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正书》与西汉前期的秦末记忆

高中正

南京师范大学

摘  要：有关秦末的历史记载，过去多依赖《史记》相关纪传。利用新披露的北大汉简《赵正书》，结合相近时代文献中的零散材料，可呈现西汉前期人对秦末史事叙述的多样性。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当时人对二世继位问题的不同表述，认为《赵正书》《过秦论》等的秦二世合法继位观念，应承袭自秦二世元年诏书一类，秦时胡亥为合法嗣位的官方话语至西汉早期仍有影响。第二部分对《赵正书》中的甘泉置进行考证，结合《史记》所记始皇出行路线，认为甘泉置即设置于咸阳附近的甘泉宫之置。最后对秦亡的部分细节进行考察，不同文献对秦“外无敌”的一致表述以及章邯与秦廷的微妙关系等的记载，都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关键词：《赵正书》；《史记》；秦末；西汉前期；记忆

秦末汉初的历史事件，素来为人瞩目。由于史料的匮乏，以往对这一时段历史的认知，主要基于《史记》的相关记录。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竹书《赵正书》[1]，以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婴的言论为中心，讲述了嬴政最后一次出游至秦亡的部分历史细节，包括始皇帝之死、二世受遗诏继位、诛杀李斯等事件。其中子婴进谏及李斯狱中抗辩，跟《史记》有不少相似之处。而秦始皇出行的路线以及二世继位事件的表述，则和后者有一定差异。对于两书相关记述的异同，学者已有不少研究[2]。但对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似乎少有人注意。此类史料，往往会因新出证据的支持而得以凸显价值。如果我们以《赵正书》与《史记》的异同比较为背景，将同时期相关零散材料一并纳入视野，或能对西汉前期有关秦末的记忆获取更为丰富的认知。

一、《史记》以外关于二世继位合法性的记述

依照我们长久以来从《史记》习得的观念，胡亥是由赵高和李斯诈为遗诏，扶持上位。因此，《赵正书》中有关李斯等建议胡亥继位，始皇允诺的不同叙述，就成了读者最为关心的内容。巧的是，2013年，在《赵正书》全文尚未公布时，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9号井出土了一枚木牍，内容是秦二世继位元年十月发布天下的文告，其中明确记载了胡亥“奉遗诏”：

天下失始皇帝，皆悼（？）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事及书^[3]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少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4]

由于文告的颁发者为秦二世，学者难免怀疑这是他出于“某种动机而歪曲历史甚或伪造历史”^[1]。同样，也有人根据始皇“恶言死”故不会给扶苏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赵高无法亦不必矫诏”等原因，怀疑《史记》的可信度，认为“始皇帝在死前已立胡亥为继承人”^[2]。

平心而论，对于始皇帝遗诏的真相，持论的双方，多是从情理上进行的推断。在西汉早期就已有不同传闻的情况下，今人想要还原事情的真相，无疑更有难度。胡亥是否为始皇属意的继位者，可能会是个长久的迷。

众所周知，与其他正史相比，《史记》除了利用先代史书、官方记录等较为可靠史料，还采纳了不少“放失旧闻”及诸子百家语。对于始皇帝遗诏一事，正如宫崎市定所言，《史记》中李斯和赵高的密谋、赵高劝胡亥夺位的计策是“秘中之秘”，不容他人知晓，当事人更不会事后外泄。因此，《史记》中的相关记载，“无疑是来自后人的创作”。^[5]

《史记》中的“创作类”叙述，还有很多。秦末战乱频仍，官方史料的散失在所难免。因此，这一时期《史记》的记载跟其他文献抵牾，也很正常不过。在此仅举李斯之死一例。《史记》本传记二年七月李斯获罪，秦二世下令将其腰斩于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而和《史记》时代接近的《盐铁论·贫富》则说他“及其囚于囹圄，车裂于云阳之市，亦愿负薪入东门，行上蔡曲街径，不可得也。”两书对斯的处死方式、地点及临终语的记录，都有不同，可见当时已有不同的传闻。

《赵正书》跟《史记》间的一些记述差异也与之类似。两书都特别提到，始皇帝临终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仅有少数核心大臣、近侍的参与，较为隐秘。在始皇帝死后，作为幼子的胡亥，为了稳固皇位，防止诸子、群臣的猜疑，无论是否奉承遗诏，秘不发丧、按原计划从九原回咸阳，都是最好的处理方式。这种选择，很可能是导致事件的相关细节，在之后不同的记述中发生龃龉的原因之一。按照《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始皇帝是在平原津得病，而《赵正书》的记述则是在“柏人”。相较之下，更为机密的始皇帝遗命事实，似更不容外泄。在无从得知内幕的情形下，秦末到西汉前期，不同群体因利益取向，“制造出”不同的“真相”，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所以，《赵正书》与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诏书，当然不能构成秦二世受遗命登基的证据链。二者的关系，只能有一种解释：作为胡亥合法继位的官方表述，秦二世元年诏书经过了中央到地方的宣传。而生活在距秦灭不远，甚至很可能经历过秦统治的《赵正书》编者，对这类宣传较为熟悉，由于无法接触到上层的秘辛，所以在编造《赵正书》这类文献时，自然地选择接受文告宣扬的合法继承说。《赵正书》简18说秦二世“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抚天下，曰：‘且与天下更始。’”与元年文告中的“朕将自抚天下”“与黔首更始”文句类似，也可作为这种宣传在民间接受的明证。

通过分析《史记》有关“胡亥诈立”的记述，陈侃理认为这一故事的来源，可能是楚人以胡亥“不当立”[6]为理由反秦，汉兴后，对汉朝法统有利，为“当时普遍且被官方认可的说法”，司马氏父子最终采用此说写进《史记》[3]。应当说，陈先生认为胡亥诈立由“反秦活动的蔓延不断传播扩散”、此种说法对“汉朝的法统”有利的意见，都很可注意。不过，西汉中期以前，胡亥“不当立”是否已经成为最为普遍的观念，仍有待考量。对前代灭亡的反思，贯穿了整个西汉时期。当时的儒生、文学，常常以此讽谏立说。相比于“尚刑”[7]的胡亥，“为人仁”且同情儒生[4](P3080)的扶苏本应更符合他们的选立标准。但无论早于《史记》的《新语》《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还是稍晚的《盐铁论》等，在或多或少对秦亡的议论中，却鲜少涉及二世继位合法性的问题。这可能表明，秦官方的二世奉遗诏继位的宣传，在西汉早中期大概还有不少的受众。[8]

上引陈侃理文曾举贾谊《过秦论》“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一段，认为“看不出”贾谊有“胡亥不当立”的意识。此外，贾谊认为胡亥是始皇钦定嗣子的观念，在他的《新书·保傅》中更为明显：

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

《保傅》曾被《大戴礼记》《汉书·贾谊传》采录。丁寿昌曾认为《保傅传》“乃古书，贾子录之。犹《管子》之有《弟子职》也”，定县八角廊汉简亦有《保傅》一篇^[9]。不管其作者为何，从上引文字言及胡亥身死国灭来看，此篇应为汉初文献或至少被汉人改写无疑。该篇的核心是讨论太子的教育问题。其中以胡亥从赵高习狱法事为反面典型，认为“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并将胡亥与周成王相提并论，可见他也认可胡亥嗣位的合法性。《过秦论》说二世“与民更始”，也即二世元年诏书的“与黔首更始”。贾谊关于胡亥继位的认知，大概同样来源此类诏书。值得注意的是，汉昭帝五年曾下诏称己“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5](P223)，吴恂曾据《后汉书·张皓传》“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认为《保傅传》是“教太子礼仪之书，自当童而习之”^[6](P32)。由此也可见《保傅》在汉皇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既然此篇不以胡亥为诈立继位，那么从小承习《保傅》的汉室天子，对二世继位的认知及态度，也就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总之，《赵正书》不同于《史记》的二世继位表述，本质上反映的应当是秦末官方话语在西汉初期的遗留。西汉早期去秦不远，秦时对二世奉遗诏继位的宣传，到了汉初，应该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因而成为不少人的共同记忆。如果不是秦二世元年诏书以及《赵正书》的发现，今天的我们，想必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二、记忆与想象之间——“白泉之置”小考

事语类文献的书写，固然难免加工与想象，但在表述上常常也无法脱离作者的历史认知。《赵正书》的编者，就在基于始皇出行的历史事实加以虚构，从而构造出一幅充满记忆与想象的出行路线。据《赵正书》所述，为了变气改命，始皇帝最后一次出游天下。在返程途中，于柏人（今河北邢台隆尧县附近）患上重病。因自知命数将尽，于是隐瞒群臣，密令尽快抵达“白泉之置”。然而病情的进一步加深，始皇帝终于无法前行，所以在临死前与李斯进行了一段对话，决定立随行的胡亥继位。

始皇帝死前想要抵达的“白泉之置”在哪里？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要交待的是，所谓“白泉”，实际是整理者的误释。陈剑先生已改释为“甘泉”，通过一些学者的证据补充，结论已不可移易^[10]。部分对《赵正书》进行研究的学者，对陈说未加措意，甚或对“白泉”加以阐发，是不妥当的。

而注意到陈说的学者，或怀疑“甘泉之置”，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甘泉”侯国所在，即今天的河北沧州景城。当然，考虑到马孟龙已指出“甘泉”侯国是“景”侯国的讹误，持论者也承认“沧州说”仅是“猜测”。

所谓“甘泉侯”，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怀疑有误。马先生的结论当可信。^[7](P397)除却咸阳附近的甘泉山、甘泉宫以外，目前还没有发现以“甘泉”为名之地。陈剑先生通过对《赵正书》“其亟日夜揄，趣至甘泉之置”的分析，认为甘泉“必定距柏人甚远”，而“需日夜兼程”才能赶到。我认为此说值得重视，“甘泉”应该就是距离柏人、沙丘迢远，而靠近秦都咸阳的甘泉宫。

与上一次出游（始皇三十二年）“巡北边”、从上郡返回咸阳不同。这次的路程更为遥远。按照计划，嬴政将一路行至云梦泽，望祭虞舜，接着沿长江而下，到达钱塘，再至会稽祭祀大禹，往北经过今天的苏州，从句容渡海，沿海岸向北到达山东琅邪，到荣成县成山，接着继续沿海往西。转至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带，抵达帝国的北方边郡——九原郡，最终返回。

《蒙恬列传》记载，为了这次出行，始皇命令蒙恬修筑直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4](P3097)其中“甘泉”，张守节《史记正义》指出即是甘泉宫。由此可以知道，沿直道从九原返回甘泉宫，是始皇帝计划中的最后一段路线。据辛德勇的研究，这条直道，在秦始皇返程途中已经可以通行^[8]。所以在嬴政死后，李斯、赵高等人才可以秘不发丧，仍按照原线路“从井陉抵九原”沿直道返回^[11]。因此，这条直道的端点——甘泉，就成了从九原到咸阳的必经之路。“甘泉之置”中的“置”，是一种邮驿机构，可供往来人员休息、更换马匹。《后汉书·西域传》说“列邮置于要害之路”^[9](P2932)，在直道的端点甘泉宫附近设“置”，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元封元年，汉武帝的出行，同样是从秦时的九原郡一带沿直道返程，并将甘泉作为终点。^[12]秦皇、汉武回程线路的相似，跟直道的便捷有直接关系。公元前177年，在平定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地后，汉文帝亦从“甘泉之高奴”^[13]。司马迁在行至北方，从直道返回后，曾感叹“固轻百姓力矣”^[4](P3100)。作为生活在西汉早期的《赵正书》编纂者，对直道的便利及始皇帝的归程路线应相当熟悉。根据前后文意，不难得知作者的思路：嬴政发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下令封锁消息，避免群臣知晓，命令从北方由直道尽速抵达甘泉宫，从而进入咸阳，颁布立嗣诏书，防止群臣生变。这在之后始皇帝“病即大甚”不能前行时，和李斯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

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吾哀矜^[14]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简6-8）

这段对话中，嬴政表达了对诸子孤弱、大臣可能纷争侵主的担忧。由此可以揣摩《赵正书》编者的意图：在还可勉强前行的此前，行事隐秘、生性多疑的始皇帝，必然急切希望亲自返回，以期稳定局面。所以在第一次对话中，嬴政命令李斯等“亟日夜揄，趣至甘泉之置，毋须后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沿直道直抵甘泉，道路宽广平易，且耗时短，无疑是最佳之选。只是在力不能及的无奈下，才不得不再次仓促召见李斯等人，坦陈对大臣生变的担心，并讨论继承人问题。而斯等人回答：“今道远而诏期窘，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简15）“道远而诏期窘”，显是针对秦王急于返程而言。李斯等人准确把握了始皇的心理，因而得到准允。

所以，《赵正书》中的“甘泉之置”，最为合理的解释，必然是距离咸阳颇近的甘泉宫之置。甘泉宫是直道从九原郡南下的终点。同样是上引辛德勇文，已经提到作为战略要地的甘泉宫，至咸阳早已“建成一条高质量的通道”。寻绎《赵正书》的理路，始皇帝只要抵达了“甘泉之置”，实际上也就无限接近权力中心咸阳。另外，辛文还提到，甘泉是“可以与黄帝等天神沟通并追随其升仙的地方”，秦始皇兴工建造甘泉前殿，并修筑连通甘泉宫与都城咸阳的道路，是“为他的灵魂寻求去路和归宿”。《赵正书》的编者，想必对此也有所了解。对于始皇帝而言，这次的出行本就跟“变气易命”有关，在现世的寿命无法延续的情况下，回归甘泉，以求灵魂的永生，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西汉前期秦亡局势的不同记载

上文说过，对秦亡原因的反思，贯穿了整个西汉王朝。秦亡后成书的《赵正书》，是以西汉早期视角看待这一事件的宝贵资料。结合相近时段文献，勾稽当时人对秦亡的观察，对探讨秦亡前期的局势也不无裨益。

《赵正书》记载，当二世下令诛杀李斯时，子婴进谏：

夫变俗而易法令，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使以法从其约，而行不义于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今将军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故曰危。（简45-48）

曾经横扫六国的秦，为何在十几年后的反秦起义中覆亡？这恐怕是很多人曾思考的问题。引文中的“使以法从其约”“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应予以重视。类似的表述也见于《盐铁论·徭役》：

秦灭六国，虏七王，沛然有余力……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婴系颈降楚……十四岁而亡。何则？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

《盐铁论》的“外无敌国之忧”，即《赵正书》的“外毋敌”。秦帝国此时已经横扫六国，军事之强，一时无匹。据贾谊《过秦论》，“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循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俨然兵强城固。彼时秦的忧患，主要还是来源自身：一方面，是《赵正书》所言立赵高而“以法从其约”。《盐铁论》中颇见对因二世“尚刑”、赵高治狱法而丧国的批评。

另一方面，则是朝内李斯与赵高间的权力之争，也即《赵正书》的“内有争臣之志”。双方的对抗，以后者获胜告终：《赵正书》说“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当即是指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自杀，蒙恬、李斯等被诛，赵高封立等事件。先秦以降，对国家兴亡类似的内外之辨还有不少。《吴越春秋》载勾践七年，大夫浩力主攻吴，原因是吴国局势“外有侵境之敌，内有争臣之震”。这与《赵正书》的“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句式相近。《吴越春秋》的上文交代，此时吴国已是大夫嚭把持朝政，伍子胥因“力于战伐，死于谏”，跟秦国二臣相争的局面正相仿。反观《赵正书》，以始皇帝口吻说出大臣纷争、孤弱嗣子，显系后人的“后见之明”。在西汉前期人看来，除却施政的苛欲无度，内有“争臣”的动荡政局，同样是强秦速亡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15]

权臣的倾轧，狱法的日益严苛，引起当时各阶层的恐慌。《李斯列传》载“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值得注意的是，《过秦论》评论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此事似不见他书，本无着落。《赵正书》子婴谏言说“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将军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两相参看，不难发现当时可能有此类记述：章邯军在镇压山东义军时，以后方保障为由，对秦廷有所施压。这既可能是时人因章邯背叛行为而进行地杜撰、丑化，也很可能本有其事。

内部的离心，也是陈涉军得以深入的重要因素。二世元年，陈涉、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作为临时组建的军队，装备、后勤以及兵员素质，本无法与久战的秦军相比。但陈涉军队一路攻城略地，却鲜少遇到后者的有力抵抗。以至于“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过秦论》）。刘师培已指出，“战于鸿门”所说，即陈涉的属将周文入关，军于戏下之事^[10](P2)。戏和鸿门都在今天的山西临潼，距咸阳仅几十公里。这一事件，在西汉人看来，是秦崩溃的重要节点。本是“群盗”的叛军兵临咸阳，已致朝野震动。据《李斯列传》的记述，李斯因此数谏二世，二人由此生嫌。此后赵高更以周文入关是斯长子李由“不肯击”为由，诬称他有通敌之嫌，导致斯与高交恶。李斯的被戮，使得赵高方的权势再也不受钳制。

《盐铁论·结和》同样称秦“知进取之利，而不知鸿门之难”以至于“欲大而亡小”。它直接导致了《过秦论》所说“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连环效应。山东诸义军，慑于秦军的强大，在函谷关失守前，本多处于观望、蛰伏的状态。对此，《过秦论》有直白地描述：“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贾谊认为，函谷关的攻破，给诸侯以巨大鼓舞：他们意识到，历代秦王苦心经营的关中，并非金城千里，反秦实为有利可图之事。所以在《高祖本纪》里，周章军自戏而还之后，刘邦从驻守丰地转而向外扩张，燕赵齐魏均自立为王，项梁项羽起兵于吴。至此，反秦的大幕才正式拉开。

参考文献：

[1]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解[J].湖南大学学报，2015（第3期）.

[2]马瑞鸿.秦二世胡亥继位说考辨[J].文化学刊，2017（第7期）.

[3]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J].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2016（总第26辑）.

[4]司马迁.史记（新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吴恂.汉书注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第1辑）.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刘师培.贾子新书斠补[M]，民国宁武南氏校印刘申叔遗书本.

附记：本文蒙陈剑师及杨继承、王亚龙等先生审阅指正，作者很感谢。

2017年8月24日稿

2017年12月3日二稿

2018年3月16日三稿

本文原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171—176页。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1年11月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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