“假中”就是“假師”[14] 。目前看，這個觀點是可以接受的。

那麼，這個釋為旂旗的“中”與義為軍旅的“師”有什麼關係呢？這一點前輩學者早有論及，如唐蘭先生論“中”為徽幟時，就提到“若為三軍，則中軍也”[15]。後來白川靜先生的“立中即任命中軍之元帥”[16]、胡厚宣先生的“立中”“當是為了軍隊駐紮、武裝墾殖”[17]等觀點，均在唐說基礎上進一步闡述了旂旗與軍旅的密切關係。與諸位先生判斷相一致的是，在甲骨文及金文中一些代表軍事力量的名詞多與旂旗有關。如甲骨文中的“旅”字從在下，以旂致眾之意。金文中的“旅”更形象地作（父乙卣），為眾人環繞大旗之形。正是基於這種密切關係，所以旂旗與軍旅往往可以互相指代。以旆為例，旆原指繼接旂旗的附帛，因其與旂旗成一整體，故亦可稱旗，《詩經·商頌·長髮》“武王載旆”可為其證。而在軍事行動中，這種旆經常代指前驅軍旅。如《詩經·小雅·六月》宣王北伐“織文鳥章，白旆央央”中的“白旆”就 為突啟敵陣的前驅所配。又如《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載：“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子元、鬥禦疆、鬥梧、耿之不比為旆，鬥班、王孫游、王孫喜殿。”文中“旆”與“殿”對舉，顯然指前軍而言。另外，《左傳》僖公二十八年“狐毛設二旆而退之”、襄公十八年“左實右偽以旆先”中的“旆”均代指前軍。應該說，這種旂旗與軍旅的互相指代關係，可以證明微“假中”的“中”即是指旂旗。

此外，就微“假中”上下文義來看，中——旂旗——軍旅的通釋也比較合適。上文已言，《保訓》篇的“假中”與《竹書紀年》“假師”事若符契合，只是《保訓》把“河伯”簡稱為“河”而略異[18]。關於河伯的身份，王夫之《楚辭通釋》以為古諸侯。值得注意到是，《竹書紀年》以“伯”稱之，顯然在戰國人看來，河伯勢力強大，非一般諸侯，而是當時霸主。而據《山海經·大荒東經》所載，“王亥托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有易潛出”。其有兩點給我們以啟示：一、王亥僕牛直至被殺均與河伯有關；二、河伯與有易存在著從屬關係。正是基於這幾點，才會出現上甲微向河伯假師以復仇有易之事。也就是說，微“假中”即“假師”存在邏輯上合理性。

基於以上兩點認識，我们认为，上甲微“假中”及“歸中”的“中”釋為旂旗是合适的。同樣，我們回顧前文已證舜“中”為旂旗的觀點，也會發現，與此處“中”的解釋相一致，甚至二者之間還存在著互證的關係。

那麼，旂旗與遺訓有何關係呢？要解決這個問題，還要從《保訓》篇的主題入手。在《保訓》篇中，文王遺訓的主旨就是要求太子發遵行“中”道。這個“中 ”道，文王是通過舜“求中”與微“假中”兩個史事傳說來進行說明的。那麼，這兩個史事傳說有什麼深層次的意義？在我們考證出“中”為旂旗後，才明白這是文王在說明旂旗聚集民眾、以勅軍旅的核心意義。顯然，文王是希望太子發理解旂旗的這種核心意義，並掌握這個核心。如果結合太子發的儲君身份來看，實際上，這是文王在強調周天子至高無上的政治核心地位。文王為西伯，得專伐之權，立德立威，天下歸心，《詩經·大雅·緜》“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即其立中之政治化形象描述。奔奏，即奔湊，言奔至輻湊。湊，彙集，若車輪轂之輻而向心輳集。猶今語之凝聚力，包括人心向背。所以，文王以切身感受來教導太子發明白“中”道，並在政治實踐中遵行這個“中”道。從歷史記載來看，在周初的政權建設中，這個“中”道明顯地得到了貫徹。這一方面表現在君權神授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的周天子天下共主的觀念上。另一方面則更為集中地體現于周初政治制度的制定：首先，周人在血緣宗法上建立了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使王位君位有所定分，排除了諸子及諸弟取得嗣位的資格。同時，嫡長子繼承制也在王位繼承問題上，剔除了民主制的殘餘，使其更具有專制性的特點。從而維護了王權，實現了同宗的輻輳。其次，周人又在地緣上建立了廣泛的分封制。周人建立政權後，在全國範圍內施行大規模的分封，這在史籍中多有記載。這些新封諸侯國不但數目眾多，而且獲封者多為周天子子弟、同姓及戚屬。所以說，這種看似分散和割據的地緣狀態，實際上大大加強了周天子對諸侯國的統屬關係，形成更為集中的王權，實現天下的輻輳。可以看出，文王遺訓的“中”道，在其身後的國家形成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施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王的“中”道還停留在政治的層面上，後來才為儒家抽象演繹為泛化而具有哲理意義的“中”，從觀念上完善其秩序精神。這一點筆者在“釋疑”一文中已有所涉及[19]，不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