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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正:《趙正書》與西漢前期的秦末記憶
在 2022/3/7 11:22:12 发布

《赵正书》与西汉前期的秦末记忆


高中正

南京师范大学

 

  要:有关秦末的历史记载,过去多依赖《史记》相关纪传。利用新披露的北大汉简《赵正书》,结合相近时代文献中的零散材料,可呈现西汉前期人对秦末史事叙述的多样性。本文第一部分通过分析当时人对二世继位问题的不同表述,认为《赵正书》《过秦论》等的秦二世合法继位观念,应承袭自秦二世元年诏书一类,秦时胡亥为合法嗣位的官方话语至西汉早期仍有影响。第二部分对《赵正书》中的甘泉置进行考证,结合《史记》所记始皇出行路线,认为甘泉置即设置于咸阳附近的甘泉宫之置。最后对秦亡的部分细节进行考察,不同文献对秦“外无敌”的一致表述以及章邯与秦廷的微妙关系等的记载,都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关键词:《赵正书》;《史记》;秦末;西汉前期;记忆

 

秦末汉初的历史事件,素来为人瞩目。由于史料的匮乏,以往对这一时段历史的认知,主要基于《史记》的相关记录。2009年入藏北京大学的西汉竹书《赵正书》[1],以秦始皇、李斯、胡亥、子婴的言论为中心,讲述了嬴政最后一次出游至秦亡的部分历史细节,包括始皇帝之死、二世受遗诏继位、诛杀李斯等事件。其中子婴进谏及李斯狱中抗辩,跟《史记》有不少相似之处。而秦始皇出行的路线以及二世继位事件的表述,则和后者有一定差异。对于两书相关记述的异同,学者已有不少研究[2]。但对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零星记载,似乎少有人注意。此类史料,往往会因新出证据的支持而得以凸显价值。如果我们以《赵正书》与《史记》的异同比较为背景,将同时期相关零散材料一并纳入视野,或能对西汉前期有关秦末的记忆获取更为丰富的认知。

一、《史记》以外关于二世继位合法性的记述

依照我们长久以来从《史记》习得的观念,胡亥是由赵高和李斯诈为遗诏,扶持上位。因此,《赵正书》中有关李斯等建议胡亥继位,始皇允诺的不同叙述,就成了读者最为关心的内容。巧的是,2013年,在《赵正书》全文尚未公布时,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9号井出土了一枚木牍,内容是秦二世继位元年十月发布天下的文告,其中明确记载了胡亥“奉遗诏”:

天下失始皇帝,皆悼(?)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事及书[3]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以元年,与黔首更始,尽为解除故罪,今皆已下矣。朕将自抚天下,吏、黔首其具行事,已少徭赋扰黔首,毋以细物苛劾县吏。亟布。[4]

由于文告的颁发者为秦二世,学者难免怀疑这是他出于“某种动机而歪曲历史甚或伪造历史”[1]。同样,也有人根据始皇“恶言死”故不会给扶苏遗诏“与丧会咸阳而葬”、“赵高无法亦不必矫诏”等原因,怀疑《史记》的可信度,认为“始皇帝在死前已立胡亥为继承人”[2]

平心而论,对于始皇帝遗诏的真相,持论的双方,多是从情理上进行的推断。在西汉早期就已有不同传闻的情况下,今人想要还原事情的真相,无疑更有难度。胡亥是否为始皇属意的继位者,可能会是个长久的迷。

众所周知,与其他正史相比,《史记》除了利用先代史书、官方记录等较为可靠史料,还采纳了不少“放失旧闻”及诸子百家语。对于始皇帝遗诏一事,正如宫崎市定所言,《史记》中李斯和赵高的密谋、赵高劝胡亥夺位的计策是“秘中之秘”,不容他人知晓,当事人更不会事后外泄。因此,《史记》中的相关记载,“无疑是来自后人的创作”。[5]

《史记》中的“创作类”叙述,还有很多。秦末战乱频仍,官方史料的散失在所难免。因此,这一时期《史记》的记载跟其他文献抵牾,也很正常不过。在此仅举李斯之死一例。《史记》本传记二年七月李斯获罪,秦二世下令将其腰斩于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而和《史记》时代接近的《盐铁论·贫富》则说他“及其囚于囹圄,车裂于云阳之市,亦愿负薪入东门,行上蔡曲街径,不可得也。”两书对斯的处死方式、地点及临终语的记录,都有不同,可见当时已有不同的传闻。

《赵正书》跟《史记》间的一些记述差异也与之类似。两书都特别提到,始皇帝临终前后的一系列事件,仅有少数核心大臣、近侍的参与,较为隐秘。在始皇帝死后,作为幼子的胡亥,为了稳固皇位,防止诸子、群臣的猜疑,无论是否奉承遗诏,秘不发丧、按原计划从九原回咸阳,都是最好的处理方式。这种选择,很可能是导致事件的相关细节,在之后不同的记述中发生龃龉的原因之一。按照《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始皇帝是在平原津得病,而《赵正书》的记述则是在“柏人”。相较之下,更为机密的始皇帝遗命事实,似更不容外泄。在无从得知内幕的情形下,秦末到西汉前期,不同群体因利益取向,“制造出”不同的“真相”,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所以,《赵正书》与兔子山遗址出土的秦二世元年诏书,当然不能构成秦二世受遗命登基的证据链。二者的关系,只能有一种解释:作为胡亥合法继位的官方表述,秦二世元年诏书经过了中央到地方的宣传。而生活在距秦灭不远,甚至很可能经历过秦统治的《赵正书》编者,对这类宣传较为熟悉,由于无法接触到上层的秘辛,所以在编造《赵正书》这类文献时,自然地选择接受文告宣扬的合法继承说。《赵正书》简18说秦二世“又欲起属车万乘以抚天下,曰:‘且与天下更始。’”与元年文告中的“朕将自抚天下”“与黔首更始”文句类似,也可作为这种宣传在民间接受的明证。

通过分析《史记》有关“胡亥诈立”的记述,陈侃理认为这一故事的来源,可能是楚人以胡亥“不当立”[6]为理由反秦,汉兴后,对汉朝法统有利,为“当时普遍且被官方认可的说法”,司马氏父子最终采用此说写进《史记》[3]。应当说,陈先生认为胡亥诈立由“反秦活动的蔓延不断传播扩散”、此种说法对“汉朝的法统”有利的意见,都很可注意。不过,西汉中期以前,胡亥“不当立”是否已经成为最为普遍的观念,仍有待考量。对前代灭亡的反思,贯穿了整个西汉时期。当时的儒生、文学,常常以此讽谏立说。相比于“尚刑”[7]的胡亥,“为人仁”且同情儒生[4](P3080)的扶苏本应更符合他们的选立标准。但无论早于《史记》的《新语》《新书》《淮南子》《春秋繁露》,还是稍晚的《盐铁论》等,在或多或少对秦亡的议论中,却鲜少涉及二世继位合法性的问题。这可能表明,秦官方的二世奉遗诏继位的宣传,在西汉早中期大概还有不少的受众。[8]

上引陈侃理文曾举贾谊《过秦论》“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一段,认为“看不出”贾谊有“胡亥不当立”的意识。此外,贾谊认为胡亥是始皇钦定嗣子的观念,在他的《新书·保傅》中更为明显:

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及秦而不然……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岂胡亥之性恶哉?其所以习道之者,非理故也。

《保傅》曾被《大戴礼记》《汉书·贾谊传》采录。丁寿昌曾认为《保傅传》“乃古书,贾子录之。犹《管子》之有《弟子职》也”,定县八角廊汉简亦有《保傅》一篇[9]。不管其作者为何,从上引文字言及胡亥身死国灭来看,此篇应为汉初文献或至少被汉人改写无疑。该篇的核心是讨论太子的教育问题。其中以胡亥从赵高习狱法事为反面典型,认为“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并将胡亥与周成王相提并论,可见他也认可胡亥嗣位的合法性。《过秦论》说二世“与民更始”,也即二世元年诏书的“与黔首更始”。贾谊关于胡亥继位的认知,大概同样来源此类诏书。值得注意的是,汉昭帝五年曾下诏称己“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5](P223),吴恂曾据《后汉书·张皓传》“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岁,未见保傅、九德之义”,认为《保傅传》是“教太子礼仪之书,自当童而习之”[6](P32)。由此也可见《保傅》在汉皇子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既然此篇不以胡亥为诈立继位,那么从小承习《保傅》的汉室天子,对二世继位的认知及态度,也就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总之,《赵正书》不同于《史记》的二世继位表述,本质上反映的应当是秦末官方话语在西汉初期的遗留。西汉早期去秦不远,秦时对二世奉遗诏继位的宣传,到了汉初,应该仍有相当的影响力,因而成为不少人的共同记忆。如果不是秦二世元年诏书以及《赵正书》的发现,今天的我们,想必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二、记忆与想象之间——“白泉之置”小考

事语类文献的书写,固然难免加工与想象,但在表述上常常也无法脱离作者的历史认知。《赵正书》的编者,就在基于始皇出行的历史事实加以虚构,从而构造出一幅充满记忆与想象的出行路线。据《赵正书》所述,为了变气改命,始皇帝最后一次出游天下。在返程途中,于柏人(今河北邢台隆尧县附近)患上重病。因自知命数将尽,于是隐瞒群臣,密令尽快抵达“白泉之置”。然而病情的进一步加深,始皇帝终于无法前行,所以在临死前与李斯进行了一段对话,决定立随行的胡亥继位。

始皇帝死前想要抵达的“白泉之置”在哪里?值得我们注意。首先要交待的是,所谓“白泉”,实际是整理者的误释。陈剑先生已改释为“甘泉”,通过一些学者的证据补充,结论已不可移易[10]。部分对《赵正书》进行研究的学者,对陈说未加措意,甚或对“白泉”加以阐发,是不妥当的。

而注意到陈说的学者,或怀疑“甘泉之置”,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的“甘泉”侯国所在,即今天的河北沧州景城。当然,考虑到马孟龙已指出“甘泉”侯国是“景”侯国的讹误,持论者也承认“沧州说”仅是“猜测”。

所谓“甘泉侯”,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怀疑有误。马先生的结论当可信。[7](P397)除却咸阳附近的甘泉山、甘泉宫以外,目前还没有发现以“甘泉”为名之地。陈剑先生通过对《赵正书》“其亟日夜揄,趣至甘泉之置”的分析,认为甘泉“必定距柏人甚远”,而“需日夜兼程”才能赶到。我认为此说值得重视,“甘泉”应该就是距离柏人、沙丘迢远,而靠近秦都咸阳的甘泉宫。

与上一次出游(始皇三十二年)“巡北边”、从上郡返回咸阳不同。这次的路程更为遥远。按照计划,嬴政将一路行至云梦泽,望祭虞舜,接着沿长江而下,到达钱塘,再至会稽祭祀大禹,往北经过今天的苏州,从句容渡海,沿海岸向北到达山东琅邪,到荣成县成山,接着继续沿海往西。转至今天的河北、山西一带,抵达帝国的北方边郡——九原郡,最终返回。

《蒙恬列传》记载,为了这次出行,始皇命令蒙恬修筑直道:“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4](P3097)其中“甘泉”,张守节《史记正义》指出即是甘泉宫。由此可以知道,沿直道从九原返回甘泉宫,是始皇帝计划中的最后一段路线。据辛德勇的研究,这条直道,在秦始皇返程途中已经可以通行[8]。所以在嬴政死后,李斯、赵高等人才可以秘不发丧,仍按照原线路“从井陉抵九原”沿直道返回[11]。因此,这条直道的端点——甘泉,就成了从九原到咸阳的必经之路。“甘泉之置”中的“置”,是一种邮驿机构,可供往来人员休息、更换马匹。《后汉书·西域传》说“列邮置于要害之路”[9](P2932),在直道的端点甘泉宫附近设“置”,是很自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元封元年,汉武帝的出行,同样是从秦时的九原郡一带沿直道返程,并将甘泉作为终点。[12]秦皇、汉武回程线路的相似,跟直道的便捷有直接关系。公元前177年,在平定匈奴右贤王入侵河南地后,汉文帝亦从“甘泉之高奴”[13]司马迁在行至北方,从直道返回后,曾感叹“固轻百姓力矣”[4](P3100)。作为生活在西汉早期的《赵正书》编纂者,对直道的便利及始皇帝的归程路线应相当熟悉。根据前后文意,不难得知作者的思路:嬴政发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下令封锁消息,避免群臣知晓,命令从北方由直道尽速抵达甘泉宫,从而进入咸阳,颁布立嗣诏书,防止群臣生变。这在之后始皇帝“病即大甚”不能前行时,和李斯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

吾霸王之寿足矣,不奈吾子之孤弱何。……其后不胜大臣之纷争,争侵主。吾闻之:牛马斗,而蚊虻死其下;大臣争,齐民苦。吾哀矜[14]吾子之孤弱,及吾蒙容之民,死且不忘。其议所立。(简6-8

这段对话中,嬴政表达了对诸子孤弱、大臣可能纷争侵主的担忧。由此可以揣摩《赵正书》编者的意图:在还可勉强前行的此前,行事隐秘、生性多疑的始皇帝,必然急切希望亲自返回,以期稳定局面。所以在第一次对话中,嬴政命令李斯等“亟日夜揄,趣至甘泉之置,毋须后者。其谨微密之,毋令群臣知病”。沿直道直抵甘泉,道路宽广平易,且耗时短,无疑是最佳之选。只是在力不能及的无奈下,才不得不再次仓促召见李斯等人,坦陈对大臣生变的担心,并讨论继承人问题。而斯等人回答:“今道远而诏期窘,臣恐大臣之有谋,请立子胡亥为代后。”(简15)“道远而诏期窘”,显是针对秦王急于返程而言。李斯等人准确把握了始皇的心理,因而得到准允。

所以,《赵正书》中的“甘泉之置”,最为合理的解释,必然是距离咸阳颇近的甘泉宫之置。甘泉宫是直道从九原郡南下的终点。同样是上引辛德勇文,已经提到作为战略要地的甘泉宫,至咸阳早已“建成一条高质量的通道”。寻绎《赵正书》的理路,始皇帝只要抵达了“甘泉之置”,实际上也就无限接近权力中心咸阳。另外,辛文还提到,甘泉是“可以与黄帝等天神沟通并追随其升仙的地方”,秦始皇兴工建造甘泉前殿,并修筑连通甘泉宫与都城咸阳的道路,是“为他的灵魂寻求去路和归宿”。《赵正书》的编者,想必对此也有所了解。对于始皇帝而言,这次的出行本就跟“变气易命”有关,在现世的寿命无法延续的情况下,回归甘泉,以求灵魂的永生,恐怕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三、西汉前期秦亡局势的不同记载

上文说过,对秦亡原因的反思,贯穿了整个西汉王朝。秦亡后成书的《赵正书》,是以西汉早期视角看待这一事件的宝贵资料。结合相近时段文献,勾稽当时人对秦亡的观察,对探讨秦亡前期的局势也不无裨益。

《赵正书》记载,当二世下令诛杀李斯时,子婴进谏:

夫变俗而易法令,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使以法从其约,而行不义于天下臣,臣恐其有后咎。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今将军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故曰危。(简45-48

曾经横扫六国的秦,为何在十几年后的反秦起义中覆亡?这恐怕是很多人曾思考的问题。引文中的“使以法从其约”“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应予以重视。类似的表述也见于《盐铁论·徭役》:

秦灭六国,虏七王,沛然有余力……及二世弑死望夷,子婴系颈降楚……十四岁而亡。何则?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

《盐铁论》的“外无敌国之忧”,即《赵正书》的“外毋敌”。秦帝国此时已经横扫六国,军事之强,一时无匹。据贾谊《过秦论》,“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循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俨然兵强城固。彼时秦的忧患,主要还是来源自身:一方面,是《赵正书》所言立赵高而“以法从其约”。《盐铁论》中颇见对因二世“尚刑”、赵高治狱法而丧国的批评。

另一方面,则是朝内李斯与赵高间的权力之争,也即《赵正书》的“内有争臣之志”。双方的对抗,以后者获胜告终:《赵正书》说“诛群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当即是指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自杀,蒙恬、李斯等被诛,赵高封立等事件。先秦以降,对国家兴亡类似的内外之辨还有不少。《吴越春秋》载勾践七年,大夫浩力主攻吴,原因是吴国局势“外有侵境之敌,内有争臣之震”。这与《赵正书》的“外毋敌而内有争臣之志”,句式相近。《吴越春秋》的上文交代,此时吴国已是大夫嚭把持朝政,伍子胥因“力于战伐,死于谏”,跟秦国二臣相争的局面正相仿。反观《赵正书》,以始皇帝口吻说出大臣纷争、孤弱嗣子,显系后人的“后见之明”。在西汉前期人看来,除却施政的苛欲无度,内有“争臣”的动荡政局,同样是强秦速亡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15]

权臣的倾轧,狱法的日益严苛,引起当时各阶层的恐慌。《李斯列传》载“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者众”。值得注意的是,《过秦论》评论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此事似不见他书,本无着落。《赵正书》子婴谏言说“大臣外谋而百姓内怨,将军章邯兵居外,卒士劳苦,委输不给”。两相参看,不难发现当时可能有此类记述:章邯军在镇压山东义军时,以后方保障为由,对秦廷有所施压。这既可能是时人因章邯背叛行为而进行地杜撰、丑化,也很可能本有其事。

内部的离心,也是陈涉军得以深入的重要因素。二世元年,陈涉、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作为临时组建的军队,装备、后勤以及兵员素质,本无法与久战的秦军相比。但陈涉军队一路攻城略地,却鲜少遇到后者的有力抵抗。以至于“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过秦论》)。刘师培已指出,“战于鸿门”所说,即陈涉的属将周文入关,军于戏下之事[10](P2)。戏和鸿门都在今天的山西临潼,距咸阳仅几十公里。这一事件,在西汉人看来,是秦崩溃的重要节点。本是“群盗”的叛军兵临咸阳,已致朝野震动。据《李斯列传》的记述,李斯因此数谏二世,二人由此生嫌。此后赵高更以周文入关是斯长子李由“不肯击”为由,诬称他有通敌之嫌,导致斯与高交恶。李斯的被戮,使得赵高方的权势再也不受钳制。

《盐铁论·结和》同样称秦“知进取之利,而不知鸿门之难”以至于“欲大而亡小”。它直接导致了《过秦论》所说“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连环效应。山东诸义军,慑于秦军的强大,在函谷关失守前,本多处于观望、蛰伏的状态。对此,《过秦论》有直白地描述:“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贾谊认为,函谷关的攻破,给诸侯以巨大鼓舞:他们意识到,历代秦王苦心经营的关中,并非金城千里,反秦实为有利可图之事。所以在《高祖本纪》里,周章军自戏而还之后,刘邦从驻守丰地转而向外扩张,燕赵齐魏均自立为王,项梁项羽起兵于吴。至此,反秦的大幕才正式拉开。

参考文献:

[1]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解[J].湖南大学学报,2015(第3期).

[2]马瑞鸿.秦二世胡亥继位说考辨[J].文化学刊,2017(第7期).

[3]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J].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2016(总第26辑).

[4]司马迁.史记(新点校本)[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吴恂.汉书注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8]辛德勇.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第1辑).

[9]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刘师培.贾子新书斠补[M],民国宁武南氏校印刘申叔遗书本.

 

附记:本文蒙陈剑师及杨继承、王亚龙等先生审阅指正,作者很感谢。

2017824日稿

2017123日二稿

2018316日三稿

 

本文原载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第171176页。

 

 



[1]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以下所引《赵正书》简文,均出自此书,为避免繁琐,仅在引文末标示简号。

[2] 如赵化成《北大藏西汉竹书〈赵正书〉简说》,《文物》,2011年第6期;王子今《论〈赵正书〉言“秦王”“出斿天下”》,《鲁东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日本中国史学会编《中国史学》第26辑,201610月;工藤卓司《北京大学蔵西汉竹书〈赵正书〉における“秦”叙述》,大阪大学中国学会编《中国研究集刊》第63号,20176月。

[3] 20211103补】当作“著”,见邬文玲:《秦汉简牍中两则简文的读法》,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五辑,中西书局,2016年,第221页。参看高中正《北大简零札三则》,《历史文献研究》第45辑,广陵书社2020年,第6369页。

[4]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益阳市文物处《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5期,第40页。释文参考了陈伟《〈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通释》,并有所改动。陈文见《江汉考古》,2017年第1期。

[5] 转引自陈侃理《〈史记〉与〈赵正书〉——历史记忆的战争》,第30页。

[6] 原文为“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见《史记》卷二四《陈涉世家》,中华书局2013年新点校本,第2352页。

[7] 原文作“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汉)陆贾撰,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卷一《道基》,中华书局1986年,第29页。

[8] 司马相如的《吊二世赋》同样未见继位问题的表述。此篇批评了胡亥因持身不谨、信谗不悟而导致亡国灭祀,跟《赵正书》文末称胡亥是“所谓不听谏者”立意较为接近,似乎在当时人看来,二世的无道信谗,才是秦亡的主因。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第3677页。

[9] 丁寿昌说见刘宝楠《愈愚录》卷五“古书篇传单行”条。参看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10] 见网友“抱小”《读〈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叁)〉(一)》一文后的跟帖,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51118日。

[11] 见《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蒙恬列传》记载直道“道未就”,《李斯列传》载二世即位后仍“修直道、驰道”,很可能直道并未完全修筑完成,但已可通行。

[12] 《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13] 20210901补】《史记》卷一〇《孝文本纪》,第425页。

[14] 此字本作“令”,原整理者括注为“怜”,亦可。

[15] 20190606补】《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安上书,听闻当时长老人言,“山东之难始兴”,实则由秦发適戍备越引发。这又可以看作秦亡的另一种“记忆”。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1年11月3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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