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與孔子

(首發)

劉文強

臺灣中山大學

提要:本篇旨在探討春秋晚期兩位重要人物晏子與孔子，而以二者之家世、身高與勇三項為討論重點，從而論證二人外在看似有所差異，但是行事做風、功業成就卻有著極為驚人的相似性。至於二者對於後世之影響，更可謂不分軒輊。由春秋時代演變至戰國時代，二者在行事上、學說上、思想上都可謂是關鍵性的人物，其中變化的過程，值得更多且深入的探討。

一、     前言

社會階層流動的成功事例並非起自後世，至少自春秋時期便已出現，如春秋之初，鄭莊公有祭仲，齊桓公有管仲，晉文公有士五人之外，另有陽處父等。此數人者，皆先世不明，出身低微，其後各有際遇，留名史冊。春秋後期事例茲多，晏子、孔子則可謂最具代表性者。然上述人物除晏、孔外，或及身而亡，或如管仲雖有後裔，德不彰顯，縱然也有一二子孫繼世，終未能著書自立，留名後世。總而言之，既有令德於當世，為後世傳頌；又有著述流傳者，乃至開宗立派者，唯管子、晏子、孔子耳。再析而論之，《管子》一書，世多疑其出於稷下學者所集，多數篇章與管子本人無關。且春秋早期亦無學派可言，世雖傳《管子》之書，其言行之述甚少，難認定其與管仲有何密切關係。相較之下，《晏子》一書，其成書雖有各種說法，就其中所載而觀，多為晏子一生言行記錄，可無疑義。至於《論語》書中所載孔子言行，更眾所週知。唯歷來少有將晏子與孔子二人相提並論者，蓋《晏子》一書既不為學者所重，書中亦難免真偽雜揉，是以不受重視；至於《論語》一書，世所共知共信，二書在學者心目中的份量難以相提並論。故二書之傳，命運不同，其重若此，其輕若彼，亦非無故。晏子與孔子二人世代相接，其家世背景又甚相同；二子之立身行事，又極類似；二人之政治上之功業，亦可謂難分軒輊。然世論孔子、《論語》之專書論文，汗牛充棟，連篇累牘；反之，論《晏子》其書其人，相較之下，可謂僅見。至於就晏、孔二人之比較，更未見費心。對此二位春秋學術開端時代極有影響力之人物而言，若不斟酌比較，殊為可惜。本人以為，晏子、孔子二人之異同及其對後世之影響，雖未獲得足夠的重視，但是在先秦學術源流與變遷上，仍然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本人因就二人之家世、身高與勇等三項為題，略論二人之異同，以就教於學者云。

二、     家世

晏子與孔子二人相同的部分之一，就是雙方的家世皆非至顯至赫。或曰孔子之先曾經如何發達，但是到了孔子之父叔梁紇時，也不過位居大夫而已。至於孔子，更無庸論，說詳下。晏子位階或許稍高一些，也不過就是大夫，比孔子的出身未見高貴截然。[1]我們以時代為序，首先論述晏子，《史記‧管晏列傳》：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 [2]

竟不及其先祖名號，《索隱》云：

名嬰，平謚，仲字。父桓子，名弱也。

晏子之父桓子晏弱見於《左傳 ‧宣公十四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3]

觀人論世，皆極中肯，顯見其胸中素有所懷，日後事功非僥倖而致。除上引之外，晏桓子之重要事蹟見諸《左傳》者如下：

《左傳‧宣公十七年》：

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4]

《左傳‧襄公二年》: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5]

《左傳‧襄公六年》:

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6]

晏桓子卒於魯襄公十七年，《左傳》云：

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為大夫。」[7]

晏桓子以上，莫明來歷。上引《史記 ‧管晏列傳》載晏嬰為「萊之夷維人」，則其先萊人，至其父晏弱奔齊仕為大夫歟？然則晏氏於萊或有來歷，一旦入齊，竟為寒門小家，終不得比國、高、崔、慶之豪門強宗，于鬯香草校書云：

春秋時齊晏氏為齊世民，嬰父弱，謚桓子，桓子以上無聞焉。《管子‧大匡篇》有晏子，房玄齡注但謂「平仲之先」，不能實其人，其家世之微，亦可見矣。[8]

于氏的推論甚為中肯，唯家世之微而能奮起者多矣，非晏氏一家而已，如鄭莊公時祭仲，齊桓公時管仲、甯戚，亦其類也。至於孔子，又何嘗不然？《史記 ‧孔子世家》：

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陽虎絀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9]

季氏饗士，孔子自以為能與會，卻被陽虎毫不客氣的趕走：「季氏饗士，非敢饗子也。孔子由是退」。陽虎固然是小人，但是從他這句話之瞧不起孔子，不把孔子當「士」，當場把孔子驅離會場來看，正可反證孔子當時身分之低微。晏子雖然繼承父蔭，起家大夫，身分比起孔子要高，但是晏弱的出身仍是個謎。故晏、孔二家之出身皆可謂寒微，是二人相同之處：其不同者，那就是晏家世譜不得而詳，而孔子的先人卻是大有來頭，〈世家〉云：

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是歲，季武子卒，平子代立。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10]

孟僖子命孟懿子師事孔子，以及順帶提及的孔子先世一事又見《左傳‧昭公七年》，唯文字略有一、二不同而已：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11]

即使孔子的先人曾經在宋國有過如此顯赫的家世，但是避難到魯國之後，家道中落，以致孔子出道時「貧且賤」，能夠擔任的工作，也不過是「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這種小吏賤職，稱不上什麼光宗耀祖的事業，甚且還要被勢利鬼陽虎欺凌。但是可堪注意者，晏子固然家世不顯，孔子雖曾有一段傲人先祖，但是其先祖對二人毫無庇蔭之功.。倒是二者的父親，都曾努力向上提升，至少也都位居大夫，不過對二人的助益仍有差異。晏子之父晏桓子戰功顯赫，受賜也多，及其死，晏子也已成人，踵嗣父業，繼為大夫。比起孔子少貧且賤，只能出任賤職，又被勢利鬼瞧不起來說，可謂一帆風順。其中原因當然與叔梁紇早死有關，沒有父蔭，在任何時代都很辛苦，何況春秋當時？其實孔子之父叔梁紇也曾經力求表現，獲致戰功，深受當時魯國大貴族孟獻子讚嘆，《左傳 ‧襄公十年》：

晉荀偃、士丐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12]

叔梁紇等數人力大英勇，戰陳不懼的形象，受到魯國大貴族孟獻子的讚嘆：「有力如虎」，其受孟氏肯定若此，是否因此而為孟獻子薦為大夫？[13]還是他在此之前已為大夫？未敢斷言。總之，叔梁紇位居大夫無疑。但孔子出生不久，叔梁紇便過世，故孔子不得父蔭可知。上引〈世家〉文云：「孔子貧且賤」，《論語》中孔子自云：「吾少也賤」，皆其實事，歷來也都不以為諱。其後孔子幾經努力，先為中都宰，後為司空，相於夾谷，謙稱從大夫之後。縱然如此，也不過就是大夫，與晏子的位階無別。總而言之，晏子與孔子俱無顯赫家世，二人之父親各有功勳，俱居大夫之位。但比較之下，晏子可謂順利，其父晏桓子戰功既多，且在其成人之後，桓子始卒。故晏子雖無祖業，至少也有父蔭，順利繼父位而為大夫。孔子則無此幸運，其父雖有戰功，但不幸早卒，孔子時仍在幼少，不得繼承父位，故其少時既貧且賤。唯孔子能奮發向上，終於以好學知禮而為大夫，終與晏子無別。由是觀之，謂晏子與孔子二者為相同出身，相同身分之人，尚非過論也。

三、身高

在上節中，我們討論了晏子和孔子的家世，認為二人俱家世不顯，是其同者之一。雖父蔭不同，但俱能揚名天下，是其同者之二。立身行事，顯名當世，更為後人所敬，是其同者之三。但是二人又有什麼相異之處呢？除了出仕順逆有別之外，我們從文獻資料中發現，晏子與孔子最可注意卻少為人注意的差異，恐怕就在二人的身高。因為二人在身高上的差距，可謂天懸地別。通常天賦身材的差異，通常都會形成不同的觀點或立場，這點容易理解。但是儘管有這麼極端的差距，如果二人在某些觀念上竟然呈現一致的看法，是否更值得我們注意？因此我們必須對比二人的身高，以為論述的依據。但是古尺與今尺單位長度不同，因此我們須將二人的身高由古代的計尺換算成現代的數字，就能夠明瞭二人身高倒底有多少差距了。

為了討論身高的問題，我們必須先知道春秋、戰國時代有關身高的幾個常見且重要的數字，一個是七尺，一個是五尺，另外一個則是九尺。前兩個數字又有相對應的年齡，可以做為判定身材高矮的參考標準；至於九尺，更有特殊的意義。我們首先看七尺，《周禮‧地官．鄉大夫》：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14]

《荀子‧勸學》：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15]

《呂氏春秋‧士容論．上農篇》：

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16]

由以上的資料，可以知道春秋戰國時代，七尺是長大成人的標準身高，通常長到這個身高時，大約也就是十六歲或以上。至於五尺則是童子的標準身高，《孟子 ‧滕文公上》：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17]

《荀子‧仲尼》:

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18]

《墨子‧旗幟》：

守城之法---死士為倉英之旗，竟士為雩旗，多卒為雙兔之旗，五尺童子為童旗，女子為梯末之旗---。[19]

《墨子‧雜守》：

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為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 [20]

《晏子春秋．諫下‧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五尺童子，操寸之熛，天下不能足之以薪。[21]

《晏子春秋．外篇．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義也。[22]

《管子‧乘馬》：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犁，童五尺一犁，以為三日之功。[23]

《韓非子‧解老》：

故以詹子之察，苦心傷神，而後與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24]

《呂氏春秋‧孟春紀》：

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25]

由上引資料可以知道，七尺是一個當時成人的標準身高，五尺則是童子的標準身高。七尺以上，如有八尺身材，便足以為得意，《晏子春秋‧內篇‧雜上晏子之御感妻言篇》：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去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26]

晏子之僕身長八尺，比起當時常人足足多出一尺，若是而意氣揚揚，亦不足怪矣。幸而他的妻子深明大義，要求其夫以晏子為學習對象。此人終能去自抑損，而為晏子薦為大夫，可謂佳事一樁，能收入《晏子》書中，以為後世之訓。

在上面所引的案例中可以看出，如果當時人身高八尺，便足以意氣揚揚；若是九尺，人憐自憐，乃理所當然。若身高猶在九尺之上，其自豪的程度，又將若何？身材的高矮對一個人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對一個人的人生志業，生命取向，或是面對問題時應對的方式和態度？以上數點,尚就當事人自身而言，應有其自處之道。相對地，就一般人如我等而言，在看到高矮不同、面貌不一的人物時，會有怎樣的第一眼印象？反之，別人對待我等，會不會也採用同樣的標準或方式？我們當然不應以貌取人，以免一時不察，看不出對方的真本事；或一時不察，誤信對方本事高強。但以貌取人，即使孔子都不能避免，他曾說出「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歉語。[27]通常一個人如果長得不夠高、不夠俊，實在很難讓世俗有過多的期待。若是低於標準身高太多，如七尺不足，而為五尺，就更難免遭人先入為主的看低看扁。如果連孔子都不免如此，又怎能怪得了平常人呢？反之，若是當時有人身長九尺，乃至九尺以上，是否會得到時人更多的期待？以此而論，孔子的身高是否給他帶來額外的好處呢？〈世家〉云：

孔子長九尺有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28]

按：春秋時一尺的長度約為現代 21公分，換算起來，孔子的身高為201.6公分。雖非世界第一，即以今日而言，依然可列長人之林。蓋自上古至春秋時代，九尺六寸的身材，將足以躋身聖王之林，《孟子‧告子下》云：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29]

文王十尺，湯九尺，這兩位都是名聞天下的聖王。曹交身高九尺四寸，比文王不足，比商湯有餘。以此英姿，竟連當個肉食乘車大夫的機會都無，只能「食粟而已」。相對於那些七尺、六尺，乃至五尺之人，便可位居大夫，食肉乘車，毋怪其感慨萬千也。至若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時人異之，終得聖人之名，亦可謂名實相符也。反觀晏子，他的身高究竟有多少，能否有曹交之歎呢？目前所見相關材料雖不一而足，但皆不足以令晏子興曹交之歎，亦不足以令時人異之也。

曹交感慨其身長九尺四寸，竟不得為聖人，食粟而已。如此身長，猶有所憾，其不知足甚矣。蓋不足九尺，身長八尺者，可以為晏子僕，而意氣揚揚；若八尺不足為七尺者，雖常人，將無所自憐，亦無庸自卑。等而下之，為六尺者，其視七尺者將若何？再等而下之，六尺不足，長僅五尺者，視七尺者將奈何？視八尺者，將奈何？視九尺者，將奈何？視九尺六寸者，又將奈何？孔子身長九尺六寸，而晏子的身長呢？根據《晏子春秋》的記載，則晏子身高實不足當時成人七尺之標準，上引《晏子春秋‧內篇‧雜上》 ：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去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30]

據此記載，晏子身高為「不滿六尺」，而其御者身高則有八尺，意氣揚揚。其後御者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此固佳事一椿，故傳者錄之以為訓。唯文中所謂「不滿六尺」，那最多就是五尺餘了？而所謂五尺餘，恐怕也只是為晏子保留顏面，不要說晏子身高如五尺，甚且還不滿五尺？因為一旦身高只有五尺，那就是僅如童子的身材。一個貴族，如果身高只有五尺，在尚武好勇的春秋戰國時代，不敢行暴虎、憑河、戰陳等勇者應為之事，豈會受到時人重視？又有什麼尊嚴可以自持？身高五尺尚且如此，萬一連五尺都不到，那麼就是連兒童都不如了。果真如此，豈不太有傷尊嚴？因為一般人心目中的偉人，必須高大魁梧，才有足夠威望，領導服眾。如果心目中的偶像身材如侏儒般矮小，會造成大眾失望的心理，《史記 ‧孟嘗君列傳》：

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31]

這些活該的趙國人也太過分了，英雄不問出身低，何況身高低？何必以身材論英雄？不過話說回來，一般人的心理就是如此，身材矮小者，總讓人覺得似不能承擔重任；反之，身材高大的巨漢，便令人有更多的期待。「文王十尺，湯九尺」，都當上了聖王；孔子身高九尺六寸，「時人異之」，皆其顯例。此種對身材高大者有著相當期待的心理，自古己然，那些趙人亦不過人同此心而已，又有何錯？且孟嘗君當日不受其父靖郭君重視，固然以其五月五日出生；但是他只有五尺的身高，難道不是因素之一嗎？[32]因此，當未見孟嘗君的廬山真面目時，常人的心目中的孟嘗君應是如何高大魁梧，如是才足以符合聖人賢者的規格。可是一旦見到孟嘗君的廬山真面目,心中的幻像頓時全滅。因為眼前的孟嘗君是如此短小，連一般身長七尺之人都足以應付，怎可能成大功，立大業？怎可能承擔賢能之名？身長五尺尚且有此不愉快的遭遇，若是五尺不足，又當如何？事實上，有關晏子的身高還有其它記載，而且更矮，連五尺都不到，這對這位春秋時代的名臣晏子而言，將情何以堪？以晏子的賢大夫的名聲而言，難道還有會要故意毀謗他，故意製造一個不實的故事來破壞他的形象？還是他真的就是這麼短小，傳者述其實情而已？劉向《列女傳‧賢明傳第十二‧齊相御妻 》：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榮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怪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為大夫，顯其妻以為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為其善也。[33]

《列女傳》的記載基本上應與《晏子春秋》出自同源，但是在敘述晏子的身高上，卻從「不滿六尺」變成了「不滿三尺」，整整差了一半。據上引資料，可知身高五尺僅是兒童的身高，一位五尺高的貴族，身材如此短小，已經夠令人難堪；若是連五尺都不到，甚且不滿三尺，會讓人有什麼觀感？至於當時是否有三尺之人呢？《國語‧晉語四》：

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34]

韋注：

僬僥，長三尺，不能舉動。侏儒，短者，不能抗援。[35]

春秋時代不但有三尺之人，還有特定的稱呼，不能舉動、不能抗援，都說明了矮小之人不會有多少力氣。沒有力氣，怎能成為勇士？怎能暴虎、憑河、上戰場殺敵立威？《列女傳》載晏子身不滿三尺是否過於誇張呢？是否不足採信呢？《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中有一條這樣的記載：

今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36]

五尺童子力皆過嬰，這句話若屬實，那麼晏子的身高三尺的記載便極可信。非但如此，五尺童子可以撂倒晏子，也可以擺平齊景公，那麼晏子和齊景公真是寶一對了。我們回到晏子，如果晏子的身高真的連三尺都不到，試問他在面對一般身高七尺之人時，能夠殘存多少自尊心？七尺尚且如此，若是面對身高八尺的車夫時，晏子又將何以自處？再往上看，若是面對身高九尺六寸的巨人孔子時，晏子又會是什麼想法？反之，當孔子看到身高僅五尺乃至僅有三尺的晏子時，會不會像日後的趙國人看到孟嘗君時一般，大失所望？會不會像看澹臺滅明一般，又看走眼？在《晏子》以及其它文獻中，頗有晏、孔雙方互看不順眼互相詆毀的記錄。除了政治立場這個因素之外，身高的差異，是否也是原因之一？另外，身材這麼短小如晏子之人，還有多少能力或勇氣對人凶悍狂暴？還會對人耍狠鬥勇嗎？反之，身材高大，膂力過人，就一定會以力凌人，好勇鬥狠嗎？晏子與孔子固然身材絕異，或許也都互看走眼，但是二人在觀念行事上是否就必定截然不同，還是頗有相同之處呢？

四、勇

關於孔子勇的表現，主要見於夾谷之會，此事見於《左傳‧定公十年》、《史記‧仲尼世家》、《孔子家語‧相魯》等文獻。[37]孔子之勇如此，晏子是否也和孔子一樣能展其大勇呢？晏子在齊靈公時名位未顯，雖然在言行上恭謹自守，也足以呈現其良臣之質，但終未有機會展現其勇的一面，《左傳‧襄公十八年》:

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38]

就算平陰之役，齊靈公畏懼怯戰，晏子能說的也只有「君固無勇」，或許可以反證晏子不畏懼戰陳之事，但不足以證明晏子的勇究竟到達多高的層次。直至齊莊公因色致禍，齊國政情突然險惡，眾人或心存觀望，或附逆崔、慶。晏子在此時刻，卻意外地，或說是被迫必須表現出「勇」的一面，《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39]

崔杼背靈公之意而立莊公，趁廢立之際，大權在握，本來便不把莊公看在眼裡。其後與莊公發生利益上的衝突，他更毫不猶豫地更立新君。至於齊莊公更是愚而自用，以為養了一批勇士，便可為所欲為。伐伯主、淫人妻，其死固宜。莊公所養的勇士食其祿，忠其事，殉死亦宜。但是其他未受莊公尊寵，未因此得到好處的人，有什麼必要站在崔、慶的對立面？至於能夠乘機火中取栗者，更是倚權附勢，自動地歸順到崔、慶一方。另外，還有少數的人，既不受寵，又不肯附逆，如晏子之輩，在廢立之際，又遭受到什麼樣的對待呢？《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40]

此事又見〈內篇‧雜上‧第五莊公不用晏子晏子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第二〉: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嘳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弒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41]

能死未必勇，唯勇者有時以死明志。當莊公被弒，晏子被問到是否要為莊公死時，晏子的回答時：「獨吾君乎？吾死也。」也就是說：莊公為一國之君，臣下必須殉死時，那麼齊國該殉死的何止晏子一人而已？當晏子被問到是否要出奔時，晏子的回答是：「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莊公之死又不是晏子一人之罪，若要出奔，齊國該出奔者何止晏子一人？當晏子被問到是否回家靜待，晏子的回答是：「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 ?」晏子認為：國君死了，等於是國家亡了，又有什麼家可回呢？當國君為社稷而死，則臣下自有義務同殉社稷；國君為了社稷之故出亡，臣下自有義務隨君出亡。反之,若是國君為了逞一己之私欲，為人所弒或、所出，在此情況下，若不是國君私人的私暱之人，又有什麼義務、有什麼理由隨國君而死、而奔呢？

時窮節乃見，在最危險最艱困的情況時，能否堅持一貫的信念，對任何人而言，都是最極端的考驗。不能通過這種試驗者，未必都是壞惡之人；但是為了堅持自己的信念，必須犧牲自己的生命時，還能不懼不移，那才是真正勇者的表現。平常以勇力自許之人，是否比起一般人更能堅持？或者一般平常之士也會激於義憤，不惜身命，所謂「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者。但是慷慨赴義易，從容就死難。若論晏子當時，竟究是何種情況呢？是突然地激於義憤，因而慷慨赴義呢？還是從容赴死呢？從上引《左傳》和《晏子春秋》的記載看來，書寫得實在稱得上保守，只能說二者都記載了事件的結果，但也都並未針對現場做真實的描寫。反之，我們對照《晏子春秋》中的另一篇相關的記載，就會瞭解當時的場面是多麼的凶險，因而才能凸顯晏子是多麼地臨危不亂，充分地展現其勇者不懼的形象，〈內篇‧雜上‧第五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崔杼既弒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棓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子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虆，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42]

這一篇記載為《左傳》所無，但仍屬合理且可信的記錄。畢竟這麼驚險的場面，如果出於偽造，那麼也太過逼真了。也幸而有這麼一篇記錄，使我們瞭解到，在崔杼大權在握、躊踷滿志的那刻，強迫眾人接受崔、慶為主的誓詞，是多麼輕而舉的一件事。膽敢違背崔、慶的命令，不惜身命以求公義，是多麼不容易的行止。試看當時場面，崔氏「以甲千列環其內外」，凡與盟者皆須「脫劍而入」，先解除私人的武裝，以免他們臨時起意，拔劍行刺；接著脅迫眾人：「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讓眾人在暴力之前低頭，被迫接受崔、慶的合法性。但是就算受盟，若被崔慶認為「言不疾，指不至血者」，也就是心不甘情不願者，同樣是戟劍相繼，毫不留情。晏子不肯脫劍而入，崔杼以其名重齊國，特許。但即使晏子受崔氏如此看重，若敢不受盟，將大有喪崔杼威嚴，依然是戟拘其頸，劍承其心。僅管如此，在晏子之前已有七人因為不從合崔、慶要求，當場遭其下令處死。此七人固足以為義矣，不幸史未載其言辭耳。其他不附逆者，如上引《左傳》中所載之齊太史兄弟不畏強禦，從容赴死，與此七人可以相互輝映矣。但是晏子的表現比起此七人和太史們又如何呢？當晏子在那生死交關之際被要脅附逆，自盟以表態時：

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者，受其不祥。」

晏子依然大義澟然，不屈不撓地：

奉棓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弒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

不在意崔、慶的權勢，不畏懼死亡的威脅，義無反顧地說出他心內想說的誓辭。也許因為晏子深得人望，也許還有其它因素，崔杼並未立即處死晏子，反而再度威逼利誘：「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在此生死關頭，順崔氏非但得生，又得利祿，試問有幾人有勇氣拒絕？但是晏子的回答是：

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虆，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

晏子這段回覆崔杼的言辭，充分說明了晏子心目中勇為何物.若遭人以死相偪,就嚇得喪失自己原來的志向,這不是勇者應為之事.此外,為了眼前短暫的利益 ,就要違背自己的忠誠,背叛原來的國君,這不是君子所應為之事。所以晏子回答崔杼「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不因生命受到威脅，就苟且地順從逆命；不因利益的誘惑，就背棄自己的信念。也許已有七人不從崔、慶而死，也許太史一家為據事實書而死，晏子在當日不是唯一生命威脅的一人，但他所展現的勇氣，仍非常人所能及。在生死關頭威逼利誘之下，最能檢驗一人的道德人格，其最足以為晏子對照者，李斯是也。晏子能通過最嚴格的考驗，其至德大勇，可無疑矣。崔杼欲殺晏子，為人勸阻，蓋以晏子名重齊國，對崔杼又無直接且嚴重的威脅，因而放過晏子。晏子逃過一劫，離開險境，他的御者想要加速逃離現場，晏子依然鎮定如恆，表現出真正勇者不懼的典範：

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

歷經如此緊張驚險的場面，晏子依然不疾不徐，從容而行。因為「疾不必生，徐不必死。」看得開生死，看得透富貴，才能心平氣和的觀物應世。否則鹿跑得夠快了，結果還不是被人類捕捉，成為桌上飧？「鹿生于野，命縣于廚，嬰命有繫矣。」知命有所繫，則心有定見，才能不屈於勢，不回於利，做一個忠於自己信念的人。為苟全性命，便倉惶失措，策馬狂奔，適足以讓人看穿，亦不過苟且偷生之徒而已。

以上是晏子在面對生死關頭所表現出的大勇，值得世人尊敬。但是這麼驚險的場面畢竟不是天天都有，何況如此大勇只要展現一次也就夠了，總不能要求晏子時時刻刻都如此吧。因此在一般的情況下，晏子對於勇的看法又是如何呢？在晏子所處的時空環境下，通天下皆好勇力之士，這時一個時代的風氣。雖然，齊莊公以好勇不好德而亡，是否會給予繼承者一個鮮明的教訓？似又未然，因為在當時的風氣之下，非但齊莊公好勇力之士，即使齊景公也未免於此，唯不若莊公之甚耳，〈內篇‧諫下‧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景公曰：「善。」迺飾射更席，以為上客，終日問禮。[43]

景公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不想要從選射之禮中發掘勇力之士，也就是捨正途不為，而是找尋一些未經科班訓練出身的勇力之人。或許這些人的勇力會較選射出身者為佳，但是晏子認為，若是重用這些只有勇力的倖進之徒，其可能好處遠遠不及其可能的危險。晏子認為勇力之士尤其須經過禮的訓練，因為「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這些未受禮薰陶過的勇力之士，必目無君長。一旦不合其意，「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殺其長。」本來想要這些勇力之士殺敵保國，反倒遭其侵凌殺害。至於那些受過禮薰陶的勇士，則必不為此弒逆之事。這個看法，與孔子訓練子路時所持的態度有何不同？二人時地雖異，卻殊途同歸，可見其理同也。[44]

至於景公時最有名的三勇力之士，則在晏子的計謀之下同時自盡，即世傳二桃殺三士的故事，〈內篇‧諫下‧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烕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眾而桃寡，何不計而食桃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授挑而起。田開接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授挑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45]

此條甚長，主要的內容在三勇士自述其勇雖為勇士，亦能識破晏子計謀雖知晏子計謀，竟不能逃死晏子雖不以勇稱，但知謀過之，終為齊國除害。文中先述此三勇士恃寵而驕，看到晏子卻不行禮，反倒是擺出不屑的態度：「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或許此三人是瞧不起晏子短小，不足以興起敬意。此三勇士恃勇而驕的行徑，正是晏子深不以為然之處。上述這段記載強調的重點是：勇士必須「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烕敵。」也就是說勇士必須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才可以禁暴威敵。否則憑其天生蠻力，作威作福，小則興風作浪，橫行不法；大則弒君殺長，謀逆叛亂。這個觀點與上一條完全相同，強調若不遵此道而養勇士，這些勇士「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養了一堆目無長上的大爺，只會以勇力欺負自己人，不過是另一種驕兵悍將，對國家的禍害，曷可勝數？晏子非無勇者，也不是一味地排斥勇士。他只是認為勇士必須循之以禮，才能真正為國所用，而不至於造成禍害→莊公不明此理，而有弒逆之禍。景公若不引以為鑒，繼續豢養有勇無禮的勇士，下場將與莊公何異？綜合《晏子春秋》等文獻記載，景公似遵用晏子勸諫，不養無禮勇士。終景公之世，雖無大成，亦無禍害。

五、結論

通常學者不會把晏子和孔子相提並論，卻也不太注意二人活動的時代相同，活動的環境基本上也無二致，其所處的時代風氣也無差別，所以二人在許多方面都有極其相同或相似之處。既然如此，那麼二人的相同或相似之處倒底有那些呢？是否也有一些截然不同的差別呢？經由以上的論述可知，晏子和孔子二人在家世出身上，都無門蔭；其仕途全靠自身努力；都位居大夫，亦可謂無分軒輊。其立身行事，不卑不亢，終為名臣，也可謂相同。二人皆不尚血氣之勇，都要求深思熟慮，成其大勇。至於晏子能以死明志，不屈不撓，尤為可敬。這些都是二人相同或相似之處，也都是值得後人景仰和學習的地方。

但是何以兩個身材如此極端差異，天賦勇力完全不同之人，卻有者對勇相同的概念？晏子身材矮小，無勇可言。若他不主張血氣之勇，讓人容易理解。但他絕非無勇之人，他在崔杼弒君廢立之際，以死生脅迫群臣順從之時，能不卑不亢，展現其大勇的一面，亦可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這種膽識，這種勇氣，非常人所及。相對之下，孔子身材高大，在當時被目為有聖人之質，卻並未走上時人所以為的勇者之途，反而自修自勉，不以暴虎憑河之勇為事，比起身材矮小的晏子來，是否更為難能可貴？孔子非但自我要求如此，他的學生縱有天生之勇力，孔子亦告之以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孔子能深思熟慮，因而成其大勇。雖未受過「直兵在心，鉤兵在頸」這麼驚險的生命威脅。但他於夾谷之會時所展現的大勇，亦非常人所能及，亦應不下於晏子。晏子和孔子這兩個人身處相同的時代，面對相同的時代風氣，擁用截然不同的天生條件，卻走上了相同的一條路。更有甚者，他們二人的觀念與當時流行的、或應該說是正統的觀念完全不同。這是他們自創的新路，還是在深思熟慮之後，在他們的活動的時代裡，開闢出一條不為時人所重，但卻是為所應為之路？在他們之後，戰國時代的學者，究竟是那些人物、那些學派真正以這二人的這種觀念為圭臬，信奉不渝？他們二人所持「勇」的觀念，是否僅傳承於一般所認定他們所屬的學派？還是對不同學派的人物，也都能看到同樣的觀念？他們二人所持勇的觀念，對戰國時代造成了什麼影響？例如孔子為儒家開山始祖，他對勇所堅持的信念，是否一直為其後世儒者所遵循？孟子與荀子二家對勇的看法孰與孔子更為接近？又如晏子頗有學者以為與墨家關係密切，蓋其書中曾有「墨子聞之曰」云云。晏子對勇所堅持的信念，是否為墨家學派所遵循？儒、墨二家之爭，世所共知。但儒、墨二家是否也有相同之觀念？這些問題，非本文目前可以解決，就有待進一步的追尋和探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