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和文華館藏古璽印的調查與研究

-兼說戰國文字中從“犬”“羊”的“幸”字

劉  海宇

（日本巖手大學平泉文化研究中心）

古璽印是古代昭示信用的憑證，在古代制度史、社會史、藝術史以及古文字學等領域具有較為重要的研究價值。按照時代分類，可分為古璽、秦印、漢印、隋唐及以後古印等，古璽主要指先秦時期六國的古印，秦印包括秦統一之前的秦國和統一之後秦代的古印，漢印一般指漢至六朝時期的古印。根據內容分類，可分為官印、私印、吉語印、肖形印等。古璽根據國別或地域的不同，可分為三晉系、燕系、齊系、楚系等。古璽印的文字有地名、官職名、人名、吉語等內容，是研究古代歷史地理、官職沿革、姓氏起源、思想習俗的重要史料，同時在古漢字的形體演變、用字習慣等文字學領域也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日本是中國大陸之外收藏古璽印最多的國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小林斗盦統計日本藏古璽印約有一萬方。^[1]2017年7月，蕭春源先生統計日本公私機構以及個人的藏印總數近一萬五千方。^[2]近年，我們在整理研究巖手縣立博物館藏古璽印^[3]的同時，也在陸續就其他機構所藏古代璽印進行調查和研究。大和文華館現藏古璽印九方（套），包括古璽三方，漢印六方（套），印面與印鈕照片見該館藏品目錄（以下簡稱《圖錄》），^[4]但《圖錄》中的照片很小，文字模糊不清。我們在2021年8月4日赴該館進行了調查^[5]，今據調查所得資料，公佈這些古璽印的詳細情況，並做進一步研究，請學界不吝指教。

一，古璽

1.“事肌”

三晉系私璽，鼻紐，尺寸：印面11.7×11.1mm，高9.6mm（圖一）。《圖錄》釋“事恆”，今改釋為“事肌”。“事”為姓氏，“肌”為人名。姓氏“事”常見於古璽，文獻中見於《姓苑》（《戰古》^[6]108頁）。“肌”字“肉”旁右上方加一飾筆，以與“日月”的“月”相區別，這是三晉與燕系戰國文字的書寫習慣。^[7]“肌”用為人名，又見於巖手縣立博物館藏印M28“長肌”（《巖博藏印》16頁）以及《璽彙》^[8]2454“椁(郭)肌”、2471“?肌”（見圖二）。

“肌”，《說文》：“肉也。從肉，几聲。”馬王堆簡牘《十問》五號簡作“”，用為“肌膚”之“肌”，《天下至道談》四十七號簡用為“脂膩”之“脂”。^[9]清華簡《湯在啻門》在描述胎兒生長時說“六月生肉，七月乃??”，整理者認為“??”應讀作“肌膚”之“肌”。^[10]上述四方古璽中用為人名“肌”究竟應理解為何種意義，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2.“(戀)(幸)”

三晉系私璽，鼻紐，尺寸：印面13.5×11.3mm，高13.2mm（圖三）。《圖錄》未作釋文。

首字可隷定為“”，又見於《璽彙》386和2676，前者作“王”，用為人名，後者作“睪（釋）之”，用為姓氏。古璽文字多見從“”的字，羅振玉最早指出古璽“和”的姓氏字即車鑾的“鑾”的本字，所從“”是“?”之省。^[11]裘錫圭先生考釋出戰國文字中一系列從“”的字，他認為古璽中的“”即“戀”字省文。^[12]這都是可信的。姓氏“戀”見於《正字通》（《戰古》1038頁）。

第二字摹寫作“”，從“犬”“羊”，可以隷定作“”，應釋為三晉文字的“幸”字（詳見第三節）。里耶秦簡第八層1443號簡可見以“幸”為名的“大奴”，該簡寫於秦始皇“卅二年（BC215）六月”，可知“大奴幸”無疑出生於戰國晚期的秦國。^[13]秦漢私印中亦多見以“幸”為人名者（《文字編》^[14]930頁）。

3.“宜又(有)百萬”

三晉系吉語璽，鼻紐，尺寸：印面12.8×12.6mm，高9.7mm（圖四）。同樣的吉語璽較為多見，例如《璽彙》4806-4811。《圖錄》釋“向大全□”，今改釋為“宜又(有)百萬”。

第一字與《璽彙》4810字形近同，作“”形，“宜”字省體。第二字“又”字寫法與《璽彙》4809近同，作“”，右下有一飾筆，讀為“有”。戰國文字中“又”的飾筆可寫在右側，也可寫在左側，《璽彙》4814作“”形，“反”字在貨幣文字中既作“”形，又作“”形。^[15]

第三字作“”，舊多釋“金”，1974年戰國中山王出土圓壺銘文中“數百里”的“百”字作“”，學者才知道該字形在三晉系文字中用為“百”。^[16]至於“”為什麼可以用為“百”， 眾說紛紜，例如：李學勤、李零兩先生認為是“害”字音近通用字，張政烺先生認為是“百”字倒書，劉宗漢先生認為是“金”字音近假借字，湯餘惠先生 認為是“白”字繁構，^[17]學界尚未有統一的認識。

二，漢印

1.“信義之印”

龜紐，南北朝時期銅質官印，整體鎏金（圖五）。尺寸：印面30.7×29.7㎜，高26.8㎜。

兩漢官印一般一吋（約2.3釐米）見方，即“方寸之印”（《漢書·嚴助傳》）。到兩晉南北朝時期，尺度逐漸變長，兩晉時期一吋2.42-2.45釐米，南朝時期一吋2.5-2.52釐米，北魏時期一吋2.78-2.96釐米之間。^[18]南北朝時期官印形制也相應變大，2.7-3.1釐米者較為常見，故宮博物院藏一方十六國至南朝時期的鎏金龜紐“龍驤將軍章”，邊長更是達到3.4釐米。^[19]

 “信義”為信用道德之義，《三國志·蜀書·劉備傳》：“劉玄德弘雅有信義。”南朝梁曾設信義郡，領海陽、前京、信義、海虞、興國、南沙等縣，陳因之，至隋平陳之後廢置，位於隋代吳郡常熟附近（《隋書·地理志》揚州吳郡條）。南朝陳後主有子被封為“信義王”（《南史·蕭統列傳》）。清人所修《信義志》載，信義郡置於梁天監六年（507），又分婁縣置信義縣，隋開皇九年（589）廢信義郡，改吳郡為蘇州，信義縣亦廢。^[20]南北朝時期，又有“信義將軍”，為當時盛行的雜號將軍之一。《魏書·傅豎眼列傳》載，南朝梁武帝蕭衍時楊興起曾任“信義將軍”，同書《衛操列傳》載衛泥、衛雄、段繁等曾任北魏的“信義將軍”。

魏晉南北朝龜紐鎏金印或為金質官印的代用品，亦或帶有某種榮譽的性質，其等級高於普通銅質官印。現存魏晉南北朝官印中，大多為普通銅印，銅質鎏金者發現較少。^[21]“信義之印”是南朝梁、陳時期的官印，形體較大，銅質通體鎏金，應與南朝信義郡或信義將軍有關，是可以證實南朝歷史事實的重要官印資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追記：邴尚白先生指出，“‘信義之印’或許也可能是私印。”）

2.“中德私印”

漢代私印，瓦鈕，尺寸：18.2×18.0mm，高16.5mm（圖六）。

 “中”為姓氏，漢印中又有“中福私印”、“中舒之印”等（《文字編》41頁）。據唐代《元和姓纂》，見於《呂氏春秋》的“中尚”為魏公子年之後，以封邑地名為氏。《戰國策》秦國有“中期”，《史記》有“中旗”。^[22]

3.“馬耐之印”

漢代私印，瓦鈕，尺寸：18.3×18.0mm，高16.1mm（圖七）。

“耐”字，《說文解字》作為“耏”字異體收錄，訓“罪不至髡也”，是一種剃除頰鬚的輕刑，秦漢出土文字中多從“寸”作。漢印中名“耐”者尚有“樊耐之印”、“卑耐之印”、“便耐”等（《文字編》861頁）。

4.“王奉印信”“彊詡”子母印（套印）

漢私印，子母印，辟邪鈕。《圖錄》釋母印印文“王泰印信”，今改釋為“王奉印信”，尺寸：印面25.2×25.0mm，高30.0mm；子印印文“彊詡”，尺寸：印面12.2×12.2mm，高16.5mm（圖八）。

子母印，又稱套印，由兩方或三方印章相套合而成，流行於東漢至魏晉時期，多見於私印。鈕式多為獸鈕，母印為母獸，子印為子獸。辟邪鈕，流行於東漢晚期至魏晉時期，多為私印。^[23]子母印的印文中，母印多刻姓名加“印信”，子印刻表字。^[24]

“奉”字，與漢代官印中的寫法“”、“”^[25]近似。漢代私印中，名“奉”者比較多見（《文字編》238-239頁）。該套印中，母印為“王奉印信”，子印“彊詡”應是“王奉”的字號。

5.“黃參私印”

漢私印，辟邪鈕，尺寸：印面12.6×12.3㎜，高19.4㎜（圖九）。

第二字“參”字形較特殊，下部作“尒”形，漢印中又見於“雚參私印”的“”以及“蘇參私印”的“”等（《文字編》595頁）。漢代人名中，名“參”者不僅多見於漢印中，傳世文獻中也有不少，例如：漢初有相國“曹參”（《史記·曹相國世家》），漢文帝之子太原王叫“劉參”（《漢書·文帝本紀》）。

6.“史安世印”

漢代私印，龜紐，尺寸：16.0×16.0mm，高14.8mm（圖十）。《圖錄》釋“史印冊世”，今改釋為“史安世印”。

“安”字為白文，可摹寫作“”，其餘三字為朱文。這種文字以朱文與白文相間雑的漢印一般稱為“朱白相間印”，極具美感和藝術性。就此類漢印的詳細情況，鄧散木先生曾總結曰：“漢印有半朱半白者，有朱白相間者，又有一朱二白、二朱一白、一朱三白、三朱一白、二朱二白，及上下分朱白者。大抵筆畫少者，則以朱文間之，其二字筆畫一繁一簡者，則取簡者朱之，繁者白之。朱白之間，各適其宜，不可強合。”^[26]

 “安世”為漢代常見人名，多見於漢印和傳世文獻之中。該印形體較小，龜紐造型寫意，或是子母印（套印）中的子印。

三、說戰國文字中從“犬”“羊”的“幸”字

“幸”字，《說文》字形作“??”，分析為“從屰從夭”，但在出土文字資料中，“幸”字的形體並不如此。1914年，羅振玉在《流沙墜簡》一書中釋敦煌漢簡中的“”字為“幸”，他說：

“??”字即“幸”字。諸簡中“幸”字多從犬，然皆上犬下羊，此簡則著犬於羊側。漢印中有“大利長幸”等語，其“幸”字上皆從犬，與篆書從作不合，前人不敢確定為“幸”字，然漢石刻中“幸”字皆從犬，無從夭者。今證以諸簡，知漢人隸書“幸”字無一與篆文合者，是可異也。^[27]

趙平安先生認為“幸”字從“犬”“羊”乃漢代人所改，兩者在古代均是能夠帶來吉祥的動物，漢代人“改幸為從犬從羊是有其深刻蘊意的”。^[28]季旭升先生在《說文新證》初版一書中認為，據漢代文字，《說文》之說不可信，“幸”實從犬羊，他引王北岳說云：“犬羊味美，人之幸冀，得之為幸也。”^[29]兩位先生一從吉祥寓意立說，一從美味立說，均認為漢代“幸”字的形體從犬從羊。

上博簡《昭王毀室》篇中有“”字，陳劍先生在《釋上博竹書<昭王毀室>的“幸”字》（以下簡稱陳文）一文中最先釋為“幸”，他分析字形從“犬”從“倒矢”形，並云“其形體結構及造字本義還有待進一步研究”。^[30]從辭例“不幸僕之父之骨在於此室之階下”^[31]看，陳先生對文意的把握無疑是正確的，但他的字形分析尚無法釐清戰國文字中“幸”字的形體結構和造字本義，林素清先生指出“這樣的釋讀並不完美”^[32]。

其後，戰國楚竹書中“幸”字多有出現，具體字形羅列如次：

（上博四《昭王》）、（上博五《姑城》3）、（上博五《姑城》3）^[33]、（清華五《湯丘》11）^[34]、（清華六《孺子》8）^[35]、（清華七《子犯》5）^[36]、（清華八《邦道》5）、（清華八《邦道》18）、（清華八《心中》4）^[37]、（清華九《禱辭》1）^[38]。

上述十個字形中，除《湯丘》11號簡的字形不清之外，其餘九字的寫法可分兩類，一類從犬從，共兩例，見上博五《故城》，另一類從犬從，共七例，佔大多數。陳文舉出大量實例證明楚文字中為倒矢之形，多見於合體字的偏旁，又或訛作形，單獨使用時可用為“矢”字。其結論很具說服力。關於秦漢文字中的“幸”字形體，陳文較為含糊地說：“‘幸’字下半所從跟‘羊’字也往往不同”，而且與“幸”字下半相比較的字形是單獨的“羊”字與“鮮”的右偏旁。他又說馬王堆一號漢墓文字的“幸”字下半所從大致有、兩類，前一類與“羊”近似，又云睡虎地秦簡中“幸”字下半與“羊”不同而與“逆”、“朔”的“屰”旁相同，並云“幸”字下半的變化與“屰”的寫法變化相一致，均有“”、“羊”、“”三類，從而推論秦漢文字中的“幸”也從犬從“倒矢”形。現在學界多改從陳先生說，例如：季旭升先生《說文新證》第二版云：“字從（倒矢形）、從犬，取義不明”^[39]，徐在國先生《上博楚簡文字聲系》云：秦漢文字中的“幸”字下半“大致有、兩類形體，本為‘倒矢’形”^[40]。因迄今楚文字以外的其它諸系戰國文字中尚未發現“幸”字，上引陳文只是根據楚文字形體而得出的結論，這是需要注意的。

上引陳文說，秦漢文字中“幸”字下半的變化與“屰”旁的寫法變化相一致，均有“”、“羊”、“”三類。而秦漢文字中“羊”或“羊”旁的寫法也作這三類，例如：^[41]

作“羊”：（羊，嶽麓秦簡壹）、（羣，嶽麓秦簡叁）、（羊，馬王堆簡帛）

作“”：（羸，嶽麓秦簡三）、（羣，睡虎地日書甲）（羊，馬王堆簡帛）

作“”：（羣，里耶8-1777）、（羣，張家山漢簡）、（美，馬王堆簡帛）

由此可知，迄今所見秦漢文字資料只能證明“屰”或“屰”旁與“羊”或“羊”旁已經混同，而不能證明“幸”的下半所從是由“倒矢”變來的“屰”而不是“羊”。實際上，“幸”下半所從位於字體下部，與處於同一位置的“羣”字下部所從“羊”相一致，均有“”、“羊”、“”三類。換言之，上文所引羅振玉等認為漢代文字中“幸”字從犬從羊之說尚不能完全否定。

我們再回頭看三晉私璽“(戀)”的“”字，原字形可摹寫作“”。該字右旁是三晉文字中的“犬”，寫法較有特點，近似寫法見“”（?，《璽彙》2519）、“”（猗，《璽彙》826）等。三晉文字中“羊”或“羊”旁的寫法是“”、“（牂）”、“（羣）”^[42]，其特點是字形最上部相當於羊角筆畫的象形下垂，“”字的左旁無疑是“羊”，可隷定為“”。我們認為，“”即戰國三晉文字中的“幸”字，字形中的“羊”應起到聲符的作用。上古音中，“羊”為餘母陽部，“幸”為匣母耕部，韻部旁轉，聲母有關聯。例如：匣母陽部的“永”多與以“羊”為聲符的餘母陽部字“羕”相通假，《詩經·漢廣》：“江之永矣”的“永”字，《說文》引作“羕”。^[43]戰國秦漢出土文獻中也多見“永”“羕”兩字的通用，又可見餘母月部的“閱”讀為匣母質部的“穴”的例子。^[44]所以，戰國文字中匣母耕部的“幸”以餘母陽部的“羊”為聲符是完全有可能的。

據此，我們認為戰國文字中“幸”字的形體有兩系，一是楚文字中從矢從犬的“”類寫法，二是三晉文字中從羊從犬的“”類寫法，而後者為秦漢文字所繼承，是正統的“幸”字寫法。換言之，三晉文字中的“”是秦漢文字中“從犬、從羊”的“幸”字的直接源頭。三晉和秦漢文字中的“幸”字從犬羊聲，是形聲字，至於是否兼有會意，以及所會之意如何，尚待進一步研究。關於三晉文字中從羊從犬的“幸”字與楚文字中從矢從犬的“幸”字的關係，我們尚不完全清楚，只能寄希望於將來有更多的出土文字資料來解決這個問題。

結語

本文所得收穫主要有如下幾點。一是根據我們的調查資料，公佈大和文華館所藏九方（套）古璽印的印鈕和印面照片以及測量數據，對《圖錄》中有問題的釋文做了改釋；二是指出“信義之印”為是南朝梁、陳時期的官印，與南朝信義郡或信義將軍有關，是可以佐證南朝歷史事實的重要官印資料；三是將三晉系古璽“(戀)”的“”考釋為從犬從羊的“幸”字，是以“羊”為聲符的形聲字，是秦漢文字中“從犬、從羊”的“幸”字的直接源頭，“幸”字從“犬”“羊”乃漢代人所改之說不確。迄今只在戰國楚文字中發現過明確的“幸”字，而在其它諸系古文字中尚沒有發現過，本文所釋三晉文字“幸”字的發現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

附記：本文所用照片均為筆者攝影，資料的使用已經取得大和文華館的許可。我們在做調查時，得到該館學藝部宮崎もも女史和瀧朝子女史的幫助，在此謹表衷心感謝。

本文是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基盤研究（C）“日本に所蔵される中国古印に関する調査研究”（項目編號：21K00885，研究代表：劉海宇）的階段性成果。

追記：本文原載《第33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文字學會、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出版，2022年5月，139-149頁。我們在“第33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論文時，得到討論人邴尚白先生（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悉心指正，在此謹表感謝。

本文收稿日期为2022年5月3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22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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