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本《尚书》研究的重大进展

——读《古本〈尚书〉文字研究》

(首发)

叶玉英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今文《尚书》诘屈聱牙，素称难读。古本《尚书》由于夹杂了许多古文和俗字，就更加古奥难懂了。《尚书》学有不少聚讼千年的难题，如《尚书》的源流，今古文《尚书》经文的去伪存真，各种不同版本的古本《尚书》之间的源流关系，古本《尚书》文字的释读、文本的阐释，等等。林志强先生迎难而上，向难题挑战，在21世纪开初就确定了古本《尚书》的研究课题。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辛勤耕耘，他的努力终成硕果——《古本〈尚书〉文字研究》面世了。

《古本〈尚书〉文字研究》以顾颉刚、顾廷龙合辑的《尚书文字合编》为主要材料，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一）《尚书》源流与古本《尚书》；（二）古本《尚书》的序列及其源流关系；（三）古本《尚书》的文字特点以及古文与俗字、俗字与经书的关系；（四）对二十二个古本《尚书》隶古定字进行考释，并以此为基础总结出隶古定文字的形音义特点，揭示隶古定的作用以及隶古定字诡异的原因；（五）古本《尚书》俗字研究；（六）上博简、郭店简引《书》与古本《尚书》校议；（七）新出材料与《尚书》文本的解读；（八）据古本《尚书》论卫包改字。这些研究对于《尚书》学、文献学、文字学等学科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文字学的角度对古本《尚书》文字现象进行专题研究，在国内外尚属首创。

古本《尚书》中的特殊文字，既保留了许多古字形，也产生了不少新写法，有的可能还是独此一家的特殊字形，它们上可追溯商周以来的先秦文字，中可联系汉魏碑刻印章，下可联系楷书和俗字，对于探讨汉字的源流演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以往的《尚书》文字研究多为校证和考订，显得零散不系统。林志强先生接受过系统的古文字学和文字学研究的训练，有文字学研究的专长，他从文字学的高度对古本《尚书》的文字现象进行历史的、动态的考察，观察细致，研究深入，因此创获颇丰，所得成果也非常重要，主要有：1.揭示了孔传《尚书》文字的流变轨迹。作者对65个古本《尚书》中的特殊文字进行了字样调查，制成构形异同表，并进一步梳理每个字异体之间的关系，考察其演变的轨迹。其论证详实清晰，证据确凿，令人信服。2.总结分析了古本《尚书》的文字特点。林志强先生指出：从总体上看，古本《尚书》的文字特点是正体楷字、隶古定字和俗字兼而有之，存古形、显新体、示变化，体现出怀旧与趋新兼备、尊经与从俗并存的风格。具体来说，则有以下几个特点：a.异体繁多，一字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写法。这是由于隶古定字缺少规范，且古本《尚书》抄手非一所造成的现象；b.讹混。有形近义同相混、单纯义同相混、形近义不同相混三种情况；c. 古本《尚书》在抄写的过程中，常见使用“=”符。“=”符在古本《尚书》中的作用有三：一是表示字、词的重复，二是表示一个字中相同偏旁的重复，三是表示偏旁的省略。3.作者考定了古本《尚书》中的二十二个隶古定字，并进一步分析了隶古定字在形音义上的特点。在形体方面，隶古定文字在解散篆体的过程中产生了象形裂变、偏旁讹混等现象；在语音方面，隶古定的因声假借非常普遍，而且有些假借似乎已形成定势，有着长期沿用的系统，存在一定的变化规律；隶古定文字在意义上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同义字的替换，大致有四种情况：一是有关形义的替换，二是有关音义的替换，三是单纯义同义近的替换，四是形音义的综合作用。研究隶古定文字也要形音义三者相结合，不可偏废。至于隶古定文字诡异的原因，主要有笔画变异、偏旁移位、以借字为本字等。这些看法对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古本《尚书》中的隶古定文字以及其他传世典籍中的隶古定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4.作者还论列了九个（组）俗字之例，指出古本《尚书》中俗字的构形有草书楷化、构件或笔画的简省和增繁、偏旁讹混以及改换声符等四个特点。《尚书》中的俗字表明“经书不用俗字”只是一个神话。

二、对《尚书》古写本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

在书中，林志强先生为我们理清了《尚书文字合编》所收唐写本和日本古写本的序列及其源流关系，得出不少重要结论，主要有：1.日本古本写中，内野本和上[八]本渊源甚密，足利本和上[影]本如影随形。不过，四本同出一源，皆来源于唐写本。这说明敦煌等地所出的《尚书》写本和传入日本的《尚书》古抄本，实为一系，前者是源，后者是流。2.敦煌等地所出之编号不同的古本《尚书》或为一本所裂，或为前后相承。如伯3605、3615、3469、3169乃一本所裂，抄写时间当在高宗时或高宗后。伯5543、3752、5557原亦一本，乃天宝改字前一年写本。至于各本的抄写年代先后关系读者可参看该书第17页《古本〈尚书〉抄写年代简明表》，便可一目了然。3.在卫包改字之前，《尚书》传本已经出现今字本，而改字之后，古字本还仍然有所留存，卫包改字并非古字本和今字本的分水岭。作者所论，证据确凿，当无可易。

三、启发我们重新思考古书流传和孔传本古文《尚书》真伪问题。

通过作者的研究，我们对古书流传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通过梳理二十余种《尚书》古本的序列以及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林志强先生指出：“古书的传抄是在承继旧本又有所变化的过程中进行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书，肯定不可能完全保留其原来的样子，但也不可能面目全非。”[1]书中对隶古定字和俗字所作的个案分析和疏证，为我们揭示了古书传抄过程中抄手在文字使用上的主观性所造成的用字上的复杂性及其给后人解读带来的困难；作者还对卫包改字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探讨，认为古本《尚书》中文字的古今之变并非全是卫包所为。同时指出，《尚书》在流传过程中，在尊经观念并不严格的情况下，必然有古今杂糅的传抄之本，必然有今字之本以逐渐取代古字之本，当然也有古字本在不绝如缕地延续着，其情况并非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非此即彼，简单纯粹。凡此皆表明，古书的流传过程是很复杂的，其文本会因时因地或多或少地发生一定的变化，经典的传抄也一样。

东晋初梅赜所献的孔安国《古文尚书传》，自宋代吴棫、朱熹开始备受怀疑，特别是清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论定孔传本为伪书后，长期以来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是将孔传本古文《尚书》视为伪书。近年来，随着郭店简、上博简中有关《尚书》文字的发现，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又一次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林志强先生的研究生动、细致、详实地揭示了古本《尚书》流传过程的复杂性。他指出，就目前所获得的新材料而言，确实还不足以证明古文《尚书》是真正的先秦传本，但像《尚书》这样历经诸多波折的古书，要完全保留先秦的模样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以真、伪来评判孔传本古文《尚书》。我们今天看到的孔传本古文《尚书》是“层累形成”的。

四、语言文字学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

上述第三点的研究，涉及古书流传的通例和《尚书》传本的源流，已经可以看出其中所具有的文献学意义。除此之外，本书的文献学意义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将文字研究和文献整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为走面向文献整理的文字研究之路提供了范例。作者将上博简、郭店简引《书》中能与古本《尚书》直接对应的十二句文例进行对校，不但有文字学上的分析，还有文献校勘上的讨论。如“小民亦惟曰怨咨”句，作者在逐字分析了 “小”、“惟”、“曰”、“怨”诸字在形体上的异同之后，说：“末尾之‘咨’，今本《缁衣》、上博简、郭店简皆无，《尚书》传本此字当是后加，原因当是传《尚书》者误解上句‘咨（资、晋）’之义而归上读，故于下句末增‘咨’字以求对称。可见今本《君牙》确是经过后人的改造加工。”[2]

第二，注重运用语言学的方法解读文本，有语法分析，有语意指向和句法层面的考察。语法分析如《大禹谟》：“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其中“惟乃之休”句，内野本作“惟女之休”，足利本、上[影]本同。上[八]本作“乃”，旁注“女”。虽然“女（汝）”、“乃”均是第二人称代词，但在从语法的角度看，还是有区别的。句中“乃”或“女（汝）”是做“休”的定语，而“乃”做定语按例是不能加“之”的，可见此句作“女（汝）”要比作“乃”更为妥当，当以古本作“女（汝）”为是。这是古本胜于今本的一个例子。[3]作者又指出：“汉语意合的特点，有的时候需要将语义层面和句法层面分开看，透过表面的不同来考察其深层的含义。”例如，《君陈》：“凡人未见聖，若不可见；既见聖，亦不克由聖。”此句《礼记·缁衣》作“未见聖，若己弗克见；既见聖，亦不克由聖。”上博简《缁衣》第10-11简作“未见（聖），女（如）丌（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胄（聖）。”郭店简《缁衣》第 19简作“未见聖，如其弗克见；我既见，我弗迪聖。”其中明显的异文是：“凡人”二字，《礼记 ·缁衣》以及上博简、郭店简均无，而《礼记·缁衣》之“己”、楚简之“我”又不见于今本《君陈》。其中的差异，值得考察。作者对《礼记 ·缁衣》和楚简中的“其”、“我”、“己”的指代作用进行语意分析后指出：这些词都不是特指某个人的自己，而是泛指“任何人”的自己，在指称上与今本《君陈》的“凡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故今本《君陈》增加“凡人”，删除“己”、“我”，只是使前后语气一贯，而不是改变句意。《君陈》的这个句子，可以看出《尚书》的文本在传承的过程中确实经过增删调整，这是无可怀疑的。[4]

以上所论为笔者拜读《古本〈尚书〉文字研究》之后的一点心得体会，聊记数语，与博雅君子共同分享。由于笔者学识浅陋，难识真金，未能真正把握书中要旨，所以本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识之士关注此书，关注古本《尚书》研究的这一重大进展。

当然，正如林志强先生在结语中所说的，古本《尚书》的研究并未就此结束。他认为古本《尚书》中无论是文字的考证、文本的解读，还是《尚书》学史的研究，都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清楚。目前，清华简中的《尚书》材料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书之出，可谓正当其时。我们期待作者和有志于此课题的学者能带给我们更多新的创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