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复旦大学破格录取“三轮车夫”蔡伟直接攻读博士，令原本不被大众关注的古文字研究迅速成为舆论的热点，而四川省绵阳市考生黄蛉用甲骨文写高考作文一事，又令这一话题持续升温。媒体的争相报道和广泛关注，将著名古文字学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一下子由幕后推到台前。

　　尽管向来低调的裘先生并不愿对此事过分宣传，但面对舆论的众说纷纭，他深感有必要向大家纠正以往的一些偏见。而通过对裘先生的采访，我们看到了一个学者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1、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在这之前，说到裘锡圭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会表示茫然。因为裘先生所研究的东西，离我们是那样遥远。用前人的话讲，古文字研究叫作“用力多，收获少”，花了很多功夫，却未必能有明显的效果。尽管搞这种研究是人们眼中的“坐冷板凳”，不会带来一般意义上的财富，但是在古文献里又恰恰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髓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有人去研究，而裘先生正是这一类人里的佼佼者，他一直都默默无闻地研究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目的是为了让它能够传承下去。

　　裘先生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甲骨学与商代史”专业。在学习古代史尤其是先秦史时，他深感必须具有阅读和掌握古代文献的能力，因此对古文字十分注重，也花了很多功夫。尽管最初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古代史，但钻研进去以后，他发现其中还有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随着钻研的逐步深入，他对古文字研究的兴趣也越来越浓，便报考了当时的甲骨文专家胡厚宣教授的研究生。大学毕业那年，胡厚宣教授调入北京的历史研究所，裘先生也随师一同前往。“我毕业时正好遇到‘三反’运动，论文没有做，所以也没有正式毕业，我一般都会填研究生结业。”裘先生耐心解释道。结业以后，他便到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2005年正式调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重回母校工作。

　　年轻时裘先生学习非常刻苦，在刚分配到北京大学那些年，和一个家在当地的同事合住一个宿舍，平时他不敢看书到太晚，怕影响同事休息。可那位同事周末一回家，他便没日没夜使劲看书，实在太困了，就躺倒睡一会儿，醒了再接着看。多年这样坚持看下去，积累了大量的专业及相关知识。

　　尽管“文革”时社会动荡，好多人无心学习，裘先生却一直都安心读书，做了大量的卡片，也写了很多文章。所以打倒“四人帮”后，他很快便脱颖而出，得到学术界的认可。那时为号召向科学进军，全国树立了两个知识分子的典型，理科是陈景润，文科就是裘先生。《光明日报》和《中国教育报》曾花了整整一版的篇幅报道裘先生的事迹，而那时的他只有四十刚出头的年纪。谈到自己多年的治学之路，裘先生谦虚地说道：“一个人怎么才能干一点成绩出来，或许不仅仅是为名为利，但真正要长期坚持下去，真正要长期不断地出成果，关键是对你搞的东西有没有兴趣和感情。只要有了兴趣和感情，你就会有比较负责的态度，你研究出的东西也会比较谨严。”

　　裘先生做学问有一个很高的要求，叫作“对人宽，对己严”。别人的文章，即使有写得不好或不合适的地方，他绝不会将其批得一无是处。但他对待自己却是非常严格。如果一篇文章在出版之后发现有问题，或者有新材料需要补充，那么裘先生在再版时一定要在后面写上“编按”，对不应有的疏忽表示道歉，或者补入一些新的材料，所有的文章都是如此。一般人往往将错就错，大不了重新写过，但裘先生就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坚持对学术严肃认真的态度，从来不曾改变。

　　裘先生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每一个人。“中心”学生的刻苦努力在复旦大学是出了名的，整座复旦光华楼就属“中心”的资料室每天灯光熄灭得最晚，因为学生们都爱在这里看书。老生感染新生，整个“中心”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不光是学生，“中心”的老师也都在办公室工作到深夜。例如当上海博物馆所藏的战国楚竹书第七本出版时，由于是最新材料，学术界都非常关注，各种研究文章也会很快如潮水般涌现，裘先生领导下的古文字研究团队当然也不示弱，一从书店拿到书，“中心”主任刘钊教授便马不停蹄领着老师学生研读，然后分工去写研究论文，很多人都忙得一天一夜没有合眼。这些文章很快就发表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大家的汗水和努力，换来的是学术界的普遍好评。

　　2、辨才需待七年期

　　裘先生向来就特别注重提携后进。他早年便有很多仰慕者，很多年轻人给他写信表达对古文字的热爱，他总是认真回信，而每当发现一个好苗子时，他都特别高兴。

　　对于蔡伟也是这样。他实在不忍心看一个这么热爱古文献、并且对其钻研很深的人，每天蹬三轮讨生活，既然有条件，就该让他全力以赴地钻研。裘先生反复强调，对蔡伟的发现不是偶然的，也并非凭借他一人之力，“我们刘钊主任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他的很多老师也都感到应该帮助他。培养研究生跟整个中心集体有关，蔡伟来了以后，我们的老师跟他都谈得来，都像对待自己的学生一样毫无保留。同时包括学校、研究生院领导的努力，还有教育部领导的支持，才能做成这样一件事情。”不过在裘先生眼里，蔡伟读博只是刚刚步入正轨，今后要走的路还很长。

　　关于如今社会各界的各种观点，裘先生认为，有些看法是好的，它反映出我们在教育上存在很多问题，的确需要反省和谨慎，但也不宜对此事过分宣传炒作。而谈到高考的“甲骨文作文”时，裘先生神色有些不悦：“这是因招蔡伟这件事带来的坏影响，国家规定作文要用规范字，你怎么能够用古文字来写呢？对于年轻人当然应该给他一定的宽容，如果你真正对古文字感兴趣，好好学，本科毕业以后可以考研究生，但并不等于说我们一定会录取你，给予什么特殊待遇。”在裘先生看来，这两件事情的性质完全不一样，“蔡伟在好多方面的水平其实比我们一些专业的人还高。他一直都在念古书，可以说他念先秦、秦汉的古书比我们一些专业的人还熟，而且他还会动脑筋，大家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他解决了。要知道被我们特殊录取，人家是十多年的功夫，而且已经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有了一些自己的创见。所以这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我有什么特异功能就能发现他。想要凭借一技之长来走捷径，对此我们一点也不鼓励。”

　　3、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裘先生今年74岁，除了有青光眼外，身体和精神都不错。他的家位于复旦大学附近的书馨公寓里，室内布置简单而整洁，一间并不宽敞的书房被各种书籍堆得满满的，家里没有任何豪华贵重的东西。生活，是我们难以想象的简单。除了工作和休息时间外，吃过晚饭，裘先生就打开电视听听新闻，有时会由夫人念念报，但为了节省时间，必须是值得念的重大新闻，或者跟他自己有关，以及跟他业务相关的内容。在以前，裘先生工作之余还有许多兴趣爱好。比如他很爱看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也喜欢看电影，现在为了更好地搞学术，时间和眼睛都得省着用，只有对这些爱好忍痛割爱了。

　　“京剧我也很喜欢的，眼睛不好，听听是可以的。我太太当时买了李瑞环同志修订的全套《中国京剧音像集萃》，但是也没有时间看。”刘钊教授一直想拽他出去看看京剧，或者拉他去外面休养几天，但每次都被裘先生拒绝了。刘钊教授说：“他是一个心灵很纯正的人，我们偶尔还会上哪儿旅游几天，裘先生什么娱乐都没有，他就是把时间看得特别重。”只要有一点时间，他都要用到学术研究中去。

　　裘先生患有低压性青光眼，这是年轻时看书累出的毛病，他脑子里的东西很多，因为眼睛不好，不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它们都写出来，这实在是令人惋惜的。直到现在，裘先生还在看过的书和杂志上面做批注，也坚持做卡片。但他现在只能拿放大镜看文章，速度很慢，而且每天不能看太多，中心的老师给他看东西时，一定要打印成二号以上的字才行。好在平时有裘夫人无微不至的照料，严格叮嘱和监督裘先生一定要按时点眼药水、按时休息和透空气。也因为眼睛不好，这几年，裘先生无论去哪儿都有夫人陪同，因为他常常看不清楚迎面走来的人是谁，这时就要由裘夫人提醒他，跟对方打个招呼，否则，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裘先生摆架子，不理他们呢。

　　裘先生的夫人原先在中科院数学所做管理工作。正因为她的照顾，裘先生才能一心搞学术研究。虽然两人经常会吵吵嘴，但并不是真的动怒，往往有点互相逗趣的意思，变成了生活的调节剂。比如，裘夫人就常常不满裘先生的健忘。有一次，一个英国学者来做讲座，给裘夫人捎了一点治风湿的药。裘先生问得非常细致，一天吃几粒，应该怎么吃之类，还问了好几遍，在场的老师都深受感动。没想到过了几天，裘夫人就不高兴地跟他们说，裘先生回家之后，因为心思都放在学术上，把药的事情全忘了，问他什么都不知道。

　　前不久裘先生还去上海博物馆做了个讲座。问及今后的打算，裘先生和蔼地笑了，“就是让我退休了，只要我的眼睛还行，只要我有兴趣，还要继续钻研下去。对我们这种人，过去有个开玩笑的比喻，叫作上了‘贼船’，除了做这个，还能做什么呢？”

　　刘钊教授告诉我们，裘先生是他到现在为止所接触的学者里学问和人品都最好的一位，“他的人品和学问，我们称之为道德与文章，两方面结合得非常好。”也正是在裘先生的带领下，整个复旦古文字研究团队笼罩在一种严谨而热忱的学术氛围下，这在现代社会里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