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王国维先生曾将二十世纪初西北地区发现的木简等四种历史研究的材料,与汉晋时代的孔壁藏书、汲冢书比肩,称其为“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现”。他当时所下此论断是依据其用心研究过的数百支敦煌汉简。地不爱宝,八十多年过去了,目前已经发现的秦汉魏晋的简牍总数超过二十万支,是那时的数百倍。二十世纪是简牍大发现的世纪。这些两千年前的第一手材料,在很大程度上已影响到关于那个时段历史研究的趋向。而包括1930年代和1970年代两次发掘的居延汉简,在20世纪简牍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数十年以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这批汉简,对汉代西北边塞地区的制度、社会等已经有了相对明晰的认识,并对简牍制度本身也找寻出一些规律性内容。构成这些成果的重要基础,是对简牍内容的解读,而居延汉简语词中特有语词的释读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点。所以,在居延汉简的研究论著中,与语词解释相关的成果占有很大比重。居延汉简的语词研究,按时间顺序大致可以划成这样几个时间段: 居延汉简出土并公布以后,较早有劳干先生的一系列成果,以《居延汉简考证》为其代表。对简牍中所涉及到的基本语词做了考释;接着陈槃先生在《汉晋遗简偶述》等一系列关于汉简的文章亦有研究;陈直先生《居延汉简研究》一书中的《居延汉简综论》和《居延汉简解要》对1936年出土的居延汉简做了综理,其中有很大比例是对语词的解释。他们是较早研究居延汉简的学者。对于和传世文献不同的汉代材料,他们主要贡献在于把汉简中特有的一些基本语词,结合传世文献做了解说,这构成了居延汉简研究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1950年代,居延汉简释文和图版传到日本后,日本学者对此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因为行文方式的缘故,他们在提供简文例证时,总要先解释其中一些词汇的意义,因而这也可以构成语词研究的一个方面。其中的一个好处是,一些似是而非的简牍词语,对其对应的现代语义有一个明确的回答。 1970年代以后,一些古文字等相关领域的学者涉足这个领域,其中具有代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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