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樸森先生印象记

(首发)

张海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初识谭樸森先生（Paul Thompson）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社科院历史所。当时历史所尚在建国门外日坛路6号，一天我乘电梯下楼正与谭樸森先生在电梯里相遇，彼此打了招呼，通报了姓名与专业，得知他来自英国，正在中国访学，后来我们在一层门口匆匆作别。依稀记得他当时身披风衣头戴一顶窄边小圆冒，显得随意而平凡。

92、93年之交，我有幸来到谭樸森先生任教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短期进修，与包括谭先生在内的英国重要汉学家有了密切接触，知道他祖籍爱尔兰，生于中国，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长期在英国供职；也知道他不仅是个中国通，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而且通晓日语、日本文化以及欧洲古今多种语言；同时得知他正热衷于用计算机编辑中国古代文献，并与台湾学者通力合作。记得有一次我曾与他抱着他的笨重电脑乘出租汽车去找人维修和请教。他做事的热情之高与干劲之大超出常人，年逾花甲却有股不知老之将至的勃勃朝气。

97年底到98年夏，我又在亚非学院做访问学者。查阅资料之余，还在谭樸森高级研究员的指导下写了篇介绍汉学家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的文章，同时，也请他审读了我所翻译的葛瑞汉的著作《论道者》中“墨子章”的部分译稿，稿面被谭先生涂得密密麻麻的，改正很多。只可惜那时没有麻烦谭先生把全部译稿通校一遍。这期间，我与谭樸森先生多次会面，古今中西，无所不谈，见面地点或在学校，或在他家，或在公园。其中一次在他家讨论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问题，我提到全球的时空“收缩”（shrinking ）与“ 压缩”（compression）、“同化”（integration）与“同质化”（homogenization）等概念，谭先生说，如果“全球化”真是像某些人所说最终将使全人类统一于一种文化的话，那他宁肯不活在这个世界上了；一次在他家还是亚非学院附近一个只许儿童及随行家长进入的小公园门口，谭先生提到所谓“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他说不尊重中国人乃无知之极，同时也说，据他所见，解放前上海外滩公园门口，并没有把“华人”与“狗”并列写在同一块牌子上；有次在亚非学院的楼道他同我讲，有人说造不出汽车的文明就不叫文明，并问我如何看待此说，我一时语噎……当然，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问世不久的《郭店楚墓竹简》与他的数年前离世的老友葛瑞汉。

初进谭先生的书房，一眼就看到书桌上摆放的葛瑞汉的照片。谭樸森先生每每同我谈起葛瑞汉的学术与生平，总是语速很慢，语调很低，满含着深情。人间真情如此，这使我很是感动。我在介绍葛瑞汉的文字中，曾将葛氏与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并举，但谭先生对此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葛瑞汉不仅是真正的汉学家，而且是纯粹的哲学家，他的学术著作都是靠一己之力独立完成的，这些都是别人无法与之比拟的。关于葛瑞汉其人，谭先生曾回述说，葛氏生前爱听音乐，尤其是听一种即兴演秦的旋律复杂且节奏含混的怪怪的印度尼西亚音乐甘美朗（gamelan）。在这种以打击乐为主的复杂繁沓、虚幻飘渺的乐曲声中，被他邀来欣赏音乐的朋友或学生早就耳鸣，目眩，头晕，而他却陶陶然乐在其中，似乎从中有所悟，有所感，有所拔得，这不禁使人想到中国古代的圣人孔子之与《韶》乐，庄子之与“天籁”。据说，葛瑞汉亦是一位主观性或曰主体性很强的人，时而主体膨胀而目空一切。谭先生的妻子玛霞 (Marcia  Cole)年轻时同葛瑞汉跳舞，葛氏总是踩她的脚，却不管不顾，独往独来。应该说，这种主体性很强的人是天生的哲学家，但不一定是或者更准确地说往往不是好的哲学史家。然而，葛瑞汉却成功地将哲学家与哲学史家二者兼于一身。像所有大学问家与哲学家一样，葛瑞汉亦是一位有几许传奇色彩的个性化人物。他的学生中流传着关于他的这样一个故事：一次葛瑞汉讲课，后背倚在黑板上，黑板上的粉笔字印在他的衣服上。一个星期后，他又来上课。当他转身往黑板上写字时，学生们惊奇地发现，一周前印上的字迹依旧赫赫然挂在他的后背上，于是乎教室一片哗然。对这则故事，谭先生持怀疑态度，我也半信半疑。但我希望它是真的，这倒不是为了说明葛瑞汉在生活上有多么的洒脱，而是因为我觉得，一位对学问执着痴迷的学者，一位对宇宙人生思之弥深的哲人，就应该是这样的。葛氏如此，谭先生亦然。

在谭宅我还发现，在他的书房墙壁上高高挂着郑板桥“难得糊涂”的横幅。其实，谭先生于学问之事特别精于思考，用心极深，用力甚勤，他的学术专著《慎子逸文》（The Shen Tzu Fragments，1979年）便是汉学校勘考据方面的杰出典范。而在为人方面，他却古道热肠，乐于助人，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谙“利润最大化”的商业社会的行为时尚。据我所知，他曾帮助不少青年学子讨论论文题目、审校论文，或向牛津、剑桥和伦敦等大学做求学求职推荐，或为路过伦敦的外来学者提供临时住处，或为同事主持婚礼、代看小孩。他给我的帮助自然也很多，在一次书信的落款处他曾自称是我的 “英国总代理”。胡适之讲：“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我看，谭先生的为学、为人远非“疑” 与“不疑”所能够概括的了的。而且，夫唱妇随，谭太太曾长期担任义务辅导员，每周定期乘车到离家不近的一所小学辅导母语年个非英语的移民子弟，分文不取。

谭先生家的后花园，我也有幸多次光顾。并且，其中的一段栅栏年久失修，摇摇欲倒，被我与谭先生拆除重建，这成了我俩共同切磋学术之余的又一愉快合作的历史见证。但多年后因警察夜间追捕流窜此地的持枪歹徒，而将其推倒。当然，这是题外话。

记得98年仲夏，谭家后花园栅栏上蔷薇丛中有一个鸟巢，几只雏鸟嗷嗷待哺，吱吱鸣叫，邻家的一只老猫总想袭击鸟巢，饱餐一顿。为了保护这些幼小的生命，谭氏夫妇则在楼窗旁轮流用望远镜监视，一旦发现猫接近鸟巢，便发出声音将其吓跑。那只猫我也见过，老而滑，大且肥，黑又亮，它时而高视阔步，上窜下跳，四处寻觅，仿佛要尝尽世间的一切美味；时而愁眉苦脸，龇牙咧嘴，抓耳挠腮，似乎背负着天下生灵的所有苦难。当时我本想为谭先生做一个弹弓子并教会他弹射方法，用来驱赶馋猫，但又怕他说我是“中国特色”。

有一次，在他家郁郁葱葱的后花园，谭先生告诉我，他的中国名字所以取英文谐音“樸森”这两个字，是因为他喜欢森林树木。接着，他谈到庄子的“材”与“不材”之辨，继而又提到先秦“不获二毛”的说法，他打趣地说，他现在正能享受此种优待。后来，他又对中国当代一度盛行的有关战天斗地整人的标语口号提出质疑。

我们知道，北宋张载的名篇《西铭》开篇即云：“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是讲，人是天地所生，藐然介乎天地之中。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人的身体，天地之间的主导便是人的天性。全人类都是同一父母所生的亲兄弟，其他万物都是人类的好朋友。在我看来，在谭先生的精神世界里就不乏这种天地一体、泛爱万物的宇宙大爱。

多年后我到伦敦参加一个有关英藏敦煌残卷的讨论会，与谭先生在会上不期而遇。会议期间我抽空到大英图书馆和亚非学院图书馆查找有关美国实用主义大师杜威（John Dewey）的著作，谭先生陪我同行，并用他的借书卡帮我借出数种。在图书馆借书期间，看到身躯高大且满头银发的谭先生，与我楼上楼下、回廊厅堂往返穿梭，忙得不亦乐乎，吾心难安。

再后来，美国汉学家艾兰教授（Sarah Allan）给我发来电子信件，说谭 樸森先生得了重病。

2006年春天我利用赴英之机去伦敦看谭先生，看到他除了大概由于化疗的缘故头发全脱外，气色尚好，精神还行，于是放心了不少。那天艾兰教授也如约来到谭家，她是借去欧洲大陆开会的机会绕道来伦敦的。我们在谭家后花园小叙片刻，然后一同去住在同一条街的汪涛博士家共进晚餐。临行前谭先生取了瓶酒往西服口袋里揣，结果不慎掉在地上摔碎，于是又换一瓶，这使我平添了几许不祥之感。后来，在汪涛家看到谭先生与大家相见甚欢，边吃边喝边聊，谈兴不减，活力依然，临近子夜分手时还意犹未尽，我心里又塌实了许多。

不想，07年初夏，艾兰教授突然转来汪涛博士发出的消息，说谭先生病情恶化，后又听说谭先生的儿女们已赶回家中陪伴，再后来得知谭先生进食出现困难只能靠吸吮冰激凌充饥，最后则传来我最不想得到的谭先生的噩耗……

谭先生生前多次向西方学者当面介绍我是“中国的绅士”。其实，姑且不说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前期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与后期畸形发展的商品经济及恶性膨胀的物欲主义还有没有绅士成长或存活的社会土壤，也不消说我们这一代“出生就挨饿，上学就罢课，毕业就插队……”的学人在知识和教养上是多么的先天不足、后天无补，至少“绅士”或“君子”对于我来说只是可望不可即的东西。然而，谭樸森先生无疑是曾经活生生呈现在我眼前的一位绅士，一介君子，一个好人。他好似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让后学我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他又如中文名字所示，像一片莽莽苍苍、蓊蓊郁郁的原始森林，浅学如我者对谭老先生的认知，不说是一叶障目或者只见树木未见森林，恐怕也是难免于片面和表象。毫无疑义，谭樸森先生留下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慢慢体会与分享。

2009年5月2日

本文是提交“出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009年6月13日-14日）的論文。

0455谭樸森先生印象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