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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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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8-17 21:4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旨阝夜》所见辛公甲与作册逸

http://www.gmw.cn/01gmrb/2009-08/17/content_964795.htm

 

 

 

李均明 发布时间: 2009-08-17 08:30 来源:光明日报

发表于 2009-8-18 00:52 | 显示全部楼层

看来关于清华简《旨阝夜》的讨论,已经拉开大幕了
发表于 2009-8-18 04:15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辛甲”事迹感觉和牆盘里述及的“列祖”故事类似。

发表于 2009-9-14 07:27 | 显示全部楼层

清华简《(耆)夜》
李学勤 刊发时间:2009-08-15 08:00:00 光明日报

  今年4月25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举行成立仪式,我汇报工作,提到正在整理的清华简有一篇载有周武王和周公作诗。这件事受到媒体注意(见4月26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引起学术界同人的关切。现在这篇简的缀合编排已近完成,虽仍有个别缺损,大致面貌已经显现。这里想和前些时候介

绍《保训》一样,也作一简单报道。

  这篇简一共是14支,每支25至29字不等。在其最后一支简背写有篇题是“(耆)夜”。据简文系国名,即传世古书中的“耆”,也写做“黎”、“”或者“饥”、在今山西东南的壶关(或说黎城)境内。“夜”则是与饮酒礼仪有关的词,我个人以为应读为《说文》“口”(dù)字,《尚书·顾命》作“咤”,许慎训为“奠爵也”。

  简文开头说:“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大室。”这关系到商代末年的一个重大事件。大家知道,《尚书》的《商书》中有《西伯戡黎》,记载“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祖伊是商朝大臣,得知周人战胜黎国(即耆)的讯息,急忙向纣报告,没想到纣自称有命在天,拒不听谏,依旧怙恶不悛。

  《西伯戡黎》的“西伯”,汉人《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等都认为是周文王。不过这个诸侯国距离商都太近,文王到那里用兵与历史情势不合,所以自宋代以来许多学者怀疑是也称“西伯”的武王,但他们都举不出证据。今见简文明说是“武王八年”,就证实了这一质疑。

  武王出师戡耆,得胜归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了“饮至”的典礼。“饮至”意在庆功,如《左传》桓公二年云:“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解释说,师返,于宗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并说明“舍爵”是“设置酒杯,犹言饮酒”,都与简文相合。

  《周本纪》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戡耆饮至典礼上,这些人都在场。简文云:“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即介),周公叔旦为命,辛公(甲)为位,作策(册)逸为东堂之客,郘(吕)上(尚)甫(父)命为司政(正),监饮酒。”他们在饮至中的身份,可参看《仪礼》等书。

  毕公和周公一样,是武王之弟,他于典礼中为客,可能由于他任伐耆的主将,功劳最大。召公或说系文王庶子,同武王也是同辈。辛公见《左传》襄公四年,称辛甲,为周大史,《韩非子·说林上》作辛公甲,这里的“甲”大约是一名一字。作册逸见《尚书·洛诰》,古书里又称史逸(佚)、尹逸。《国语·晋语四》云文王“访于辛、尹”,韦昭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吕尚父古书作吕尚、师尚父、太公望等,是大家熟悉的。

  简文没有详述典礼的仪节,主要讲的是饮酒中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诗。

  先看武王致毕公的诗,简文云:王夜(咤)爵醻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紝(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作歌一终”,语见《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古时诗均入乐,演奏一次为一终,“作歌一终”便是作诗一首的意思。武王诗内“宴以二公”意即以宴二公,二公是毕公和周公。

  接着有武王致周公的诗,题为《(輶)乘》;周公致武王的诗,原失题,疑当为《口口(英英)》,都说是“作歌一终”。周公致武王的诗,则是:

  周公或(又)夜(咤)爵醻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 (歆)是禋明(盟)。於……月有城(盛)(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亡疆。

  按《诗·节南山》有“家父作诵”,《崧高》和《烝民》有“吉甫作诵”,“诵”即诗篇,周公作“祝诵”就是颂祝武王的诗。

  这首诗叫做《明明上帝》,使我们想起《逸周书·世

发表于 2009-9-14 07:29 | 显示全部楼层

再谈汉人改造先秦典籍
——方法论问题
熊铁基 刊发时间:2009-08-19 08:00:00 光明日报

  从2002年12月24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重新认识古书辨疑》,到2005年7月19日在该报发表《汉代对先秦典籍的全面改造》,前后经历了三到四年,现在又过了四年。在此期间,有一些学者赞同笔者提出的“改造”说,如李振宏同志在此基础上展开了自己的论说(见《河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近日读了日本学者浅野裕一的《新

出土文献与思想史的改写》(《文史哲》2009年第1期),觉得有些话还值得谈一谈。我曾对人说,出土先秦文献越多,我的“改造”说越“正确”。下面我想就此再谈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异同

  浅野先生根据新出土文献提出思想史要改写,并批评了许多日本学者的所谓“疑古派与释古派的观点”,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学者的“观点”是与上世纪中国“古史辨”派的“观点”有关系的,这些问题本文暂不讨论。其实我恰恰是受“古史辨”汉人伪造说的启发,结合新出土文献提出“改造”说,同时也解决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矛盾问题。一般来说,两者的相同之处是主要的,这也正说明它们的渊源关系。《诗经》就是《诗经》,《老子》就是《老子》,从出现之日起流传下来。这种典籍的流传必须有典有据,哪怕是“造说”或者“托之于神农黄帝”,也会另有根据。而相异之处,就是传世文献在“传授”、“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同。先秦时期因“百家争鸣”的大环境,典籍的传授和流传相对要原始、真实,但也有书写之不便、口耳相传之误等局限。秦统一之后经历“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典籍传授、流传的情况就发生更大的变化了。汉代的“改造”就是一个最大的变化。今之所谓“传世文献”,主要是在汉代定型的,特别是“群经”和几个大学派的“诸子”。当然,汉以后也还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相对而言要小得多。

  许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有相同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之处,实际上这是极大的好事,可以开阔人们的视野,可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如从文献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包括版本、文字音韵等等文献学分支,特别是可以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乃至改写思想史。对这些文献进行重新认识、重新研究,是当代传统学术研究的新任务。

汉人怎样改造先秦典籍

  先秦典籍的传世本,应该都是汉人“改造”过的本子,不过,这个“改造”有大小之分、多少之别。“改造”定型的时间,应该主要是西汉末年的刘向校书,《汉书·艺文志》反映了这个结果。汉人为什么和怎样“改造”呢?这当然又与秦之“焚书”有关,如司马迁在《六国表》中所说:“秦既得意,烧天下之《诗书》……《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书籍大量被毁,私藏甚至是壁藏的终究是少数,汉初“除挟书令”乃至搜求图书,也不那么容易,当时是书少而且不全,伏生壁藏《尚书》,“汉定”,“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就是一个例子。当时主要以竹简写成的书籍,私人很难全有,也很难保存,零零星星、陆陆续续搜集起来的书籍,就必须整理、校定,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改造”过程。我们曾经指出,刘向校书是一次大的“改造”,包括为有些书如《战国策》定名,对有些书如《晏子》确定编目,等等,并且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校书还不只一次。

  这里再谈谈民间流传、传授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的“改造”。谨以《尚书》为例,据《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初寻找治《尚书》者,“天下亡有”,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伏生,“老不能行”,派晁错“往受之”,当时的情况是“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了,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这样以意“属读”,能够保证晁错所录回的本子百分之百是伏生的吗?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本子,“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徵,弗能明定。是后鲁周霜、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云。”一传再传,不知有多少传本,如后世辑佚之《欧阳章句》、《大小夏侯章句》之类。民间还有一些散篇,如河内女子献《泰誓》一篇。当然更有

发表于 2009-9-14 07:40 | 显示全部楼层

知道了這個是讀“甲”,呵呵……其下部所從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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