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封泥補釋五則
(首發)
大丙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館,收藏了大量周秦漢唐陶器、戰國秦漢磚瓦和戰國秦漢封泥。路東之先生編著的《問陶之旅》將該舘藏陶精華 於一編,極值得暫時無法赴舘觀摩的研究者感謝。李學勤先生在為此書所作的序中說,“即使純粹從考古學以及古文字學的立場來看,《問陶之旅》也提供了許許多多需要深入分析研索的標本,數量之多,涉及之廣,不是幾句話介紹得盡。最引人注目的,或許應推封泥和瓦當、磚文”。最近將《問陶之旅》粗粗閲讀一過,隨手記下幾則有關該舘所藏封泥的短札,今寫出向大家請教。不當之處敬請批評。
一、 御府帑府
《問陶之旅》披露了一批近兩年在距相家巷遺址不遠的六村堡遺址發現的秦封泥,“其内容與相家巷遺址封泥相關相類閒有部分相重又頗多差異。其時代界綫、印文内容、書法風格、封緘痕跡諸多方面都表現出較相家巷秦封泥更爲複雜的情況。”[1]其中有一方“御府金府”封泥,照片如下:
編者作有特別介紹:
御府金府封泥出土數量較多,泥多碩大橫長,封緘形制特別。[2]
按“御府”是秦官署,過去在秦封泥中已發現不少“御府之印”、“御府丞印”封泥。[3]學者對“御府”職能已作過考釋説明:
御府,官署名。秦置,漢沿之。為皇宮内收藏皇帝金錢財寶及衣物的機構。《史記·李斯列傳》:“御府之衣,臣得賜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屬官有御府令丞。顔師古注:“御府主天子衣服也。”王先謙《漢書補注》:“續《志》御府令、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漢書·霍光傳》:“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採(引者按,“採”為“采”之誤植)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引者按,“與從官”三字當屬下句讀)。”[4]
但秦“御府金府”封泥則為前所未見。西漢有“金府”(詳下),《霍光傳》所說“發御府金錢”正是“御府金府”一類機構職掌的反映。此外,《漢書·王莽傳上》:“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這大概也是“御府金府”這類機構職能的反映。
此書還收錄形制比這方“御府金府”略小的所謂“秦御府寑(?)府封泥”,長3.2、寬3.3、厚1釐米:
其與“御府金府”不同的關鍵一字,已有殘損,編者打問號表示存疑,但其主要筆畫仍然清楚,釋為“寑”字實不可信。估計與此有關的封泥大概只有一枚,故無從由其他封泥推斷此字的釋讀。按所謂“寑”字,下从“巾”、右上从“又”(從“又”旁在印面所處位置及其大小看,其上當無筆畫,故不可能是“攴”旁,所以就可以排除其為“幣”字的可能),在“巾”旁左側還有一道略作屈曲的竪筆。結合這些情況和文義,也考慮到與“金”字意義的相關,我認爲此字必定是“帑”字,略作屈曲的那道殘畫應是“女”旁表示手臂的那一筆。《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著錄的430和431號兩方西漢時代半通印,文字分別如下:
釋文為“帑府”、“金府”,[6]是我們釋“御府帑府”的堅證。
《說文·七下·巾部》:“帑,金幣所藏也。从巾,奴聲。”段玉裁注:“此與府、庫、廥等一律。帑讀如奴,帑之言囊也。以幣帛所藏,故从巾。……今音帑藏他朗切,以別於於(引者按,此“於”字疑衍)妻帑乃都切。”[7]古書多訓“帑”為“金布所藏之府”、“金帛舍”、“藏金帛之所”等,[8]但是根據段玉裁的意見,“帑”之从“巾”,是因爲它是“幣帛所藏”,所以“帑”本來應該專指布帛藏所。如果我們把“御府金府”和“御府帑府”放在一起,這一點就會看得更爲清楚。前已交代,“御府”在秦漢時代的一項重要職能是主管天子衣服,其設“帑”是再自然不過的。《東觀漢記》卷八《劉玄》:“更始至長安,居東宮,鍾鼓帷帳,宮人數千,官府閭里,御府帑藏,皆安堵如舊。”[9]說的雖是兩漢之交的事情,但正可作為上述釋讀的旁證。由“御府金府”、“御府帑府”兩方封泥可知,“御府”下屬機構的設置,基本上是“漢承秦制”的。
二、秩宗之印章
古陶文明博物館藏有一方西安出土的封泥,長4、寬3、厚3.4釐米,照片如下:
《問陶之旅》一書,對這方封泥的説明為“漢宗之印章封泥”。[10]把封泥的第一字釋為“”,從字形上看是有問題的。《說文》“尤”字篆形作“”,秦漢文字中的“尤”字字形作:
(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
(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
(《漢印文字徵》)[11]
與所謂“”字右旁顯然不合。其右旁實應是“失”。《說文》“失”字篆形作“”,云“从手、乙聲”,從秦漢文字字形看,這種分析是不正確的。秦漢時代“失”字作:
(睡虎地秦簡)
(馬王堆帛書《老子》乙本卷前佚書)
(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12]
漢印有“秩”字:
其形體與我們所說的這方封泥都是接近的。《封泥攷略》卷八著錄新莽時代的一方“秩睦子印章”封泥:
“秩”字“失”旁的寫法與此尤似。
另外,此字上方的泥邊已經塌落,將字形上部的部分筆畫掩蓋,以至“禾”旁看起來像是“木”旁(秦漢印文“禾”旁的頭部可以並不向左側下垂,例多不舉)。總之,封泥的第一個字當釋為“秩”無疑。
“秩宗”為新莽職官名,設置於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漢書·王莽傳中》:“更名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為納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鴻臚曰典樂,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與三公司卿凡九卿,分屬三公。”《漢書·東方朔傳》“伯夷為京兆”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引者按,此引自《尚書·堯典》)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後漢書·光武帝紀上》“伯升又破王莽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於淯陽”李賢注:“《前書》曰,納言,虞官也,掌出納王命,所謂喉舌之官也。歷秦漢不置,王莽改大司農為之。……秩宗,虞官也,掌郊廟之事。周謂之宗伯,秦漢不置,王莽改太常為秩宗。後又典兵,故納言、秩宗皆有將軍號也。”因爲“宗正,……掌親屬,……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王莽并其官於秩宗”(《漢書·百官公卿表上》),[15]所以有關宗族親屬的事情,也由秩宗管理,《王莽傳中》:“莽又曰:‘……姚、媯、陳、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予之同族也。《書》不云乎?“惇序九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皆以爲宗室。……’”就是秩宗包含了宗正職能的反映。新莽時代可考的秩宗,似只有上文所引《光武帝紀上》中的“陳茂”一人而已(亦見《漢書·王莽傳下》)。
傳世新莽璽印封泥中尚未發現過有關“秩宗”一職者,因此這方封泥在研究新莽職官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價值。
三、校尉之印章
《問陶之旅》一書著錄另一方西安出土的封泥,長4、寬3.1、厚3.1釐米,説明為“漢秘尉之印章封泥”,其照片如下:[16]
按,所謂“秘”字,從字形看是錯誤的。此字左半所从非常清晰,應為“木”旁,而不是“禾”旁(當然也不可能是“祕”字所从的“示”旁);右半所从也絕非“必”旁,而是“交”旁。漢印有“校”字作:
《問陶之旅》著錄的平輿古城村遺址出土的“越騎校尉”封泥之“校”字作:
只要與封泥稍作比較便可知是一字。《封泥攷略》卷八即著錄過一方“校尉之印章”封泥,其拓本如下:
“校尉”是兩漢皆設的武職。漢武帝初置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八校尉,另有司隷校尉、城門校尉和在西域設置的戊己校尉等(皆見《漢書·百官公卿表上》)。西漢官印中也多見“校尉之印”。[20]那麽這方封泥中的“校尉”指的是什麽呢?對此《封泥攷略》已經作了回答: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校尉之印章”。桉《漢書·百官公卿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校尉上皆有門名及所掌事二字,無專言校尉二字者。簠齋陳氏臧漢銅印有校尉之印、校尉之印章者,封泥有建子城門校尉者。《王莽傳》“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又“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此當是莽官之印也。[21]
考釋引《漢書·王莽傳下》王莽地皇元年下書内容判斷“校尉之印章”是莽官之印,其說十分正確。從封泥的形制、格式和字體看,《問陶之旅》所收的這方封泥與上面討論的“秩宗之印章”封泥和下面要討論的“任武男印章”封泥以及同書第178頁著錄的“國將之印章”封泥都非常接近,後三方都是可以確信無疑的新莽封泥,所以這方“校尉之印章”封泥從形制上也可確定是新莽時代的。[22]附帶說一下,與這方封泥時代、形制相近的,還有《封泥攷略》卷一著錄的另外一方封泥:
吳、陳考釋云:“右封泥五字印文曰‘裨將軍印章’,桉《漢書·王莽傳》‘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23]也已據上面提到的《莽傳下》地皇元年下書,簡扼地指出它應是一方新莽封泥,其說自然也是正確無疑的。
四、任武男印章
《問陶之旅》一書還著錄了一方西安出土的封泥,長3.6、寬2.7、厚2釐米,説明為“漢任城男印章封泥”,其照片如下:
按所謂“城”字略有泐損,但實際上仔細辨認,並非“城”字,而是“武”字,其摹本應如下:
釋出“武”字,此方封泥的年代也即可確定。《封泥攷略》卷八著錄了“操武男印章”、“趨武男印章”、“弟武男印章”、“當武男印章”、“信武男印章”、“恢武(?)男印章”及相關内容的殘封泥若干方。[25]吳、陳二人的考釋不長,現引錄於下:
右封泥五字,印文曰“操武男印章”。桉:《漢書·王莽傳》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作西海郡,反攻西海。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二年春竇況等擊破西羌。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移檄郡國誅莽。莽惶懼,遣王邑、孫建等八將軍擊義。槐里男子趙明、霍鴻等起兵以和翟義。莽恐,遣將軍王奇、王級將兵距之,以太保甄邯為大將軍。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圉。三年春,王邑等還京師,西與王級等合擊明、鴻,皆破滅。莽大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奏請諸將師(引者按,“師”字為“帥”字誤植。)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奏可。於是封者高為侯伯,次為子男,當賜爵關内侯者,更名曰附城,凡數百人;擊西海者以“羌”為號,槐里以“武”為號,翟義以“虜”為號。則此“操武男”與下“趨武男”、“弟武男”等男,皆以擊槐里功而封者也。[26]
所以這方“任武男印章”,也是因居攝三年破槐里趙明、霍鴻有功而受封的男所使用的。
五、朗陵侯相、召陵侯相、安成侯相
這是河南平輿古城村出土東漢時代封泥中的三方。據路東之先生介紹,這批封泥是2005至2006年間大規模面世的,“内容主要為漢汝南郡所屬縣與侯國用印,……尤其是東漢封泥部分,最具獨立風格特徵。……這也是目前東漢封泥最大群體的發現。”[27]其照片如下:
書中對這三方封泥的説明分別是“漢朗陸侯相封泥”、“漢召陸侯相封泥”、“漢安城侯相封泥”。[28]
按,所謂的“陸”字,容易看出皆是“陵”之誤釋。漢代銅器和璽印中的“陵”字寫作:
與封泥的兩個“陵”字寫法極爲接近。周明泰《續封泥攷略》卷二曾著錄一方“朗陵侯相封泥”,拓本如下:
考釋說:“右封泥四字,印文曰‘朗陵侯相’。按《漢書·地理志》朗陵縣屬汝南郡,但不得侯者年名。”[30]按其實周氏未考慮這是一方東漢時代封泥。孫慰祖先生指出:“《後漢書·臧宮傳》:東漢建武十五年拜臧宮為朗陵侯,傳四世國除,永甯元年(120),鄧太后詔(引者按,“詔”為“紹”之誤植)封松弟由(引者按,指臧宮重孫臧松之弟臧由)為朗陵侯。”[31]稍作對比可知,周氏所藏“朗陵侯相”封泥和新出者當非一印鈐出。
“召陵侯相”封泥過去似並無著錄,但有“召陵令封泥”見於著錄。[32]《後漢書·李通傳》記建武時“封(李)通少子雄為召陵侯”。《後漢書·酷吏·周紆傳》:“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也。……紆廉潔無資,常築墼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為郎,再遷召陵侯相。”不知這方封泥是否就是這位酷吏任召陵侯相時的東西。
“安成侯相”之“成”,説明釋為“城”,從照片看,此字顯然不从“土”,故應改釋“成”。[33]不過,“安成”、“安城”兩種寫法在古書和出土文獻中都有。《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安城”,劉昭自注“侯國”。王先謙《集解》引錢大昕說:“銚期封安成侯(引者按,見《後漢書·銚期傳》),即此安城也。期子丹徙封葛陵(引者按,見《後漢書·銚期傳》)。光武又封劉賜為安成侯(引者按,見《後漢書·安成孝侯賜傳》,事在建武十三年 )。”[34]《再續封泥攷略》卷三著錄一方“安成陶尉封泥”,拓本如下:
周明泰據《漢書·地理志》指出即汝南郡所屬的安成縣。[35]但是仔細觀察拓本可以看出,其所从“土”旁非常清晰,《封泥彙編》改釋為“城”,[36]完全正確。這説明《續漢志》“安城”的寫法是有根據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著錄的1002號“安成祭尊”作“成”,[37]則與“安成侯相”封泥同。我們知道,古代地名“城”、“成”二字經常混用無別,[38]區別正譌本無必要,“安城(成)”又提供了一個類似的例子。不過在為出土文字資料寫釋文的時候,還是應該盡量做到嚴格準確。
2009年9月5日寫畢
[1] 路東之編著《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0頁。
[2] 同上引書,同頁。照片取自同頁。
[3] 傅嘉儀編著《秦封泥彙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書店出版社2007年8月,第122~125頁。《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第170頁也著錄了一方六村堡出土的“御府丞印”封泥。
[4] 《秦封泥彙攷》,第121頁。
[5] 《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第170頁。照片取自同頁。
[6] 羅福頤主編、故宮研究室璽印組編《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文物出版社1987年10月,第76頁。此書第37頁204號著錄一方西漢“御府雜封”印,可參。
[7]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月,第361~362頁。
[8] 參看宗福邦等主編《故訓匯纂》,商務印書館2003年7月,第666頁。
[9] 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中華書局2008年11月,第261頁。
[10] 《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第178頁。照片取自同頁。
[11] 引自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秦漢魏晉篆隷字形表》,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050頁“尤”字條。關於“尤”字在古文字中的字形演變,參看陳劍《甲骨金文舊釋“尤”字及相關諸字新釋》,《甲骨金文考釋論集》,綫裝書局2007年4月,第60~61頁。
[12] 《秦漢魏晉篆隷字形表》,第870頁。
[13] 同上引書,第480頁。
[14] 吳式芬、陳介祺輯《封泥攷略》卷八第十五葉,嚴一萍編《封泥考略彙編》,藝文印書館1982年6月,第二冊第891頁。
[15] 東漢初王充的《論衡·書虛》云“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以伯夷所任“秩宗”相當於漢的宗正,其說可能不確,參看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中華書局1990年2月,第196頁。
[16] 《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第179頁。
[17] 《秦漢魏晉篆隷字形表》,第392頁。
[18] 《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第203頁。
[19] 《封泥攷略》卷八第三葉,《封泥考略彙編》,第2冊第867頁。《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也著錄過兩方“校尉之印章”,見此書第90~91頁第511、512號。
[20] 《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第23頁117~119號。
[21] 《封泥攷略》卷八第三葉,《封泥考略彙編》,第2冊第867~868頁。注19提到的《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第511、512號説明即從此說。
[22] 這種形制是新莽時期的特異形式,孫慰祖先生歸為D式,概括其特點為:“此式上端有一平面,可見木紋及繩痕。印文背面為橢圓形,整體有如舌狀,兩側並有細繩孔。”(《封泥:發現與研究》,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18頁。)
[23] 《封泥攷略》卷一第十一葉,《封泥考略彙編》,第一冊第36頁。《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著錄一方“裨將軍印章”(第21頁110號),但歸為西漢官印。
[24] 《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第179頁。
[25] 《封泥攷略》卷八第十七~二十三葉,《封泥考略彙編》,第2冊第896~908頁。周明泰《再續封泥攷略》卷三第三三葉還著錄一方“務武男印章”封泥,《封泥考略彙編》,第4冊第325頁。
[26] 《封泥攷略》卷八第十七~十八葉,《封泥考略彙編》,第2冊第896~898頁。周明泰《再續封泥攷略》的考釋略同於此,見《封泥考略彙編》,第4冊第325~326頁。
[27] 《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第204頁。
[28] 《問陶之旅——古陶文明博物館藏品掇英》,第199、202頁。
[29] 《秦漢魏晉篆隷字形表》,第1031頁。
[30] 周明泰《續封泥攷略》卷二第九葉,《封泥考略彙編》,第3冊第159頁。拓本取自同頁。
[31] 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第122頁。
[32] 周明泰《續封泥攷略》卷二第二八葉,《封泥考略彙編》,第3冊第197頁。此封泥或定為東漢晚期之物(孫慰祖《封泥:發現與研究》,第124~125頁)。
[33] 《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著錄2617號“安成侯印”,但此印“疑偽”(《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索引》第28頁)。
[34] 王先謙《續漢志集解》,收入王先謙等撰《後漢書集解(外三種)》,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4月,第二冊第627頁。
[35] 周明泰《再續封泥攷略》卷三第二葉,《封泥考略彙編》,第4冊第264頁。
[36] 吳幼潛《封泥彙編》,上海古籍書店1964年2月,目錄第十二葉。
[37] 《秦漢南北朝官印徵存》,第176頁。
[38] 參看陳直《漢書新證》,中華書局2008年4月,第196、197、201、203頁“穀成”“聊城”“高成”“西城”諸條。《問陶之旅》著錄六村堡出土的“秦襄城之印封泥”(第173頁)的“城”也應改釋“成”,在古書中“襄城”、“襄成”兩種寫法也都有。
本文收稿日期為2009年9月7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09年9月10日
所謂「安城陶尉」,應該讀爲「安陶城尉」,吳榮曾先生有文專門討論過。
多谢llaogui老师指出谬误!
大丙老师,请问此书中地名相关封泥多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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